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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纪录片走出电视屏幕、开辟网播渠道已是大势所趋
2017年4月19日，导演张景将自费拍摄的《寻找手艺》上传到了视频社区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在此之前，这部表现即将消失的手艺与老手艺人的纪录片，已经先后被十几家电视台拒播。
但就是这样一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品牌加持，甚至连导演本人都吐槽其“土得掉渣”的“三无”纪录片，却在B站悄然走红。
截至发稿前，《寻找手艺》在B站的总播放量已达84.7万次，弹幕5.3万条，被9.7万人收藏，其豆瓣评分也飙升至8.8分。
值得注意的是，《寻找手艺》并不是唯一一部在B站获得“重生”的纪录片。2016年，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的献礼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不温不火、反响平平，也是在被搬上B站之后才走红，并让故宫的文物修复师群体在宫墙之外成为二次元社交平台上的“网红”。
这些展现匠人生活的纪录片，为何能与B站产生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
《寻找手艺》中，有一个疑似“穿帮”的镜头：录音师手持设备的身影，也连同手艺人展现技艺的高光时刻，一起被保留在了画面中。
在B站上，不少观众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不仅没有指责这样的“粗糙”，反而表示接受，弹幕甚至将其调侃为“把正片与花絮融合在一起的新型纪录片”。
对此，张景坦言，在拍摄中他们并没有刻意去制造这样的镜头，但在后期剪辑时，考虑到叙事的需要，最终还是留下了这些看似“违和”的场景。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客观全知的叙事方式，“这个片子从叙事方法上是第二人称，从真正的情感上是第一人称。”张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具体而言，这部纪录片以张景沿途写下的导演手记为叙事主线，将纪录片三位主创和数位手艺人所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经过剪辑，埋进寻找手艺人的故事中去。
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杨慧看来，《寻找手艺》一方面表现手艺本身，另一方面也真实呈现着拍摄团队寻找手艺人的过程，形成了“戏中戏的套层结构”。
在张景的早年記忆里，“手艺人往往是全村最聪明的人”。“但在过去的一些纪录片里，他们看起来却是憨憨的、傻傻的，这就是创作者的高姿态造成的，把手艺人的自信都给弄没了。”他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寻找手艺》选择了“戏中戏”的拍摄方式和呈现手法。
为了能够呈现出手艺人最真实、最自然的形象，《寻找手艺》的三人团队以一种类似“自驾游”的方式，用126天走访23个省市，找到199位手艺人，记录下了144项传统手艺。
前期拍摄过程中，团队没有基本文案，更没有拍摄脚本，制作现场没有任何场景设计。所有拍摄对象是根据资料上的模糊信息实地寻访到的，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全程随机抓拍。
摄影师何思庚说：“的确很多地方看起来是走马观花，但我们能保证的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角落今天仍在真实发生的。”
沿途随机拍摄所带来的粗粝感，与种种不期而遇的惊喜相伴。这种不加掩饰的“粗糙”，显现在从268小时素材中剪辑出的5集成片里。“这样就能够让观众跟着镜头，一点点去寻找未知的东西，其间有反省、有成长、有互动，从而产生代入感。”杨慧说。
表现手艺人的精湛技艺、展示故宫文物的灵与美，这样的选题在纪录片领域并不鲜见。
其实，《寻找手艺》与《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在老生常谈的题材中挖掘出了话题，这些话题都具有普泛性的讨论意义，恰好契合了B站互动性强的平台特点。
“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是张景在《寻找手艺》的第一集向观众抛出的问题，也是他卖掉燕郊的房子来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寻梦的主题，其实超越了手艺题材本身，进入更宽泛的话题场。
在行进过程中，张景不断以画外音的方式向观众剖析着内心。他遇见不慕名利的佛像专家土旦后，对自己踏上旅途的动机不禁产生了怀疑：“这次的拍摄，以为是为了梦想，其实仍然是为了钱，只不过这次的赌注更大了，但这一次，却害怕了。”
