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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米力网专栏作者，博雅云课堂讲师。曾获《教师月刊》“年度教师”、搜狐教育“年度变革力教师”、《星教师》杂志“星教师”、《班主任之友》“年度作者”称号。在《人民日报》《人民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文字近10万。近年研究中西方教育思想，主编出版有《“偷师”杜威》《杜威教育箴言》，参编有《“不乖”教师的正能量》《优秀班主任60个管理创意》《成长的烦恼》等近十部著作。
2017年的《开学第一课》，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一个个串接有序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心理、感性与理性之间演绎着有关“爱”的教育。我们几乎习惯了在“爱”的圆心下，以个人的智慧、热情、知识和经验为半径，丈量德育的天地。但很少有人想过，“爱”本身的逻辑结构在哪里，“德”本身的理性精神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忙着播种、耕耘，“诲人”还是“毁人”的边界，并不因此而清晰。
11年前，我报到的地点，不是装满了憧憬的教学楼，而是骄阳之下的军训操场。当时一身的专业技能还未及施展，就以“老班”的身份开始诲人了。面对这帮只比自己小四五岁的高中新生，我很难有一套自洽的德育主张，甚至不能说清班级为什么要这么管。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有时候很难给一个事物下定义，但我们可以指出其对立面；当我们讲不清德育是什么，但界定德育不是什么，就容易得多。那时的“不”字诀，几乎成了绝大多数班主任信奉的教条：不许迟到、不许喧哗、不许谈恋爱、不许进网吧……每一个“不”字后面都对应着一套考核，甚至一套惩罚体系；若干个“不”字交织，就可以勾勒出一个孩子德育的“操行等第”；而所有的“不”字串接，几乎就是现实教育生态的投影。
可以说，学校半个多世纪来形成的惯性，使德育可以精确地切割时间、划分空间，并以数字化的方式考核每一个孩子。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数据”，为许多老班主任所津津乐道。那时，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每天一大早在“一日记载”或“一日考勤”中核对诸多数据。稍有不妥，便锱铢必较地进行数据倒查和责任追究，这成了某种“语中无，意中有”的默认举动。当时，大家信奉的管理哲学是：“每个孩子都得学会一套程序，班主任的责任就是确保这套程序不出差错地运行。”
这套“教育程序论”的原理犹如洛克的“白板论”，强调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做规定的事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强调“掌控”二字，所谓的好老师，往往是能很有效地达到“掌控”之目的的人。或个人强势，或魅力不凡，或手段独到，或情意难违，总而言之，驾驭之术，得之于心，施之于形。
然而，2008年的一件事，给我触动很深。一名考核数据一向漂亮的优秀班长一夜之间被人发现竟是多宗校园失窃案的“元凶”，事发之后，更以极端的“人间蒸发”相对抗。这让我认识到，德育不是照本宣科的事，根本无法测量每个人的“心之四端”（羞耻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
2009年的夏天，我在肩负班主任工作的同时，负责一所学校的团委工作。那时，干劲十足的我想统整全校共青团工作，欲对青少年的思想和道德革除旧弊，望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而，实践后才发现，活动、仪式、宣讲等惯有的教育形态与工作惯性，并不能实现大数据时代学生的价值厘清和人生观照。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德育工作存在着不少浮夸虚妄。譬如，学校决定推行新的校歌，本是团结精神，振奋士气的好事。但学生会以表面迎合，背地恶搞或合唱时不张口等形式表达态度。这种认识上的鲜明分界，说明两者的审美存在着巨大落差。学校所谓的“立意”“宏旨”“寓意”，学生丝毫不买账；而学生的诉求被看成“懂什么”“瞎胡闹”“净添乱”，难入学校法眼。就这样，尴尬的校歌终于“炼成”，学生如果觉得旋律尚可，就偷偷以“二次填词”的方式自我改造；如果连这也老套过时的话，他们就干脆以沉默来拒绝校歌。
