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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进党的诸多政治人物中，林义雄算是比较另类的：他是“美丽岛事件”受刑人，拥有党内大部分人无法比拟的政治资历，又有全力辅助陈水扁取得2000年选举胜利的经历，政治地位在党内少有人能够企及。但他对权力却并不恋践，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苦行者的形象，并于2006年退出民进党，与权力保持一定距离，被泛绿阵营视为“人格圣者”。
虽然林义雄已经退出民进党，但其行为仍会对民进党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丽岛事件”中的悲情英雄
林义雄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曾任文史教员和职业律师。1973年出任宜兰律师公会理事，同年与姚嘉文、陈继盛等合作创办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免费为平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一时期林义雄开始涉入政治领域。1975年台湾“立委”改选，林义雄等掌握了新当选“立委”林荣三贿选的证据，控告其当选无效，不料却在国民党当局的司法操作下败诉，林义雄义愤之下遂投身于反对当权者的运动，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77年年底林义雄参加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并成功当选。任职省议会期间，林义雄放弃了律师职业，全力投入政治活动，以认真问政的态度和犀利的质询，一扫省议会的沉闷气氛，使省议会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林义雄也因此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
伴随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的快速发展，这时的林义雄无论在党外势力政治观点的传播上还是组织化工作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义雄与其他党外人士合作，推出了《古坑夜谈——雨伞下的选举》等出版物，加大了对党外运动宣传的力度，并于1978年为因应选举的需要，筹组党外助选团，加快了党外的组织化进程。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这一时期党外势力无法组成新的政党，于是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以办杂志为名加强党外的组织化程度，《美丽岛》杂志就是党外组织化的最重要平台，被党外人士称为是“没有党名的党”。随着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对抗与冲突的扩大，终于酿成了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林义雄作为杂志发行管理人与其他骨干分子一同被捕。
“美丽岛事件”被党外人士称为是一场“对抗国民党强权”的政治斗争，而在这些党外人士被捕后进行的公开审判中，国民党当局处置失当，使得台湾社会对党外人士的同情开始增加，此后发生的“林宅血案”更使林义雄成为最具悲情色彩的政治人物。1980年2月28日，林义雄位于台北信义路的家中发生一起惨绝人寰的血案，其老母及双胞胎女儿都被杀身死，长女也身中六刀，经送医急救，侥幸存活。这一案件至今仍未告破，其影响持久深远。案件的发生使国民党当局的道德形象崩塌，并推动更多的台湾民众去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以及人权公义的问题，也吸引了更多人投入党外阵营。
淡泊名利：在巅峰淡出
林义雄因“美丽岛案”被判刑12年，1984年假释出狱，随后赴美进修，1989年返台，成为民进党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推动台湾进行“总统”直选，并参加了1996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这次初选败给了彭明敏。1998年林义雄当选民进党主席，成为2000年民进党战胜国民党上台执政的关键性人物。林义雄当选主席时正值党内许信良与陈水扁斗争激烈的紧要关头，其当选本身就是派系斗争的产物，所以当选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派系矛盾，协调派系关系。没有派系色彩的林义雄对派系行为采取少干预和不干预、对党的决议却坚决执行的策略，保证了民进党的团结。在2000年的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国民党的分裂，使陈水扁低空掠过，完成了岛内第一次政党轮替。林义雄成为首位带领民进党取得执政权的党主席，在民进党内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在随后的党主席选举中，声势如日中天的林义雄却在党内各个派系及诸多政治人物的慰留声中，以“任期已满，阶段性任务已完成”为由，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此前，林义雄还拒绝了陈水扁给予的“总统府资政”的职位。这种对政治及权力类似洁癖的性格及作风与绿营大部分政治人物弹冠相庆之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后，林义雄愈发看不惯党内的利益分配以及政治分赃的嘴脸，与党内政治人物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2005年年底林义雄发表声明，呼吁曾经担任“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甚至有意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的人，“都不适合担任新的民进党主席”。此言一出，党内一片哗然。在2006年年初的党主席补选中林义雄全力支持翁金珠，力图用这种方式改变民进党内权力分赃的政治生态，阻止民进党走向堕落。但是最后翁金珠输给了陈水扁支持的游锡堃，这也意味着林义雄改变民进党的努力失败。
