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战国晚期出现的杂家学派,其思想集中体现于先秦末最后一部政治巨著《吕氏春秋》之中。它兼综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学说,为即将统一的秦帝国描画蓝图“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1)。其政治智慧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一为政治哲学观,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变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学而知之”的认识论和重情顺性的人生观。二为治国论,即把哲学思想运用到社会政治上,形成了围绕德治、无为、军事、农业、礼乐、大一统等各方面治国思想的一个新理论体系。这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打造民族精神文化家园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李弘;肺结核;合璧宫;曲笔回护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34-04
关于李弘之死,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鸩杀说和疾病说。近年来,随着医学和史学研究的结合,从医学角度解读李弘之死的学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本文从基本史料入手,在考证太子死亡诏令颁布时间及李弘死亡地点的基础上,认为疾病说根本站不住脚,李弘之死另有隐情。
孝敬皇帝即李弘是高宗第五子,也是高宗与武后的第一个儿子。高宗对他宠爱有加,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寄予他无限期望①。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他便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仅3岁。在他24年的短暂生命里,有7次监国经历,其次数之多在唐代诸多太子中绝无仅有。本应顺理成章继承高宗皇位的他却在上元二年(675)猝死合璧宫,留给后人一个千古未解的谜团。
一、自然死亡说商榷
唐以后的封建史学家大都认为李弘死于非命,而20世纪以来随着唐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李弘并非武则天所杀而是自幼患病而不以寿终,即所谓疾病说。②
持疾病说的学者所依靠的史料是上元二年(675)李弘死后,高宗皇帝所下的制书:“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忠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③他们认为“瘵”就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这在古代是一种很难治的消耗性疾病,因此认为李弘是得了肺结核因无法医治而自然死亡的。近年来医学引入史学研究成为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做法,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的推崇。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推断过分拘泥于医学术语,没有从历史事件的全局把握,最终只能导致对历史的误读。
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了,现将三书中关于李弘“沉瘵婴身”的史料罗列于下:
“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忠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③
“太子婴沉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④
“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号,可谥为孝敬皇帝。”⑤
这三则史料大体表达了一种意思,那就是太子自幼得病,高宗想等李弘病好以后把皇位禅让给他。考察这三条史料能否成为证实李弘自然死亡的证据,我们就要明确这三条史料首次出现的时间,它们都是在李弘死后,高宗追悼爱子时公告天下的官方文书。这种官样文章可信度向来较低,并且在李弘死前,史书关于他身体情况的记载只有一条,这就不免让人产生怀疑。身为太子,并且几次监国,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作为父母的高宗、武后又怎能让他三番五次监国处理朝政,而他们自己游玩享乐呢?并且《资治通鉴》记载的另一条相关史料让我们对“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产生质疑。上元二年(675)三月,“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上乃止。”⑥摄政就是临朝称制。如果是摄政,武则天的地位将等同于皇帝,只不过没有皇帝的头衔。⑦高宗病重时,想让武后摄政,并没有提及皇太子,并且此后再无禅位皇太子的记载,何来“朕方欲禅位皇太子”一说呢?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史料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些史料是太子弘猝死后,高宗向天下人做的一个交代罢了。它的目的就是为平息朝廷大臣和普通民众的猜忌,这也进一步证实沉瘵婴身不能成为李弘猝死的原因,自然死亡说便也不攻自破了。
在《旧唐书•高宗诸子传》中有“太子多疾病,政事皆决于至德等”⑧的记载。这是目前所收集的少有的记载太子弘生前身体健康状况的史料。那这又能否成为令人信服的依据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高宗诸子中,他最宠爱的当属太子弘。显庆四年(659)闰月,“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⑨高宗爱护李弘到如此程度,又怎么忍心留下病重的儿子监国,自己跑去洛阳游玩呢!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处“太子多疾病”只是普通的小病,根本不会影响太子监国。
