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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隋唐以降,开科举取士,自此打破了隋以前门阀大族对政治的垄断,大量非门阀士族的士人进入到统治者的队伍当中,士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以及皇权的不断集中,无论是隋唐之前的门阀贵族还是隋唐时期的关陇贵族均已衰落凋零,历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期。
【关键词】科举制;唐宋;士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43-02
科举制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不仅仅是一项选举制度,更是联系社会各阶级流动的纽带。唐宋科举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科举制的产生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先秦时的“士”只是游侠,而秦汉之后却代表着“士大夫”阶层。西汉晚期,伴随士人和宗族有了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士族,作为士阶层的上流,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其本意为“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①,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中正官掌握在门阀手中,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巩固地位的工具。
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逐步达到巅峰,士大夫阶层的分化日益显著,即地域与上下层的分化,从上下层的分化来看,早期仅以德行作为基本准则,之后却变成世族和寒门的对立,“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 ②。南北朝时期,“寒人掌机要”,随着寒人不断跻身新的士族阶层,对旧士族形成冲击。旧士族也因自身的腐败而日渐衰落,逐步退出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沦为社会的附庸。
随着寒门的社会力量强大,他们自然要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要求重新洗牌,在这两种力量急剧变化的情形下,科举制度应时产生。从选官原则看,科举制否定了贵族主义的干涉,对比过去的选举制度而言,其与生俱来地带着普适性与平等性,给下层士人的进阶之路带来极大便利与制度后盾。
然而,整个唐朝,都是门阀士族与下层士人斗争的阶段,牛李党争可谓其中鲜明的代表。到了宋朝,伴随科举制度的持续健全,不管是魏晋之后的旧门阀,抑或隋唐其后衍生的关陇贵族均走向式微,下层士人通过科举一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二、士人内部结构之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阶层主要集中在门阀士族之中,“士”与“庶”的分界明显。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在选举制度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但是也有前代之遗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唐、宋时期士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隋唐以来,逐渐确立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本是统治者为控制门阀且为选拔政治人才的手段,但是这一制度也为门阀大族所利用,门阀利用科举考试保证自己家族的兴盛。
唐前期,受“关中本位政策”之影响,官员任武职勋旧居多,士人退居次要位置。恰如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 ③。刘海峰教授曾做了深入研究,以《两唐书》的本传、附传记载的官员作为检索目标,对官员的出身及入仕方式重点归纳,考察了唐早期的科举入仕官员245名,在整个唐早期899名官员中占比仅为27.8%④。
到了武周时期,其为早日完成“创业垂统之野心”,将已然通行的关中本位政策逐步打破,社会各阶级也因此发生了巨变。经此之后,李唐旋即恢复,然武周政策得以延续,关中本位之破壞已成为一种趋势。据统计,到了唐后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比重上升许多,科举入仕的官员人数超过389,在整个唐晚期905名官员中占比超过了43% ⑤。
尽管唐朝从初期到后期由科举入仕者比重不断增加,但是大士族通过科举延续其政治地位者亦不可小觑。毛汉光先生以唐朝最盛之十八家大士族为研究对象,统计唐朝宰相中有这十八家大士族后裔所占比重,数据显示,此十八家大士族中产生的宰相有186人,占唐朝宰相总数366人的一半以上。士族子孙通过科举入仕可谓士族找到了保持其政治地位的良方。
同时,另有一部分人通过恩荫等途径进入仕途,这部分人数量较科举入仕者更多,但该途径给勋贵阶层后代入仕大开便捷之路,和下层士人入仕几乎没有关联。因此,终唐之世,统治阶层凸显出浓郁的贵族特色。
入宋以后,因太祖皇帝以武将黄袍加身,因此自“杯酒释兵权”始,陆续以文人代替武将,以防止武夫擅权、藩镇割据情况重现,宋太祖表示,“选儒臣干事者百余……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⑥,这就为大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至太宗朝时,整个社会“崇文”氛围更浓。太宗即位早期对科考高度重视,并录取多达五百多人。他主要以科举来选官,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国家早期录取官员,基本沿袭唐朝旧例,每年在30名以内。而太宗刚即位,急需人才,“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 ⑦。太宗朝不仅取士数量多,而且官居高位者甚多,以至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者亦不乏其人。
而宋仁宗时,国家主体的官员均源自科举出身的士人,当时只以进士才能入仕,“名卿臣公,皆由此选” ⑧,“得人为最盛焉” ⑨。根据冯尔康教授统计,《宋史》中除天子王公、后妃公主以外,进士出身者达1420人,占正附传所载总数2529的56%以上,“再除去隐逸、列女……元勋等传,余1506人,其中进士1296人,约占86%” ⑩。
宋朝在320余年的统治中,科举取士达10万人,约为唐朝的五倍有余,录取数量与质量前所未有,宋代官员中,进士出身所占比重较唐代明显增加,逐渐形成了“文官治国”的政治格局。
