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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刘颖（1926-2014），原名刘性真，1926年10月出生，山东菏泽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就读于相辉学院英语系三年级的她，毅然投笔从戎。先入二野军政大学，次年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5师。1951年3月入朝作战，先后在志愿军三兵团12军35师103团、师敌工科和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工作。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和东海岸反登陆防御。回国后在总政敌工部工作。后转业浙江宁波。2014年7月病故，享年88岁。
1949年初冬，我的家乡重庆解放了，当时正读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的我毅然投笔从戎。先在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半年，结业后分配到12军35师103团。1951年3月，我随军赴朝参战，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度过了9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敌工科的“小白兔”
刚踏上朝鲜的土地，我们就进行了20天的艰苦行军。美军凭借他们的空中优势经常前来骚扰。“黑寡妇”（一种黑色侦察机）不停地在我们头上盘旋，不时投下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天一样。“油挑子”（美军F-84战斗机）有时扔炸弹，有时扔凝固汽油弹，有时还擦着路旁的电线杆，俯冲着向我们扫射。师政治部的李秘书在入朝的第8天就被敌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使我们这些学生兵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月10日，我们终于到达第5次战役的集结地——伊川郡蔷薇里。整整20天没洗澡，没换衣服，每天都是汗水将衣服湿透，自身的体温又将衣服烘干。到驻地换下衣服，发现衣服缝里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可怕极了。我们把换下的衣服拿到朝鲜老乡家蒸煮。为了不让虱子有藏身之地，我生平第一次理了光头，师部其他女兵也纷纷效仿。
由于我学过英语，部队急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入朝后就被调到师敌工科工作。我的职责和任务是：一、登记俘虏；二、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三、了解敌情，供首长参考；四、必要时对敌喊话，敦促敌人投降。
第5次战役第一阶段，我们师的任务是突破敌人在汉滩川的防御，消灭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土耳其旅。为便于紧跟作战部队在前线指挥，师部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前指”。我有幸以英语翻译的身份成为师部女同志中唯一参加“前指”的成员。
战斗打响后，陆续抓获了一些土耳其俘虏，因他们不懂英语，无法用英语审讯，只好押往后方。我们一直打到汉城附近。追击途中虽也打了几次胜仗，但未能达到预期的歼敌目标。4月29日，上级命令停止追击，第5次战役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部队在抱川郡附近休整了两周，补充粮食弹药。5月14日即投入战役第二阶段。我师的作战任务是突破美军占领的加里山，穿插到敌后会同友邻部队聚歼美2师38团的两个营和配合他们作战的法国营。盘踞在加里山上的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弹药，不到10秒钟就有一排炮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落地开花。战斗打得十分残酷，部队伤亡很大。蔡启荣副师长壮烈牺牲。噩耗传来，全师陷于一片悲痛声中。我刚到部队时，蔡副师长是103团团长，他像长辈一样关爱着我们新兵，想到再也看不见他那慈祥的笑容，我泪如泉涌……
战士们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终于在5月20日拂晓前攻克了加里山。我们上山时，一路上见到烈士的遗体，等着后续部队掩埋。我们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跨过烈士的遗体前进……
由于我们战前对部队做过对敌喊话的训练，当我军切断洪杨公路，截断一股美军退路时，104团的战士们用才学的英语喊道："Put down your guns. We won’t kill you！”（放下你们的枪，我们不杀你们！）
当场就有美2师38团的100多名官兵缴械投降。
一天，一个小战士把一个美国兵带到我面前，他见到我便扑通一声跪下，手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祈祷，嘴里说着：
“Good boy，pardon me！”（好男孩，饶恕我！）
