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年4月至5月初，马克思完成了对《哥达纲领批判》的书写。这是马克思晚年最后一部完整著作，是对其早期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总结与提炼。这本书最主要的理论建树就是马克思把唯物辩证法具体运用在社会过程的分析，完整而科学地创立了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并阐述了实现这一目标所要经历的两个阶段和发展条件，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描绘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因而，《哥达纲领批判》的重要思想对当前我国共产主义事业向前推动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指导意义。
　　树立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 坚守无产阶级的立场
　　贯穿《哥达纲领批判》整本书的一个关键点是马克思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列宁指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是由思想家输送到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础上自发地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所以，我国未来社会主义的建设、未来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也离不开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阵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主流意识形态工作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它与社会主义阵地共存亡。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正是由于我们坚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才成立了新中国，才能不断推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让社会主义在中华大地的根扎得越来越深。如果主流意识形态阵地丢了，社会主义阵地也必然守不住。苏联、东欧的前车之覆，可以为诫。因此，意识形态这个阵地，一定要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中。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意识形态趋于多元化、生活化。各种意识形态以其特殊的文化理念和价值符号，借助于互联网平台，长期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但多元化、生活化的意识形态往往存在着很多片面、相互矛盾甚至是错误的观点，直接威胁到社会主义的阵地。而无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与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斗争的最有利的思想武器。如果它的阵地丢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难以为广大民众所认识，错误思潮就会占领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主义阵地就会一寸一寸丧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因而，我们需要继续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規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培育和践行。在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并培养一支意志坚定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骨干队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树立科学的主流意识形态，取得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
　　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现状 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哥达纲领批判》一书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阐述了共产主义的两个阶段的问题。我们国家正是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未来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中，还应该有一个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这才是我们未来社会的理想目标。
　　我们通过改革破除了本本主义，灵活地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反而在过河中获得了新生。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前的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各种矛盾凸显，使得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问题，特别是对于当下社会来说，重要的是要建立共产主义的理性信念，这也是我们几代人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是怎么才能正确理解和树立它的物质基础？这就需要我们科学客观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性，正确看待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处理好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的最大现实就是我们依然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面临着老矛盾与新问题的不断凸显和交织。这大大降低了我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预期，导致大多数人理想信念的缺失。因而，我们要正确处理好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关系。一方面，以我国当下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本出发点，正确看待和处理当下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和冲突，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不断地进行深化改革，攻破改革的难点，补齐短板。这是我们当下社会最迫切需要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们要树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要坚信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还必然存在一个更高级别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来临，这才是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


　　正确认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 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对于国家、自由、精神基础、信仰等的论述都直接指涉了未来政治形态的问题。他认为，国家政权是政治现象的核心，但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但构成人类政治实践的本体却并不是国家，而是社会。所以按照马克思的政治发展逻辑，政治关系的变革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变革，而且“国家”和“社会”在未来过程中将走向统一。马克思曾指出，政治国家“是作为普遍理性、作为彼岸之物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也就是说，只有由工人阶级领导广大劳动人民实现从“政治解放”走向“社会解放”，通过限制“国家自由”，才能不断把国家“迄今所夺去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所以，完成此历史任务的途径在于，通过无产阶级的政权逐步消解公共权力的政治属性，不断培育和扩大社会权利，最终完全超越“政治解放的限度”。
　　从当下的现实来看，人类要真正克服“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把社会从国家中解放出来，使两者走向完全的统一，必须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仍要根据具体阶段的不同特点展现其重要功能，不断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找准自己的定位。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其实质就是要正确处理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不断培育和扩大社会的权利，释放社会的活力。而中国当下的现实也表明，我们对于这个目标是熟知了，但是对于路径我们还不太清楚。虽然，我们强调多元主体的共同治理，但是，我们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还没有理顺，社会力量的培育还不充分。当然，要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还应该包括法治的成长过程。社会现象的复杂化，也决定了社会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交界问题，我们需要在各个领域的交界处探寻道路，而法治就是这条路径强有力的保障基础。因而，治理本身就是要不断消解公共权力的政治属性，不断地向社会回归，才能不断地消解“国家和社会”二元架构之间的内部矛盾，让“国家”与“社会”在各自辩证运动中实现自我的“扬弃”。
　　正确处理我国当前社会财富的分配 实现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要的理论闪光点在于探索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他在书中具体阐述了有关未来社会的财富分割问题的看法，他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财富分配方式，即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并着重探讨了机会公平和事实平等的问题。很显然这对我们正確理解当下社会的财富分配问题、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也非常关心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特别强调在财富分配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和正义。他强调，“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而财富分配问题原本是一个经济问题，它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财富流量”上的分配即收入分配，一个是“财富存量”上的分配问题即财富占有的分配。但财富分割往往会带来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引发社会矛盾。而它的根源就在于在分割财富的过程中是否体现了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因而它又充满着道德的理性智慧和伦理诉求。
　　目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也表明，财富分配问题的确存在着不公，而最让人们感觉不公平的并不是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而是财富占有的不公平。所谓财富占有不公平，是指一些人利用权力、地位和关系占有一部分社会财富，它与生产成果、生产过程都没有什么关系，甚至破坏社会财富分割中所应该体现的公平正义的伦理价值。而公平正义的伦理含义更加强调的是公正对待每一个人及与他人缔结的人伦关系，着重于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和发展。因而，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观应该要在财富分配坚持平等原则和对等原则的同时，坚持补差原则，即“以有余补不足”。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不仅要承认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差距，而且要承担缩小这种差距的伦理责任，要使全体人民共享社会发展成果。“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社会心理，也是炎黄子孙对共享的最初理解。因而，我们应当重视并采取硬手段来解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改变社会财富存量上的不公平现象，补齐短板，最终实现社会财富的共享，这是“十三五”规划的应有之义，也是小康社会的最终奋斗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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