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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以降，开科举取士，自此打破了隋以前门阀大族对政治的垄断，大量非门阀士族的士人进入到统治者的队伍当中，士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皇权的不断集中，无论是隋唐之前的门阀贵族还是隋唐时期的关陇贵族均已衰落凋零，历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
【关键词】科举制;唐宋;士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43-02
科举制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不仅仅是一项选举制度，更是联系社会各阶级流动的纽带。唐宋科举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科举制的产生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先秦时的“士”只是游侠，而秦汉之后却代表着“士大夫”阶层。西汉晚期，伴随士人和宗族有了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士族，作为士阶层的上流，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其本意为“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①，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中正官掌握在门阀手中，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巩固地位的工具。
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逐步达到巅峰，士大夫阶层的分化日益显著，即地域与上下层的分化，从上下层的分化来看，早期仅以德行作为基本准则，之后却变成世族和寒门的对立，“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 ②。南北朝时期，“寒人掌机要”，随着寒人不断跻身新的士族阶层，对旧士族形成冲击。旧士族也因自身的腐败而日渐衰落，逐步退出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沦为社会的附庸。
随着寒门的社会力量强大，他们自然要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要求重新洗牌，在这两种力量急剧变化的情形下，科举制度应时产生。从选官原则看，科举制否定了贵族主义的干涉，对比过去的选举制度而言，其与生俱来地带着普适性与平等性，给下层士人的进阶之路带来极大便利与制度后盾。
然而，整个唐朝，都是门阀士族与下层士人斗争的阶段，牛李党争可谓其中鲜明的代表。到了宋朝，伴随科举制度的持续健全，不管是魏晋之后的旧门阀，抑或隋唐其后衍生的关陇贵族均走向式微，下层士人通过科举一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二、士人内部结构之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阶层主要集中在门阀士族之中，“士”与“庶”的分界明显。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在选举制度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但是也有前代之遗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唐、宋时期士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隋唐以来，逐渐确立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本是统治者为控制门阀且为选拔政治人才的手段，但是这一制度也为门阀大族所利用，门阀利用科举考试保证自己家族的兴盛。
唐前期，受“关中本位政策”之影响，官员任武职勋旧居多，士人退居次要位置。恰如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 ③。刘海峰教授曾做了深入研究，以《两唐书》的本传、附传记载的官员作为检索目标，对官员的出身及入仕方式重点归纳，考察了唐早期的科举入仕官员245名，在整个唐早期899名官员中占比仅为27.8%④。
到了武周时期，其为早日完成“创业垂统之野心”，将已然通行的关中本位政策逐步打破，社会各阶级也因此发生了巨变。经此之后，李唐旋即恢复，然武周政策得以延续，关中本位之破壞已成为一种趋势。据统计，到了唐后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比重上升许多，科举入仕的官员人数超过389，在整个唐晚期905名官员中占比超过了43% ⑤。
尽管唐朝从初期到后期由科举入仕者比重不断增加，但是大士族通过科举延续其政治地位者亦不可小觑。毛汉光先生以唐朝最盛之十八家大士族为研究对象，统计唐朝宰相中有这十八家大士族后裔所占比重，数据显示，此十八家大士族中产生的宰相有186人，占唐朝宰相总数366人的一半以上。士族子孙通过科举入仕可谓士族找到了保持其政治地位的良方。
同时，另有一部分人通过恩荫等途径进入仕途，这部分人数量较科举入仕者更多，但该途径给勋贵阶层后代入仕大开便捷之路，和下层士人入仕几乎没有关联。因此，终唐之世，统治阶层凸显出浓郁的贵族特色。
入宋以后，因太祖皇帝以武将黄袍加身，因此自“杯酒释兵权”始，陆续以文人代替武将，以防止武夫擅权、藩镇割据情况重现，宋太祖表示，“选儒臣干事者百余……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⑥，这就为大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至太宗朝时，整个社会“崇文”氛围更浓。太宗即位早期对科考高度重视，并录取多达五百多人。他主要以科举来选官，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国家早期录取官员，基本沿袭唐朝旧例，每年在30名以内。而太宗刚即位，急需人才，“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 ⑦。太宗朝不仅取士数量多，而且官居高位者甚多，以至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者亦不乏其人。
而宋仁宗时，国家主体的官员均源自科举出身的士人，当时只以进士才能入仕，“名卿臣公，皆由此选” ⑧，“得人为最盛焉” ⑨。根据冯尔康教授统计，《宋史》中除天子王公、后妃公主以外，进士出身者达1420人，占正附传所载总数2529的56%以上，“再除去隐逸、列女……元勋等传，余1506人，其中进士1296人，约占86%” ⑩。
