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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支持以色列不遗余力，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近期的案例是，美国又是威胁动用否决权，又是威胁切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经费输入，仅仅因为教科文组织支持了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成员。在美国面对世界纷繁乱象，经济危机与政治裂变同在的局势下，却仍然不惜牺牲自己利益对以色列这个“顽童”溺爱有加，这就让我们不得不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美国为什么如此偏袒以色列呢？
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质疑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美国为了维护在中东的控制能力，为了防止中东那些所谓“流氓国家”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维护以色列这个被“独裁政权”所包围的民主政府，为了帮助命运悲惨的犹太人，美国不但没有理由放弃以色列，而且一直欣然充当以色列最大的赞助者。同时，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年，政客们会围绕一系列国内问题进行辩论，也会不可避免地在对外政策上爆发激烈的争论，惟有一个问题，那些候选人将百分之百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捍卫以色列的利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
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灵活务实的。可是在以色列问题上，美国为什么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保持绝对一致呢？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对这个老话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美国在以色列的付出已经远远超出回报，这样的亲以政策已经在同时损害美国与以色列各自的利益。然而，他们的研究触犯了美国社会最为禁忌的话题，对他们的学理批判甚至人身攻击至今不绝于耳。但是随着更多相关事件的发生，两位学者的判断愈益被证实，美国自己也逐渐开始反思，但是目前为止，也仅仅是反思而已。
通常意义上，最容易理解美以特殊关系的理由就是上述提及的美国战略需要和道德观念使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以色列几乎与冷战同时出现，这似乎预示着它的命运就是协助美国对抗苏联。显然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做得十分出色。它通过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在军事上挫败了亲苏的埃及和叙利亚，在毁坏苏联声誉的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声望，并最终推动了埃及总统萨达特断绝与苏联的关系，转向美国。这看来非常美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以色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坚定的支持。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就意味着美国对埃及或者叙利亚的放弃。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对手，是美国支持以色列行为的结果。其次，美国这样做相当于在阿以冲突上火上浇油，阻止了和平的进展，反倒让美国一直陷在无法解决阿以冲突的泥潭之中，直到现在。再次，或许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美主义浪潮，美国是自食其果。而这种民族与宗教情绪交织，衍生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最大敌人——恐怖主义。
如果说以色列在冷战时期还算实现了它的价值，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以色列就成了美国的战略负担。1991年的海湾战争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美国及其盟国最终集结了40多万军队来解放科威特，却投鼠忌器，无法将以色列当做基地。而当萨达姆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求反制西方联军的时候，美国却不得不分出资源——爱国者导弹来防卫以色列，以使以色列成为局外人。当然以色列并不用为这种情形而负责，但这却说明了以色列正成为一项“负资产”。
在随后的日子里美国总统的主要事务之一就是解决阿以冲突，可是今天的解决办法一次又一次成为了明日的谬论。而当本·拉登声称美国必须为支持以色列和造成巴勒斯坦悲剧来负责时，美国代替以色列成为了受害者。这时，有论者甚至包括美国和以色列首脑都认为，美国与以色列是反恐伙伴。这是莫大的讽刺，美国并不是因为面临恐怖主义的危险而需要以色列的帮助，事实正好相反，因为美国长期帮助了以色列才带给自己恐怖主义的麻烦。