我严正答道："I’m not a boy.I am a soldier of Chinese Voluntary Army！”（我不是男孩，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经审问，他是美2师38团的义务兵，大学毕业，已婚。他请求我们不要杀他，他想回家。随即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他和妻子的合影。我告诉他，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不虐待俘虏，只要老老实实待着，战争结束后会让他回家的。
还有一次，抓获了几个法国兵，开始语言不通。后来我听到他们在讲法语（大学时法语是我的第二外语，能一般阅读，但听、说还不行）。他们中有人也能听懂几句英语，还能讲几个简单的词语，于是我就英、法语并用，对他们进行审问和登记。
作为在第5次战役中师里唯一上前线的女同志，战后我受到了全师的通令嘉奖。战友们夸我是“能走善跑的小白兔”，师领导称我是“我们的郭俊卿”（郭俊卿是解放战争时期女扮男装花木兰式的战斗英雄），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战后，部队在谷山休整，师里调我到宣传科工作，负责通联，经常下连队采访，报道英雄事迹。我第一次采访的重点是35师的主力部队103团5连的“华川四勇士”。在103团采访结束时，团参谋长赠给我一支崭新的四号“勃朗宁”手枪。这是一支缴获来的只有12公分长的精致漂亮的小手枪。我高兴极了，爱不释手。我感谢首长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朝鲜的日子里，我一直携带着它。
没有硝烟的战斗
1953年初，我奉命调往志愿军政治部做对敌英语广播工作。我和来自各野战部队的20多位女同志集中到战俘营，熟悉美军语言，进一步学习英语。
战俘营设在鸭绿江畔的碧潼。这里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距前线约500公里，距我国边境仅有十多公里。战俘营没有围墙，更没有铁丝网、碉堡，但四周有明显的标记。对内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称：碧潼战俘营。
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敌对双方不能侵犯战俘营的安全。一开始，美軍飞机全然不顾国际法的规定，经常前来骚扰，造成俘虏和我方人员的伤亡。经过我方严正交涉后，敌机才没有再来侵犯。因此这里可以说是朝鲜战场唯一的和平区，与有着隆隆炮火声的前沿阵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虽然没有硝烟，却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战斗。 我们在战俘营首要的工作是熟悉美国语言，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练习和纠正发音，为以后对美广播做准备。给我们指导发音的是一个黑人美军连长，他被俘时间较长，对我们的俘虏政策有切身体会而且深受感动。那时美军里的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总是受白人的欺负，他虽是连长也不例外。他告诉我们：打仗时要黑人冲锋在前，有了战果却又是白人居功。吃饭时白人不许黑人和他们一桌，连在俘虏营里参加文体活动和游泳都不许黑人靠拢。但是打球时由于白人体质和技能不如黑人，他们又要黑人参加，以便为他们争取荣誉。在战俘营里种族歧视的现象被我们所制止。因此，黑人连长很感谢我们，认识到只有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才能不受白人的歧视。
我们对黑人连长的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在一个小教室练习发音，望着这个又高又大，脸黑得像锅底似的黑人，大家伙都不愿往前坐，前几排都空着。他看到这种情况幽默地說：“我的脸很黑，很难看，是不是？但我的心是善良的，你们不用怕……”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经过考核，我们有4位同志的发音被鉴定为合格，可以直接从事对敌广播，我是其中之一。但此时由于朝鲜谈判有了进展，对敌广播又不需要增加人了。
我军在战俘工作中处处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的宗旨就是把战俘营办成一所大学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在战争中我们自觉遵守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爱护战俘的生命、关怀战俘的生活、尊重战俘的人格和权利。
战俘们刚来时，个个神情颓丧，眼中流露出恐惧和绝望。时间长了熟悉后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是被官方的谎言骗来的。什么“去朝鲜可以发财……”“那里有美丽的黑眼睛的东方美女……”“能周游世界……”，他们是在听了这些虚幻的宣传后盲目从军来朝鲜的。当他们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后，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他们愤怒地说：“我们被麦克阿瑟那个蠢猪骗了，他告诉我们去朝鲜是执行警察行动，圣诞节前就可回家，可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地狱……”