宋朝在320余年的统治中，科举取士达10万人，约为唐朝的五倍有余，录取数量与质量前所未有，宋代官员中，进士出身所占比重较唐代明显增加，逐渐形成了“文官治国”的政治格局。
宋朝为广泛录取寒门士子，对参加考试者条件较宽，不论其家境、出身、年龄。此外某种程度对官宦勋贵子弟给予严格约束，比如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进入殿试候选，宋太宗为表达公正，取消其殿试资格。在宋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得以进入统治阶层者愈来愈多。据统计，至南宋时，宋理宗宝祐四年，录取进士共601名，除父辈、祖辈为官者及宗室子弟184人外，其余417人皆出身布衣?。士人结构已与唐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伴随更多平民出身的士子迈进仕途，社会结构逐步走向平民化，换言之，社会的士族构成已然被庶族平民、城市贫民阶层所掌控，为此“平民化”的走向日趋显著。对比唐朝之前门阀主体的状况，出现了显著差异。
三、结语
对于唐宋文化的研究，20世纪颇具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科举制度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则是唐宋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士阶层内部结构由贵族而流变为“平民化”，随着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士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唐宋文化的重要内容。
“士”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士阶层”内部结构的流变与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历史的演進息息相关，恰如钱穆先生的观点，“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 ?。
注释：
①（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1页。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④⑤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页。
⑦（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三·取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页。
⑧⑨（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第3604页。
⑩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04页。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61页。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0]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1]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89，（03）.
作者简介：
马俊，男，宁夏西吉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
【关键词】科举制;唐宋;士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43-02
科举制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不仅仅是一项选举制度，更是联系社会各阶级流动的纽带。唐宋科举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科举制的产生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先秦时的“士”只是游侠，而秦汉之后却代表着“士大夫”阶层。西汉晚期，伴随士人和宗族有了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士族，作为士阶层的上流，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其本意为“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①，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中正官掌握在门阀手中，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巩固地位的工具。
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逐步达到巅峰，士大夫阶层的分化日益显著，即地域与上下层的分化，从上下层的分化来看，早期仅以德行作为基本准则，之后却变成世族和寒门的对立，“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 ②。南北朝时期，“寒人掌机要”，随着寒人不断跻身新的士族阶层，对旧士族形成冲击。旧士族也因自身的腐败而日渐衰落，逐步退出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沦为社会的附庸。
随着寒门的社会力量强大，他们自然要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要求重新洗牌，在这两种力量急剧变化的情形下，科举制度应时产生。从选官原则看，科举制否定了贵族主义的干涉，对比过去的选举制度而言，其与生俱来地带着普适性与平等性，给下层士人的进阶之路带来极大便利与制度后盾。
然而，整个唐朝，都是门阀士族与下层士人斗争的阶段，牛李党争可谓其中鲜明的代表。到了宋朝，伴随科举制度的持续健全，不管是魏晋之后的旧门阀，抑或隋唐其后衍生的关陇贵族均走向式微，下层士人通过科举一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二、士人内部结构之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阶层主要集中在门阀士族之中，“士”与“庶”的分界明显。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在选举制度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但是也有前代之遗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唐、宋时期士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隋唐以来，逐渐确立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本是统治者为控制门阀且为选拔政治人才的手段，但是这一制度也为门阀大族所利用，门阀利用科举考试保证自己家族的兴盛。