在通过战略来阐明美以特殊关系问题上，还存在两种逻辑。一是美国需要以色列来对抗那些“流氓国家”，限制它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美国需要中东的石油，因此必须让中东地区存在一个绝对亲美的政权来制衡该地区可能出现的过于强大的国家，那就是以色列。但是实际上，首先，这些“流氓国家”对美国的核心利益从来都没有致命影响，他们真正威胁的是以色列，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敌意显然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结果。其次，美国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也很有可能不能阻止“流氓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的正面作用微乎其微。尤其考虑到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事实，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威胁也被夸大了。关于以色列在美国获取石油资源上的战略价值，也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在中东地区，只要防止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就可以达到制衡目的了，而不在乎这个国家政权是否亲美。通过两个国家的矛盾进行制衡是大国屡试不爽的做法，美国也是这样做的，两伊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伊拉克，并且与自己的欧洲盟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海上力量，可这时以色列的作用何在呢？
再来看道德方面的解释。道德的外衣使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在国内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国际政治从来不完全受道德指引，美国既可以与前伊朗的君主制政权合作，也可以与萨达姆的强人政权合作，美国不可能在60余年中仅仅因为同情犹太人的历史遭遇就不遗余力，哪怕严重损害自己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如果真心论及道德，那么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惨状与以色列相比，又会让美国站在哪边呢？最后，美国比其他所有国家都了解一个事实，以色列自从建国开始在中东地区的力量从来没有弱小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同时与五支阿拉伯军队作战，他们除了战斗初期以外在士兵的数量和武器的质量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谁在影响和决定美国对以政策
根据米尔斯海默等人的看法，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真正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完全开放性的本质，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个人的巨大影响。例如，身为犹太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毫不掩饰地写道：“尽管我没有进行我的宗教实践，但是我不能够忘记我那死在纳粹集中营的13个家庭成员……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都是我的私人朋友。然而……我必须使我的情感偏好服从我的国家利益观……它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偶尔它还被证明是令人痛苦的。”这就说明，犹太人通过犹太宗教而延续至今，经历了历史上最苦痛的民族经历，他们即便成为了美国人，也会处于双重忠诚的状态，即一方面效忠于美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忠于犹太民族，甚至是犹太教。
在美国能够直接影响对外政策的犹太人很多，横跨学者与政界的人物还有著名的布热津斯基、沃尔福威茨等人。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都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在学界，被称为国际政治之父的摩根索也是犹太人，他的国际关系理论至今仍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理念的重要来源。有事实表明，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犹太朋友、最高大法官布兰代斯。类似地，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也受到了其来自犹太朋友和顾问代为求情的影响。
除了个人影响决策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包括各种对美国对外政策有着持续影响的组织。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要鼓励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向以色列提供物资支持，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比如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反诽谤联盟、以色列联合会等。
这些以色列游说集团，被称为“在国会中毫无疑问最有影响的游说集团”，它们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非常富有。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他们能够募捐大量的美元，因此当候选人胜选后美国涉及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出现他们的影子。其实美国也有阿拉伯世界的游说集团，他们因为石油而凸显重要。但是这些游说集团只重视其商业领域内的事情，并不积极寻求影响美国的以色列政策。