2006年年初，林义雄发表公开信“永为民主国家主人——为退出民主进步党告同志书”，宣布退出民进党。林义雄选择的退党时间点正是民进党贪腐弊案开始集中爆发的当口，这意味着他对民进党内的贪腐文化以及族群撕裂牟取政治利益的做法已经不愿再忍受。对于这段时间内爆发的弊案，林义雄虽然没有集中火力批判，但失望之情还是溢于言表。2008年9月林义雄在参加民进党宜兰县党部的一场座谈会时说，“日本部长级的政务官说一句谎话或是贪污，马上下台，贪污的人还跳楼自杀。但台湾贪污的人还出来强辩，不止如此，很多人还夸他说得对，很会讲话，这就是文化的问题，当然政治不会好”。林义雄的退党使其道德高度进一步上升，成为民进党和泛绿阵营的“人格圣者”。此后林义雄完全淡出了权力舞台，继续做贯彻其“反核”理念的苦行者。
从“反核”领袖到公民社团“共主”？
林义雄的“反核”立场在他自美国返台后就逐步表露出来。1991年年初林义雄创立“核四（台湾第四核电厂）公投促进会”，宣称其宗旨为：经由促进“用公民投票决定应否兴建核四，来唤醒台湾人民的主人意识、培养台湾人民行使主人权利的能力。”
民进党上台后，不顾党内外反对，2001年“核四”复工。这引发了林义雄的不满，他于2月底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辞去民进党首席顾问的职位。2002年9月林义雄带领“核四公投促进会”展开环岛游行，推动“国会减半”、“核四公投”等诉求。2003年3月又率领“核四公投促进会”成员在“行政院”前静坐，要求陈水扁在2004年“大选”前举行“核四公投”。此后“反核”团体组织活动力度不断加大，现在基本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游行。至2003年年底，林义雄共发动三波徒步行走全台湾的“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行动，同时还通过静坐、绝食以及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表达“核四公投”的诉求。
2014年4月15日，在台湾的“反服贸”学运落下帷幕之际，林义雄宣布以无限期绝食的方式，要求马英九当局停建“核四”，“反核”团体也大力声援，一时声势很大，在台湾政坛引发了剧烈震荡，终于使马当局停止了“核四”工程。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林义雄虽然也坚持“反核”理念，却没有用绝食这种激烈的方式达成诉求，这次在马英九执政期间的绝食行为在坊间看来还是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不过林义雄似乎不愿被民进党过度消费，在马当局有所妥协之后恢复了进食。
台湾社会现在更关心的是林义雄会不会借此次行动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异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第三势力”。林义雄4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包括要求“立法院”补正“公民投票法”、阻止“立法院”通过“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召开“公民宪政会议”、推动“修宪”等诉求。这些都是“公民团体”近期的诉求，有评论认为林义雄有成为公民团体领袖的可能。不过，从台湾的现实政治情势来看，形成第三势力难度其实非常大。另外，公民团体一旦成为政治团体，而林义雄一旦正式进入政治斗争的场域，其“人格圣者”的光环会快速消失，同时他顽固的“台独”理念又会使其卷入统“独”之争，使其公民团体代言人的形象受损。所以对林义雄来说，保持社会运动精神领袖的形象并保持社会关怀的基本诉求，似乎是比组织一个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更加务实的做法。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
虽然林义雄已经退出民进党，但其行为仍会对民进党产生很大的影响。
“美丽岛事件”中的悲情英雄
林义雄毕业于台湾大学法律系，曾任文史教员和职业律师。1973年出任宜兰律师公会理事，同年与姚嘉文、陈继盛等合作创办台北平民法律服务中心，免费为平民提供法律服务。这一时期林义雄开始涉入政治领域。1975年台湾“立委”改选，林义雄等掌握了新当选“立委”林荣三贿选的证据，控告其当选无效，不料却在国民党当局的司法操作下败诉，林义雄义愤之下遂投身于反对当权者的运动，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1977年年底林义雄参加台湾省议会议员选举并成功当选。任职省议会期间，林义雄放弃了律师职业，全力投入政治活动，以认真问政的态度和犀利的质询，一扫省议会的沉闷气氛，使省议会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林义雄也因此成为党外运动的重要领袖人物。
伴随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党外运动的快速发展，这时的林义雄无论在党外势力政治观点的传播上还是组织化工作等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林义雄与其他党外人士合作，推出了《古坑夜谈——雨伞下的选举》等出版物，加大了对党外运动宣传的力度，并于1978年为因应选举的需要，筹组党外助选团，加快了党外的组织化进程。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这一时期党外势力无法组成新的政党，于是采取了变通的方式，以办杂志为名加强党外的组织化程度，《美丽岛》杂志就是党外组织化的最重要平台，被党外人士称为是“没有党名的党”。随着党外势力与国民党当局对抗与冲突的扩大，终于酿成了1979年12月的“美丽岛事件”，林义雄作为杂志发行管理人与其他骨干分子一同被捕。
