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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的极度匮乏和精神的极大解放
1949年4月2日，我父母在延安边区政府的主持下结了婚。几天之后，我妈便来到我爸所在的工作单位——瓦窑堡农具厂。在农具厂，我妈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设计制作煤矿装卸车。
从美国原子弹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科学家，要“化剑为犁”，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转行制造农机具，对我妈来说挑战还是蛮大的。
（细心的阳早发现，两轮马车能拉400多斤粮食，可美国最常见的四轮马车，一次性能拉1000多斤。于是，他费了好大力气设计出大型四轮马车。可沒承想，如此大型的四轮马车并不适合陕北狭窄弯曲的小山路。生产上的困难还只是一方面，更大的挑战，在于适应陕北的生活。这些，是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中难以想象的。）
有一天，我妈突然感觉脖子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她从脖子上抓出来一看，是一个肚子鼓鼓的黑棕色的小玩意。别人告诉她，那是虱子，并奇怪地反问道：“难道你没有见过虱子？”当大家知道我妈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东西，便纷纷热心地向我妈展示，如何用指尖陷死它。
5个月后，根据生产建设需要，农场搬迁至陕西、内蒙古交界处的草原腹地成川小镇。新农场位于定边、安边和靖边三县的交界，因此取名为三边牧场。比起陕北黄土高原，草原上的生活另有特色。
刚到三边牧场的时候，我父母的屋子因为紧挨着装粮食的库房，老鼠很多。我妈决定必须得教训一下这些家伙。
她和我爸想出一个好主意——在老鼠洞用棍子支起大箱子。棍子上拴上绳，关上灯。当听到老鼠爪子蹭地的声音，他们会猛地一拉绳子，把棍子抽出来。这样一来，刚出洞的老鼠就会被倒下的箱子压到。
用这个办法，我爸妈甚至一次逮到7只老鼠，慢慢地，屋子里的老鼠减少了许多。
无论是在瓦窑堡农具厂还是在三边农场，我父母发现，大家在工作之余，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有些人学习认字，有些人学习机械，还有人学习数学和英语。识字的人把报纸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然后大家—起讨沦天下大事。我妈更喜欢将三边牧场里的兄弟姐妹视作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作为全世界普通大众的一员，我像回到了家一样，那是一种享受。”
融合与蜕变：大鼻子汉人
在三边农场，一向大胆的寒春，去遭遇了她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天，土匪来袭，由于防守力量薄弱，当地政府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可就在这时，我妈病了，躺在床上根本不能动。最后五个壮汉子扛着她过沙漠，非要把她救下来。
当时沙漠里的风很大，他们迎着风，几乎每走一步就要后退半步，如同蹒跚的老人。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但没有一个人放弃。最终，他们到达撤离预定地点，这时候，我妈已经高烧41℃，生命垂危。
最后在农场听说有青霉素这种药是很厉害的，最后在好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跳蚤市场里找着这个青霉素的药，我爸爸从来没有打过针，这一次就给我妈打了一针，半小时以后，我妈就好了，体温开始下降。差一点就没我了，那时候我妈很绝望，她说来参加革命，这就是你参加革命的代价，她已经说听天由命了。结果呢，农场里就找到了青霉素救了她。
点滴的相处，浓缩的却是无比深厚情感。我的爸妈对于这片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人民越发热爱，越发离不开。
1952年8月，我妈为了生我来到北京，住在我舅舅韩丁家，这时，我妈已经怀孕8个月了。
在北京准备生我的时候，正赶上亚太地区和平大会召开。宋庆龄邀请我妈出席。当时我妈腆着大肚子，走出会场时，我妈和宋庆龄并肩走在一块，宋庆龄问我妈，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我妈说还不知道，旁边有人建议给孩子取名金，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宋庆龄说，为什么你不给他取名为和平呢？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阳和平。
除了我之外，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和平”，和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寄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1953年夏，寒春和阳早告别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被调往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工作。寒春没有想到，一年前她挺着大肚子离开草原，竟是最后一别。在草滩农场工作的头几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Billy和第三个孩子Karen相继出生。Billy出生时，全国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因此他的中文名叫建平，寓意建设和平之意；而Karen出生时，则赶上中国人民声援埃及人民捍卫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胜利，因此中文名取为及平，借以祈祷埃及和平之意。）
