全球化面临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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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面临四大挑战
  目前,全球化面临四大严峻挑战:
  第一,美国作为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者,认为全球化偏离了“美国化”既定轨道,“不合算”“吃亏了”的思想占据上风,对维护现有国际体系逐渐失去兴趣,推动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国际规则,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种种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对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未来的发展构成严峻挑战。国际秩序“失序”、全球治理“碎片化”,都处于“自由漂移”状态或“自我驾驶”模式,全球化不确定性增大,前途难卜。
  第二,全球化主要参与方——西方发达国家——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资本与劳动矛盾,或者说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矛盾不仅没有及时得到缓解或解决,反而不断激化,引发社会撕裂、精英与百姓阶层对立和对抗。
  第三,全球化前景的巨大不确定性给地缘政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大国关系更趋紧张,“修昔底德陷阱”等大国冲突的预测不绝于耳,地区热点此起彼伏,世界很不安宁、很不安全。
  第四,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面临文明冲突还是文明交流与融合的困惑。当代出现的许多问题事实上都与文明之间缺乏对话与融合有关,无论是“西方中心论”国际体系中,西方文明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还是中东乱局下叙利亚、利比亚等国政治社会秩序崩溃、难民潮涌现,或是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拉大,从根源上看,都与文明、文化之间没有很好地交流、沟通、融合有着直接的关系。
  解决全球化难题需新方案
  习近平主席在厦门金砖峰会的系列讲话中强调“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又为改革全球治理指明了方向,提出从世界历史发展和金砖自身发展两个维度来看待金砖机制,希望以“金砖 ”等创新机制加强和拓展金砖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为解决全球化进程中产生的难题提出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有几重意义:
  第一,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大大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改写世界政治经济的版图,是21世纪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现在仅金砖五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就超过50%。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模式和路径,中国已经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克服南北发展失衡、推动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二,有利于推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公正、公平、普惠的方向发展。
  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实力上升,世界格局出现大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力量的“大趋同”,但是在全球治理中前者话语权和决策权却严重不足,这是全球治理体系未来改革的重点。
  中国对全球化发展的新思路和新方案,通过金砖机制、G20、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倡议等平台,推动了全球治理从“西方治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的转变,其体现开放、包容、合作、普惠、共赢精神的新国际合作模式有利于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包容、联动式发展。
  第三,有利于超越军事同盟关系,建立全球伙伴關系网络,构建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集体安全体系。
  中国坚持在全球安全治理中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基础,采取共同、综合方式构建可持续和平,解决冲突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根源。这些年,军事同盟关系网络与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事实上共同存在,相互竞争。这两者所代表的全球化理念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搞对抗,排斥非结盟方,充满矛盾与变数;后者结伴不结盟,开放性强,内涵与外延丰富。
  中国积极倡导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主义,呼吁建立合作共赢、相互倚重、开放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集体安全格局,希望全球化进程中各国能秉持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来处理地缘政治问题。
  第四,有利于文明对话和人文交流,防止文明冲突,加强各国支持全球化的民意基础。
  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是国家间关系的涓涓细流,润物细无声。全球化有正能量,也有负能量,国际关系中矛盾同样不可避免。中国提出的全球伙伴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思想、新理念、新方案,其民意基础要靠文化交流和文明对话与融合来实现。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世界政治经济双双进入充满不确定性“新常态”和全球化进入历史新时代的今天,中国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历史和现实证明,中国将不辱使命,积极推动全球化发展,继续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
  (摘自《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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