2007年众议院举行了一个有关巴以和平进程的听证会。国务卿赖斯想重新开启濒临死亡的和平进程，因此该小组委员会寻求三位证人的作证。这三个人却全都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成员，换句话说，在国会上有关双边冲突的会议上，被允许说话的只有一方。
以色列游说集团不仅仅通过操纵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来推行亲以战略，还通过媒体、学界来控制公共话语。近年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要报刊对中东进行报道的专栏作家都是以色列的热情捍卫者，即便是稍微温和一点的作者也从未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而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甚至直接将亲以倾向的宣传资料派发给1700多家报纸以及那些主要的通讯区。
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通过在学术机构安排学校高级管理人员来监控校园活动，训练以色列年轻的拥护者。他们利用以色列历史上的不幸与现实中所谓“弱者”的形象，让美国学生自幼就产生亲以情绪。而这些人成长为社会精英之后，结果可想而之。
更有甚者，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危害性对美国的反犹言论予以打击，甚至直接采取暴力手段。简言之，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努力使得美国必须保卫以色列生存的神话很难受到挑战。有人说近来共和党为“茶党”所绑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美国几乎一直心甘情愿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绑架了。
中国学者的观点
对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观点，中国学者看法不尽一致。美国问题专家周琪持赞同关于美国亲以政策已经在损害美以利益的观点。她举例说，自1979年戴维营和谈至今，美国一直通过对外援助来换取埃以之间的和平。1994年美国对外援助大幅降低，对埃以两国的援助金额仍然高达40多亿美元，个别年份甚至超出过50亿美元。很多西方国家都从道义上支持了巴勒斯坦入联，但是美国仍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使得其在国际形象上减分不少。换句话说，美国为了以色列而给自己制造了新的敌人，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受损的情况下，长期来说美国的亲以政策对美国自身危害巨大。
中东问题专家高祖贵则认为，美以之间的利益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双方在某些方面的妥协都换取了另一些方面的获利，因此很难说长期来看具体对谁有利或者有弊端。尤其对以色列来说，大家都觉得美国亲以政策对以色列有利，实际上以色列是一直在作出妥协的，没有美国的限制，以色列只会选择更加激进的政策，并且以色列始终认为因为政策不够犀利才导致了阿以问题的一拖再拖。
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因为战略抑或道德两种原因就使得美国无限度支持以色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们无法解释60年来美以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不过，周琪认为：道德的作用必然是存在的。毕竟美国人骨子里就是向往和相信自由与民主的，同时犹太人历史的悲情与中东民主政权的稀缺，也使得美国民众同情和支持以色列。
高祖贵认为，无法用单一变量来解释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换句话说，如果只有美国国内的因素而没有道德和战略层面的考虑，那么美国的亲以政策是完全无法站住脚的。但是不论是战略因素还是道德因素，都只有落实在国内因素上才能起作用。
高祖贵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究其根源并非仅仅是因为以色列，文明之间的冲击本身就是存在的，亲以政策的作用至多是加深了这种冲击，而不是冲击的根源。
周琪也表示：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和卡扎菲之死等事情之后，美国对中东地位的重视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更不会改变。尽管奥巴马上台后曾经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改变亲以政策，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
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质疑
答案似乎显而易见。美国为了维护在中东的控制能力，为了防止中东那些所谓“流氓国家”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了维护以色列这个被“独裁政权”所包围的民主政府，为了帮助命运悲惨的犹太人，美国不但没有理由放弃以色列，而且一直欣然充当以色列最大的赞助者。同时，美国即将进入大选年，政客们会围绕一系列国内问题进行辩论，也会不可避免地在对外政策上爆发激烈的争论，惟有一个问题，那些候选人将百分之百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捍卫以色列的利益，不论在何种情况下。
