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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11位法官中的中国法官梅汝璈，在其法官办公室留影。东条英机等7人受到正义的制裁，其中就有梅汝璈的据理力争。
1948年11月12日，设立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本法庭负责审判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战争罪行的28名日本战犯中，除去审判期间病死的两人（原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原日本外相松冈洋）和精神病一人（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宣传骨干分子），25名甲级战犯全部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被判处死刑，荒木振幅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至此，审判日本法西斯的东京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正义审判。1946年2月15日，中苏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国达成一致，正式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命11位法官，分别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各派一人组成。到宣判时，已经过去了2年零9个月。
罪犯中为什么没有天皇
60多年过去了，对于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国际上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与此同时，关于东京审判的局限性也从未停止过争论。
“为什么没有审判日本天皇裕仁？”
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者，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勃，他在1948年11月12日的判决书后面，直接附上了他的反对意见书。
在反对意见书中，卫勃认为，由于美国阻挠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因此东京审判的实际意义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抗议美国方面的粗暴干涉司法，他选择了反对法庭判决书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观点。
卫勃说，对日本天皇免于起诉，毫无疑问，“是由所有同盟国家最高的利益决定的”。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高利益”，显然不是坚决主张审判天皇的澳大利亚法官卫勃的“利益”，而是主导审判的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美国的“最高利益”。
毫无疑问，日本天皇裕仁在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入侵东南亚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中负有极大的领导责任，他如果对这一切没有能力阻止，他也就不可能在1945年8月15日力排众议成功推动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快速占领日本，将其转化为冷战的亚洲桥头堡，并作为自己军事力量的助手，是东京审判中必须“照顾”的美国最高利益。麦克阿瑟就公开扬言，日本天皇可以顶100万美国占领军。为了确保美国控制日本，保留天皇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美国人坚决反对审判天皇。作为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美国除了在拒绝审判天皇问题上施加影响，还动用了所有技术手段，包括成立国际检察局，彻底掌握东京审判的检察权。检察权就是只有国际检察局提起公诉的战争罪犯，才能押送国际法庭审判。由于美国控制的检察局拒绝对天皇裕仁提起公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使再想审判天皇，也无法诉诸行动。
当然，为了彻底确保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光保留天皇是不够的，还必须削减天皇的权力，麦克阿瑟很快就逼着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公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彻底剥夺了天皇在日本神道教体系中的权力位置。
争议与正义
东京审判的另一个谜团永远不可能解开了。那就是面对7个死刑犯，每一个死刑犯都经过了11位法官的投票，最惊险的是广田弘毅，他的票数是6：5，最终判处死刑。那么，究竟哪一位法官反对执行死刑，哪一位法官又坚持了死刑呢？
由于11位法官在就职时，就公开宣誓绝对不将投票的具体结果公诸于世，如今这11位法官均已去世，因此究竟谁坚守了正义，而谁又让正义蒙尘，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不过，由于一些文件的确凿存在，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究竟是谁为什么投了反对死刑的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后面直接附有四位法官的反对意见书。
其中，庭长卫勃反对的理由是法庭没有审判天皇，导致整个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严重受损，因此他坚决反对法庭的一切判决。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当时的苏联法官扎里亚诺夫。
法国法官帕纳特的反对意见书中提出，他反对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因为他认为整个判决有事后追溯的嫌疑，司法界素来有反对上溯法的传统（所谓上溯法，即罪犯在犯罪时，并无针对这项罪行的法律，而是在罪犯犯罪后，为了惩处罪犯而新制定了法律。司法界认为这种上溯法会影响法律的公正，很容易变成针对某个个人的报复）。
荷兰法官洛林的反对意见书，主要集中在两个战犯的判决上，他认为广田弘毅和重光葵应该判处无罪。尤其是广田弘毅，他代表日本在荷兰做外交的时间很长，因此认识不少荷兰上层人士，很多荷兰人对他抱有很好的印象。仅仅出于这个理由，荷兰法官洛林竟然完全不顾广田弘毅策划法西斯侵略战争、伤害全世界人民的罪行，公然认为广田弘毅应该无罪。
印度法官帕尔是本次法庭中最大的笑话。这个法官在判决书后提出了全面反对意见，在反对意见书中，帕尔表示他个人支持日本法西斯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谬论，并认为日本法西斯是为了“避免亚洲人民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帕尔法官认为，应该宣告全体被告战犯无罪。——这位法官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小丑，原因之一就是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扶植的印度国民军（类似于中国的汪精卫伪军），伪军当惯了，自然看日军也顺眼多了。由于帕尔法官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的倒行逆施，1966年，帕尔访问日本，日本天皇还亲自向帕尔颁发了一枚勋章表示感谢。
