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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游》的开篇是长达三百多字的环境描写，从天空写起，暮色，积雨云，然后是街巷，树，一个老人斜跨着一把竹椅子。镜头突然又跳跃起来，汽车开过，惊起麻雀和乌鸦，杂乱地飞起，然后又回到远处，和开始一样，闷热、暮色和天空混为一体。这一段描写特别能显出项静的写作谱系，她显然熟稔文学史上各种经典，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以铺陈的方式来描写环境已经是文学系学生的必修手册，而在更经典的莎士比亚的剧作中，通过压抑的铺陈来导引出人物，也几乎是一个常用的思路。一种不安的、郁积的气氛在这一段开头里面被呈现出来，这里面出现的第一个人物，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角——刘月清老人——成为这段描写的一部分，她属于这个环境，但同时，通过她的眼睛所呈现的这一切也在隐隐约约地提醒着读者，这位老人好像心事重重，当人物心事重重的时候，故事就要开始了。
如果说第一段的环境描写好像一块混沌的画布——这似乎也是项静想要暗示的——里面的元素都难以进行清晰区分，那么，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才真正意味着小说的开始，“最后一班公交车在客亭处刹车”，这一“进入”的动作，划开了混沌一片，他们要开始行动起来。刘月清老人走向公交车，她没有等到她的孙子梁帆，而是看到了从城里看病回来的信运。这两个人物的相遇同时也是两个家庭故事的相遇，这是这篇小说的并置性结构，通过这一结构，其目的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一个小而深刻的横断面。
信运的故事是，他患小儿麻痹症，在父母的操持下学了一点医学，然后在富村做了一个赤脚医生，没有结婚，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万幸老母亲没有什么毛病，但信运依然忧心忡忡，怎么安置日渐衰老的母亲？又怎么安置没有母亲的自己？
作为小说的主角，刘月清老人的故事更复杂。她苦苦期待的孙子梁帆，因为家庭的原因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现在虽然已经治愈，但总是让人担心;儿子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还是没有服从她的安排，离了婚;两个女儿难得回来一趟，儿子的家里她也住不慣;她曾经是四乡八里很有声望的“神婆”，驱邪治病是她的拿手好戏，现在不但手艺找不到传人，也难得有人上门求助……她在日渐衰老的日子中突然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也难以寻找到价值和意义，她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信仰的依靠……
这是两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但是几乎聚集了当下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中年人的婚姻危机，老年人的老无所依……项静用不到1万字的篇幅，将这些问题细腻而具体地呈现出来，与经典的问题小说——比如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这些问题显得琐碎、个人性、日常生活，也没有宏大的理论来引导解决的方案，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社会问题小说。项静恪守现代小说写作的伦理要求，不动声色，也不加以姿态性的观念介入，而是让人物通过其行动展示其困境和挣扎——不管这挣扎有多么的卑微和无力，但是挣扎本身是真实的，而这真实，就是小说的真和善。
当然，小说还不仅仅提供真与善，对现代小说来说，正如昆德拉所汲汲强调的，更是要发现一种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可能性”。用齐泽克的理论来说，就是必须通过“象征域”来提供一种“或然”。在《壮游》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当然是生活和历史的必然逻辑，这一逻辑非常清晰：富村作为一个城乡结合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主题中重要的“城乡交叉地带”，在经济的驱动下发生着艰难的转型，它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它是一个模糊但是又尖锐的“废墟”;留在富村里的这些人：刘月清、信运、信运的母亲等等……他们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既没有赶上时代的大潮，但也没有完全被抛弃，他们也变成了一些“中间人”，类似于被历史的时间筛选后的砂砾——在无用和有用之间挣扎，在一个浪头和另一浪头的间隙浮沉。
但项静显然心有不甘，她既然选择了刘月清这样的老人作为其书写的主角——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中国当代写作中，以垂暮之年的老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很是少见——她就已经暗示了其生命还有或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壮游”出现了：
“你想出门旅行一趟吗？今天有人塞给我了旅行度假的广告。”
“我一个老太太，哪里敢出门旅行。”
“旅行团上门接送的。你以前出门旅行过，有经验。顺便带着我母亲，我给你们报一个老年人的旅行团。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离开我过我一天。”
“我们年纪太大，出门多麻烦，人家哪敢带我们去啊。”
“有体检证明，签署安全责任书就可以。”