为了建立威信，瓦解敌人，让他们心服口服，我军对战俘实行了人道主义的政策。战俘营内设有运动场、娱乐室、图书馆、墙报、医院、食堂等，还有一个电影队和运输队。战俘生病了，食堂会为他们送来病号饭；战俘过生日伙食会得到改善；战俘通过中方工作人员可以向他们的家人传递书信、录音，报告自己的生活状况。
战俘中有许多是基督教徒，而尊重战俘的宗教信仰也是尊重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为战俘专门提供了做礼拜、祈祷的场所。为了让他们过好圣诞节，在物资运输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想尽办法从国内采购了很多食品，有葡萄酒、啤酒、糖果、面包、鸡蛋……要知道，当年这些物资在国内都是十分紧缺的。我们还组织战俘上山砍树，自己动手做了圣诞树。让他们扮成白胡须身穿红袍的圣诞老人，到各屋分发礼物。战俘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唱又跳。
一般来说，下级军官和士兵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安排。而官职越高往往越顽固、越反动。为了便于管理，分化瓦解，我们就让他们和士兵分开住。战俘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讨论或自学。阅览室里有多种文字的报纸杂志，每天下午有课外活动，并经常组织各种球类比赛和文艺晚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1月，战俘营里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历时12天，有美、英、法、加、荷、澳、新、土、菲、韩等14个国家的500多名战俘运动员参加，进行了田径、篮球、排球、棒球、摔跤、拳击等27个项目的比赛。当年国内许多报刊和新闻媒体对此都进行了报道。
用行动感动世界
1952年9月，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会主席费尔顿夫人率团访问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她在战俘营里没有看到碉堡、铁丝网，更没有看到荷枪实弹的哨兵，当时就感到很惊奇。
她来到战俘住的宿舍，明亮整洁。她看到战俘有的在厨房里烤面包，有的在图书馆看书，有的在俱乐部弹吉他唱歌，还有下棋的、打牌的、玩球的，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她说：“这哪是战俘营啊，简直是所大学校。”当她看到有些战俘手上戴着金表，脖颈上戴着项链，上衣口袋插着金笔，还用打火机点烟，便上前问战俘说：“这都是你们自己的吗？”战俘告诉她：“中国军队不没收个人物品，也不侮辱俘虏。”费尔顿夫人惊叹道：“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在我们翻译俘虏日记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由最初的恐惧、不安、闷闷不乐，发展到后来的平静、安心。日记里常常有这样的话，反映了俘虏们当时的生活状况：
我幸运地生活在这里，逃避了战斗的生活……
我受骗了，他们说来这里是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是艰苦的战争……
上级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所向无敌，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更强，他们才所向无敌。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讲人道主义的军队，他们是善良的人民。
我病了，医生来给我治病，教员给我送病号饭，我非常感激。
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关心我们，像亲兄弟一样。
然而，美方不仅不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用多种卑劣的、丧失人性的手段对待中国战俘，还诬蔑我军的战俘政策。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就说：“中国军队杀害在朝的美军俘虏是100年来最野蛮的行动。”这真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8月，中美两国开始了相互遣返战俘的工作。双方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的情景，使美方的造谣污蔑不攻自破。
在现场我们看到：美方的战俘衣着整齐，个个红光满面；而我方的战俘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美方战俘与中朝方面战俘管理人员之间那种依依难舍挥泪告别的场景，令在场的各方人员都深为感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尽折磨的中朝战俘见到祖国亲人时，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他们脱去身上的衣服，扔到美方的脚下，跌跌撞撞地扑 到自己同志的怀抱，泣不成声呜咽着高呼：“祖国万岁！”
当时，有300多名“联合国军”战俘不愿回国，并请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协助他们，取得在朝中方面居住的权利。在这种情形下，朝中红十字会同意了这些战俘的主张和要求，其中有21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居住的权利。这充分证明我们的战俘政策是成功的！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赞誉，包括我们的对手。