B站弹幕对此的回应是：“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到了最后一集，为手艺人的工匠精神所感召，张景找到了“梦想”一词最终的注脚：“这些手艺人没有光环，不被人关注，分散在中国一个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是，在他们身上却延续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寄托和温度，如果要说梦想，这些执著的人生，才是对梦想最佳的诠释。”
在与故宫相关的众多题材中，《我在故宫修文物》选取了文物修复师这个较为冷门的职业为切入点，融入了人与工作关系的思考。其导演叶君说：“它其实是一个在历史纵横感中思考工作意义的片子。”
“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百年之前的人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钟表馆里这些藏品，很多是王津年轻时修过的钟表。现在，他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了。这也是跟自己的人生对话的过程，更何况修复的是提醒时间的钟表。我们的职业生涯，能留下点什么给后来人？”
这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一段旁白，也道出了文物修复师的职业困惑，但如何看待工作、一份工作能够留下些什么，这样的疑问是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的。
在杨慧看来，这两部片子在题材上对观众有亲近性，在内容上又有新颖性，“其相通之处在于从手艺人与传统手艺、修复师与文物间的互动关系中，突出了‘人’的层面，展示出当代都市人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与工作关系的过程，因此能够唤起观众的共鸣。”
通过在熟悉的事物上找到“意料之外”的生发点，这新的生发点本身，又能让观众在其中找到自身的投射，这样的纪录片备受瞩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走寻常路”的叙事方式、极具代入感的现代趣味，让《寻找手艺》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具有了与传统纪录片不一样的特质。
要想知道这些“非常规纪录片”抛出的“梗”究竟能否被观众接住，在电视平台是难以获得直接反馈的，但B站上的弹幕，却能实时呈现观众的反应。
在弹幕里，《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择一事，终一生”的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称为“男神”，《寻找手艺》摄制三人组和形象突出的手艺人也分别被冠上了符合各自性格的“人设”。
观众对纪录片中人物的感情，也随着弹幕而被放大。
在贵州小黄村，《寻找手艺》摄制组记录下了两位侗族老人用剩余的全部原料最后一次手工造纸的过程，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笑容满面地说道：“这下我们的名字到北京了，照片也到北京了，就算名字到了北京也好啊。”
如果在B站上观看这个片段，那么一定会注意到飞满屏幕的一行行文字：“已到北京”“已到上海”“已到全国”……这些在不同时空留下的高低错落、密密麻麻的弹幕，是一场围观互动的集体狂欢，也是观众情感的直接表达。
“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張景说。在拍摄这个场景时，他虽然也印象深刻，但是B站观众能及时捕捉到这个细节，并利用弹幕加强了情感震撼效果，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在张景看来，B站的弹幕文化与《寻找手艺》的气质是相辅相成、十分契合的，互动弹幕甚至对片子内容产生了补充、完善的作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曾将弹幕与金圣叹评《水浒传》、脂砚斋评《红楼梦》相比，认为弹幕能够让使用者介入内容的制作、分享与传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由此形成的网络社群也就成为新的文化形态。
根据极光大数据《2017年哔哩哔哩app研究报告》，B站30岁以下用户占比92.8%，其中20～24岁用户占比为53.6%。
哔哩哔哩董事长陈睿曾基于自己的观察公开表示，“95后”和“00后”等新一代年轻人，是真正具备文化自信的一代。
张景也坦言，B站上《寻找手艺》和年轻人的互动，打破了他对年轻人的预期：“我能感觉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是很深厚的，片子里对手艺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流露出的热爱，完全能被他们接受。”
