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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陶澍(公元1779—1839年)和李嘉图(公元1772—1823年)他们一个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杰出的政治家,一个是英国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个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人地位的提高,一个使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最高峰。
关键词:陶澍;李嘉图;赋税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3-0008-01
一、税收的性质
李嘉图认为,“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那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家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1]
而在封建社会里,赋税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物资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养命之源。
二、税收的原则
李嘉图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征税,人们应按自己的财力来负担税收。进而他提出“只要赋税不是不平均地压在从事积累和节约的阶级身上,它究竟是课加在利润上面、课加在农产品上面,还是课加在工业品上面,并没有多大关系。”[1]
从这点上看,陶澍在处理两淮盐政时,推行的“票盐改革”与李嘉图的思想不谋而合。在陶澍改革前,封建纲商世世相承,把盐业当做自己私人的世袭领地。面对这种情况,陶澍上疏要求进行票盐改革,票盐废除了纲商对盐业的垄断,由盐业官营变为商营,规定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运盐。 “不论资本多寡,均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使人乐于争趋。”[2] 甚至是可以“一引请票”。比起李嘉图的几乎全民纳税的思想,陶澍尚有一段距离,但他的改革使许多小商贩、有余钱的农民都有进入盐业贸易的机会,成了政府的纳税人,究其广度来讲开了“大变成法”先河。取得了“自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尽完从前滞欠,且割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3] 的巨大成功。
三、赋税的经济影响
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理论》里指出“赋税的上涨必然使得自然价格提高,課税往往使商品价格呈上升趋势。”[1] 这也是为了突出他“最好的赋税是税额最少的赋税”这一主要思想的旁证。
陶澍在改革两淮盐政时,为推行票盐,曾经实行了“加带残盐只完正课”的新政策。按清朝规定,淮盐既有正课,同时也有税款。鉴于商人力量疲软,陶澎主张,商人在带销残盐之时,只纳正课,不纳税款,以此“扯轻课本,调剂商力。”[4] 此举实则是陶澍与私盐打起了价格战。“成本既重,则售价必昂。售价高昂,则销售必滞。”[5] 所以他不仅看到减轻赋税可以影响价格,还知道要降低价格关键在降低成本上。
四、陶澍盐政改革的近代因素和不足
第一,轻本减价。成本是决定商品价格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陶澎十分清楚这点,所以在淮盐改革中,他将轻本减价作为“正本清源上策”[6],以降低盐价。第二,减少中间环节。在改革中,陶澍通过简化运盐贩盐手续、改变运输路线等办法减少运销的中间环节,使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第三,打破垄断,自由竞争。他取消总商,招徕民贩,推行票盐,出现了“民气恬然,间有旱涝偏灾,虽游手穷黎,皆得以从事于鼓枻牵车,自食其力”[7] 的景象。
陶澍的重商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他无法理解赋税可以作为资本再去扩大再生产,也无法看到将全国看成整体去实行他依靠市场机制的票盐制。面对僵化的盐政分区时,他束手无策,以至各盐区各自为政,没有统一市场化。票盐改革虽然给摇摇欲坠的封建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改革不要说推广,就连淮北也没有跨出一步,局部的成功不能挽救整体的没落,一场自古未曾有过的巨大危机正悄悄地向已经日薄西山的清王朝走来。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6:127-156.
[2]陶澍集: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214.
[3]清史稿·陶澍传[M].中华书局,1977.
[4]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7[G]//仍请停止加带已庚残引折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5]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1[G]//敬陈两淮盐务积弊折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6]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1[G]//再陈淮醚积弊折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7]陈祖武.陶文毅公年谱:卷1[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责任编辑 吴高君]
关键词:陶澍;李嘉图;赋税
中图分类号:F0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3-0008-01
一、税收的性质
李嘉图认为,“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那部分,它最后总是由该国家的资本中或是由该国的收入中支付的。”[1]
而在封建社会里,赋税是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物资保证,封建国家机器的养命之源。
二、税收的原则
李嘉图认为,社会一切收入都应征税,人们应按自己的财力来负担税收。进而他提出“只要赋税不是不平均地压在从事积累和节约的阶级身上,它究竟是课加在利润上面、课加在农产品上面,还是课加在工业品上面,并没有多大关系。”[1]
从这点上看,陶澍在处理两淮盐政时,推行的“票盐改革”与李嘉图的思想不谋而合。在陶澍改革前,封建纲商世世相承,把盐业当做自己私人的世袭领地。面对这种情况,陶澍上疏要求进行票盐改革,票盐废除了纲商对盐业的垄断,由盐业官营变为商营,规定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运盐。 “不论资本多寡,均可量力运行,去来自便,使人乐于争趋。”[2] 甚至是可以“一引请票”。比起李嘉图的几乎全民纳税的思想,陶澍尚有一段距离,但他的改革使许多小商贩、有余钱的农民都有进入盐业贸易的机会,成了政府的纳税人,究其广度来讲开了“大变成法”先河。取得了“自道光十一年至十七年,尽完从前滞欠,且割淮南悬引,两淮共完正杂银二千六百四十余万两”[3] 的巨大成功。
三、赋税的经济影响
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理论》里指出“赋税的上涨必然使得自然价格提高,課税往往使商品价格呈上升趋势。”[1] 这也是为了突出他“最好的赋税是税额最少的赋税”这一主要思想的旁证。
陶澍在改革两淮盐政时,为推行票盐,曾经实行了“加带残盐只完正课”的新政策。按清朝规定,淮盐既有正课,同时也有税款。鉴于商人力量疲软,陶澎主张,商人在带销残盐之时,只纳正课,不纳税款,以此“扯轻课本,调剂商力。”[4] 此举实则是陶澍与私盐打起了价格战。“成本既重,则售价必昂。售价高昂,则销售必滞。”[5] 所以他不仅看到减轻赋税可以影响价格,还知道要降低价格关键在降低成本上。
四、陶澍盐政改革的近代因素和不足
第一,轻本减价。成本是决定商品价格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陶澎十分清楚这点,所以在淮盐改革中,他将轻本减价作为“正本清源上策”[6],以降低盐价。第二,减少中间环节。在改革中,陶澍通过简化运盐贩盐手续、改变运输路线等办法减少运销的中间环节,使改革取得巨大成功。第三,打破垄断,自由竞争。他取消总商,招徕民贩,推行票盐,出现了“民气恬然,间有旱涝偏灾,虽游手穷黎,皆得以从事于鼓枻牵车,自食其力”[7] 的景象。
陶澍的重商政策客观上促进了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但他无法理解赋税可以作为资本再去扩大再生产,也无法看到将全国看成整体去实行他依靠市场机制的票盐制。面对僵化的盐政分区时,他束手无策,以至各盐区各自为政,没有统一市场化。票盐改革虽然给摇摇欲坠的封建经济注射了一针强心剂,但是改革不要说推广,就连淮北也没有跨出一步,局部的成功不能挽救整体的没落,一场自古未曾有过的巨大危机正悄悄地向已经日薄西山的清王朝走来。
参考文献:
[1]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6:127-156.
[2]陶澍集: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214.
[3]清史稿·陶澍传[M].中华书局,1977.
[4]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7[G]//仍请停止加带已庚残引折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5]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1[G]//敬陈两淮盐务积弊折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6]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1[G]//再陈淮醚积弊折子,海南:海南出版社,2000.
[7]陈祖武.陶文毅公年谱:卷1[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责任编辑 吴高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