宋朝为广泛录取寒门士子,对参加考试者条件较宽,不论其家境、出身、年龄。此外某种程度对官宦勋贵子弟给予严格约束,比如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进入殿试候选,宋太宗为表达公正,取消其殿试资格。在宋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得以进入统治阶层者愈来愈多。据统计,至南宋时,宋理宗宝祐四年,录取进士共601名,除父辈、祖辈为官者及宗室子弟184人外,其余417人皆出身布衣?。士人结构已与唐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伴随更多平民出身的士子迈进仕途,社会结构逐步走向平民化,换言之,社会的士族构成已然被庶族平民、城市贫民阶层所掌控,为此“平民化”的走向日趋显著。对比唐朝之前门阀主体的状况,出现了显著差异。
三、结语
对于唐宋文化的研究,20世纪颇具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科举制度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则是唐宋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士阶层内部结构由贵族而流变为“平民化”,随着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士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唐宋文化的重要内容。
“士”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士阶层”内部结构的流变与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历史的演進息息相关,恰如钱穆先生的观点,“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 ?。
注释:
①(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1页。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④⑤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页。
⑦(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三·取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页。
⑧⑨(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第3604页。
⑩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04页。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61页。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0]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1]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89,(03).
作者简介:
马俊,男,宁夏西吉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
【关键词】科举制;唐宋;士人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5-0043-02
科举制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不仅仅是一项选举制度,更是联系社会各阶级流动的纽带。唐宋科举制度的完善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阶层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科举制的产生
士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特殊的存在,先秦时的“士”只是游侠,而秦汉之后却代表着“士大夫”阶层。西汉晚期,伴随士人和宗族有了结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士族”。士族,作为士阶层的上流,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魏晋时期,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其本意为“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 ①,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中正官掌握在门阀手中,九品中正制成为门阀巩固地位的工具。
士族的政治社会地位逐步达到巅峰,士大夫阶层的分化日益显著,即地域与上下层的分化,从上下层的分化来看,早期仅以德行作为基本准则,之后却变成世族和寒门的对立,“开南北朝华素悬隔之局” ②。南北朝时期,“寒人掌机要”,随着寒人不断跻身新的士族阶层,对旧士族形成冲击。旧士族也因自身的腐败而日渐衰落,逐步退出社会生活的主导地位,沦为社会的附庸。
随着寒门的社会力量强大,他们自然要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要求重新洗牌,在这两种力量急剧变化的情形下,科举制度应时产生。从选官原则看,科举制否定了贵族主义的干涉,对比过去的选举制度而言,其与生俱来地带着普适性与平等性,给下层士人的进阶之路带来极大便利与制度后盾。
然而,整个唐朝,都是门阀士族与下层士人斗争的阶段,牛李党争可谓其中鲜明的代表。到了宋朝,伴随科举制度的持续健全,不管是魏晋之后的旧门阀,抑或隋唐其后衍生的关陇贵族均走向式微,下层士人通过科举一跃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
二、士人内部结构之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士阶层主要集中在门阀士族之中,“士”与“庶”的分界明显。唐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过渡阶段,在选举制度方面有自己的创造性,但是也有前代之遗风。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完善,唐、宋时期士人的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隋唐以来,逐渐确立科举制度。科举取士本是统治者为控制门阀且为选拔政治人才的手段,但是这一制度也为门阀大族所利用,门阀利用科举考试保证自己家族的兴盛。
唐前期,受“关中本位政策”之影响,官员任武职勋旧居多,士人退居次要位置。恰如陈寅恪先生的观点,“盖进士之科虽创于隋代,然当日人民致身通显之途径并不必由此” ③。刘海峰教授曾做了深入研究,以《两唐书》的本传、附传记载的官员作为检索目标,对官员的出身及入仕方式重点归纳,考察了唐早期的科举入仕官员245名,在整个唐早期899名官员中占比仅为27.8%④。