“95后”“00后”们，以新的文化形态为介质，改变着人们的固有印象，这也为纪录片从业者提供了新的发展想象。
杨慧认为，由于受固定播出时间限制，传统电视台无法容纳过多的电视节目，势必选择能够吸引最大多数观众的节目类型来播出。如此说来，《寻找手艺》被十几家电视台连番拒播并不难理解，有类似经历的独立纪录片也不在少数。
多次碰壁后，张景在北京一家社区文化生活馆组织了一次80人规模的首发活动，B站纪录片频道的一位工作人员恰巧看到了片子，便主动与张景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带着作品入驻B站。
张景用“心花怒放”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在技术人员“手把手”帮助下，他很快就完成了B站会员注册，将纪录片顺利上传，B站也对《寻找手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
在《寻找手艺》爆红后，B站对此保持着低调。B站公关部相关工作人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寻找手艺》这部片子能够成功，首先是作品本身好，第二是我们的用户喜欢它、认可它，愿意口口相传去为它宣传。”
《寻找手艺》与B站结缘看似偶然，其实背后却有脉络可循。
首先是B站突破“次元壁”的努力。在B站诞生早期，内容以二次元文化产品为主，可以看出，如今B站在保持二次元文化社区特色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丰富着平台内容。
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直接参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的出品，还是向用户推荐《寻味顺德》《世界遗产在中国》《三十二》等纪录片，纪录片始终是B站近年来试图打破“次元壁”的努力方向之一。
2016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第四届“中国纪录片推动者大会”在广州举行，B站获得“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称号。
2017年10月24日，B站对站内的影视分区作了调整，把原来位于科技区的纪录片条目与电影、电视剧独立分区，聚合成为“放映厅”。
另一方面，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纪录片走出电视屏幕、开辟网播渠道已是大势所趋。
2016年12月30日，央视纪录频道便入驻了B站。可以发现，相比于其他视频网站，B站推广纪录片的效果似乎更明显。有分析认为，个中原因可能是纪录片有了弹幕互动之后，更能寓教于乐。
B站的用户族群是纯粹的互联网一代，对于丰富多元的内容本就有更高的接受度和渴求度，这为纪录片这种相对小众的内容，创造了“以小博大”的条件。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总监梁红的话，道出了纪录片界的一种期待：“在网络时代的刺激下，如果能够做到通过媒体融合，让电视受众和互联网受众从割裂走向互融，这样一来，新媒体就不再是纪录片发展的障碍，而是中国纪录片振兴并走向成熟与壮大的最强动力。”
2017年4月19日，导演张景将自费拍摄的《寻找手艺》上传到了视频社区哔哩哔哩（以下简称“B站”）。在此之前，这部表现即将消失的手艺与老手艺人的纪录片，已经先后被十几家电视台拒播。
但就是这样一部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品牌加持，甚至连导演本人都吐槽其“土得掉渣”的“三无”纪录片，却在B站悄然走红。
截至发稿前，《寻找手艺》在B站的总播放量已达84.7万次，弹幕5.3万条，被9.7万人收藏，其豆瓣评分也飙升至8.8分。
值得注意的是，《寻找手艺》并不是唯一一部在B站获得“重生”的纪录片。2016年，故宫博物院90周年院庆的献礼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在央视纪录频道播出后不温不火、反响平平，也是在被搬上B站之后才走红，并让故宫的文物修复师群体在宫墙之外成为二次元社交平台上的“网红”。
这些展现匠人生活的纪录片，为何能与B站产生如此奇妙的化学反应？
粗粝感与代入感
《寻找手艺》中，有一个疑似“穿帮”的镜头：录音师手持设备的身影，也连同手艺人展现技艺的高光时刻，一起被保留在了画面中。
在B站上，不少观众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不仅没有指责这样的“粗糙”，反而表示接受，弹幕甚至将其调侃为“把正片与花絮融合在一起的新型纪录片”。
对此，张景坦言，在拍摄中他们并没有刻意去制造这样的镜头，但在后期剪辑时，考虑到叙事的需要，最终还是留下了这些看似“违和”的场景。