二、太子执政时的政治内幕
高宗即位以来,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政事一般交由武后处置。而武后很有政治才干,“处事皆称旨,权与人主俟矣。”⑩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发生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B11此后武则天在政坛上足以与高宗平起平坐。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很有权欲的政治家,她不甘心仅此而已。早在上官仪事件之前,高宗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积极寻求对策。高宗身体时好时坏极不稳定,于是他尽可能让太子李弘监国,以制衡武则天日益膨胀的权力。
“显庆元年(659)正月,如东都,皇太子监国。龙朔二年(662)十月,幸温汤,皇太子监国。乾封二年(667)九月,以饵药,皇太子监国。总章元年(668)二月,皇太子释奠于国学。咸亨二年(671)正月,如东都,皇太子监国。咸亨三年(672)十月,皇太子监国。咸亨四年(673)八月,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上元二年(675)四月,皇太子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B12
李弘共有7次监国经历,而其中5次是在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之后。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而是高宗想扩大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而做的巧妙布局;然而,这场精心布局最终没能瞒过武则天。
意识到李弘及其背后支持者的力量之后,武则天决定反击,阻止太子接班。她先是搜集太子的种种过失,妄图在高宗面前诋毁太子,减弱高宗对李弘的信任。然而“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B13武则天根本找不到可以扳倒太子的证据。并且时间持续越长,对于本来就不占优势的她来说更加孤立(李世勣和许敬宗先后去世,使她失去两根坚强的台柱子)。对此《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写到:“在高宗后期,武则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她只能靠间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击。”B14这其中部分的攻击应该是来自太子弘以及他所依靠的庞大而稳定的宰相集团。
据史料记载,李弘自显庆元年(655)继位太子以来,除显庆四年(659)因思念父母被接到东都和咸亨二年(671)“诏诣东都,纳右将军裴居道女为妃”B15外,大部分时间留在长安监国,相反高宗、武后长期居住在东都。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母子两人政治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太子突然从幸东都合璧宫,并且莫名其妙死亡。这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有计划的预谋?由于两个当事人都早已作古,史书的记载又含糊不清,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测,以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支撑我们合理推测的依据就是所谓的案发现场——东都合璧宫。
如果说长安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那么东都洛阳就是武则天驾驭朝廷、飞升为帝的政治堡垒。自隋炀帝久居洛阳开始,洛阳便不再仅仅是行宫,而开始具有政治职能。高祖以后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B16高宗在位33年中,7次幸洛,累计达11年之久。虽然史学界对于高宗武后频幸东都原因的争论尚在继续,但这更加说明他们常驻洛阳这一不争的事实。并且,在高宗武后时洛阳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B17
考高宗一代幸洛者七,第一次便改洛阳为东都,兹列下表B18:
显庆二年(657)闰正月约留一年
显庆四年(659)闰十月约两年又四月
麟德二年(665)二月约九个月
咸亨二年(671)正月 约一年又九月
上元元年(674)十一月 约一年又五月
仪凤四年(679)正月 约一年又八月
永淳元年(682)四月 明年十二月崩于洛
自显庆二年(657)闰正月,洛阳正式成为第二个首都后,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并且长期成为定制。B19随着中央机构和政治职能的日益完善,洛阳取得了与长安相抗衡的政治实力。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当属武则天。冲破了关陇集团的束缚,武则天积极扶植亲己势力,力图控制朝政,并使洛阳成为她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查高宗、武后长期幸洛时颁布的施政措施不难发现,在长期留居洛阳期间武则天积极发展科举制,提拔了大批为自己效力的下层士人(以北门学士为代表),并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随后武则天又以种种借口陷害高宗身边的宰相集团,安插自己的亲信官员,使高宗逐渐处于武氏集团的监控之下,洛阳也日益成为武则天对抗关陇所在的李唐集团的政治堡垒。
上元二年(675)武则天逼宫失败后B20,面对体弱多病的高宗一心扶植的接班人,她意识到目前自己的最大敌手是太子李弘。只要太子尚在,她即使拥有无尚权力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取得皇位。而通过其他途径无法扳倒他,武则天便精心安排了请君入瓮的好戏,作为母亲的武则天,要求儿子从幸合璧宫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会遭到大臣的反对和任何人的猜忌。于是事情按照武则天预想的步骤进行着,并取得了她想要的结果——太子李弘猝死于绮云殿。随后,不想家丑外扬的高宗下诏李弘死于肺结核的官方文书,留给后人种种假象,使李弘之死成为千古未解之谜。