唐前期，受“关中本位政策”之影响，官员任武职勋旧居多，士人退居次要位置。恰如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 ③。刘海峰教授曾做了深入研究，以《两唐书》的本传、附传记载的官员作为检索目标，对官员的出身及入仕方式重点归纳，考察了唐早期的科举入仕官员245名，在整个唐早期899名官员中占比仅为27.8%④。
到了武周时期，其为早日完成“创业垂统之野心”，将已然通行的关中本位政策逐步打破，社会各阶级也因此发生了巨变。经此之后，李唐旋即恢复，然武周政策得以延续，关中本位之破壞已成为一种趋势。据统计，到了唐后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比重上升许多，科举入仕的官员人数超过389，在整个唐晚期905名官员中占比超过了43% ⑤。
尽管唐朝从初期到后期由科举入仕者比重不断增加，但是大士族通过科举延续其政治地位者亦不可小觑。毛汉光先生以唐朝最盛之十八家大士族为研究对象，统计唐朝宰相中有这十八家大士族后裔所占比重，数据显示，此十八家大士族中产生的宰相有186人，占唐朝宰相总数366人的一半以上。士族子孙通过科举入仕可谓士族找到了保持其政治地位的良方。
同时，另有一部分人通过恩荫等途径进入仕途，这部分人数量较科举入仕者更多，但该途径给勋贵阶层后代入仕大开便捷之路，和下层士人入仕几乎没有关联。因此，终唐之世，统治阶层凸显出浓郁的贵族特色。
入宋以后，因太祖皇帝以武将黄袍加身，因此自“杯酒释兵权”始，陆续以文人代替武将，以防止武夫擅权、藩镇割据情况重现，宋太祖表示，“选儒臣干事者百余……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⑥，这就为大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至太宗朝时，整个社会“崇文”氛围更浓。太宗即位早期对科考高度重视，并录取多达五百多人。他主要以科举来选官，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国家早期录取官员，基本沿袭唐朝旧例，每年在30名以内。而太宗刚即位，急需人才，“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 ⑦。太宗朝不仅取士数量多，而且官居高位者甚多，以至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者亦不乏其人。
而宋仁宗时，国家主体的官员均源自科举出身的士人，当时只以进士才能入仕，“名卿臣公，皆由此选” ⑧，“得人为最盛焉” ⑨。根据冯尔康教授统计，《宋史》中除天子王公、后妃公主以外，进士出身者达1420人，占正附传所载总数2529的56%以上，“再除去隐逸、列女……元勋等传，余1506人，其中进士1296人，约占86%” ⑩。
宋朝在320余年的统治中，科举取士达10万人，约为唐朝的五倍有余，录取数量与质量前所未有，宋代官员中，进士出身所占比重较唐代明显增加，逐渐形成了“文官治国”的政治格局。
宋朝为广泛录取寒门士子，对参加考试者条件较宽，不论其家境、出身、年龄。此外某种程度对官宦勋贵子弟给予严格约束，比如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进入殿试候选，宋太宗为表达公正，取消其殿试资格。在宋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得以进入统治阶层者愈来愈多。据统计，至南宋时，宋理宗宝祐四年，录取进士共601名，除父辈、祖辈为官者及宗室子弟184人外，其余417人皆出身布衣?。士人结构已与唐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伴随更多平民出身的士子迈进仕途，社会结构逐步走向平民化，换言之，社会的士族构成已然被庶族平民、城市贫民阶层所掌控，为此“平民化”的走向日趋显著。对比唐朝之前门阀主体的状况，出现了显著差异。
三、结语
对于唐宋文化的研究，20世纪颇具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科举制度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则是唐宋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士阶层内部结构由贵族而流变为“平民化”，随着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士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唐宋文化的重要内容。
“士”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士阶层”内部结构的流变与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历史的演進息息相关，恰如钱穆先生的观点，“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 ?。
注释：
①（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1页。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④⑤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页。
⑦（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三·取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页。
⑧⑨（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第3604页。
⑩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04页。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61页。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0]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1]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89，（03）.
作者简介：
马俊，男，宁夏西吉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