侵朝美军指挥官李奇微在1967年写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我军善待俘虏的做法。他说：“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而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送伤员时，他们也未向我方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对待俘虏……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
一位战俘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战俘是不幸的，然而成为中国军队的战俘又是幸运的。”
事实胜于雄辩，这证明：我们志愿军不仅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而且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得好：“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他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1953年9月底，战俘遣返工作结束了，我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中央军委总政敌工部报到，结束了900多个日日夜夜的战斗生活。
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我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成长为坚定勇敢的革命军人。这是我一生的骄傲！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
刘颖（1926-2014），原名刘性真，1926年10月出生，山东菏泽人。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就读于相辉学院英语系三年级的她，毅然投笔从戎。先入二野军政大学，次年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军35师。1951年3月入朝作战，先后在志愿军三兵团12军35师103团、师敌工科和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工作。参加了第五次战役、金城防御战和东海岸反登陆防御。回国后在总政敌工部工作。后转业浙江宁波。2014年7月病故，享年88岁。
1949年初冬，我的家乡重庆解放了，当时正读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的我毅然投笔从戎。先在西南军政大学学习半年，结业后分配到12军35师103团。1951年3月，我随军赴朝参战，在战火纷飞的朝鲜前线度过了900多个难忘的日日夜夜……
敌工科的“小白兔”
刚踏上朝鲜的土地，我们就进行了20天的艰苦行军。美军凭借他们的空中优势经常前来骚扰。“黑寡妇”（一种黑色侦察机）不停地在我们头上盘旋，不时投下照明弹，把夜空照得像白天一样。“油挑子”（美军F-84战斗机）有时扔炸弹，有时扔凝固汽油弹，有时还擦着路旁的电线杆，俯冲着向我们扫射。师政治部的李秘书在入朝的第8天就被敌机夺去了年轻的生命，使我们这些学生兵感受到战争的残酷。
4月10日，我们终于到达第5次战役的集结地——伊川郡蔷薇里。整整20天没洗澡，没换衣服，每天都是汗水将衣服湿透，自身的体温又将衣服烘干。到驻地换下衣服，发现衣服缝里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可怕极了。我们把换下的衣服拿到朝鲜老乡家蒸煮。为了不让虱子有藏身之地，我生平第一次理了光头，师部其他女兵也纷纷效仿。
由于我学过英语，部队急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所以，入朝后就被调到师敌工科工作。我的职责和任务是：一、登记俘虏；二、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三、了解敌情，供首长参考；四、必要时对敌喊话，敦促敌人投降。
第5次战役第一阶段，我们师的任务是突破敌人在汉滩川的防御，消灭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土耳其旅。为便于紧跟作战部队在前线指挥，师部组织了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前指”。我有幸以英语翻译的身份成为师部女同志中唯一参加“前指”的成员。
战斗打响后，陆续抓获了一些土耳其俘虏，因他们不懂英语，无法用英语审讯，只好押往后方。我们一直打到汉城附近。追击途中虽也打了几次胜仗，但未能达到预期的歼敌目标。4月29日，上级命令停止追击，第5次战役第一阶段就此结束。
部队在抱川郡附近休整了两周，补充粮食弹药。5月14日即投入战役第二阶段。我师的作战任务是突破美军占领的加里山，穿插到敌后会同友邻部队聚歼美2师38团的两个营和配合他们作战的法国营。盘踞在加里山上的敌人，凭借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弹药，不到10秒钟就有一排炮弹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落地开花。战斗打得十分残酷，部队伤亡很大。蔡启荣副师长壮烈牺牲。噩耗传来，全师陷于一片悲痛声中。我刚到部队时，蔡副师长是103团团长，他像长辈一样关爱着我们新兵，想到再也看不见他那慈祥的笑容，我泪如泉涌……