东京审判的结果是正义的，同时也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几位法官以法律之名侮辱了正义之剑，这种历史性的缺憾也时刻在提醒世人：如果法官不能够从法律和客观事实出发，而将法律视为保护自身好恶的工具，只看重法律本身而不愿倾听无辜战争死难者的哀鸣，那么这样的法律能维护正义吗？
（责编：石磐）
1948年11月12日，设立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宣判：本法庭负责审判的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有战争罪行的28名日本战犯中，除去审判期间病死的两人（原日本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原日本外相松冈洋）和精神病一人（大川周明，日本法西斯宣传骨干分子），25名甲级战犯全部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7人被判处死刑，荒木振幅等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至此，审判日本法西斯的东京审判，终于落下了帷幕。这是一次来之不易的正义审判。1946年2月15日，中苏美英等反法西斯盟国达成一致，正式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任命11位法官，分别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各派一人组成。到宣判时，已经过去了2年零9个月。
罪犯中为什么没有天皇
60多年过去了，对于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国际上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但是与此同时，关于东京审判的局限性也从未停止过争论。
“为什么没有审判日本天皇裕仁？”
关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者，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勃，他在1948年11月12日的判决书后面，直接附上了他的反对意见书。
在反对意见书中，卫勃认为，由于美国阻挠盟国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因此东京审判的实际意义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抗议美国方面的粗暴干涉司法，他选择了反对法庭判决书的方式，坚持自己的观点。
卫勃说，对日本天皇免于起诉，毫无疑问，“是由所有同盟国家最高的利益决定的”。而实际上，这个所谓的“最高利益”，显然不是坚决主张审判天皇的澳大利亚法官卫勃的“利益”，而是主导审判的盟国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和美国的“最高利益”。
毫无疑问，日本天皇裕仁在日本法西斯入侵中国、入侵东南亚以及发动太平洋战争中负有极大的领导责任，他如果对这一切没有能力阻止，他也就不可能在1945年8月15日力排众议成功推动日本无条件投降。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快速占领日本，将其转化为冷战的亚洲桥头堡，并作为自己军事力量的助手，是东京审判中必须“照顾”的美国最高利益。麦克阿瑟就公开扬言，日本天皇可以顶100万美国占领军。为了确保美国控制日本，保留天皇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美国人坚决反对审判天皇。作为太平洋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美国除了在拒绝审判天皇问题上施加影响，还动用了所有技术手段，包括成立国际检察局，彻底掌握东京审判的检察权。检察权就是只有国际检察局提起公诉的战争罪犯，才能押送国际法庭审判。由于美国控制的检察局拒绝对天皇裕仁提起公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使再想审判天皇，也无法诉诸行动。
当然，为了彻底确保美国在日本的利益，光保留天皇是不够的，还必须削减天皇的权力，麦克阿瑟很快就逼着天皇发表了《人间宣言》，公开宣布自己不是神而是人，彻底剥夺了天皇在日本神道教体系中的权力位置。
争议与正义
东京审判的另一个谜团永远不可能解开了。那就是面对7个死刑犯，每一个死刑犯都经过了11位法官的投票，最惊险的是广田弘毅，他的票数是6：5，最终判处死刑。那么，究竟哪一位法官反对执行死刑，哪一位法官又坚持了死刑呢？
由于11位法官在就职时，就公开宣誓绝对不将投票的具体结果公诸于世，如今这11位法官均已去世，因此究竟谁坚守了正义，而谁又让正义蒙尘，永远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了。
不过，由于一些文件的确凿存在，我们还是可以大致推断出究竟是谁为什么投了反对死刑的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后面直接附有四位法官的反对意见书。
其中，庭长卫勃反对的理由是法庭没有审判天皇，导致整个东京审判的正义性严重受损，因此他坚决反对法庭的一切判决。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当时的苏联法官扎里亚诺夫。
法国法官帕纳特的反对意见书中提出，他反对东京审判的判决结果。因为他认为整个判决有事后追溯的嫌疑，司法界素来有反对上溯法的传统（所谓上溯法，即罪犯在犯罪时，并无针对这项罪行的法律，而是在罪犯犯罪后，为了惩处罪犯而新制定了法律。司法界认为这种上溯法会影响法律的公正，很容易变成针对某个个人的报复）。
荷兰法官洛林的反对意见书，主要集中在两个战犯的判决上，他认为广田弘毅和重光葵应该判处无罪。尤其是广田弘毅，他代表日本在荷兰做外交的时间很长，因此认识不少荷兰上层人士，很多荷兰人对他抱有很好的印象。仅仅出于这个理由，荷兰法官洛林竟然完全不顾广田弘毅策划法西斯侵略战争、伤害全世界人民的罪行，公然认为广田弘毅应该无罪。
印度法官帕尔是本次法庭中最大的笑话。这个法官在判决书后提出了全面反对意见，在反对意见书中，帕尔表示他个人支持日本法西斯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谬论，并认为日本法西斯是为了“避免亚洲人民遭受西方殖民者的侵略”。帕尔法官认为，应该宣告全体被告战犯无罪。——这位法官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小丑，原因之一就是他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扶植的印度国民军（类似于中国的汪精卫伪军），伪军当惯了，自然看日军也顺眼多了。由于帕尔法官在东京审判过程中的倒行逆施，1966年，帕尔访问日本，日本天皇还亲自向帕尔颁发了一枚勋章表示感谢。
东京审判的结果是正义的，同时也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几位法官以法律之名侮辱了正义之剑，这种历史性的缺憾也时刻在提醒世人：如果法官不能够从法律和客观事实出发，而将法律视为保护自身好恶的工具，只看重法律本身而不愿倾听无辜战争死难者的哀鸣，那么这样的法律能维护正义吗？
（责编：石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