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瑞典举行了4年一度的大选，由4个政党组成的中右联盟获胜并组成新政府。可没想到，新内阁组建刚刚十几天，就有两位大臣引咎辞职。原因之一是两人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即多年前漏缴电视费的问题被媒体曝光。
　　电视费是个什么东西?根据瑞典法律规定，拥有电视机的家庭须缴纳一年约合200美元的公共电视收视费。这笔钱主要用于发展瑞典的文化事业。
　　瑞典人缴纳电视费基本上是靠自觉，因为这不像有线电视，交了费才能开通。在瑞典看电视，只要接上线就能收看，即便是你没缴电视费，也没有人会断了你的线路。笔者在瑞典学习时，有不少中国留学生都有电视机，大多是捡来的，但个个都能看，当然，他们大多也不缴电视费。
　　不过，瑞典的普通家庭一般都会主动缴纳这笔钱的，因为电视机已经成为最基本的家庭用品，如果不缴这笔钱，就会有偷税、漏税之嫌。记得我当时的房东诺迪鲁斯就有一台旧彩电，可他眼睛不好，常常是以收音机取代电视机。有一天，他告诉我，不看电视还要缴费，不合算，他打算把电视机捐给慈善机构。第二天，他停缴了电视费。可谁料到，停缴没几天，突然就有了重要节目，记得是东德与西德合并仪式的实况转播。
　　诺迪鲁斯是从匈牙利来的移民，这件事对他来说自然十分重要。那天下午，他后悔地直说“这个季度的电视费真不该停缴。”我觉得他傻得有点儿可笑，便对他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接上线，就可以收看。今晚看了，明天不看不就完了。根本不可能那么巧，刚好就有人来检查。他听了这话，睁大了眼睛瞪着我，半天没说话，那样子就好像是我让他去干什么天大的坏事。那一晚，他硬是听了几个小时的收音机。
　　时间一长，我对诺迪鲁斯对法律充满敬畏感的处事方式也就不觉得奇怪了。有一次，我和他坐小火车去斯德哥尔摩附近的小城。小火车一般有两三节车厢，有一节为持月票者专用。门口挂着个红牌子“本节车厢没有检票员，为持月票乘客专用”。
　　通常，瑞典人都会自觉遵守规定。但那天因为时间紧，我和他没买票就先上了车，准备在车上补票。可没想到，一着急上了月票乘客专用车厢。诺迪鲁斯看到“月票专用”牌子，立即在我耳旁小声地说：“糟糕，糟糕，我们上错了车。”看他说话的神气，跟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似的。到了下一站，他拉着我下车，飞快换到另外一节车厢，主动补了票。
　　诺迪鲁斯的不同还在于，他不仅仅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还是一个能够主动维护法纪的公民。有一次，他和我去图书馆还书，忽然看到有辆汽车停在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上，可车上却下来一个小伙子，跑进了图书馆。诺迪鲁斯很生气，嘟囔着就走了过去。当他看到那辆车上并没有带“残疾人证明”，干脆就笔直地站在那儿不走了，那模样儿就像是在执勤的警察。
　　不大一会儿，小伙子跑了出来，诺迪鲁斯立即上前和他理论。他教育那小伙子说“这是残疾人的停车位，你不应停在这里。”小伙子似乎是见惯了这号爱管闲事的人物，一边点着头，一边就赶紧钻进汽车，一溜烟地跑了。可诺迪鲁斯还一副不肯善罢甘休的样子，指着远去的汽车喊道：“这是要罚款的!”
　　也许，听我讲了诺迪鲁斯的几个段子，大家就会或多或少地理解，瑞典人为什么会死死揪住缴电视费这样的小问题大做文章。在一个视法纪为生命，而又少有特权的社会，遵纪守法的公民是无法容忍任何人无视任何法规的举止的，当然，也无法信任有过这样“前科”的人来当他们的领导人。
　　瑞典新政府成员的丑闻被曝光后，也有一些人感到惋惜。他们认为，这两位大臣为了十几年前的错误而辞职，特别是其中一位还“才貌双全”，对瑞典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损失。但是，斯德哥尔摩大学政治学教授尼尔森却说了这样一段话，颇能代表主流民意：“作为政府公务人员，其操守必须成为楷模。甚至民众要求他们‘一尘不染’，也不为过。”
　　用更通俗一点的话来说，正是像诺迪鲁斯这样自己严格守法且又爱多管闲事的公民“造就”了一尘不染的“清官”，使他们必须120％地检点。因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瑕疵，即便是陈年的老账，他们也不会放过，也要翻出来折腾一番。
　　(王雪森摘自《看世界》200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