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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斐先生：
你好！
在千禧钟声敲响的时候，我读了王大莉女士转来的你摄编的大著《龟兹佛窟人体艺术》。它虽然出版于8年前，但正如这些千余年前的龟兹壁画一样，不但不会过时，而且历久弥新。我把这本很有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书，看作是新年最珍贵的礼物。这本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一如社名所示，涉及美术、摄影、文化、教育方方面面，这里，姑以摄影为中心，谈谈自己的读感与衍思。
［文化取予］你是一位文博摄影家。文博摄影的最大特点是文物研究和摄影的结合，或曰以渊博的文物知识和独到见解作摄影的基础和灵魂。你的研究很注意从大的文化背景着眼，以大观小，抓住“新疆是唯一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这一特点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不仅看共时态，“它东有中原汉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闪族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至于古代希腊文化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形成的犍陀罗艺术也波及到新疆。”而且看历时态，“它最早接受中原汉文化，跟随而来的是印度文化，再后者是伊斯兰文化。在这三者之间对峙、并存、融合的现象逐步形成。作为古代西域的龟兹恰好处在这三大文化体系的汇聚中心。”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根本，避免了简单狭隘的就事论事。
的确，正如闻一多先生早在1943年所指出的：在世界五大文明体系中，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了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都没落了，那许是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大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也仅只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他进而强调：过去的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
然而在改革开放20年和21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又胆怯地惊呼为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渗透要退回文化闭关和落后保守的老路上去。这是行不通的！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势差”现象，正如水向低处流，水平高的影响水平低的，先进的影响落后的。不服气，那就努力把自己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空叫反对“权力话语”是没有用的。事实上，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的世纪。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悖逆使西方人自省到自身工业文明导致文化荒谬的危机，开始倒向对东方整体思维与和谐精神的重新认识与吸取；一方面，随着东方稳重快速上升的态势有力地扭转了世界格局，我们从西方“取”的同时也以特有的文化优势和自信向西方“予”。西方经济科技东来，东方文化艺术西去，人类将在不同文明的整合中成为一个共同体。成熟的人类一定能在对话交流中学会恰当处理民族独立和文化联系的关系。