不同于传统纪录片客观全知的叙事方式，“这个片子从叙事方法上是第二人称，从真正的情感上是第一人称。”张景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具体而言，这部纪录片以张景沿途写下的导演手记为叙事主线，将纪录片三位主创和数位手艺人所带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经过剪辑，埋进寻找手艺人的故事中去。
在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化产业系讲师杨慧看来，《寻找手艺》一方面表现手艺本身，另一方面也真实呈现着拍摄团队寻找手艺人的过程，形成了“戏中戏的套层结构”。
在张景的早年記忆里，“手艺人往往是全村最聪明的人”。“但在过去的一些纪录片里，他们看起来却是憨憨的、傻傻的，这就是创作者的高姿态造成的，把手艺人的自信都给弄没了。”他说。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寻找手艺》选择了“戏中戏”的拍摄方式和呈现手法。
为了能够呈现出手艺人最真实、最自然的形象，《寻找手艺》的三人团队以一种类似“自驾游”的方式，用126天走访23个省市，找到199位手艺人，记录下了144项传统手艺。
前期拍摄过程中，团队没有基本文案，更没有拍摄脚本，制作现场没有任何场景设计。所有拍摄对象是根据资料上的模糊信息实地寻访到的，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全程随机抓拍。
摄影师何思庚说：“的确很多地方看起来是走马观花，但我们能保证的是，你看到的，可能就是那个角落今天仍在真实发生的。”
沿途随机拍摄所带来的粗粝感，与种种不期而遇的惊喜相伴。这种不加掩饰的“粗糙”，显现在从268小时素材中剪辑出的5集成片里。“这样就能够让观众跟着镜头，一点点去寻找未知的东西，其间有反省、有成长、有互动，从而产生代入感。”杨慧说。
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的疑问
表现手艺人的精湛技艺、展示故宫文物的灵与美，这样的选题在纪录片领域并不鲜见。
其实，《寻找手艺》与《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在老生常谈的题材中挖掘出了话题，这些话题都具有普泛性的讨论意义，恰好契合了B站互动性强的平台特点。
“你的梦想是什么？”这是张景在《寻找手艺》的第一集向观众抛出的问题，也是他卖掉燕郊的房子来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初衷。寻梦的主题，其实超越了手艺题材本身，进入更宽泛的话题场。
在行进过程中，张景不断以画外音的方式向观众剖析着内心。他遇见不慕名利的佛像专家土旦后，对自己踏上旅途的动机不禁产生了怀疑：“这次的拍摄，以为是为了梦想，其实仍然是为了钱，只不过这次的赌注更大了，但这一次，却害怕了。”
B站弹幕对此的回应是：“官方吐槽，最为致命。”
到了最后一集，为手艺人的工匠精神所感召，张景找到了“梦想”一词最终的注脚：“这些手艺人没有光环，不被人关注，分散在中国一个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但是，在他们身上却延续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寄托和温度，如果要说梦想，这些执著的人生，才是对梦想最佳的诠释。”
在与故宫相关的众多题材中，《我在故宫修文物》选取了文物修复师这个较为冷门的职业为切入点，融入了人与工作关系的思考。其导演叶君说：“它其实是一个在历史纵横感中思考工作意义的片子。”
“修复文物，是穿越古今、与百年之前的人进行对话的一种特殊职业和特殊生命体验。钟表馆里这些藏品，很多是王津年轻时修过的钟表。现在，他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了。这也是跟自己的人生对话的过程，更何况修复的是提醒时间的钟表。我们的职业生涯，能留下点什么给后来人？”
这是《我在故宫修文物》中的一段旁白，也道出了文物修复师的职业困惑，但如何看待工作、一份工作能够留下些什么，这样的疑问是每个普通人都要面对的。
在杨慧看来，这两部片子在题材上对观众有亲近性，在内容上又有新颖性，“其相通之处在于从手艺人与传统手艺、修复师与文物间的互动关系中，突出了‘人’的层面，展示出当代都市人审视自己的人生意义以及自己与工作关系的过程，因此能够唤起观众的共鸣。”
通过在熟悉的事物上找到“意料之外”的生发点，这新的生发点本身，又能让观众在其中找到自身的投射，这样的纪录片备受瞩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弹幕中的情感力量
“不走寻常路”的叙事方式、极具代入感的现代趣味，让《寻找手艺》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具有了与传统纪录片不一样的特质。
要想知道这些“非常规纪录片”抛出的“梗”究竟能否被观众接住，在电视平台是难以获得直接反馈的，但B站上的弹幕，却能实时呈现观众的反应。
在弹幕里，《我在故宫修文物》中“择一事，终一生”的钟表修复师王津被称为“男神”，《寻找手艺》摄制三人组和形象突出的手艺人也分别被冠上了符合各自性格的“人设”。
观众对纪录片中人物的感情，也随着弹幕而被放大。