一旦深入到教室，就会看见，班主任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一本正經地告诉大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激情四射地鼓舞众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归”……甚至暗自得意地私下达成共识：一旦有人在德育考核中踩了红线，就罚他去劳动，罚他去写语数外作业！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惩戒的目的，完成了劳动任务，学业成绩也得到了保障，岂不妙哉？
这些久经风雨的班主任，正一边宣扬着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一边又教育孩子去做“人上人”“干掉千人”；一边要“做最好的自己”，一边又鼓励他们速速“成名”；一边讲“立德树人，德育为先”，一边又甘愿做应试教育的“二传手”——不但败坏了孩子对“劳动”的胃口，还扼杀了其对学科的基本好感。
所以，我们若在自己身上瞅一瞅，是不是还有太多的“自以为是”和“以爱之名”在任性反道、南辕北辙？
所以，在谈论所有的德育建设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看清德育的本质和脚尖的朝向。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赫尔巴特、洛克，作为哲学家，丝毫不妨碍他们对教育的观瞻和思考，但如杜威、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家，没有足够广阔的学科背景和实践作支撑，则寸步难行。世界上没有包罗万象的教育学，更没有超然独立的德育。任何人真正地走近并理解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中有个著名的学术观点，叫“大历史观”，是说在宏观的学术视角中解读历史更迭中的普通剪影。我以为，可能德育也得这样看待。当团委书记的6年里，即从2009至2014年，我用30万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教育行走，也对目睹的怪现象做了评述，但真正想做的、做好的，是寻找所谓的“教师之爱”，究竟是如何在“爱”。
我略略梳理，大致还做了这样几件事：首先是“行读”。“行读”一词，出自白居易“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的名句，表示实践与理论合一。要想形成个人的大德育观，仅凭个人的有限经验，或一校一地的“榜样”去带动、启蒙，那就真成了庄子所说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了。真正要走出狭隘的井底困境，则需要贯通古今、联结东西的气魄，拿人类历史中最优秀的头脑为自己指路。举例来说，美国心理学家艾利克森的《刻意练习》一书，用实验提醒我们：世上从没有一边“葛优躺”的优哉游哉，一边精进千里的学习速成之法。我在实践班级管理时，很不讲究花里胡哨的闹腾，学会了点“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守拙”与潜沉。 阅读作为一种时空联结器，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帮人用理性去还原周遭的世界。比如，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字源学角度揭示汉文化的特点；《黄帝内经》蕴藏了中医的医理、医道、医术之源；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描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与原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道出了宗教与经济、社会的隐秘逻辑，如此等等。当我们涉猎了各个领域内的巅峰之作、元典之作，对事物有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高度观感，那么，个人的理性大厦将点滴构筑。可以说，这几乎是个人精神的“二次出生”，意义非同寻常。这对我理解德育，理解管理，理解人性，起着巨大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基石上，我受哲学家休谟在《道德原理研究》中核心观点“道德的本质是有用”的启发，在课堂中将学科知识与道德教育结合，试图在“用”上走出不寻常的路。譬如讲“诚信”，我会提到，诚信不仅仅是订立契约的基础，更是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双赢的现实选择。一个人学会诚信，不是为了考核过关，而是其真正有用。所有的知识或职业，本身即具有道德性，这是自孟子时代就提出过的命题，德育与智育、美育等，生来便融通互生。随后，我渐渐关注实用主义的道德原理，出版了两本有关杜威思想的研究书籍，对他的“德育即知行合一”等理念形成了个人的解读，并在“米力网”设专栏系统介绍。
