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史识和文明气象的帝王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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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外文摘》自2017年第1期始,在头条位置连载5期,隆重推出蒙古族作家巴根的长篇小说《忽必烈大帝》。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尤其是影视剧中,不缺乏帝王题材,像元世祖忽必烈——蒙古族帝王中“真正的大君主”(马可·波罗语) ①,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建立者,中华民族版图的奠定者……历史在他这里变得波澜壮阔,有太多的传奇、深意和诡秘,可供讲述和挖掘;仅近些年,就有若干个版本,或大传,或长篇小说,或电视剧,或纪录片,总之,超出想象的多。在讲述这段历史的众生喧响中,蒙古族作家巴根的独异之处在于:他与忽必烈大帝在历史地理环境中有种血脉相通,这使他更可能接近人物的性情和内心,生动地还原历史现场;同时,也是对于一个历史小说家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忽必烈大帝》中,呈现了他的史识。所谓史识,借钱穆先生的话讲,即是“须能见其全,能见其大,能见其远,能见其深,能见人所不见处”②。
  一.开篇可见历史文明气象
  在《忽必烈大帝》中,开篇第一章“汗位之争露端倪 忽必烈险丧狼口”,写11岁的忽必烈因可怜小鹿,不忍心射杀,被哥哥蒙哥嘲骂。弟兄中只有他没有射杀的礼物,献给出征归来的大汗爷爷——成吉思汗,但大汗爷爷面露喜色,举起忽必烈大声道:“长生天作证,将来得统一天下者,必吾孙也。”③(以下未标注引文皆出自《忽必烈大帝》)因为,“征战多年加之蒙古人天生的血性,怜悯早已经淡出了蒙古人的脑海”,这也是提醒子孙后人,“杀戮不是最好的办法。人要有慈悲之心。”“当灭了西夏以后,进入中原灭金和南宋,那里的人多得像蚂蚁一样,谁能杀得过来?我们要学会柔啊!我看出忽必烈或许有这个心性。”从这个细节,能看出幼年的忽必烈,和血腥气太浓的兄弟们不同,但这又很符合孩子怜爱幼小动物的天性。同时也表明,未来大的历史格局,需要这样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来创建。
  另一细节,忽必烈领着幼弟阿里布哥,到一座庙里玩,和海云法师关于释迦牟尼佛像的对话。这为后面忽必烈成为大一统国家的帝王后,实行人治,宽容一切宗教,埋下了伏笔。
  接着,就是忽必烈和幼弟遇见狼,忽必烈为保护弟弟而受伤。有怜悯之心的少年忽必烈,在关键时刻拼死担当,机智果敢,可见忽必烈内心的气魄。正如成吉思汗的箴言:“江河长,没有马蹄长;草原广,没有人心广。”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开篇有没有大气象,意味着这部长篇其后有没有大格局。《忽必烈大帝》开篇,就呈现出了挖掘和表现历史文明的气象。他的笔锋指向一个有宽仁之心的帝王,他如何征服天下、治理天下,这种进入历史的视界,也为其后的叙事奠定了逻辑起点。
  作为历史小说,最难处理的恐怕还是虚构和历史真实的问题。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力的翅膀。这想象和虚构,像是带着镣铐的舞蹈。帝王生涯离不开权术争夺和厮杀,但作为艺术创作,仅仅还原旧史,是没有意义的;对于一个崇尚权术的国度,对于皇室权术之争的穷尽描写,其负面影响就更一言难尽。在不违背历史和人性真实的前提下,怎样重新认识和理解历史,怎样选材,对于帝王人生的写作,尤为重要,这意味着你能否写出历史的当代性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文化思潮中的新历史主义,亦认为应打破封闭的传统的历史观。
  二、史识中有爱的维度
  在《忽必烈大帝》中,作家巴根对历史的认识,人性化的立场很明显,这使他能够穿越历史的迷障,超越官本位的社会生活带给人的思维定势,有种人性化的体谅和生命之爱。这种爱的维度,在同时代作家的创作中,尤其是在帝王题材的写作中,较少见到。这种人性化和爱的维度,体现在上文所讲的成吉思汗晚年的言行中,体现在忽必烈成长的过程中和他的治国理念中,体现在帝王家族的母亲们身上,体现在整部长篇的字里行间。
  这里谈谈爱的维系者——帝王家族的母亲们。作为母亲,她们有着一般母亲的爱,更有着一般母亲所没有的大悲恸和大苍凉。
