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信息却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过去，原始录像可以作为确凿的证据。现在，技术模拟出以假乱真的视频，真相也随之瓦解。深度炒作的时代，假视频泛滥，荒诞世界中渗透着怀疑和惶恐。眼见都不一定为实，那么什么才是真实呢？
　　
　　在网络世界的暗处，隐藏着一些“特别的”色情片。在不知情的人看来，这些色情片的主角就是电影《权利的游戏》或者《哈利·波特》中的演员，或者说身材、容貌与他们极其相似。实际上，通过技术操作，人们可以轻易地把某个演员的头部“拼接”到色情片主角的身体上，甚至是无缝拼接若干个身体部位。色情片产业窃取演员的图像信息是互联网时代侵犯名誉的极端案例。残酷的事实是：普通的审核程序检验不出窃取身份图像信息的骗局。
　　假视频剪辑技术发展迅猛，假视频也更加逼真。制作色情片只不过是更黑暗的视频制作产业诞生前的测验。今年1月，一个制作假视频的人声称他们团队有意向扩展业务。他想改进制作流程，使制作工作更加自动化。这样任何人都可以把一个人的头部拼接到另一个人的身体上，只需简单几步，甚至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就能合成一部色情片。学术或商业实验室目前正在研发更简便的工具，用于非色情片产业——利用人物的表情和精确模拟的声音合成视频，这种方法合成的视频将比现阶段技术生产的假视频更能以假乱真。
　　网络总蕴含着邪恶的种子。从“标题党”到监视程序，再到让人成瘾的牟利游戏，各种人为操纵的信息产品霸占着社交网络的动态新闻栏目，这些信息产品似乎已经成为了网络时代的货币。网络身份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匿名者在网络上窃取他人的信息，并发布各类信息混淆视听。从这个角度看，深度炒作造就了迄今为止互联网狂欢的高潮——又或许，现阶段的炒作只是个开端，我们难以预见今后会朝怎样的方向发展。
　　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写过，没有注明来源，“真相”就不成立。他讽刺地提出过“相对感知”的论点：我和你看同一样事物，你怎么知道，我们看到的事物就是相同的呢？各类机构（媒体、政府、学校）都在帮助人们建构一种基于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共识，让我们用同一种眼光看待事物——尽管这样的共识正在多元化的社会悄然解体。社交媒体推动我们来到新的时代，现在，我们能够获取更多个性化的信息，它的確过滤了我们不感兴趣的事物，但也充斥着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加快建构一个荒诞的社会，为谎言和阴谋赋予最高的权利。
　　我们的眼睛时常会欺骗我们。换句话说，真相的瓦解已经近在眼前。
　　
　　今天，我们渴求着真理。我们仍然生活在亚伯拉罕·泽布鲁德的世界中。也就是说，我们推崇偶然拍摄的真实镜头，就像达拉斯市的服装商亚伯拉罕用8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拍下肯尼迪遇刺的瞬间。原始录像在我们的文化中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地位。因为媒体总是日复一日地提供着广告软文、政治宣传以及煽情夸张的电视新闻，公众在这些信息的浸染下，不但产生了“免疫”，而且还不理性地批评媒体。评论家大卫·西尔兹把公众渴求原始真实信息的心态称为“真相饥渴”。
　　丑闻只有在真实的录像前才有说服力。例如，前两次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丑闻视频就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12年，在政客米特·罗姆尼的拉票会上，一位服务生就在罗姆尼声称占美国人口47%的奥巴马支持者是依靠联邦政府救助的可怜人时，悄悄地按下了录像键。正是因为这一次偷拍，罗姆尼成为总统的机会几乎化作泡影。如果此次事件只是由一位文字记者潦草地写上几笔，那么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反响。而视频则让周围的一切悉数入镜，镜头中来来往往的服务生、折叠整齐的餐巾、服务生制服上的标志，都足以证明其无懈可击。
　　唐纳德·特朗普到现在都未必摆脱了丑闻视频的影响，那段丑闻视频录下了他吹嘘自己性侵女性的事实，比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的其他视频激发了公众更多的愤慨和良知。原始视频在近期的社会事件中也引爆了公众情绪。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暴力拖拽已经无意识的妻子上电梯的视频，引爆了球员家庭暴力的话题。尽管这个问题由来已久，但视频曝光后，球员实施家庭暴力的问题才引发了关注。2016年明尼苏达州警员枪击费兰多·卡斯提尔的案件，也同样是因为费兰多的女友在脸书上发布视频才引发关注。无论是压倒性的数据，还是生动的新闻消息，都没能引发人们对警察暴行的足够重视。但是视频信息却让公众、政客，甚至一些顽固的保守派，终于认清了严重的警察暴行，而这是大家以前一直忽略的问题。
　　我们自然而然地相信着自己的感官，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事物，而假视频产业正是利用这一点操纵着我们。密歇根大学的阿维夫·殴瓦迪亚称现在人们普遍怀疑信息真实性的现象为“信息危机”。想像一下，当你发现视频是被人剪辑处理过的，心里有多不是滋味。比如说披萨门事件，约翰·波德斯塔在录像中似乎用猥琐的眼神看着一个孩子，但这个视频是背后有人操纵过的假视频。尽管事后证明是假视频，但是这个视频在当时依然引起了爆炸般的反响。
