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欧洲朋友到了台湾，忍不住问我：“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多‘吃到饱’的餐厅？”
　　我忽然被问住了，我们把“饱”作为食物的唯一目的时，失去了多少食物可能有的快乐、滋味、感受。连吃饭，我们也只是“快速”地吃，或者“吃到饱”，在食物里强调“速度”和“饱”，是多么悲惨的价值。
　　但何止是“吃到饱”，在我们的一生中，升学、考试、升官、发财，不是一种模式的贪而无餍的“吃到饱”的翻版吗？
　　后来，我离开二十年未曾中断的教职，回到青年时读书的巴黎。
　　二十五岁的时候在巴黎，很穷，很多梦想。可以一整天只啃一根长面包，然后赶三场电影图书馆的柏格曼专题展，看到凌晨两点，在清冷的夜晚沿着河走回家，一地都是落叶，路边困睡的流浪汉拥抱着流浪狗睡着了。
　　二十五岁，很想画画，但是，颜料很贵，画室也很贵，觉得专业画画是一种奢侈的梦想，只有偶尔到美术学院去找朋友，挤在学生画室里画画人体素描。
　　回台湾以后，开始忙碌各种生活，在大学教书，编杂志，好像逐渐淡忘了曾经有过的奢侈梦想。
　　在渐渐老去的年龄，才会忽然惊悟自己未做完的青春之梦。
　　我打电话给巴黎的学生，我说：“想去巴黎画画。”
　　“很简单啊，我们帮你找画室。”他们一诺千金，使我没有了退路。
　　于是我带了简单的衣物，就出发了。
　　“工具不必带，这边都会准备好。”学生说，他们似乎知道人到某一个年纪会有多少犹疑与牵挂。
　　我的画室在圣米契尔广场，紧邻塞纳河，画画累了，走一分钟到河边，看河边晒太阳的人和鸽子，以及近在三百公尺左右的圣母院高高的哥德式塔顶。
　　我的画室是老马房改造的，这一带在大革命前是贵族的邸宅，有高大的马房，马房高而且采光、通风很好，和画室需要的条件相似。
　　画室在一幢老房子的中庭后面，而中庭阳光灿烂，如同小瀑布泻满一室。饱满的光线，映照在空白的画布上，使人想画画了，使人想在那空白上留下阳光和阴影，留下时间静静移动的痕迹或声音。
　　我大概工作到中午以后，才有其他人来画室工作。他们来了之后，热咖啡、两片乳酪，坐在中庭晒晒太阳，叹一口气，跟我说：“巴黎没有人像你这样工作的。”
　　“我知道。”我笑一笑，继续画我的画。
　　我知道我是在找回遗失在這个城市某个角落的自己，二十五岁未曾做完的梦吧，找得很急，仿佛再不去找将是很大的遗憾。
　　抽完烟，喝完咖啡，烤了一小块披萨，放在口里慢慢品尝。同室的画友，又叹一口气，仿佛日子悠长缓慢到了有点不知如何是好。她终于决定背起包包走了，临走时又告诉我：“巴黎没有人这样工作的。”
　　我仍然说：“我知道。”笑一笑，谢谢她的好意。
　　巴黎夏日的阳光缓慢移动，中庭的光不再强烈如正午，一些斜射的光，柔和地拓在墙上，反射出每一扇窗户的玻璃，好像一种对话。
　　看看表，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但正是夕阳最美的时候，我知道。走出中庭，打开大门，米契尔广场上示威的青年、北非人的鼓声、来往穿梭的游客，都将使我一时陶醉于不克自制的繁华与狂欢中。
　　在生命开始衰老的年龄，创作使我重新年轻了。我带着一叠稿纸，一本素描本，走去天涯海角，觉得重新是那个二十五岁在河边可以坐一整天的青年，读诗画画，为自己的幸福活着。（摘自《无关岁月》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