  譬如,蒙哥大汗去世后,阿里布哥为争汗位,在年迈的母亲面前说哥哥忽必烈的种种不该,母亲很悲切,不想看到他们因此而动刀,母亲陪他们来到他们幼年时被群狼围咬的地方,用拐杖指着石堆说:“我堆石头记住了这地方。阿里布哥你更小,是忽必烈用身体护住你,是他把你从狼嘴里夺回来的……”作为一个母亲,以爱的方式来平息儿子们的权力之夺,或许是最好的方式。
  在对待被俘的金朝皇子完颜真的态度上,周围的人都主张杀掉;年少的忽必烈和他在战场上交过手,他的刀还砍伤了忽必烈,但在军营里,他们二人几乎成为了朋友。当忽必烈的母亲看到砍伤自己孩子的敌人,也是个孩子时,并且忽必烈在为他求情,她的心也软了,叹了口气道:“唉,你也是个孩子啊……”就饶恕了他。在母亲的眼睛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孩子。在她临终前,流着泪对忽必烈说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杀你弟弟……”
  在作者的笔下,忽必烈是弟兄中和母亲心意最相通的孩子。在他的性情里,有着很多和母亲相似的地方。父親托雷去世后,母亲就掌管了整个家族的事情,这个母亲处事果断、深谋远虑,优待各种宗教人士,这些对成长中的忽必烈应有深远影响。
  小说中,忽必烈的夫人察必内心的爱和荒凉也写得很出色。当年忽必烈和察必的儿子们在草原上像幼鹿一样奔跑,看都看不住,而察必病逝前,向帝王忽必烈说:“我给你生了三个儿子,只剩……剩……剩……他了(真金)。”另外两个儿子都在征战中死了,她的女儿们在权益联姻中被嫁到了遥远的异域,难以再相见。忽必烈不仅明白,后来也真的尊重了察必的心愿,当真金请求父汗去领兵戍边时,作为父汗的他,没有应允这个太子去远征。此时,他是大汗,也是苍老了的父亲。
  母亲在,天然的爱就在。人性在,人和人之间,就会懂得和尊重,而不是完全被杀戮和权力浸透的冷酷。文学总是要写人性中的希望,这也是这部作品的开篇所呈现过的。
  三、宽仁而强力的忽必烈大帝形象
  为方便表述,先把人物关系交代下。成吉思汗和孛儿帖的四个儿子: 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托雷。托雷和唆尔忽合塔尼的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布哥。忽必烈和察必的三个儿子:真金、忙哥刺、那木罕。   这部长篇小说,以忽必烈大帝的一生为主线,其间贯穿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正面直写的方式,这是非常考验历史功底的方式,也是高难度的方式。从忽必烈的少年时代一直写到他的暮年,跨越了几个朝代——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窝阔台长子)、蒙哥,在这几个朝代的跨越中,主要是写忽必烈的成长期;更多的篇幅是写忽必烈执政和治理天下的时期。
  在忽必烈的成长期,也就是作为帝王之前的忽必烈,作者注重挖掘和表现其性情中宽仁、怜爱、勇于担当和顾全大局的成分,如:忽必烈幼年不忍心像兄弟们那样射杀小动物;和弟弟一起被狼群包围,为救弟弟而受伤;对同龄人也是敌人的金朝皇子完颜真的救援和呵护;不追穷寇,给他们留一条生路;在弟弟阿里布哥和他争汗位时,相对于弟弟,他的表现算是比较宽仁的,等等。这期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如:成吉思汗病逝,窝阔台成为蒙古汗国的第二代大汗;窝阔台执政后蒙古全面进攻金朝;窝阔台去世后的汗位之争;蒙哥大汗归天后,围绕忽必烈和阿里布哥之间的汗位之争等。作者对这些历史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很见笔力。
  小说前半部分对忽必烈性格中的宽仁、悟道、大气成分的着力挖掘和表现,也可以说是为后面忽必烈登基汗位以后的治国理念,埋下了伏笔。在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上,可谓自然、必然,水到渠成。
  忽必烈登基汗位后,听取汉人幕僚刘秉忠的建议,取年号为中统,这一年为中统元年,意为中华开统之义,天下归一也。所谓“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④。忽必烈大帝从此开始谱写一统天下、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
  作为历史题材的小说,作者可以选择对他的创作宗旨有表现力的事件和细节来写。在忽必烈的帝王生涯里,作者巴根着重描述的是,作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帝王,他的兼容性、开明性和气度,同时还有他严格的管理和自律、无可撼动的决策力。这二者统一体现在一个帝王身上,方成就了元朝这个历史上重要的朝代。