武则天是个极有权谋的政治家,依靠地缘政治优势解决敌手是她的高明之处,相对于长安而言,武则天在洛阳的影响力更大,她驾驭朝廷的能力更强,而长安是武则天的软肋,她想在那里谋害太子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史官曲笔回护的影响
既然高宗诏令的史料价值不高,修史者又为什么屡次采用而不摒弃呢?这或许是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做的无奈之举吧。
太宗创立史馆制度以来修史之风日盛。而作为正史来源的实录和起居注是皇帝任命官员记录整理的,即“唐时修实录国史者,皆当代名手。”B21这样虽然可以详细完整的记录历史过程,保留第一手原始资料,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曲笔回护现象,特别是涉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时,修史者迫于政治压力还经常歪曲事实,美化胜利者。这一点通过两《唐书》与《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人物史料大相径庭便可窥见一斑。如《起居注》记载李渊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和组织者,而两《唐书》均说出于李世民倡议。《起居注》记载李建成和李世民作用大体相当,世民别无殊勋,而两《唐书》等几不记载建成功绩,诸如此类。《起居注》不仅提供了太原起兵到李唐建国时的历史真相,且可以借以考索唐初撰修实录、国史时如何遵太宗旨意篡改史实。B22这就打破了我们对两《唐书》的盲从,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两《唐书》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关于唐代史官曲笔回护这一弊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有充分论述:“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榷,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B23又据《唐史史料学》:“《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所以《旧》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B24这进一步证实了《旧唐书》记载敏感政治事件时存在某些曲笔回护问题。
或许“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B25,但是自太宗有意篡改史实以来,修史之风日坏。高宗即位先后任用许敬宗、李义府监修国史,“记事阿曲”,B26致使曲笔回护更加盛行,所以修史者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得不向政治低头而歪曲历史事实。
上元二年(675)太子弘薨于合璧宫是高宗始料未及的。他认为是自己极力扶植太子集团的势力才把他推到了权力对抗的风口浪尖,最终惹祸上身。太子死后,高宗悲痛万分,追悔不已,破例追谥他为孝敬皇帝,并用天子礼仪将其风光大葬。身为皇帝的父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儿子,只有以此方式来慰藉亡灵了。
太子是未来皇位的继承者,他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无故死亡是无法向天下人交代的。然而如果承认太子属于他杀,这等于公开了皇室内部特别是他与武则天的矛盾,这不符合仁孝容忍的高宗的一贯表现,也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于是他向朝廷和天下人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并追谥他为孝敬皇帝。这既表达了高宗的难言之隐B27,又得以堵住悠悠众口,消除朝廷大臣和普通民众的猜忌。这当然也是修史者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样他们就不会为秉笔直书担忧了,于是当朝实录里就有了太子李弘死后高宗颁告天下的诏令。五代后晋史学家在编修《旧唐书》时直接取材于实录和国史,也就有了“沉瘵婴身”的记载。而《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以及《金石萃编》等书也纷纷承袭《旧唐书》的说法,都有“沉瘵婴身”之类的记载传世。所以照此看来,依据实录和国史编修而成的《旧唐书》无疑是太子自然死亡论的始作俑者。
四、结语
在李弘与武则天的政治较量中,他是间接的牺牲品,不但英年早逝,并且被冠以莫须有的死因。武则天的拥护者便频频以此做文章,妄图澄清她弑子夺权这一不争的事实,最终却只落得适得其反的恶果。1995年阎庄墓志B28的出世,为李弘致死原因做了最好的注解。
注释:
①李弘的名字是道教的谶语:他是太上老君的化身,被赋予很深的政治意义。
②赞成鸩杀说的有:《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云:“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十一云:“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鸩,追尊为孝敬皇帝”;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吴枫、常万生《女皇武则天》,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120—121页。赞成死于肺结核的有: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梁恒唐《太子弘死于肺结核,欧阳修冤枉武则天》,《武则天与乾陵》;宁志新《旧说武则天扼婴、杀子失实之补证》,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186页;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3年,114页.
