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美国密歇根州电影节上，一部6分钟的短片《表达》深深打动了观影的数百名观众。长时间的掌声响彻影院，有的观众甚至热泪盈眶。
　　《表达》从一名康复治疗师和一名社工的角度，讲述了一群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之路。故事温暖而令人感动，镜头细腻而治愈。短片中所有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这些在大洋彼岸引起轰动的细节正是宁波市民康医院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日常。
　　位于江北庄桥的宁波市民康医院其实宁波人并不陌生，它同时也是宁波市精神病院，是一家有着民生保障托底功能的三级乙等精神病专科医院。院内收治了600多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从医疗到康养的全程式服务，其中也包括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回归。
　　民康医院里有很多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已经超过10年，他们中的不少人病情其实已经稳定，只要按时服药就能像正常人一样地工作生活，但在多次尝试和努力受挫后，他们最终选择了留下来。
　　这也是民康医院的治疗师最不愿意看到的情景。“曾经有一名病患在院里治疗了20多年，病情已经稳定，一直渴望回归社会。2018年年底，他家里人来接他，说亲戚结婚，让他回去住一个星期。走的那一天，他整个人都喜气洋洋的。”民康医院康复科负责人应洁琼说。然而，回来后他就封闭了，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治疗师费尽心思才知，婚宴和年夜饭他都被安排在一张小桌子上单独吃饭，没有人愿意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人和他交流。吃完婚宴回去当晚他大哭了一场。他告诉治疗师“再也不想出去了”。“那几天我们治疗师的心一直揪着，生怕这件事刺激他，让他再次发病，好在后来他自己想通了。”应洁琼说。亲人尚且如此，陌生人就更不用说了。院里曾经有一名大学生患者进进出出好多次。每次病情稳定了他就出去找工作，找的都是保安岗位。但面试时只要招聘单位问及病史，他都据实以告，因此每次都被拒绝。屡屡碰壁后他就会病情复发，重回医院。
　　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和家庭被称为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一直是一个普遍性难题。发病时，他们必须去封闭的环境接受治疗，然而病情稳定或康复后，想再次回归社会和正常工作却不太容易。这种反差主要源自外界的偏见和歧视，而由此造成的挥之不去的病耻感，又会加重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使得这“最后一公里”更加艰难。
　　为了让这“最后一公里”平坦些，从2007年开始，民康医院开始探索医院与社区融合的模拟社会场景康复模式，在院内创设环境，建立“社区”，开出了超市、农场、畫社、烘焙、手工、缝纫等模拟生活的场景和辅助就业岗位。在“社区”里，精神障碍康复患者可以在田间地头劳作，可以在星空画室挥毫，也可以在烘焙房里烤面包……学习各项生活、社交技能，学着重新了解社情，提高自信。
　　在这里他们被称为“休养员”，不穿病号服，“上班”有“工资”，不断被鼓励。“尽管是一种‘过渡’的康复形式，但我们尽力让这个院中‘社区’无限接近社会。”民康医院院长陈亚萍说。
　　在这种友好平等的氛围下，治疗师与休养员如同朋友，几成亲人。56岁的康复科原科长高爱菊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名病患的电话。那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是她2007年在病区的一个角落发现的。当时他态度消沉，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征求了主治医生意见后，高爱菊把他带到康复区，教他十字绣。十字绣有助于精神分裂症患者集中注意力，克服幻听和幻觉。4年后，这名对什么都漠不关心的年轻人突然问了一个问题：“像我这样的情况能结婚吗？”高爱菊一愣，随即心里特别高兴，“这是积极生活的信号”。高爱菊像呵护一朵在狂风中忽明忽暗的火花似的小心翼翼地回答道：“可以，但我需要向你的医生进一步了解你的病情。”在确定年轻人的病情已经稳定后，高爱菊又做通了年轻人母亲的思想工作，2012年这名年轻人终于出院了。不久他在工厂里找了一份工作，干得不错。每次他来医院复查，高爱菊都会问问他女朋友找得如何。2014年，年轻人到民康医院复查，特意把他女朋友带到了高爱菊面前。高爱菊悄悄把女方拉到一边，旁敲侧击地问女方是否知道男友的病情，没想到对方坦然说道：“他全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他需要终身服药，但请您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高爱菊这才完全放下心来。2014年，年轻人结了婚。2017年，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又有了自己的孩子。每次人生有了新的喜悦，他都会来跟高爱菊分享。“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开心的了。”高爱菊说。
　　“虽然我们医院一直在努力，但休养员回归的关键还在于社会的接纳。”陈亚萍说，“这些年，医院打造的康复平台得到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力量支持精神障碍患者的职业康复、潜能开发，让社会早日消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刻板印象和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