“美丽岛事件”被党外人士称为是一场“对抗国民党强权”的政治斗争，而在这些党外人士被捕后进行的公开审判中，国民党当局处置失当，使得台湾社会对党外人士的同情开始增加，此后发生的“林宅血案”更使林义雄成为最具悲情色彩的政治人物。1980年2月28日，林义雄位于台北信义路的家中发生一起惨绝人寰的血案，其老母及双胞胎女儿都被杀身死，长女也身中六刀，经送医急救，侥幸存活。这一案件至今仍未告破，其影响持久深远。案件的发生使国民党当局的道德形象崩塌，并推动更多的台湾民众去关心台湾的政治发展以及人权公义的问题，也吸引了更多人投入党外阵营。
淡泊名利：在巅峰淡出
林义雄因“美丽岛案”被判刑12年，1984年假释出狱，随后赴美进修，1989年返台，成为民进党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他推动台湾进行“总统”直选，并参加了1996年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这次初选败给了彭明敏。1998年林义雄当选民进党主席，成为2000年民进党战胜国民党上台执政的关键性人物。林义雄当选主席时正值党内许信良与陈水扁斗争激烈的紧要关头，其当选本身就是派系斗争的产物，所以当选后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处理派系矛盾，协调派系关系。没有派系色彩的林义雄对派系行为采取少干预和不干预、对党的决议却坚决执行的策略，保证了民进党的团结。在2000年的台湾最高领导人选举中，由于国民党的分裂，使陈水扁低空掠过，完成了岛内第一次政党轮替。林义雄成为首位带领民进党取得执政权的党主席，在民进党内的威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过，在随后的党主席选举中，声势如日中天的林义雄却在党内各个派系及诸多政治人物的慰留声中，以“任期已满，阶段性任务已完成”为由，宣布不再竞选连任。此前，林义雄还拒绝了陈水扁给予的“总统府资政”的职位。这种对政治及权力类似洁癖的性格及作风与绿营大部分政治人物弹冠相庆之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后，林义雄愈发看不惯党内的利益分配以及政治分赃的嘴脸，与党内政治人物的矛盾日益凸显出来。2005年年底林义雄发表声明，呼吁曾经担任“总统”、“副总统”、“行政院长”，甚至有意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的人，“都不适合担任新的民进党主席”。此言一出，党内一片哗然。在2006年年初的党主席补选中林义雄全力支持翁金珠，力图用这种方式改变民进党内权力分赃的政治生态，阻止民进党走向堕落。但是最后翁金珠输给了陈水扁支持的游锡堃，这也意味着林义雄改变民进党的努力失败。
2006年年初，林义雄发表公开信“永为民主国家主人——为退出民主进步党告同志书”，宣布退出民进党。林义雄选择的退党时间点正是民进党贪腐弊案开始集中爆发的当口，这意味着他对民进党内的贪腐文化以及族群撕裂牟取政治利益的做法已经不愿再忍受。对于这段时间内爆发的弊案，林义雄虽然没有集中火力批判，但失望之情还是溢于言表。2008年9月林义雄在参加民进党宜兰县党部的一场座谈会时说，“日本部长级的政务官说一句谎话或是贪污，马上下台，贪污的人还跳楼自杀。但台湾贪污的人还出来强辩，不止如此，很多人还夸他说得对，很会讲话，这就是文化的问题，当然政治不会好”。林义雄的退党使其道德高度进一步上升，成为民进党和泛绿阵营的“人格圣者”。此后林义雄完全淡出了权力舞台，继续做贯彻其“反核”理念的苦行者。
从“反核”领袖到公民社团“共主”？
林义雄的“反核”立场在他自美国返台后就逐步表露出来。1991年年初林义雄创立“核四（台湾第四核电厂）公投促进会”，宣称其宗旨为：经由促进“用公民投票决定应否兴建核四，来唤醒台湾人民的主人意识、培养台湾人民行使主人权利的能力。”
民进党上台后，不顾党内外反对，2001年“核四”复工。这引发了林义雄的不满，他于2月底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辞去民进党首席顾问的职位。2002年9月林义雄带领“核四公投促进会”展开环岛游行，推动“国会减半”、“核四公投”等诉求。2003年3月又率领“核四公投促进会”成员在“行政院”前静坐，要求陈水扁在2004年“大选”前举行“核四公投”。此后“反核”团体组织活动力度不断加大，现在基本每年都有大规模的游行。至2003年年底，林义雄共发动三波徒步行走全台湾的“核四公投千里苦行”行动，同时还通过静坐、绝食以及发传单等方式向社会表达“核四公投”的诉求。
2014年4月15日，在台湾的“反服贸”学运落下帷幕之际，林义雄宣布以无限期绝食的方式，要求马英九当局停建“核四”，“反核”团体也大力声援，一时声势很大，在台湾政坛引发了剧烈震荡，终于使马当局停止了“核四”工程。在民进党执政期间，林义雄虽然也坚持“反核”理念，却没有用绝食这种激烈的方式达成诉求，这次在马英九执政期间的绝食行为在坊间看来还是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不过林义雄似乎不愿被民进党过度消费，在马当局有所妥协之后恢复了进食。
台湾社会现在更关心的是林义雄会不会借此次行动凝聚社会力量，形成异于国民党和民进党的“第三势力”。林义雄4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提出包括要求“立法院”补正“公民投票法”、阻止“立法院”通过“自由经济示范区特别条例”、召开“公民宪政会议”、推动“修宪”等诉求。这些都是“公民团体”近期的诉求，有评论认为林义雄有成为公民团体领袖的可能。不过，从台湾的现实政治情势来看，形成第三势力难度其实非常大。另外，公民团体一旦成为政治团体，而林义雄一旦正式进入政治斗争的场域，其“人格圣者”的光环会快速消失，同时他顽固的“台独”理念又会使其卷入统“独”之争，使其公民团体代言人的形象受损。所以对林义雄来说，保持社会运动精神领袖的形象并保持社会关怀的基本诉求，似乎是比组织一个政治团体、参与政治权力争夺更加务实的做法。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