在贵州小黄村，《寻找手艺》摄制组记录下了两位侗族老人用剩余的全部原料最后一次手工造纸的过程，面对镜头，两位老人笑容满面地说道：“这下我们的名字到北京了，照片也到北京了，就算名字到了北京也好啊。”
如果在B站上观看这个片段，那么一定会注意到飞满屏幕的一行行文字：“已到北京”“已到上海”“已到全国”……这些在不同时空留下的高低错落、密密麻麻的弹幕，是一场围观互动的集体狂欢，也是观众情感的直接表达。
“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張景说。在拍摄这个场景时，他虽然也印象深刻，但是B站观众能及时捕捉到这个细节，并利用弹幕加强了情感震撼效果，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
在张景看来，B站的弹幕文化与《寻找手艺》的气质是相辅相成、十分契合的，互动弹幕甚至对片子内容产生了补充、完善的作用。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曾将弹幕与金圣叹评《水浒传》、脂砚斋评《红楼梦》相比，认为弹幕能够让使用者介入内容的制作、分享与传播，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由此形成的网络社群也就成为新的文化形态。
根据极光大数据《2017年哔哩哔哩app研究报告》，B站30岁以下用户占比92.8%，其中20～24岁用户占比为53.6%。
哔哩哔哩董事长陈睿曾基于自己的观察公开表示，“95后”和“00后”等新一代年轻人，是真正具备文化自信的一代。
张景也坦言，B站上《寻找手艺》和年轻人的互动，打破了他对年轻人的预期：“我能感觉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是很深厚的，片子里对手艺人、对这个国家的文化流露出的热爱，完全能被他们接受。”
“95后”“00后”们，以新的文化形态为介质，改变着人们的固有印象，这也为纪录片从业者提供了新的发展想象。
打破“次元壁”的努力
杨慧认为，由于受固定播出时间限制，传统电视台无法容纳过多的电视节目，势必选择能够吸引最大多数观众的节目类型来播出。如此说来，《寻找手艺》被十几家电视台连番拒播并不难理解，有类似经历的独立纪录片也不在少数。
多次碰壁后，张景在北京一家社区文化生活馆组织了一次80人规模的首发活动，B站纪录片频道的一位工作人员恰巧看到了片子，便主动与张景取得联系，希望他能带着作品入驻B站。
张景用“心花怒放”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在技术人员“手把手”帮助下，他很快就完成了B站会员注册，将纪录片顺利上传，B站也对《寻找手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宣传。
在《寻找手艺》爆红后，B站对此保持着低调。B站公关部相关工作人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寻找手艺》这部片子能够成功，首先是作品本身好，第二是我们的用户喜欢它、认可它，愿意口口相传去为它宣传。”
《寻找手艺》与B站结缘看似偶然，其实背后却有脉络可循。
首先是B站突破“次元壁”的努力。在B站诞生早期，内容以二次元文化产品为主，可以看出，如今B站在保持二次元文化社区特色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特点丰富着平台内容。
无论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热播、直接参与《我在故宫修文物》大电影的出品，还是向用户推荐《寻味顺德》《世界遗产在中国》《三十二》等纪录片，纪录片始终是B站近年来试图打破“次元壁”的努力方向之一。
2016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办的201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第四届“中国纪录片推动者大会”在广州举行，B站获得“中国十大纪录片推动者”称号。
2017年10月24日，B站对站内的影视分区作了调整，把原来位于科技区的纪录片条目与电影、电视剧独立分区，聚合成为“放映厅”。
另一方面，在媒体融合的背景下，纪录片走出电视屏幕、开辟网播渠道已是大势所趋。
2016年12月30日，央视纪录频道便入驻了B站。可以发现，相比于其他视频网站，B站推广纪录片的效果似乎更明显。有分析认为，个中原因可能是纪录片有了弹幕互动之后，更能寓教于乐。
B站的用户族群是纯粹的互联网一代，对于丰富多元的内容本就有更高的接受度和渴求度，这为纪录片这种相对小众的内容，创造了“以小博大”的条件。
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总监梁红的话，道出了纪录片界的一种期待：“在网络时代的刺激下，如果能够做到通过媒体融合，让电视受众和互联网受众从割裂走向互融，这样一来，新媒体就不再是纪录片发展的障碍，而是中国纪录片振兴并走向成熟与壮大的最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