［悖论化解］你通过对人体艺术的研究指出，早在5000年前中国古代就有裸体雕刻，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在延续，人体艺术并非他国的专利。这一结论的提出虽然你不算最早（1990年在内蒙古东部兴隆洼村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8000年的一件阴刻浮雕女裸体像，双臂抱于凸起的鼓腹上，据悉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裸体像，堪称中国古代的“维纳斯”），但你所列举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特别是对源于公元三世纪的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赛姆、克孜尔尕哈、玛扎伯赫等龟兹五大佛窟人体壁画的论证却很有说服力。
龟兹人体艺术属于佛教艺术，你丰富的佛学知识大大帮助了你对壁画中本生图、说法图、降魔图、乐舞团、供养图等情节的理解。限于篇幅，这里不谈你对具体画面全裸及半裸人物体态动作的精彩描述和阐释；不评你对壁画人体清华秀丽、温柔高雅、不媚不妖、端庄恬静的风格概括；也不论你对壁画人体以“线描法”勾形，以“平涂法”、“凹凸法”晕染的画法总结；只谈谈我最感兴趣的：看你如何解释弃绝色欲的宗教何以反而保留了这么多性感女裸？
你大约从三方面化解这一悖论。一是表现佛祖在女色面前经受考验、抗拒诱惑，从而使信徒们以佛陀为榜样，视肉体为肮脏，视异性为骷髅，克制或断绝情欲。二是龟兹艺术家对人间生活的肯定，即人类感受最亲切、最微妙、最能触发创造激情的视觉对象，恰恰是人类自身的肉体——灵魂所寄托的生命实体；对艺术的追求，即希望完善的心灵寄寓在健美的体魄之中。三是色情诱惑和教义宣传的冲突表现为信仰与忏悔的交替出现；一方面宣传佛陀思想，一方面获得了与此不同的效果，宗教本身矛盾的两面，正是龟兹人体艺术大量出现的潜在根源。
你的解释比较深刻也符合宗教和世俗的实际，正如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所说：“一件强烈禁止的事情，必然也是一件人人想做的事情。”最禁欲的印度反而有着最坦露最性感的裸体艺术，这道理有点像服装设计：有时禁忌的反而成了保护的，有时掩盖的正是想要突出的。人，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动物！此外，同为佛教，不同教派不同地域其禁忌也不尽相同。例如藏传佛教可以吃肉，汉传佛教则忌杀生，密宗对性不仅不禁，还赋予“欢喜佛”的交媾以圣洁虔诚的形式和内容。
［照摄同异］你的文博摄影倒引发我想辨别一下“照像”和“摄影”的不同。我认为，虽然同为拍照，但照像重在记录形状，更尊重对象，更讲科学性、技术性，所以文博拍照应叫“ 照像”；摄影重在摄取魂魄，更重视主体，更讲偶发性、灵感性，所以创作拍照应叫“摄影”。你既搞文博照像，又兼文学报记者，艺术学院教授，旅游画报记者，我想，你一定考虑过文物、文学、艺术、旅游四种拍照的主客成分、创造空间、虚构自由乃至相应技巧的同与不同。
陆游有一首诗：“吏部仪曹（韩愈、柳宗元）体不同，／拾遗供奉（杜甫、李白）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得同时却有功。”我们有些摄影家很少细致考虑各种拍摄题材、服务对象相同中不同的地方，不同中相同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们作品单调平庸的原因之所在。
我曾经在一次学术演讲中建议摄影家“走出中景”，即不要把自己变成“万能”的“傻瓜相机”，拍出的照片都是不远不近的中景、千篇一律的构图、平淡无奇的光影；而要认真研究 拍摄对象“这一个”的个性、拍摄主体“这一刻”的感受、多因聚缘“这一闪”的独创；把视野向宇观、宏观、微观扩缩伸延，通过大胆地推、拉、摇、移，发现平凡中的不凡，不凡中的常情。走出中景，就是走出平庸！
（中西人体）中西都有着人体艺术的悠久传统，但对人体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我们都知道西方艺术以人体为主要题材，一部西方美术史，也可以说是一部裸体语言演变史、发展史；而中国自宋代之后，人体便被拟人寄情的山水所取代，倒是在宗教艺术、民间艺术里得以保留。然而我们很少注意中西人体含义清楚与混淆的细微差异。