永不褪色的“白皮红心”
我父母之间说话用英文，孩子们都是用中文，然后我父母想教我们英文，我们，尤其我是特别抵触，从小反对学英文。我姥姥1962年来了，待了不到一年，她没事干，抓着我教我学英文，还跟学校商量了，每天早上我迟到学校一小时，专门陪着我姥姥学英文。但是，我姥姥是一句中文不会，我是英文一句不懂，我们俩没法沟通。一年下来，我什么都不记得，她回到美国后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孩子。
1966年春，爸和妈被调往北京，从事文职工作，但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心心念念的是回到大西北，回到农业特别是奶牛场工作。终于给他们安排到北京南郊农场，那个时候说是叫红星公社。重归生产一线的爸妈一头扎进农具改进和技术革新之中。妈妈先后设计出青饲料收害帆、挤奶机，使公社进入机械化操作阶段。随后，为建设先进示范奶牛场，爸妈呕心沥血，他们主导的“牛奶场常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成果，被农业部授予国际合作奖。我妈设计的卧式直接冷却奶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是填补国内空白。除了机械制造，利用胚胎移植改良奶牛品种也一直是两人的心愿。
（通过胚胎移植技术，阳早、寒春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质公牛和母牛。）
每次在牛场，我爸和我妈都会和小牛说说话。老两口爱牛如子，在奶牛的养殖上兢兢业业，而牛群回报的则是优质的乳汁和常年的高产。每天吃完晚饭，两人总是习惯性地坐在—起读报纸。这间不大的屋子，既是他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办公室，—住就是几十年。
自打来到中国，我的爸妈一直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怀。1966年，他们作为外国专家调到北京工作。然而，全家人每天上下班、上下学，都是专车接送。对于这种特殊的外宾级别待遇，他仃憾到很不适应。于是，他们写信外国专家局，要求和中国普通百姓同等待遇。这件事最终被毛泽东知晓后，主席是这样批示的：“外国革命专家及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1971年，舅舅韩丁来到中国，他们一家三口与我的爸妈，先后五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总理向他们讲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这些谈话，坚定了他们参与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2003年圣诞节，阳早肺部严重感染，抢救无效离世，享年85岁。生前立遗嘱：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奋斗了一生，死后不举办任何活动，骨灰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2010年6月18日，寒春因腹部剧痛，入住协和医院，经多方抢救无望，与世长辞，享年90岁。按照寒春遗嘱，死后也不搞追悼会。但阳早、寒春生前好友和奶牛场的干部群众都要求举办活动，以表达对两位老人的敬仰和缅怀之情。阳和平：我父母把自己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因而他们是最幸福的人。）
1949年4月2日，我父母在延安边区政府的主持下结了婚。几天之后，我妈便来到我爸所在的工作单位——瓦窑堡农具厂。在农具厂，我妈接到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设计制作煤矿装卸车。
从美国原子弹实验室里走出来的科学家，要“化剑为犁”，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转行制造农机具，对我妈来说挑战还是蛮大的。
（细心的阳早发现，两轮马车能拉400多斤粮食，可美国最常见的四轮马车，一次性能拉1000多斤。于是，他费了好大力气设计出大型四轮马车。可沒承想，如此大型的四轮马车并不适合陕北狭窄弯曲的小山路。生产上的困难还只是一方面，更大的挑战，在于适应陕北的生活。这些，是他们在美国的生活中难以想象的。）
有一天，我妈突然感觉脖子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她从脖子上抓出来一看，是一个肚子鼓鼓的黑棕色的小玩意。别人告诉她，那是虱子，并奇怪地反问道：“难道你没有见过虱子？”当大家知道我妈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小东西，便纷纷热心地向我妈展示，如何用指尖陷死它。
5个月后，根据生产建设需要，农场搬迁至陕西、内蒙古交界处的草原腹地成川小镇。新农场位于定边、安边和靖边三县的交界，因此取名为三边牧场。比起陕北黄土高原，草原上的生活另有特色。
刚到三边牧场的时候，我父母的屋子因为紧挨着装粮食的库房，老鼠很多。我妈决定必须得教训一下这些家伙。
她和我爸想出一个好主意——在老鼠洞用棍子支起大箱子。棍子上拴上绳，关上灯。当听到老鼠爪子蹭地的声音，他们会猛地一拉绳子，把棍子抽出来。这样一来，刚出洞的老鼠就会被倒下的箱子压到。
用这个办法，我爸妈甚至一次逮到7只老鼠，慢慢地，屋子里的老鼠减少了许多。
无论是在瓦窑堡农具厂还是在三边农场，我父母发现，大家在工作之余，总是利用一切时间学习。有些人学习认字，有些人学习机械，还有人学习数学和英语。识字的人把报纸读给不识字的人听，然后大家—起讨沦天下大事。我妈更喜欢将三边牧场里的兄弟姐妹视作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作为全世界普通大众的一员，我像回到了家一样，那是一种享受。”