在对外政策上，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灵活务实的。可是在以色列问题上，美国为什么过去、现在和可以预见的未来都保持绝对一致呢？美国著名学者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沃尔特对这个老话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们认为美国在以色列的付出已经远远超出回报，这样的亲以政策已经在同时损害美国与以色列各自的利益。然而，他们的研究触犯了美国社会最为禁忌的话题，对他们的学理批判甚至人身攻击至今不绝于耳。但是随着更多相关事件的发生，两位学者的判断愈益被证实，美国自己也逐渐开始反思，但是目前为止，也仅仅是反思而已。
通常意义上，最容易理解美以特殊关系的理由就是上述提及的美国战略需要和道德观念使然。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以色列几乎与冷战同时出现，这似乎预示着它的命运就是协助美国对抗苏联。显然在冷战时期，以色列做得十分出色。它通过1967年和1973年的两次中东战争，在军事上挫败了亲苏的埃及和叙利亚，在毁坏苏联声誉的同时提升了美国的声望，并最终推动了埃及总统萨达特断绝与苏联的关系，转向美国。这看来非常美妙，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以色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坚定的支持。而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就意味着美国对埃及或者叙利亚的放弃。换句话说，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对手，是美国支持以色列行为的结果。其次，美国这样做相当于在阿以冲突上火上浇油，阻止了和平的进展，反倒让美国一直陷在无法解决阿以冲突的泥潭之中，直到现在。再次，或许也是最核心的内容，对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兴起的反美主义浪潮，美国是自食其果。而这种民族与宗教情绪交织，衍生出美国在9.11事件之后的最大敌人——恐怖主义。
如果说以色列在冷战时期还算实现了它的价值，那么冷战结束之后以色列就成了美国的战略负担。1991年的海湾战争很快就证明了这一点。虽然美国及其盟国最终集结了40多万军队来解放科威特，却投鼠忌器，无法将以色列当做基地。而当萨达姆向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以求反制西方联军的时候，美国却不得不分出资源——爱国者导弹来防卫以色列，以使以色列成为局外人。当然以色列并不用为这种情形而负责，但这却说明了以色列正成为一项“负资产”。
在随后的日子里美国总统的主要事务之一就是解决阿以冲突，可是今天的解决办法一次又一次成为了明日的谬论。而当本·拉登声称美国必须为支持以色列和造成巴勒斯坦悲剧来负责时，美国代替以色列成为了受害者。这时，有论者甚至包括美国和以色列首脑都认为，美国与以色列是反恐伙伴。这是莫大的讽刺，美国并不是因为面临恐怖主义的危险而需要以色列的帮助，事实正好相反，因为美国长期帮助了以色列才带给自己恐怖主义的麻烦。
在通过战略来阐明美以特殊关系问题上，还存在两种逻辑。一是美国需要以色列来对抗那些“流氓国家”，限制它们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二是美国需要中东的石油，因此必须让中东地区存在一个绝对亲美的政权来制衡该地区可能出现的过于强大的国家，那就是以色列。但是实际上，首先，这些“流氓国家”对美国的核心利益从来都没有致命影响，他们真正威胁的是以色列，而美国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敌意显然是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结果。其次，美国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也很有可能不能阻止“流氓国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这个过程中，以色列的正面作用微乎其微。尤其考虑到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事实，这些国家对以色列的威胁也被夸大了。关于以色列在美国获取石油资源上的战略价值，也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大。在中东地区，只要防止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就可以达到制衡目的了，而不在乎这个国家政权是否亲美。通过两个国家的矛盾进行制衡是大国屡试不爽的做法，美国也是这样做的，两伊战争中美国全力支持伊拉克，并且与自己的欧洲盟国加强了在该地区的海上力量，可这时以色列的作用何在呢？
再来看道德方面的解释。道德的外衣使美国对以色列政策在国内的支持率非常高。但是国际政治从来不完全受道德指引，美国既可以与前伊朗的君主制政权合作，也可以与萨达姆的强人政权合作，美国不可能在60余年中仅仅因为同情犹太人的历史遭遇就不遗余力，哪怕严重损害自己的硬实力与软实力。如果真心论及道德，那么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惨状与以色列相比，又会让美国站在哪边呢？最后，美国比其他所有国家都了解一个事实，以色列自从建国开始在中东地区的力量从来没有弱小过，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同时与五支阿拉伯军队作战，他们除了战斗初期以外在士兵的数量和武器的质量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
谁在影响和决定美国对以政策
根据米尔斯海默等人的看法，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真正原因是美国政治制度完全开放性的本质，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和个人的巨大影响。例如，身为犹太人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曾毫不掩饰地写道：“尽管我没有进行我的宗教实践，但是我不能够忘记我那死在纳粹集中营的13个家庭成员……大多数以色列领导人都是我的私人朋友。然而……我必须使我的情感偏好服从我的国家利益观……它并不总是很容易的，偶尔它还被证明是令人痛苦的。”这就说明，犹太人通过犹太宗教而延续至今，经历了历史上最苦痛的民族经历，他们即便成为了美国人，也会处于双重忠诚的状态，即一方面效忠于美国，另一方面他们仍然忠于犹太民族，甚至是犹太教。
