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成立之时，适值国内革命运动高潮之际，这是一次以国共合作为主要标志、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目标、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伟大政治运动。孙中山所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体现了这次革命的根本特点。当孙中山在世时，可以凭藉他的崇高威望，排除干扰，领导革命运动按预定的方向发展。可是随着孙中山的逝世，国民党内部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明显，原来反对三大政策的右派分子重新抬头，反共活动日趋嚣张。此时的国民政府面临严重挑战，对外必须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斗争，对内必须加强统一战线，维护党内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需要的是一位既能保持三大政策的连续性，又能调和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和稳住政局的首脑人物。
　　在国民政府委员中，可以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人选还有胡汉民。胡汉民是国民党元老，辛亥革命胜利后就一直在政府中担任要职，在国民政府成立前，他是广州大元帅府的代理大元帅。在国共合作酝酿时期，胡汉民基本上是站在孙中山这边，支持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决策的。在孙中山逝世后，自认为是国民党正统派的胡汉民，看到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国民党的领导职务，以及共产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崇高的理想，越来越赢得民心，这将对要掌握国民革命运动领导权的国民党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对“联共”政策日渐怀疑，由对苏联和共产党的利用防范转为反对。加上胡汉民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和，与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冲突也逐渐激化，所以若是由正在向右靠拢的胡汉民主持了国民政府的话，势必不利国共合作的坚持和三大政策的执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宣告不做官吏、当时在政府中没有担任实际职务、“唯国民党与三民主义是奉”的汪精卫。受到了各方势力的重视。汪精卫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具有过人的应变能力，善于“相机而变”。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他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共产党如果加入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就危险了，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翻跟斗，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凭借他多年追随孙中山的经历，知道国民党的改组势在必行，才抛弃自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主张，投入改组的准备活动中。在一段时间内，他开口就是国民党改组精神，言必称拥护农工运动，文必举国民革命大旗。一时间他不仅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信任，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也博得了广大工农民众的好感。另一方面，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以能透彻地揣摩孙中山的思路而著称，他多次根据孙中山的口授由自己代拟的各项文件，孙中山极为中意，故后来成了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这一切均使他在国民党内也具有一定的威望和政治资本。再加上在左右派斗争中他所做出的“无所偏颇”的超然姿态，亦争取到国民党内大多数人的支持，最终成为能为各派势力同时接受的主要人选。
　　另外，在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在改组国民政府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幕后活动，为自己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费尽心机。首先是政治上急剧左转，事事向鲍罗廷请示，在各种场合做出坚决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姿态，俨然是总理遗志的继承者、捍卫者；其次是排挤自己昔日的战友、现今的竞争对手胡汉民，私下改动胡汉民主持国民中政会的政府人选，交给报纸发表，却不让胡知道，以此架空胡汉民；第三是亲自到潮汕去见军方实力人物许崇智。为自己的当选拉住关键的一票。更让人诟病的是，在投票选举时，汪精卫自己投了自己一票。虽然这一票不是他当选的主要因素，但一向自命清高的汪精卫急于上台的迫切之情却也由此可见一斑。
　　与汪精卫相比，胡汉民就显得书生气十足。在当时的形势下，胡汉民不是没有顺势出任国民党领袖的欲望，可他不愿为此而挖空心思使手腕，只想让别人捧他，做众望所归的领袖。另外，胡汉民的个人素质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国民党领袖。由于人缘太差，造成人们对胡汉民“恶感多而好感少”，转而拥护善于蛊惑人心的汪精卫。
　　
　　(摘自《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