战士们英勇顽强，前赴后继，终于在5月20日拂晓前攻克了加里山。我们上山时，一路上见到烈士的遗体，等着后续部队掩埋。我们强忍着巨大的悲痛，跨过烈士的遗体前进……
由于我们战前对部队做过对敌喊话的训练，当我军切断洪杨公路，截断一股美军退路时，104团的战士们用才学的英语喊道："Put down your guns. We won’t kill you！”（放下你们的枪，我们不杀你们！）
当场就有美2师38团的100多名官兵缴械投降。
一天，一个小战士把一个美国兵带到我面前，他见到我便扑通一声跪下，手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祈祷，嘴里说着：
“Good boy，pardon me！”（好男孩，饶恕我！）
我严正答道："I’m not a boy.I am a soldier of Chinese Voluntary Army！”（我不是男孩，我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
经审问，他是美2师38团的义务兵，大学毕业，已婚。他请求我们不要杀他，他想回家。随即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他和妻子的合影。我告诉他，我们的政策是缴枪不杀，不虐待俘虏，只要老老实实待着，战争结束后会让他回家的。
还有一次，抓获了几个法国兵，开始语言不通。后来我听到他们在讲法语（大学时法语是我的第二外语，能一般阅读，但听、说还不行）。他们中有人也能听懂几句英语，还能讲几个简单的词语，于是我就英、法语并用，对他们进行审问和登记。
作为在第5次战役中师里唯一上前线的女同志，战后我受到了全师的通令嘉奖。战友们夸我是“能走善跑的小白兔”，师领导称我是“我们的郭俊卿”（郭俊卿是解放战争时期女扮男装花木兰式的战斗英雄），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战后，部队在谷山休整，师里调我到宣传科工作，负责通联，经常下连队采访，报道英雄事迹。我第一次采访的重点是35师的主力部队103团5连的“华川四勇士”。在103团采访结束时，团参谋长赠给我一支崭新的四号“勃朗宁”手枪。这是一支缴获来的只有12公分长的精致漂亮的小手枪。我高兴极了，爱不释手。我感谢首长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朝鲜的日子里，我一直携带着它。
没有硝烟的战斗
1953年初，我奉命调往志愿军政治部做对敌英语广播工作。我和来自各野战部队的20多位女同志集中到战俘营，熟悉美军语言，进一步学习英语。
战俘营设在鸭绿江畔的碧潼。这里是一个三面环水的半岛，依山傍水、山清水秀，距前线约500公里，距我国边境仅有十多公里。战俘营没有围墙，更没有铁丝网、碉堡，但四周有明显的标记。对内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称：碧潼战俘营。
根据国际法的有关规定，敌对双方不能侵犯战俘营的安全。一开始，美軍飞机全然不顾国际法的规定，经常前来骚扰，造成俘虏和我方人员的伤亡。经过我方严正交涉后，敌机才没有再来侵犯。因此这里可以说是朝鲜战场唯一的和平区，与有着隆隆炮火声的前沿阵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里虽然没有硝烟，却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战斗。 我们在战俘营首要的工作是熟悉美国语言，按照美国人的习惯练习和纠正发音，为以后对美广播做准备。给我们指导发音的是一个黑人美军连长，他被俘时间较长，对我们的俘虏政策有切身体会而且深受感动。那时美军里的种族歧视很严重，黑人总是受白人的欺负，他虽是连长也不例外。他告诉我们：打仗时要黑人冲锋在前，有了战果却又是白人居功。吃饭时白人不许黑人和他们一桌，连在俘虏营里参加文体活动和游泳都不许黑人靠拢。但是打球时由于白人体质和技能不如黑人，他们又要黑人参加，以便为他们争取荣誉。在战俘营里种族歧视的现象被我们所制止。因此，黑人连长很感谢我们，认识到只有在志愿军战俘营里才能不受白人的歧视。
我们对黑人连长的接受也有一个过程。刚开始在一个小教室练习发音，望着这个又高又大，脸黑得像锅底似的黑人，大家伙都不愿往前坐，前几排都空着。他看到这种情况幽默地說：“我的脸很黑，很难看，是不是？但我的心是善良的，你们不用怕……”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距离缩短了。经过考核，我们有4位同志的发音被鉴定为合格，可以直接从事对敌广播，我是其中之一。但此时由于朝鲜谈判有了进展，对敌广播又不需要增加人了。
我军在战俘工作中处处体现了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的宗旨就是把战俘营办成一所大学校，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文明的军队。在战争中我们自觉遵守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爱护战俘的生命、关怀战俘的生活、尊重战俘的人格和权利。
战俘们刚来时，个个神情颓丧，眼中流露出恐惧和绝望。时间长了熟悉后才知道，他们大多数人是被官方的谎言骗来的。什么“去朝鲜可以发财……”“那里有美丽的黑眼睛的东方美女……”“能周游世界……”，他们是在听了这些虚幻的宣传后盲目从军来朝鲜的。当他们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后，才明白自己上当了，他们愤怒地说：“我们被麦克阿瑟那个蠢猪骗了，他告诉我们去朝鲜是执行警察行动，圣诞节前就可回家，可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了，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地狱……”