学贯中西的熊秉明发现一个奇怪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里指出：西方人在知性上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分析力，在情感上却倾向综合与混淆。许多基督教圣女和耶稣的关系都掺入了情人的成分，并且混入肉欲的激情。米开朗基罗早年所雕的圣母哀子像，圣母那样年轻，耶稣的躯体那样美，他们是母子？是情人？是姊弟？是人神？罗丹的《夏娃》是母亲、圣母和情人的混合体，西方人一个“爱”字，把这些都混合起来。中国人相反，在知性上不重分析，语言的逻辑性不强，概念也往往笼统含糊，比如一个“心”字，意义极多，从生理的心脏到感情现象，到思维活动，到形而上学的精神都是“心”，但是在情感上却又分析得很明白：父母的慈、儿女的孝、情人的恋、夫妇的敬、兄弟的悌，其他仁民、爱物……都分辨得清清楚楚。
熊秉明是雕塑家，又是哲学家和诗人，如此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我们当有很多启示。
［文化鳕鱼］在将要结束这封信时，我袒露一下我曾经对摄影的偏见。那还是我20年前初当记者的时候，一位报人对我说，从事摄影者得具备“三有”：有权、有钱、有闲；有权才能进入轻松的摄影界，有钱才能随便地挥霍胶卷，有闲才能日夜颠倒地钻到暗房里冲放照片。其言外之意当然是说摄影家往往特权多，文化少，挎着相机到处跑。后来同摄影家接触多了，才发现摄影是个手脑腿眼并用，充满苦累艰险的职业，没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是干不了的，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是干不好的。何况，随着摄影教育的发展，近几年一批批经过专业训练、年轻有为的摄影学硕士和留学生陆续充实到摄影队伍中来，摄影家的文化含金量在不断提高，富于创造性的摄影杰作在不断涌现，摄影史正写下它闪光的新篇页。
萧伯纳有个很妙的譬喻；“摄影家就像一条鳕鱼，只是为了孵化一个蛋而生了一百个蛋。”这句话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我想借此说明的是，杰作的诞生不能只靠碰运气，不能寄希望于多拍滥拍后的侥幸地百里挑一、万里挑一。文化是摄影的灵魂，时代呼唤像你这样学者型的摄影家以及“打深井”的摄影家，有创造的摄影家，有建树的摄影家。
新世纪到来之际，改版后的《大众摄影》坚持每期一个专题。富于责任心的编者也建议摄影家们改变零星拍摄、随意抓取的习惯，提倡每人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课题，把创作专题化、精深化、系列化，风格化，在一个时期集中精力定向突破，为了孵化一百个蛋一定能生出一个或几个金蛋银蛋玛瑙蛋。
祝贺你成功的研究和摄编成果！
愿你和影友们成为出色的文化鳕鱼，在生活的大海里逗笑每朵浪花！
翟墨
2000年1月15日北京
你好！
在千禧钟声敲响的时候，我读了王大莉女士转来的你摄编的大著《龟兹佛窟人体艺术》。它虽然出版于8年前，但正如这些千余年前的龟兹壁画一样，不但不会过时，而且历久弥新。我把这本很有学术价值、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书，看作是新年最珍贵的礼物。这本由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书，一如社名所示，涉及美术、摄影、文化、教育方方面面，这里，姑以摄影为中心，谈谈自己的读感与衍思。
［文化取予］你是一位文博摄影家。文博摄影的最大特点是文物研究和摄影的结合，或曰以渊博的文物知识和独到见解作摄影的基础和灵魂。你的研究很注意从大的文化背景着眼，以大观小，抓住“新疆是唯一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这一特点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定位，不仅看共时态，“它东有中原汉文化，南有印度文化，西有闪族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至于古代希腊文化通过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地形成的犍陀罗艺术也波及到新疆。”而且看历时态，“它最早接受中原汉文化，跟随而来的是印度文化，再后者是伊斯兰文化。在这三者之间对峙、并存、融合的现象逐步形成。作为古代西域的龟兹恰好处在这三大文化体系的汇聚中心。”这就一下子抓住了根本，避免了简单狭隘的就事论事。