其次，我做了另一件事，就是对现行的学校管理、班级治理进行“笔谏”。2015年开始，《中国教育报》的时评版邀请我做独立评论员，后又成为特约评论员。我不断穿梭于中小学段形形色色的德育众生相中，从“奇葩校规”到“校园欺凌”，从“爬树课”到“撕书节”，乃至“情商班”“商业秀”“圈地教室”“咖啡家访”等，月均在《中国教育报》上“笔谏”1篇。随后，又常驻《东方教育时报》撰写评论，或为《江苏教育报》等媒体撰文。我在一篇有关福建某校订立“禁止男女生交往过密，包括不许并行、共餐、互赠礼品、直接交流”等“奇葩校规”的评论中写道：
著名学者梅因直言不讳地以“从身份到契约”，来概括“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别。当下许多所谓的“现代学校”，均是从土地、楼宇、设备、人数等因素来标榜的，但很多“东郭先生”恰恰是寄居在“现代丛林”中的“土著”。那些“班规”沦为了附属物，毫无现代法治的基本理性与特征。我们要保有戒心，因为“班规”的设立与使用，不是一地一校一人的私器，更不是为了实现功利性的应试目的而可以随意涂鸦、异化的。
2017年初，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大火之后，我针对片中的班级贿赂问题，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做了篇论述文章《“小皮球们”的启示》，第二天即被《人民日报》转载，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那一次，我看到理性的“笔谏”对推动大德育观的巨大作用，也慢慢觉察到：我们对德育的理解，一定需要在阅读、专业、技术、实践等不同层面的反复跨界与厘清后才可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臺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详细记载了“烽火戏诸侯”的过程，只因戏谑的一句话，非但周幽王身死，西周被灭，连随后的东周都一蹶不振，无力回天，而后才有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乱世。所有的因缘际会，都与当初的那个不负责任的举动有关。以史为鉴，我们要明白：任何一点点的陋习、拙识、粗俗、浅见，还有铜臭气、势利、钻营等，都是时时需要自省的理由。我们都是“胆敢”肩负“立德树人”使命的班主任，不要以为把“爱”喊在口中、贴在墙上、印在纸上，就是真的“会爱”了。其实走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我们顶多只是个“博学的无知者”，保持谦卑，守护常识，才是真正重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刘玉琴
2017年的《开学第一课》，成了很多人关注的焦点，一个个串接有序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文化与心理、感性与理性之间演绎着有关“爱”的教育。我们几乎习惯了在“爱”的圆心下，以个人的智慧、热情、知识和经验为半径，丈量德育的天地。但很少有人想过，“爱”本身的逻辑结构在哪里，“德”本身的理性精神是什么。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我们就忙着播种、耕耘，“诲人”还是“毁人”的边界，并不因此而清晰。
看清德育的本质和脚尖的朝向
11年前，我报到的地点，不是装满了憧憬的教学楼，而是骄阳之下的军训操场。当时一身的专业技能还未及施展，就以“老班”的身份开始诲人了。面对这帮只比自己小四五岁的高中新生，我很难有一套自洽的德育主张，甚至不能说清班级为什么要这么管。但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有时候很难给一个事物下定义，但我们可以指出其对立面；当我们讲不清德育是什么，但界定德育不是什么，就容易得多。那时的“不”字诀，几乎成了绝大多数班主任信奉的教条：不许迟到、不许喧哗、不许谈恋爱、不许进网吧……每一个“不”字后面都对应着一套考核，甚至一套惩罚体系；若干个“不”字交织，就可以勾勒出一个孩子德育的“操行等第”；而所有的“不”字串接，几乎就是现实教育生态的投影。