  小说后半部分,描写了忽必烈在治理天下的过程中,注重人治。他在征服土地之后,懂得征服人心。如他对待南宋丞相文天祥的态度,“文天祥被押至大都,忽必烈亲自接着,好言抚谕”,好礼相待,感叹于他对南宋王朝的忠心;忽必烈见文天祥久劝不降,就让赵孟頫去劝他,等等。这个情节,历史现场写得很生动。可见,元世祖忽必烈以“仁德宾服四方,优礼以待文士、名流、隐者”。忽必烈在外交方面也很开放,小说写他和马可·波罗亲如兄弟。
  作为蒙古族帝王,忽必烈有着严格的道德尺度,尤其他对子孙后代的管理和培养,更见王者风范。如皇孙铁木尔酗酒被罚,在“冻裂三岁牛脑袋的严冬”,忽必烈命人把皇孙拴在马桩上重杖。他厉声道:”戒酒明令在先,他屡屡违犯,将来会误国误族误自己……”
  他让儿子真金学藏文和汉文,多了解不同民族的习俗和文化,“我把百官之首——右丞相让你做,你也要成为百官表率。一举一动要慎重,不要狂言。祖汗有训,欲治身,先治心,欲责人,先责己。”忽必烈让长子真金亲自去平定海都之乱,察必坚决不肯,苦苦哀求。忽必烈则说:“弟弟被关,哥哥去救,合情合理。再出事,证明他们没本事,两个大王加一个丞相治不了叛军,我这个当大汗的脸上无光啊!那真是天要惩罚我,谁也避免不了。”
  对于这个蒙古族帝王,出征沙场、英勇善战、为帝国而生死,人人都不能例外,无论你是帝王、皇子,还是士兵。他自己在76岁高龄,欲亲征海都,百将大雨中跪求,忽必烈低吼道:“谁也阻挡不了我……我不能把海都这个祸害留给我的子孙。”
  忽必烈有着典型的蒙古族人生命的强力和征战的果敢,属于帝王中的帝王,也坚定到冷酷,绝对的王者风度!在他之上,仅有长生天。
  小说以忽必烈77岁那年,率军东征日本海而结束。那时他和察必的三个儿子都死了,察必也死了。他的视力也在渐渐模糊,体能大不如前……他心中能够呼唤的也就是“长生天”了。这就是小说的味道——它让人感受到叱咤风云的帝王最终也免不了暮年的悲凉,因为帝王也是肉体之身的人。
  四、也可以说是问题
  当代长篇历史题材的创作,尤其是帝王题材,大多有想被改编成影视剧的初衷,事实上也是。《忽必烈大帝》这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成熟的电视剧脚本。小说共有50个章节,每个章节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故事,结局有相应的悬念;叙事主要由人物对话和场景构成,而且比较注意场景的切换,基本是电视连续剧的形式,或者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很好的可读性,比较适合大众阅读。但从文学艺术的极致性追求来看,这也是问题,是当代历史题材创作共同存在的问题。
  当代作家写历史题材,绝大多数都是沿用章回体小说的形式,电视连续剧的手法,文体少见创新,现代性的思考在文体上少見呈现。这个类型的创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里,文学艺术性显得较弱;与世界文学中的史诗就更有距离。一方面,也许因历史题材自身的特性,牵制着艺术的创新;另一方面,恐怕不能不说是历史题材作家写作的定位,是改编成影视剧的可能性,而不是史诗性。在艺术形式的选择上,着重的是大众化和适合传播的方式,而不是文体创新。
  即便包括这一点,在同类题材中,《忽必烈大帝》也仍不失为一部以文学性见长的出色大作。
  注释:
  ①勒内·格鲁塞(法国):《草原帝国》上册,第410页,商务印书馆,2014年。
  ②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第12页,(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
  ③巴根:《忽必烈大帝》,《海外文摘》,2017年第1-5期。
  ④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七册,第79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
  作者简介:刘海燕,女,中州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首届青年评论家班学员。著有《理智之年的叙事》《如果爱,如果艺术》。
  责任编辑:黄艳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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