　　问题不仅是日益增加的假视频。经过操纵的视频引发了人们对所有视频的怀疑。政客和公众人物滥用人们对视频的怀疑，撇清自己。当丑闻被曝光时，他们可以很轻易地声明，视频被恶意剪辑过。例如现任总统特朗普就率先滥用了公众对视频的怀疑，洗清自己。尽管他最初承认了性侵好莱坞女星的事实，但是现在他却故意质疑视频中的声音，是否真的系他自己所言，而非恶意配音剪辑。
　　假视频最终毁灭了我们对普通真相的信仰。正如谷歌研究员伊恩·古德费罗接受《麻省理工技术评论》采访时所言：“过去，我们能把视频当作独立的证据，还真是幸运，可惜好景不长。”
　　真相的瓦解并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偶然结果。长期以来，技术领域中一些最传奇的设计都是以瓦解真相或是消遣娱乐为目标。从很多层面上来说，硅谷的故事始于上世纪60年代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成立之时，也就是斯坦福周围诸多传奇工程的实验室成立后不久。国际高级研究基金会曾专门研究过麻醉药。有些科学家不能忍受麻醉药对精神造成的稀奇古怪的反应，所以尽管是以科学的名义，他们还是不愿意亲身试验麻醉药。他们想制作一台机器，模拟麻醉药对意识造成的影响。计算机模拟出的麻醉药效果同样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撕裂出一个洞口，让人们逃出平庸的日常生活。史蒂芬·乔布斯曾说，体验麻醉药模拟效果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技术人员带给我们脱离现实的体验并不止于以假乱真的视频。虚拟现实才是模拟真实体验的典范。虚拟现实的终极目标是创造一种完全置身于他处的幻觉。戴上特制眼镜和手套后，虚拟现实系统就能欺骗我们的感官，颠覆我们的认知。在虚拟现实游戏中，我们被放置在另一个世界里。尽管游戏足够吸引人，但是现在还做不到让玩家完全沉浸其中，它仍然有变得更加逼真的潜力。几十年前，虚拟现实技术初次实验时，迷幻小说作家蒂莫西·利里就说，虚拟现实将成为新的致幻剂。
　　现在，虚拟现实技术已经日趋成熟，虚拟现实中的世界的确比日常生活有趣。虚拟现实的内容将通过多种渠道扩展和强化。但是如果虚拟现实技术像社交媒体那样被宣传得神乎其神，那么它就有可能发展成一项庞大的产业，吸引消费者应用虚拟现实技术获得想要的体验。几家大公司则可能垄断庞大的虚拟现实产业。例如，脸书公司正在投资虚拟现实技术，并收购了奥克鲁斯虚拟现实技术初创公司，这的确有些令人不安。
　　虚拟现实将进一步操控消费者，因为它从根本上制造了一个难题，那就是，到底何为真实？虚拟现实的设计师说，一些体验者会在体验虚拟现实的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摘下眼镜，匆匆逃离“另一个世界”。研究证明，虚拟现实可以在使用者结束体验之后，继续发挥作用，诱导他们出现更利他或者更利己的行为。
　　德国研究员试图编撰出有关虚拟现实的伦理，他们警告称，虚拟现实为操控精神和培养行为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在商业、政治、宗教，或者政府利益团体等领域，利益相关者可以在虚拟现实的背后操控一切。虚拟现实技术的先驱杰伦·拉尼尔在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称：“没有一种媒介能够如此强有力地诠释美感，让人在恐惧面前如此脆弱。虚拟现实将检验我们的人性。它比其他媒介更能强化我们的个性。”
　　人们正在设法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化。或许，为了适应现在的信息环境，我们将学会习惯性地怀疑一切。然而，人们还是极有可能被愚弄和欺骗——轻易地陷入与自己的信仰相符合的世界里，陷入局限的自我认知中，无论那些信仰多么偏激或是错得多么显而易见。政府对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社会变化回应缓慢，或者索性回避讨论虚拟现实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
　　很少有人有时间或者有能力分辨信息的真假。我们只能一定程度上寄希望于重建文化权威，信任报纸、院校等机構发布的信息。也许，大科技公司将意识到信息危机，并且采取拯救信息源信任危机的措施。因为科技公司掌控着最重要的新闻和信息接入点，所以他们比公众更容易识别出假视频。但要想切实管理信息发布，就要接受一些他们之前一直抗拒的原则，确保责任的实施。
　　2016年，当俄罗斯利用脸书影响美国大选时，伊隆·马斯克表述了自己对于社会生活的看法。他谈到了牛津大学的一位哲学家的理论：人类实际上是在计算机模拟环境中度过人生，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是科幻小说或是电脑游戏中的人物。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在‘真实世界’中生活的概率是几十亿分之一。”虚拟现实产业的领导者掌控着我们所能获知的信息，并希望塑造我们的未来，如果连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真实世界的存在，那么我们挽回真相的希望就真的很渺茫了。
　　[译自美国《大西洋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