可以说，学校半个多世纪来形成的惯性，使德育可以精确地切割时间、划分空间，并以数字化的方式考核每一个孩子。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数据”，为许多老班主任所津津乐道。那时，大家最擅长的，就是每天一大早在“一日记载”或“一日考勤”中核对诸多数据。稍有不妥，便锱铢必较地进行数据倒查和责任追究，这成了某种“语中无，意中有”的默认举动。当时，大家信奉的管理哲学是：“每个孩子都得学会一套程序，班主任的责任就是确保这套程序不出差错地运行。”
这套“教育程序论”的原理犹如洛克的“白板论”，强调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做规定的事情，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强调“掌控”二字，所谓的好老师，往往是能很有效地达到“掌控”之目的的人。或个人强势，或魅力不凡，或手段独到，或情意难违，总而言之，驾驭之术，得之于心，施之于形。
然而，2008年的一件事，给我触动很深。一名考核数据一向漂亮的优秀班长一夜之间被人发现竟是多宗校园失窃案的“元凶”，事发之后，更以极端的“人间蒸发”相对抗。这让我认识到，德育不是照本宣科的事，根本无法测量每个人的“心之四端”（羞耻之心、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
2009年的夏天，我在肩负班主任工作的同时，负责一所学校的团委工作。那时，干劲十足的我想统整全校共青团工作，欲对青少年的思想和道德革除旧弊，望能“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然而，实践后才发现，活动、仪式、宣讲等惯有的教育形态与工作惯性，并不能实现大数据时代学生的价值厘清和人生观照。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已经意识到现行的德育工作存在着不少浮夸虚妄。譬如，学校决定推行新的校歌，本是团结精神，振奋士气的好事。但学生会以表面迎合，背地恶搞或合唱时不张口等形式表达态度。这种认识上的鲜明分界，说明两者的审美存在着巨大落差。学校所谓的“立意”“宏旨”“寓意”，学生丝毫不买账；而学生的诉求被看成“懂什么”“瞎胡闹”“净添乱”，难入学校法眼。就这样，尴尬的校歌终于“炼成”，学生如果觉得旋律尚可，就偷偷以“二次填词”的方式自我改造；如果连这也老套过时的话，他们就干脆以沉默来拒绝校歌。
一旦深入到教室，就会看见，班主任苦口婆心地教育学生“提高一分，干掉千人”，一本正經地告诉大家“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激情四射地鼓舞众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归”……甚至暗自得意地私下达成共识：一旦有人在德育考核中踩了红线，就罚他去劳动，罚他去写语数外作业！如此一来，不仅达到惩戒的目的，完成了劳动任务，学业成绩也得到了保障，岂不妙哉？
这些久经风雨的班主任，正一边宣扬着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一边又教育孩子去做“人上人”“干掉千人”；一边要“做最好的自己”，一边又鼓励他们速速“成名”；一边讲“立德树人，德育为先”，一边又甘愿做应试教育的“二传手”——不但败坏了孩子对“劳动”的胃口，还扼杀了其对学科的基本好感。
所以，我们若在自己身上瞅一瞅，是不是还有太多的“自以为是”和“以爱之名”在任性反道、南辕北辙？
所以，在谈论所有的德育建设之前，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看清德育的本质和脚尖的朝向。近现代以来，无论是康德、黑格尔，还是赫尔巴特、洛克，作为哲学家，丝毫不妨碍他们对教育的观瞻和思考，但如杜威、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家，没有足够广阔的学科背景和实践作支撑，则寸步难行。世界上没有包罗万象的教育学，更没有超然独立的德育。任何人真正地走近并理解教育，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德育观
美籍华人黄仁宇先生在其《万历十五年》中有个著名的学术观点，叫“大历史观”，是说在宏观的学术视角中解读历史更迭中的普通剪影。我以为，可能德育也得这样看待。当团委书记的6年里，即从2009至2014年，我用30万文字记录下自己的教育行走，也对目睹的怪现象做了评述，但真正想做的、做好的，是寻找所谓的“教师之爱”，究竟是如何在“爱”。