融合与蜕变：大鼻子汉人
在三边农场，一向大胆的寒春，去遭遇了她人生当中最大的一次危机。这一天，土匪来袭，由于防守力量薄弱，当地政府决定带领群众撤离。可就在这时，我妈病了，躺在床上根本不能动。最后五个壮汉子扛着她过沙漠，非要把她救下来。
当时沙漠里的风很大，他们迎着风，几乎每走一步就要后退半步，如同蹒跚的老人。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但没有一个人放弃。最终，他们到达撤离预定地点，这时候，我妈已经高烧41℃，生命垂危。
最后在农场听说有青霉素这种药是很厉害的，最后在好几十公里以外的一个跳蚤市场里找着这个青霉素的药，我爸爸从来没有打过针，这一次就给我妈打了一针，半小时以后，我妈就好了，体温开始下降。差一点就没我了，那时候我妈很绝望，她说来参加革命，这就是你参加革命的代价，她已经说听天由命了。结果呢，农场里就找到了青霉素救了她。
点滴的相处，浓缩的却是无比深厚情感。我的爸妈对于这片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人民越发热爱，越发离不开。
1952年8月，我妈为了生我来到北京，住在我舅舅韩丁家，这时，我妈已经怀孕8个月了。
在北京准备生我的时候，正赶上亚太地区和平大会召开。宋庆龄邀请我妈出席。当时我妈腆着大肚子，走出会场时，我妈和宋庆龄并肩走在一块，宋庆龄问我妈，你给孩子起了什么名字，我妈说还不知道，旁边有人建议给孩子取名金，因为当时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宋庆龄说，为什么你不给他取名为和平呢？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阳和平。
除了我之外，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人的名字都叫“和平”，和平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寄托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未来的希望。
（1953年夏，寒春和阳早告别热情的牧民和可爱的草原，被调往西安市郊的国营草滩农场工作。寒春没有想到，一年前她挺着大肚子离开草原，竟是最后一别。在草滩农场工作的头几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Billy和第三个孩子Karen相继出生。Billy出生时，全国正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因此他的中文名叫建平，寓意建设和平之意；而Karen出生时，则赶上中国人民声援埃及人民捍卫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胜利，因此中文名取为及平，借以祈祷埃及和平之意。）
永不褪色的“白皮红心”
我父母之间说话用英文，孩子们都是用中文，然后我父母想教我们英文，我们，尤其我是特别抵触，从小反对学英文。我姥姥1962年来了，待了不到一年，她没事干，抓着我教我学英文，还跟学校商量了，每天早上我迟到学校一小时，专门陪着我姥姥学英文。但是，我姥姥是一句中文不会，我是英文一句不懂，我们俩没法沟通。一年下来，我什么都不记得，她回到美国后说没见过这么顽固的孩子。
1966年春，爸和妈被调往北京，从事文职工作，但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心心念念的是回到大西北，回到农业特别是奶牛场工作。终于给他们安排到北京南郊农场，那个时候说是叫红星公社。重归生产一线的爸妈一头扎进农具改进和技术革新之中。妈妈先后设计出青饲料收害帆、挤奶机，使公社进入机械化操作阶段。随后，为建设先进示范奶牛场，爸妈呕心沥血，他们主导的“牛奶场常套设备研制、牛场设计和中间试验”项目成果，被农业部授予国际合作奖。我妈设计的卧式直接冷却奶罐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是填补国内空白。除了机械制造，利用胚胎移植改良奶牛品种也一直是两人的心愿。
（通过胚胎移植技术，阳早、寒春培育出一批又一批优质公牛和母牛。）
每次在牛场，我爸和我妈都会和小牛说说话。老两口爱牛如子，在奶牛的养殖上兢兢业业，而牛群回报的则是优质的乳汁和常年的高产。每天吃完晚饭，两人总是习惯性地坐在—起读报纸。这间不大的屋子，既是他们的卧室，也是他们的办公室，—住就是几十年。
自打来到中国，我的爸妈一直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关怀。1966年，他们作为外国专家调到北京工作。然而，全家人每天上下班、上下学，都是专车接送。对于这种特殊的外宾级别待遇，他仃憾到很不适应。于是，他们写信外国专家局，要求和中国普通百姓同等待遇。这件事最终被毛泽东知晓后，主席是这样批示的：“外国革命专家及孩子，要同中国人完全一样，不许两样，请你们讨论一下，凡自愿的—律同样做。如何请酌定。”1971年，舅舅韩丁来到中国，他们一家三口与我的爸妈，先后五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总理向他们讲中国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正是这些谈话，坚定了他们参与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2003年圣诞节，阳早肺部严重感染，抢救无效离世，享年85岁。生前立遗嘱：为解放全人类的事业奋斗了一生，死后不举办任何活动，骨灰用最简单的办法处理。2010年6月18日，寒春因腹部剧痛，入住协和医院，经多方抢救无望，与世长辞，享年90岁。按照寒春遗嘱，死后也不搞追悼会。但阳早、寒春生前好友和奶牛场的干部群众都要求举办活动，以表达对两位老人的敬仰和缅怀之情。阳和平：我父母把自己的爱好和人民的需要融为一体，因而他们是最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