的确，正如闻一多先生早在1943年所指出的：在世界五大文明体系中，中国、印度、以色列、希腊……四个文化同时出发，三个文化都转了手，有的转给了近亲，有的转给外人，主人自己都没落了，那许是他们都只勇于“予”而怯于“受”。中国是勇于“予”而不大怯于“受”的，所以还是自己文化的主人，然而也仅只免于没落的劫运而已。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还重要吗？所以仅仅不怯于“受”是不够的，要真正勇于“受”。他进而强调：过去的记录里有未来的风色。历史已给我们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气，更多的勇气啊！
然而在改革开放20年和21世纪到来的时候，有人又胆怯地惊呼为抵制“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渗透要退回文化闭关和落后保守的老路上去。这是行不通的！文化交流不可避免地有一种“势差”现象，正如水向低处流，水平高的影响水平低的，先进的影响落后的。不服气，那就努力把自己的综合国力搞上去，空叫反对“权力话语”是没有用的。事实上，21世纪将是东西方文化对话交流的世纪。一方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悖逆使西方人自省到自身工业文明导致文化荒谬的危机，开始倒向对东方整体思维与和谐精神的重新认识与吸取；一方面，随着东方稳重快速上升的态势有力地扭转了世界格局，我们从西方“取”的同时也以特有的文化优势和自信向西方“予”。西方经济科技东来，东方文化艺术西去，人类将在不同文明的整合中成为一个共同体。成熟的人类一定能在对话交流中学会恰当处理民族独立和文化联系的关系。
［悖论化解］你通过对人体艺术的研究指出，早在5000年前中国古代就有裸体雕刻，而且这一传统一直在延续，人体艺术并非他国的专利。这一结论的提出虽然你不算最早（1990年在内蒙古东部兴隆洼村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距今8000年的一件阴刻浮雕女裸体像，双臂抱于凸起的鼓腹上，据悉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裸体像，堪称中国古代的“维纳斯”），但你所列举的一系列考古发现，特别是对源于公元三世纪的克孜尔、库木吐拉、森木赛姆、克孜尔尕哈、玛扎伯赫等龟兹五大佛窟人体壁画的论证却很有说服力。
龟兹人体艺术属于佛教艺术，你丰富的佛学知识大大帮助了你对壁画中本生图、说法图、降魔图、乐舞团、供养图等情节的理解。限于篇幅，这里不谈你对具体画面全裸及半裸人物体态动作的精彩描述和阐释；不评你对壁画人体清华秀丽、温柔高雅、不媚不妖、端庄恬静的风格概括；也不论你对壁画人体以“线描法”勾形，以“平涂法”、“凹凸法”晕染的画法总结；只谈谈我最感兴趣的：看你如何解释弃绝色欲的宗教何以反而保留了这么多性感女裸？
你大约从三方面化解这一悖论。一是表现佛祖在女色面前经受考验、抗拒诱惑，从而使信徒们以佛陀为榜样，视肉体为肮脏，视异性为骷髅，克制或断绝情欲。二是龟兹艺术家对人间生活的肯定，即人类感受最亲切、最微妙、最能触发创造激情的视觉对象，恰恰是人类自身的肉体——灵魂所寄托的生命实体；对艺术的追求，即希望完善的心灵寄寓在健美的体魄之中。三是色情诱惑和教义宣传的冲突表现为信仰与忏悔的交替出现；一方面宣传佛陀思想，一方面获得了与此不同的效果，宗教本身矛盾的两面，正是龟兹人体艺术大量出现的潜在根源。
你的解释比较深刻也符合宗教和世俗的实际，正如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所说：“一件强烈禁止的事情，必然也是一件人人想做的事情。”最禁欲的印度反而有着最坦露最性感的裸体艺术，这道理有点像服装设计：有时禁忌的反而成了保护的，有时掩盖的正是想要突出的。人，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动物！此外，同为佛教，不同教派不同地域其禁忌也不尽相同。例如藏传佛教可以吃肉，汉传佛教则忌杀生，密宗对性不仅不禁，还赋予“欢喜佛”的交媾以圣洁虔诚的形式和内容。