我略略梳理，大致还做了这样几件事：首先是“行读”。“行读”一词，出自白居易“起尝一瓯茗，行读一卷书”的名句，表示实践与理论合一。要想形成个人的大德育观，仅凭个人的有限经验，或一校一地的“榜样”去带动、启蒙，那就真成了庄子所说的“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了。真正要走出狭隘的井底困境，则需要贯通古今、联结东西的气魄，拿人类历史中最优秀的头脑为自己指路。举例来说，美国心理学家艾利克森的《刻意练习》一书，用实验提醒我们：世上从没有一边“葛优躺”的优哉游哉，一边精进千里的学习速成之法。我在实践班级管理时，很不讲究花里胡哨的闹腾，学会了点“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守拙”与潜沉。 阅读作为一种时空联结器，更为重要的功能，是帮人用理性去还原周遭的世界。比如，许慎的《说文解字》从字源学角度揭示汉文化的特点；《黄帝内经》蕴藏了中医的医理、医道、医术之源；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描述了现代教育的特征与原理；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道出了宗教与经济、社会的隐秘逻辑，如此等等。当我们涉猎了各个领域内的巅峰之作、元典之作，对事物有了“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高度观感，那么，个人的理性大厦将点滴构筑。可以说，这几乎是个人精神的“二次出生”，意义非同寻常。这对我理解德育，理解管理，理解人性，起着巨大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基石上，我受哲学家休谟在《道德原理研究》中核心观点“道德的本质是有用”的启发，在课堂中将学科知识与道德教育结合，试图在“用”上走出不寻常的路。譬如讲“诚信”，我会提到，诚信不仅仅是订立契约的基础，更是降低交易成本、达成双赢的现实选择。一个人学会诚信，不是为了考核过关，而是其真正有用。所有的知识或职业，本身即具有道德性，这是自孟子时代就提出过的命题，德育与智育、美育等，生来便融通互生。随后，我渐渐关注实用主义的道德原理，出版了两本有关杜威思想的研究书籍，对他的“德育即知行合一”等理念形成了个人的解读，并在“米力网”设专栏系统介绍。
其次，我做了另一件事，就是对现行的学校管理、班级治理进行“笔谏”。2015年开始，《中国教育报》的时评版邀请我做独立评论员，后又成为特约评论员。我不断穿梭于中小学段形形色色的德育众生相中，从“奇葩校规”到“校园欺凌”，从“爬树课”到“撕书节”，乃至“情商班”“商业秀”“圈地教室”“咖啡家访”等，月均在《中国教育报》上“笔谏”1篇。随后，又常驻《东方教育时报》撰写评论，或为《江苏教育报》等媒体撰文。我在一篇有关福建某校订立“禁止男女生交往过密，包括不许并行、共餐、互赠礼品、直接交流”等“奇葩校规”的评论中写道：
著名学者梅因直言不讳地以“从身份到契约”，来概括“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区别。当下许多所谓的“现代学校”，均是从土地、楼宇、设备、人数等因素来标榜的，但很多“东郭先生”恰恰是寄居在“现代丛林”中的“土著”。那些“班规”沦为了附属物，毫无现代法治的基本理性与特征。我们要保有戒心，因为“班规”的设立与使用，不是一地一校一人的私器，更不是为了实现功利性的应试目的而可以随意涂鸦、异化的。
2017年初，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大火之后，我针对片中的班级贿赂问题，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原理做了篇论述文章《“小皮球们”的启示》，第二天即被《人民日报》转载，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那一次，我看到理性的“笔谏”对推动大德育观的巨大作用，也慢慢觉察到：我们对德育的理解，一定需要在阅读、专业、技术、实践等不同层面的反复跨界与厘清后才可能走得更远、做得更好。
臺湾学者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详细记载了“烽火戏诸侯”的过程，只因戏谑的一句话，非但周幽王身死，西周被灭，连随后的东周都一蹶不振，无力回天，而后才有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乱世。所有的因缘际会，都与当初的那个不负责任的举动有关。以史为鉴，我们要明白：任何一点点的陋习、拙识、粗俗、浅见，还有铜臭气、势利、钻营等，都是时时需要自省的理由。我们都是“胆敢”肩负“立德树人”使命的班主任，不要以为把“爱”喊在口中、贴在墙上、印在纸上，就是真的“会爱”了。其实走了十几年、几十年的心路历程，我们顶多只是个“博学的无知者”，保持谦卑，守护常识，才是真正重要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学）
责任编辑 刘玉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