到了武周时期,其为早日完成“创业垂统之野心”,将已然通行的关中本位政策逐步打破,社会各阶级也因此发生了巨变。经此之后,李唐旋即恢复,然武周政策得以延续,关中本位之破壞已成为一种趋势。据统计,到了唐后期,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比重上升许多,科举入仕的官员人数超过389,在整个唐晚期905名官员中占比超过了43% ⑤。
尽管唐朝从初期到后期由科举入仕者比重不断增加,但是大士族通过科举延续其政治地位者亦不可小觑。毛汉光先生以唐朝最盛之十八家大士族为研究对象,统计唐朝宰相中有这十八家大士族后裔所占比重,数据显示,此十八家大士族中产生的宰相有186人,占唐朝宰相总数366人的一半以上。士族子孙通过科举入仕可谓士族找到了保持其政治地位的良方。
同时,另有一部分人通过恩荫等途径进入仕途,这部分人数量较科举入仕者更多,但该途径给勋贵阶层后代入仕大开便捷之路,和下层士人入仕几乎没有关联。因此,终唐之世,统治阶层凸显出浓郁的贵族特色。
入宋以后,因太祖皇帝以武将黄袍加身,因此自“杯酒释兵权”始,陆续以文人代替武将,以防止武夫擅权、藩镇割据情况重现,宋太祖表示,“选儒臣干事者百余……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⑥,这就为大量士人进入统治集团奠定了基础。
至太宗朝时,整个社会“崇文”氛围更浓。太宗即位早期对科考高度重视,并录取多达五百多人。他主要以科举来选官,在《文献通考》中记载,国家早期录取官员,基本沿袭唐朝旧例,每年在30名以内。而太宗刚即位,急需人才,“连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 ⑦。太宗朝不仅取士数量多,而且官居高位者甚多,以至同平章事、参知政事者亦不乏其人。
而宋仁宗时,国家主体的官员均源自科举出身的士人,当时只以进士才能入仕,“名卿臣公,皆由此选” ⑧,“得人为最盛焉” ⑨。根据冯尔康教授统计,《宋史》中除天子王公、后妃公主以外,进士出身者达1420人,占正附传所载总数2529的56%以上,“再除去隐逸、列女……元勋等传,余1506人,其中进士1296人,约占86%” ⑩。
宋朝在320余年的统治中,科举取士达10万人,约为唐朝的五倍有余,录取数量与质量前所未有,宋代官员中,进士出身所占比重较唐代明显增加,逐渐形成了“文官治国”的政治格局。
宋朝为广泛录取寒门士子,对参加考试者条件较宽,不论其家境、出身、年龄。此外某种程度对官宦勋贵子弟给予严格约束,比如雍熙二年,宰相李昉之子进入殿试候选,宋太宗为表达公正,取消其殿试资格。在宋朝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下层士人通过科举得以进入统治阶层者愈来愈多。据统计,至南宋时,宋理宗宝祐四年,录取进士共601名,除父辈、祖辈为官者及宗室子弟184人外,其余417人皆出身布衣?。士人结构已与唐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 伴随更多平民出身的士子迈进仕途,社会结构逐步走向平民化,换言之,社会的士族构成已然被庶族平民、城市贫民阶层所掌控,为此“平民化”的走向日趋显著。对比唐朝之前门阀主体的状况,出现了显著差异。
三、结语
对于唐宋文化的研究,20世纪颇具影响的“唐宋变革论”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科举制度与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则是唐宋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士阶层内部结构由贵族而流变为“平民化”,随着士阶层内部结构的变化,士阶层的政治、社会地位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也是唐宋文化的重要内容。
“士”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士阶层”内部结构的流变与地位的变化,与中国历史的演進息息相关,恰如钱穆先生的观点,“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 ?。
注释:
①(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01页。
②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2页。
③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
④⑤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⑥(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3页。
⑦(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三·取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48页。
⑧⑨(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611页,第3604页。
⑩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504页。
?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61页。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2](南朝)沈约.宋书·卷九十四·恩倖传序[M].北京: 中华书局,1974.
[3]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4](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二册·卷13[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宋)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元)脱脱等.宋史·第11册·卷155[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冯尔康.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8]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9]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10]侯福兴.中国历代状元略传[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
[11]刘海峰.唐代选举制度与官僚政治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1989,(03).
作者简介:
马俊,男,宁夏西吉人,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