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11年10月10日,我们将迎来辛亥革命百年纪念。“革命”这个词汇,在中国近代百年史中是一个神圣的符码,可以说,近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而辛亥革命就是提纲挈领的扉页。
　　纪念辛亥革命,纪念百年革命,不仅仅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在业已告别革命的今天,有必要追问,那些早已溶铸成为我们思想价值观念的革命话语和革命政治文化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又是如何演变的。
　　本刊特约记者专访史学专家、北大历史系教授王奇生,对在革命主调下的百年中国与民国政治进行深度探讨与反思——
　　
　　革命符码:“策略”与“手段”的惯性
　　记者:五四过后,共产党、国民党、青年党竞相宣称唯己独“革”,唯己真“革”,唯己最“革”,这是一种话语权和合法性的争夺,还是争夺政治利益的实际诉求?
　　王奇生:当“革命”成了一种神圣的符码以后,争夺并试图垄断对“革命”话语的诠释权,自然是政党之间争夺政治资源的反映。当时青年学生成为各大党派竞相笼络和争夺的对象,“谁拥有青年即拥有将来”是当时各党派的共识,谁“最革命”,对激进青年也可能最具吸引力。
　　
　　记者: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期就已经暴露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趋势,比如他无端攻击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等,这种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做法是否是导致“革命”目的和手段错位的原因之一?
　　王奇生:在革命党看来,“革命”就是要打破现状,打破常规。革命高于一切。为了实现革命的伟大目标,必须运用各种革命“策略”和“手段”。由于中国革命持续的时间很长,革命“策略”和“手段”的运用难免形成一种巨大惯性,甚至潜移默化为革命的目的本身。
　　
　　记者:作为史学家,你如何看待“革命”?
　　王奇生:革命其实是一把双刃剑。极端情绪让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相对而言,体制内自上而下的推动是成本最低的改革,揭竿而起总是万不得已而为之。
　　知识精英:救亡图存的现实考量
　　记者:从晚清开始,中国的知识精英为求突变,思想激进、情绪焦躁、行为暴力。这种情绪贯穿了整个民国期间,并且余波泛及1949年以后,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
　　王奇生:晚清以来,中国一再被西方列强击败,“救亡图存”成为数代中国人的普遍焦虑。在各种救亡方案都尝试无效之后,救亡手段日趋激进,救亡情绪也势必日趋极端,“根本解决”、“彻底解决”的口号,在五四之后几乎成为一种群体共识和时代诉求。各大党派和相当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趋向选择“革命”。如果说晚清之际是“一党独革”的话,五四之后则形成“多党竞革”的局面。在晚清仿效日本立宪,民初仿效欧美共和都相继失败之后,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自然为中国革命树立了鲜活的榜样。“以俄为师”迅速成为国共两党的行动目标。而苏联在“世界革命”的旗帜下主动“帮助”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本来革命只是手段,其后革命演化为目标。革命日趋崇高,成为一种神圣的符码。
　　
　　记者:两党相争后期,知识精英在非此即彼的情况下,多数人抛弃了国民党,这是否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
　　王奇生:国共相争,不同于一般的“党争”。因为两党均是武力政党,两党之争也就表现为武力较量。在国共内战后期,国民党自身的无能和腐败自然是失人心的一个要因;共产党统战和宣传的力量,也是国民党望尘莫及的;国统区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是切身的。
　　民众动员:国共两党路线不同
　　记者:在此前的民国史研究著作中,有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孙文也承认这一点:即共产党的工作能力和组织、发动群众的能力较强。这是否因为中共一开始就把发动对象定位于下层民众、还有其他原因吗?
　　王奇生:其实还是和“主义”有关。与中共的群众路线不同,国民党始终走精英路线。孙中山自己也承认:“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因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晚年孙中山虽然倡导“扶助农工”,仍是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的精英身份,居高临下地去“扶助”那些“不知不觉”的大众。这与直接以工农利益代表自任的中国共产党人相比,虽有相近之处,更有很大不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中共即告诫其党团员要眼光朝下,“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讓给他们” 。由此一来,国共合作的形态,呈现出国民党主要做上层工作,共产党主要做下层工作的分工格局。
　　
　　记者:您研究的中共在基层发动民众的细节,特别是经济因素的考察,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王奇生:我们过去只是一味强调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是天然的同盟者,其实要动员广大底层民众起来革命并非易事。举一个例子,1925年的五卅运动,数10万工人持续罢工达数月之久,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来自社会各方的巨额捐款可维持罢工工人的基本生活。据统计,五卅运动期间,国内外各方为支援上海工人罢工而募集的捐款超过300万大洋,大约相当于当时中央政府全年经费开支的一半。而我们过去的革命史研究,很少关注类似革命的财政经济问题。
　　
　　记者:民国时期基层民众支持共产党,这容易理解。但费解的是,地主豪绅阶级对国民党并不热衷,甚至拖后腿。
　　王奇生:国民党自称“全民”政党,代表“全民”利益,“不偏重任何一方,不敌视任何一方”。而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下,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因为各个阶级都有本阶级的特殊利益。在农村,国民党不敢触动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连温和的减租也不敢执行。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的这些举措,一方面固然失去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另一方面亦未赢得地主豪绅阶级的欢心。尽管地主豪绅阶级在很多方面与国民党政权的利益一致,如都害怕农民运动,害怕共产主义,但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土地是祖遗的,或者是自己购置的,而不是国民党无偿赐予的。国民党不过是沿袭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土地私有制的传统。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农民从共产党那里得到了直接的好处和看得见的实惠,故视共产党为大恩人、大救星。获得土地的农民因对共产党怀着感恩戴德之心,故能积极参军支前,踊跃献粮献物。
　　两党相争:“武主文从”与“党指挥枪”
　　记者:国共两党都是“以俄为师”,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武主文从”,而共产党始终是“党指挥枪”,维持了“文主武从”的局面。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差别?
　　王奇生:古今中外,最难以驾御的统治机器莫过于军队。建立一支由革命党控制的武力,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革命党如何才能有效地驾驭武力而不为武力所反噬,孙中山曾有过刻骨铭心的教训。借苏俄“赤军”经验建“党军”,是孙中山联俄师俄的一大考量。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党权高于一切”的时光。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的威权借黄埔“党军”之力潜滋暗长。北伐开始后,军权随着北伐的迅猛推进而急速窜升,并很快对国民党党权构成挑战和威胁。本来依苏俄最初的建议,国民党应准备5年、1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来健全和发展党的组织力量。待党权充实健全,并与民权相结合,奠立一个十分稳固的政党组织基础之后,再出兵北伐。此时党权已稳,足以驾驭军权而不至为军权所挟制。但这一建议未被国民党中央采纳。1926年7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开始北伐。军权借助北伐而日呈上升之势,最终形成蒋介石借助“党军”坐大的格局。
　　
　　记者:两党在军队中的组织情况有何异同?
　　王奇生:国民党也在军队建立党部,要求官兵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实际上,集体加入,与集体不入没有什么差别。因为入党没有门槛,没有条件,虽然号称有数百万军队党员,实际仅是在形式上履行一道集体宣誓登记的简单手续而已。无论是对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都毫无意义。
　　共产党则不同。共产党早期将工作重心放在党的自身建设和群众运动上,不重视军事。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才开始建立“党军”。此时中共的组织体制已比较完善,并吸取国民党的教训,严格执行“党指挥枪”的原则。
　　由于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国民党则相反,在战地,最先瓦解的是党部,其次是各级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务几乎沦为军政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