③⑧B15B26刘昫,张昭远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④B12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⑥⑨⑩B11B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⑦蒙曼.蒙曼说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B14B16B19费正清,崔瑞德(英).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B17郭绍林.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J].史学月刊,1985,(3).
B18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
B20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J].史林,2003,(6).
B21B23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B22B24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B25瞿林东.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J].史学月刊,2006,(4).
B27古人认为死于非命不是好事,所以常有非正常死亡者在墓志中以遇疾为辞。
B28臧振老师在《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中认为李弘之死为人为原因(与武后有关)所致,并非病死。详见《唐研究》1996年第1期。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0)01-034-04
关于李弘之死,史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鸩杀说和疾病说。近年来,随着医学和史学研究的结合,从医学角度解读李弘之死的学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本文从基本史料入手,在考证太子死亡诏令颁布时间及李弘死亡地点的基础上,认为疾病说根本站不住脚,李弘之死另有隐情。
孝敬皇帝即李弘是高宗第五子,也是高宗与武后的第一个儿子。高宗对他宠爱有加,在出生的那一刻便寄予他无限期望①。在武则天当上皇后不久,他便被立为皇太子,时年仅3岁。在他24年的短暂生命里,有7次监国经历,其次数之多在唐代诸多太子中绝无仅有。本应顺理成章继承高宗皇位的他却在上元二年(675)猝死合璧宫,留给后人一个千古未解的谜团。
一、自然死亡说商榷
唐以后的封建史学家大都认为李弘死于非命,而20世纪以来随着唐史研究的日益深入,很多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李弘并非武则天所杀而是自幼患病而不以寿终,即所谓疾病说。②
持疾病说的学者所依靠的史料是上元二年(675)李弘死后,高宗皇帝所下的制书:“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忠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③他们认为“瘵”就是痨病,也就是肺结核,这在古代是一种很难治的消耗性疾病,因此认为李弘是得了肺结核因无法医治而自然死亡的。近年来医学引入史学研究成为学术界比较流行的做法,这种说法得到很多人的推崇。然而笔者以为这种推断过分拘泥于医学术语,没有从历史事件的全局把握,最终只能导致对历史的误读。
研究唐史的基本史料,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就是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了,现将三书中关于李弘“沉瘵婴身”的史料罗列于下:
“自琰圭在手,沉瘵婴身,顾惟耀掌之珍,特切忠心之念,庶其痊复,以禅鸿名。”③
“太子婴沉瘵,朕须其痊复,将逊于位,弘性仁厚,既承命,因感结,疾日以加。”④
“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号,可谥为孝敬皇帝。”⑤