［照摄同异］你的文博摄影倒引发我想辨别一下“照像”和“摄影”的不同。我认为，虽然同为拍照，但照像重在记录形状，更尊重对象，更讲科学性、技术性，所以文博拍照应叫“ 照像”；摄影重在摄取魂魄，更重视主体，更讲偶发性、灵感性，所以创作拍照应叫“摄影”。你既搞文博照像，又兼文学报记者，艺术学院教授，旅游画报记者，我想，你一定考虑过文物、文学、艺术、旅游四种拍照的主客成分、创造空间、虚构自由乃至相应技巧的同与不同。
陆游有一首诗：“吏部仪曹（韩愈、柳宗元）体不同，／拾遗供奉（杜甫、李白）各家风。／未言看到无同处，／看得同时却有功。”我们有些摄影家很少细致考虑各种拍摄题材、服务对象相同中不同的地方，不同中相同的地方，这也许是他们作品单调平庸的原因之所在。
我曾经在一次学术演讲中建议摄影家“走出中景”，即不要把自己变成“万能”的“傻瓜相机”，拍出的照片都是不远不近的中景、千篇一律的构图、平淡无奇的光影；而要认真研究 拍摄对象“这一个”的个性、拍摄主体“这一刻”的感受、多因聚缘“这一闪”的独创；把视野向宇观、宏观、微观扩缩伸延，通过大胆地推、拉、摇、移，发现平凡中的不凡，不凡中的常情。走出中景，就是走出平庸！
（中西人体）中西都有着人体艺术的悠久传统，但对人体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不尽相同。我们都知道西方艺术以人体为主要题材，一部西方美术史，也可以说是一部裸体语言演变史、发展史；而中国自宋代之后，人体便被拟人寄情的山水所取代，倒是在宗教艺术、民间艺术里得以保留。然而我们很少注意中西人体含义清楚与混淆的细微差异。
学贯中西的熊秉明发现一个奇怪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现象。他在《关于罗丹-日记择抄》里指出：西方人在知性上有很强的逻辑性和分析力，在情感上却倾向综合与混淆。许多基督教圣女和耶稣的关系都掺入了情人的成分，并且混入肉欲的激情。米开朗基罗早年所雕的圣母哀子像，圣母那样年轻，耶稣的躯体那样美，他们是母子？是情人？是姊弟？是人神？罗丹的《夏娃》是母亲、圣母和情人的混合体，西方人一个“爱”字，把这些都混合起来。中国人相反，在知性上不重分析，语言的逻辑性不强，概念也往往笼统含糊，比如一个“心”字，意义极多，从生理的心脏到感情现象，到思维活动，到形而上学的精神都是“心”，但是在情感上却又分析得很明白：父母的慈、儿女的孝、情人的恋、夫妇的敬、兄弟的悌，其他仁民、爱物……都分辨得清清楚楚。
熊秉明是雕塑家，又是哲学家和诗人，如此深入的比较研究，对我们当有很多启示。
［文化鳕鱼］在将要结束这封信时，我袒露一下我曾经对摄影的偏见。那还是我20年前初当记者的时候，一位报人对我说，从事摄影者得具备“三有”：有权、有钱、有闲；有权才能进入轻松的摄影界，有钱才能随便地挥霍胶卷，有闲才能日夜颠倒地钻到暗房里冲放照片。其言外之意当然是说摄影家往往特权多，文化少，挎着相机到处跑。后来同摄影家接触多了，才发现摄影是个手脑腿眼并用，充满苦累艰险的职业，没有很强的敬业精神是干不了的，没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是干不好的。何况，随着摄影教育的发展，近几年一批批经过专业训练、年轻有为的摄影学硕士和留学生陆续充实到摄影队伍中来，摄影家的文化含金量在不断提高，富于创造性的摄影杰作在不断涌现，摄影史正写下它闪光的新篇页。
萧伯纳有个很妙的譬喻；“摄影家就像一条鳕鱼，只是为了孵化一个蛋而生了一百个蛋。”这句话可以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我想借此说明的是，杰作的诞生不能只靠碰运气，不能寄希望于多拍滥拍后的侥幸地百里挑一、万里挑一。文化是摄影的灵魂，时代呼唤像你这样学者型的摄影家以及“打深井”的摄影家，有创造的摄影家，有建树的摄影家。
新世纪到来之际，改版后的《大众摄影》坚持每期一个专题。富于责任心的编者也建议摄影家们改变零星拍摄、随意抓取的习惯，提倡每人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课题，把创作专题化、精深化、系列化，风格化，在一个时期集中精力定向突破，为了孵化一百个蛋一定能生出一个或几个金蛋银蛋玛瑙蛋。
祝贺你成功的研究和摄编成果！
愿你和影友们成为出色的文化鳕鱼，在生活的大海里逗笑每朵浪花！
翟墨
2000年1月15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