开始不过是一场被安排的“旅游”，但是却渐渐在刘月清老人这里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壮游”，这里的历史性不仅仅指刘月清老人借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也同时指向一种具体的“历史”，刘月清这一代人，曾经在另外一种社会语境中，真切地感受过创造历史改造社会的快感和主人意识——现实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历史性在此合二为一。在这里，刘月清的壮游就不仅仅是吉根和门罗笔下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这些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因为缺少某种历史的记忆，使得她们的逃离带有个人历险的性质，而在刘月清这里，因为历史性的对话并没有中断——或者说至少在一部分人这里没有中断，她的逃离变成了“壮游”——充满力量且具有重启的功能。
这“壮游”在小说已经结尾时还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既然想象已经打开，那明天起来，谁说就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呢？
（项静的短篇小说《壮游》刊于《文学港》2019年11期）
如果说第一段的环境描写好像一块混沌的画布——这似乎也是项静想要暗示的——里面的元素都难以进行清晰区分，那么，第二段的第一句话才真正意味着小说的开始，“最后一班公交车在客亭处刹车”，这一“进入”的动作，划开了混沌一片，他们要开始行动起来。刘月清老人走向公交车，她没有等到她的孙子梁帆，而是看到了从城里看病回来的信运。这两个人物的相遇同时也是两个家庭故事的相遇，这是这篇小说的并置性结构，通过这一结构，其目的是为当代中国生活提供一个小而深刻的横断面。
信运的故事是，他患小儿麻痹症，在父母的操持下学了一点医学，然后在富村做了一个赤脚医生，没有结婚，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在最近的一次体检中，万幸老母亲没有什么毛病，但信运依然忧心忡忡，怎么安置日渐衰老的母亲？又怎么安置没有母亲的自己？
作为小说的主角，刘月清老人的故事更复杂。她苦苦期待的孙子梁帆，因为家庭的原因一度患上了抑郁症，现在虽然已经治愈，但总是让人担心;儿子虽然生意做得不错，但还是没有服从她的安排，离了婚;两个女儿难得回来一趟，儿子的家里她也住不慣;她曾经是四乡八里很有声望的“神婆”，驱邪治病是她的拿手好戏，现在不但手艺找不到传人，也难得有人上门求助……她在日渐衰老的日子中突然失去了人生的目标，也难以寻找到价值和意义，她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信仰的依靠……
这是两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家庭，但是几乎聚集了当下中国最基本的社会问题：年轻人的心理健康，中年人的婚姻危机，老年人的老无所依……项静用不到1万字的篇幅，将这些问题细腻而具体地呈现出来，与经典的问题小说——比如五四时期和十七年时期——相比，这些问题显得琐碎、个人性、日常生活，也没有宏大的理论来引导解决的方案，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社会问题小说。项静恪守现代小说写作的伦理要求，不动声色，也不加以姿态性的观念介入，而是让人物通过其行动展示其困境和挣扎——不管这挣扎有多么的卑微和无力，但是挣扎本身是真实的，而这真实，就是小说的真和善。
当然，小说还不仅仅提供真与善，对现代小说来说，正如昆德拉所汲汲强调的，更是要发现一种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可能性”。用齐泽克的理论来说，就是必须通过“象征域”来提供一种“或然”。在《壮游》中，我们首先看到的当然是生活和历史的必然逻辑，这一逻辑非常清晰：富村作为一个城乡结合部、同时也是中国文学主题中重要的“城乡交叉地带”，在经济的驱动下发生着艰难的转型，它既不属于乡村，也不属于城市，它是一个模糊但是又尖锐的“废墟”;留在富村里的这些人：刘月清、信运、信运的母亲等等……他们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既没有赶上时代的大潮，但也没有完全被抛弃，他们也变成了一些“中间人”，类似于被历史的时间筛选后的砂砾——在无用和有用之间挣扎，在一个浪头和另一浪头的间隙浮沉。
但项静显然心有不甘，她既然选择了刘月清这样的老人作为其书写的主角——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在中国当代写作中，以垂暮之年的老人为书写对象的小说很是少见——她就已经暗示了其生命还有或然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壮游”出现了：
“你想出门旅行一趟吗？今天有人塞给我了旅行度假的广告。”
“我一个老太太，哪里敢出门旅行。”
“旅行团上门接送的。你以前出门旅行过，有经验。顺便带着我母亲，我给你们报一个老年人的旅行团。这么多年，她从来没有离开我过我一天。”
“我们年纪太大，出门多麻烦，人家哪敢带我们去啊。”
“有体检证明，签署安全责任书就可以。”
开始不过是一场被安排的“旅游”，但是却渐渐在刘月清老人这里变成了一种历史性的“壮游”，这里的历史性不仅仅指刘月清老人借此获得了新的生命力，也同时指向一种具体的“历史”，刘月清这一代人，曾经在另外一种社会语境中，真切地感受过创造历史改造社会的快感和主人意识——现实的历史性和历史的历史性在此合二为一。在这里，刘月清的壮游就不仅仅是吉根和门罗笔下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这些中产阶级家庭妇女因为缺少某种历史的记忆，使得她们的逃离带有个人历险的性质，而在刘月清这里，因为历史性的对话并没有中断——或者说至少在一部分人这里没有中断，她的逃离变成了“壮游”——充满力量且具有重启的功能。
这“壮游”在小说已经结尾时还没有付诸实践，但是既然想象已经打开，那明天起来，谁说就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呢？
（项静的短篇小说《壮游》刊于《文学港》2019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