这三则史料大体表达了一种意思,那就是太子自幼得病,高宗想等李弘病好以后把皇位禅让给他。考察这三条史料能否成为证实李弘自然死亡的证据,我们就要明确这三条史料首次出现的时间,它们都是在李弘死后,高宗追悼爱子时公告天下的官方文书。这种官样文章可信度向来较低,并且在李弘死前,史书关于他身体情况的记载只有一条,这就不免让人产生怀疑。身为太子,并且几次监国,如果身体不好的话,作为父母的高宗、武后又怎能让他三番五次监国处理朝政,而他们自己游玩享乐呢?并且《资治通鉴》记载的另一条相关史料让我们对“朕方欲禅位皇太子而疾遽不起”产生质疑。上元二年(675)三月,“上苦风眩甚,议使天后摄知国政。中书侍郎同三品郝處俊曰:天子理外,后理内,天之道也。昔魏文著令,虽有幼主,不许皇后临朝,所以杜祸乱之萌也。陛下奈何以高祖、太宗之天下,不传之子孙而委之天后乎!上乃止。”⑥摄政就是临朝称制。如果是摄政,武则天的地位将等同于皇帝,只不过没有皇帝的头衔。⑦高宗病重时,想让武后摄政,并没有提及皇太子,并且此后再无禅位皇太子的记载,何来“朕方欲禅位皇太子”一说呢?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史料前后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惟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些史料是太子弘猝死后,高宗向天下人做的一个交代罢了。它的目的就是为平息朝廷大臣和普通民众的猜忌,这也进一步证实沉瘵婴身不能成为李弘猝死的原因,自然死亡说便也不攻自破了。
在《旧唐书•高宗诸子传》中有“太子多疾病,政事皆决于至德等”⑧的记载。这是目前所收集的少有的记载太子弘生前身体健康状况的史料。那这又能否成为令人信服的依据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高宗诸子中,他最宠爱的当属太子弘。显庆四年(659)闰月,“上发京师,令太子监国。太子思慕不已,上闻之,遽召赴行在。”⑨高宗爱护李弘到如此程度,又怎么忍心留下病重的儿子监国,自己跑去洛阳游玩呢!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处“太子多疾病”只是普通的小病,根本不会影响太子监国。
二、太子执政时的政治内幕
高宗即位以来,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政事一般交由武后处置。而武后很有政治才干,“处事皆称旨,权与人主俟矣。”⑩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发生后,“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中外谓之二圣。”B11此后武则天在政坛上足以与高宗平起平坐。然而武则天是一个很有权欲的政治家,她不甘心仅此而已。早在上官仪事件之前,高宗就意识到这一点,并且积极寻求对策。高宗身体时好时坏极不稳定,于是他尽可能让太子李弘监国,以制衡武则天日益膨胀的权力。
“显庆元年(659)正月,如东都,皇太子监国。龙朔二年(662)十月,幸温汤,皇太子监国。乾封二年(667)九月,以饵药,皇太子监国。总章元年(668)二月,皇太子释奠于国学。咸亨二年(671)正月,如东都,皇太子监国。咸亨三年(672)十月,皇太子监国。咸亨四年(673)八月,以不豫,诏皇太子听诸司启事。上元二年(675)四月,皇太子薨于合璧宫之绮云殿。”B12
李弘共有7次监国经历,而其中5次是在麟德元年(664)上官仪事件之后。这不可能只是单纯的巧合,而是高宗想扩大太子集团的政治势力而做的巧妙布局;然而,这场精心布局最终没能瞒过武则天。
意识到李弘及其背后支持者的力量之后,武则天决定反击,阻止太子接班。她先是搜集太子的种种过失,妄图在高宗面前诋毁太子,减弱高宗对李弘的信任。然而“太子弘仁孝谦谨,上甚爱之;礼接士大夫,中外属心。”B13武则天根本找不到可以扳倒太子的证据。并且时间持续越长,对于本来就不占优势的她来说更加孤立(李世勣和许敬宗先后去世,使她失去两根坚强的台柱子)。对此《剑桥中国隋唐史》一书写到:“在高宗后期,武则天的地位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她只能靠间接手段控制朝廷,并一直容易受到攻击。”B14这其中部分的攻击应该是来自太子弘以及他所依靠的庞大而稳定的宰相集团。
据史料记载,李弘自显庆元年(655)继位太子以来,除显庆四年(659)因思念父母被接到东都和咸亨二年(671)“诏诣东都,纳右将军裴居道女为妃”B15外,大部分时间留在长安监国,相反高宗、武后长期居住在东都。令人不解的是就在母子两人政治较量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太子突然从幸东都合璧宫,并且莫名其妙死亡。这是单纯的巧合还是有计划的预谋?由于两个当事人都早已作古,史书的记载又含糊不清,我们只能根据已有的史料进行合理的推测,以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支撑我们合理推测的依据就是所谓的案发现场——东都合璧宫。