在美国能够直接影响对外政策的犹太人很多，横跨学者与政界的人物还有著名的布热津斯基、沃尔福威茨等人。他们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都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在学界，被称为国际政治之父的摩根索也是犹太人，他的国际关系理论至今仍然是美国对外战略理念的重要来源。有事实表明，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对《贝尔福宣言》的支持，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犹太朋友、最高大法官布兰代斯。类似地，杜鲁门支持以色列建国也受到了其来自犹太朋友和顾问代为求情的影响。
除了个人影响决策之外，以色列游说集团也包括各种对美国对外政策有着持续影响的组织。他们公开宣称的目标就是要鼓励美国政府和美国公众向以色列提供物资支持，并支持以色列的政策。比如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美国犹太组织总裁会议、反诽谤联盟、以色列联合会等。
这些以色列游说集团，被称为“在国会中毫无疑问最有影响的游说集团”，它们不仅规模庞大，而且非常富有。在美国总统选举过程中，他们能够募捐大量的美元，因此当候选人胜选后美国涉及以色列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出现他们的影子。其实美国也有阿拉伯世界的游说集团，他们因为石油而凸显重要。但是这些游说集团只重视其商业领域内的事情，并不积极寻求影响美国的以色列政策。
2007年众议院举行了一个有关巴以和平进程的听证会。国务卿赖斯想重新开启濒临死亡的和平进程，因此该小组委员会寻求三位证人的作证。这三个人却全都是以色列游说集团的核心成员，换句话说，在国会上有关双边冲突的会议上，被允许说话的只有一方。
以色列游说集团不仅仅通过操纵美国对外政策制定来推行亲以战略，还通过媒体、学界来控制公共话语。近年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要报刊对中东进行报道的专栏作家都是以色列的热情捍卫者，即便是稍微温和一点的作者也从未站在巴勒斯坦人一边。而犹太组织总裁会议甚至直接将亲以倾向的宣传资料派发给1700多家报纸以及那些主要的通讯区。
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通过在学术机构安排学校高级管理人员来监控校园活动，训练以色列年轻的拥护者。他们利用以色列历史上的不幸与现实中所谓“弱者”的形象，让美国学生自幼就产生亲以情绪。而这些人成长为社会精英之后，结果可想而之。
更有甚者，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利用希特勒反犹主义的危害性对美国的反犹言论予以打击，甚至直接采取暴力手段。简言之，以色列游说集团的努力使得美国必须保卫以色列生存的神话很难受到挑战。有人说近来共和党为“茶党”所绑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美国几乎一直心甘情愿被以色列游说集团所绑架了。
中国学者的观点
对米尔斯海默等人的观点，中国学者看法不尽一致。美国问题专家周琪持赞同关于美国亲以政策已经在损害美以利益的观点。她举例说，自1979年戴维营和谈至今，美国一直通过对外援助来换取埃以之间的和平。1994年美国对外援助大幅降低，对埃以两国的援助金额仍然高达40多亿美元，个别年份甚至超出过50亿美元。很多西方国家都从道义上支持了巴勒斯坦入联，但是美国仍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使得其在国际形象上减分不少。换句话说，美国为了以色列而给自己制造了新的敌人，在硬实力和软实力均受损的情况下，长期来说美国的亲以政策对美国自身危害巨大。
中东问题专家高祖贵则认为，美以之间的利益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双方在某些方面的妥协都换取了另一些方面的获利，因此很难说长期来看具体对谁有利或者有弊端。尤其对以色列来说，大家都觉得美国亲以政策对以色列有利，实际上以色列是一直在作出妥协的，没有美国的限制，以色列只会选择更加激进的政策，并且以色列始终认为因为政策不够犀利才导致了阿以问题的一拖再拖。
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因为战略抑或道德两种原因就使得美国无限度支持以色列，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它们无法解释60年来美以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不过，周琪认为：道德的作用必然是存在的。毕竟美国人骨子里就是向往和相信自由与民主的，同时犹太人历史的悲情与中东民主政权的稀缺，也使得美国民众同情和支持以色列。
高祖贵认为，无法用单一变量来解释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换句话说，如果只有美国国内的因素而没有道德和战略层面的考虑，那么美国的亲以政策是完全无法站住脚的。但是不论是战略因素还是道德因素，都只有落实在国内因素上才能起作用。
高祖贵认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对抗，究其根源并非仅仅是因为以色列，文明之间的冲击本身就是存在的，亲以政策的作用至多是加深了这种冲击，而不是冲击的根源。
周琪也表示：经历了“阿拉伯之春”和卡扎菲之死等事情之后，美国对中东地位的重视不会改变，对以色列的政策更不会改变。尽管奥巴马上台后曾经批评过以色列的政策，但是从根本上改变亲以政策，目前来看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