如果说长安是李唐皇室的龙兴之地,那么东都洛阳就是武则天驾驭朝廷、飞升为帝的政治堡垒。自隋炀帝久居洛阳开始,洛阳便不再仅仅是行宫,而开始具有政治职能。高祖以后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B16高宗在位33年中,7次幸洛,累计达11年之久。虽然史学界对于高宗武后频幸东都原因的争论尚在继续,但这更加说明他们常驻洛阳这一不争的事实。并且,在高宗武后时洛阳已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B17
考高宗一代幸洛者七,第一次便改洛阳为东都,兹列下表B18:
显庆二年(657)闰正月约留一年
显庆四年(659)闰十月约两年又四月
麟德二年(665)二月约九个月
咸亨二年(671)正月 约一年又九月
上元元年(674)十一月 约一年又五月
仪凤四年(679)正月 约一年又八月
永淳元年(682)四月 明年十二月崩于洛
自显庆二年(657)闰正月,洛阳正式成为第二个首都后,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并且长期成为定制。B19随着中央机构和政治职能的日益完善,洛阳取得了与长安相抗衡的政治实力。而其中最大的受益者当属武则天。冲破了关陇集团的束缚,武则天积极扶植亲己势力,力图控制朝政,并使洛阳成为她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查高宗、武后长期幸洛时颁布的施政措施不难发现,在长期留居洛阳期间武则天积极发展科举制,提拔了大批为自己效力的下层士人(以北门学士为代表),并通过北门学士获得了自己控制和影响朝廷议事的手段。随后武则天又以种种借口陷害高宗身边的宰相集团,安插自己的亲信官员,使高宗逐渐处于武氏集团的监控之下,洛阳也日益成为武则天对抗关陇所在的李唐集团的政治堡垒。
上元二年(675)武则天逼宫失败后B20,面对体弱多病的高宗一心扶植的接班人,她意识到目前自己的最大敌手是太子李弘。只要太子尚在,她即使拥有无尚权力也无法名正言顺地取得皇位。而通过其他途径无法扳倒他,武则天便精心安排了请君入瓮的好戏,作为母亲的武则天,要求儿子从幸合璧宫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会遭到大臣的反对和任何人的猜忌。于是事情按照武则天预想的步骤进行着,并取得了她想要的结果——太子李弘猝死于绮云殿。随后,不想家丑外扬的高宗下诏李弘死于肺结核的官方文书,留给后人种种假象,使李弘之死成为千古未解之谜。
武则天是个极有权谋的政治家,依靠地缘政治优势解决敌手是她的高明之处,相对于长安而言,武则天在洛阳的影响力更大,她驾驭朝廷的能力更强,而长安是武则天的软肋,她想在那里谋害太子无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三、史官曲笔回护的影响
既然高宗诏令的史料价值不高,修史者又为什么屡次采用而不摒弃呢?这或许是他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做的无奈之举吧。
太宗创立史馆制度以来修史之风日盛。而作为正史来源的实录和起居注是皇帝任命官员记录整理的,即“唐时修实录国史者,皆当代名手。”B21这样虽然可以详细完整的记录历史过程,保留第一手原始资料,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曲笔回护现象,特别是涉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问题时,修史者迫于政治压力还经常歪曲事实,美化胜利者。这一点通过两《唐书》与《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人物史料大相径庭便可窥见一斑。如《起居注》记载李渊是太原起兵的首谋和组织者,而两《唐书》均说出于李世民倡议。《起居注》记载李建成和李世民作用大体相当,世民别无殊勋,而两《唐书》等几不记载建成功绩,诸如此类。《起居注》不仅提供了太原起兵到李唐建国时的历史真相,且可以借以考索唐初撰修实录、国史时如何遵太宗旨意篡改史实。B22这就打破了我们对两《唐书》的盲从,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两《唐书》提供了充足的依据。
关于唐代史官曲笔回护这一弊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有充分论述:“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榷,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见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B23又据《唐史史料学》:“《旧唐书》本纪从高祖到文宗这部分是根据实录撰写或直接抄自国史,而国史本纪也摘自实录,所以《旧》这部分本纪实际上都是实录的节本。”B24这进一步证实了《旧唐书》记载敏感政治事件时存在某些曲笔回护问题。
或许“唐代史家对于良史的信念和对于信史的追求从未中断”B25,但是自太宗有意篡改史实以来,修史之风日坏。高宗即位先后任用许敬宗、李义府监修国史,“记事阿曲”,B26致使曲笔回护更加盛行,所以修史者在白色恐怖之下不得不向政治低头而歪曲历史事实。
上元二年(675)太子弘薨于合璧宫是高宗始料未及的。他认为是自己极力扶植太子集团的势力才把他推到了权力对抗的风口浪尖,最终惹祸上身。太子死后,高宗悲痛万分,追悔不已,破例追谥他为孝敬皇帝,并用天子礼仪将其风光大葬。身为皇帝的父亲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儿子,只有以此方式来慰藉亡灵了。
太子是未来皇位的继承者,他的特殊地位决定了无故死亡是无法向天下人交代的。然而如果承认太子属于他杀,这等于公开了皇室内部特别是他与武则天的矛盾,这不符合仁孝容忍的高宗的一贯表现,也必然会进一步激化皇室内部的夺权斗争。于是他向朝廷和天下人撒了一个善意的谎言,并追谥他为孝敬皇帝。这既表达了高宗的难言之隐B27,又得以堵住悠悠众口,消除朝廷大臣和普通民众的猜忌。这当然也是修史者愿意看到的结果,这样他们就不会为秉笔直书担忧了,于是当朝实录里就有了太子李弘死后高宗颁告天下的诏令。五代后晋史学家在编修《旧唐书》时直接取材于实录和国史,也就有了“沉瘵婴身”的记载。而《新唐书》《资治通鉴》《全唐文》以及《金石萃编》等书也纷纷承袭《旧唐书》的说法,都有“沉瘵婴身”之类的记载传世。所以照此看来,依据实录和国史编修而成的《旧唐书》无疑是太子自然死亡论的始作俑者。
四、结语
在李弘与武则天的政治较量中,他是间接的牺牲品,不但英年早逝,并且被冠以莫须有的死因。武则天的拥护者便频频以此做文章,妄图澄清她弑子夺权这一不争的事实,最终却只落得适得其反的恶果。1995年阎庄墓志B28的出世,为李弘致死原因做了最好的注解。
注释:
①李弘的名字是道教的谶语:他是太上老君的化身,被赋予很深的政治意义。
②赞成鸩杀说的有:《新唐书》卷3《高宗本纪》云:“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洪迈《容斋随笔容斋四笔》卷十一云:“高宗太子弘为武后所鸩,追尊为孝敬皇帝”;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吴枫、常万生《女皇武则天》,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120—121页。赞成死于肺结核的有:汤用彤《从一切道经说到武则天》;梁恒唐《太子弘死于肺结核,欧阳修冤枉武则天》,《武则天与乾陵》;宁志新《旧说武则天扼婴、杀子失实之补证》,晋阳学刊,1987年第4期;雷家骥《武则天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186页;王双怀《武则天评传》,三秦出版社,2003年,114页.
③⑧B15B26刘昫,张昭远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④B12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⑤⑥⑨⑩B11B13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⑦蒙曼.蒙曼说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B14B16B19费正清,崔瑞德(英).剑桥中国隋唐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B17郭绍林.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原因辨析[J].史学月刊,1985,(3).
B18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0.
B20韩昇.上元年间的政局与武则天逼宫[J].史林,2003,(6).
B21B23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B22B24黄永年.唐史史料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B25瞿林东.唐代史家对信史的追求[J].史学月刊,2006,(4).
B27古人认为死于非命不是好事,所以常有非正常死亡者在墓志中以遇疾为辞。
B28臧振老师在《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中认为李弘之死为人为原因(与武后有关)所致,并非病死。详见《唐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