为了建立威信，瓦解敌人，让他们心服口服，我军对战俘实行了人道主义的政策。战俘营内设有运动场、娱乐室、图书馆、墙报、医院、食堂等，还有一个电影队和运输队。战俘生病了，食堂会为他们送来病号饭；战俘过生日伙食会得到改善；战俘通过中方工作人员可以向他们的家人传递书信、录音，报告自己的生活状况。
战俘中有许多是基督教徒，而尊重战俘的宗教信仰也是尊重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为战俘专门提供了做礼拜、祈祷的场所。为了让他们过好圣诞节，在物资运输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想尽办法从国内采购了很多食品，有葡萄酒、啤酒、糖果、面包、鸡蛋……要知道，当年这些物资在国内都是十分紧缺的。我们还组织战俘上山砍树，自己动手做了圣诞树。让他们扮成白胡须身穿红袍的圣诞老人，到各屋分发礼物。战俘们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唱又跳。
一般来说，下级军官和士兵比较容易接受我们的思想教育和生活安排。而官职越高往往越顽固、越反动。为了便于管理，分化瓦解，我们就让他们和士兵分开住。战俘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讨论或自学。阅览室里有多种文字的报纸杂志，每天下午有课外活动，并经常组织各种球类比赛和文艺晚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11月，战俘营里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运动会历时12天，有美、英、法、加、荷、澳、新、土、菲、韩等14个国家的500多名战俘运动员参加，进行了田径、篮球、排球、棒球、摔跤、拳击等27个项目的比赛。当年国内许多报刊和新闻媒体对此都进行了报道。
用行动感动世界
1952年9月，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英国妇女会主席费尔顿夫人率团访问了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她在战俘营里没有看到碉堡、铁丝网，更没有看到荷枪实弹的哨兵，当时就感到很惊奇。
她来到战俘住的宿舍，明亮整洁。她看到战俘有的在厨房里烤面包，有的在图书馆看书，有的在俱乐部弹吉他唱歌，还有下棋的、打牌的、玩球的，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她说：“这哪是战俘营啊，简直是所大学校。”当她看到有些战俘手上戴着金表，脖颈上戴着项链，上衣口袋插着金笔，还用打火机点烟，便上前问战俘说：“这都是你们自己的吗？”战俘告诉她：“中国军队不没收个人物品，也不侮辱俘虏。”费尔顿夫人惊叹道：“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俘史……”
在我们翻译俘虏日记的过程中，可以看出他们由最初的恐惧、不安、闷闷不乐，发展到后来的平静、安心。日记里常常有这样的话，反映了俘虏们当时的生活状况：
我幸运地生活在这里，逃避了战斗的生活……
我受骗了，他们说来这里是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是艰苦的战争……
上级说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强国，所向无敌，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更强，他们才所向无敌。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讲人道主义的军队，他们是善良的人民。
我病了，医生来给我治病，教员给我送病号饭，我非常感激。
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关心我们，像亲兄弟一样。
然而，美方不仅不遵守日内瓦战俘公约，用多种卑劣的、丧失人性的手段对待中国战俘，还诬蔑我军的战俘政策。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就说：“中国军队杀害在朝的美军俘虏是100年来最野蛮的行动。”这真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签订。8月，中美两国开始了相互遣返战俘的工作。双方在板门店交换战俘时的情景，使美方的造谣污蔑不攻自破。
在现场我们看到：美方的战俘衣着整齐，个个红光满面；而我方的战俘一个个破衣烂衫，面黄肌瘦。美方战俘与中朝方面战俘管理人员之间那种依依难舍挥泪告别的场景，令在场的各方人员都深为感动。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受尽折磨的中朝战俘见到祖国亲人时，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满腔怒火。他们脱去身上的衣服，扔到美方的脚下，跌跌撞撞地扑 到自己同志的怀抱，泣不成声呜咽着高呼：“祖国万岁！”
当时，有300多名“联合国军”战俘不愿回国，并请求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协助他们，取得在朝中方面居住的权利。在这种情形下，朝中红十字会同意了这些战俘的主张和要求，其中有21名美国人和1名英国人，获得了在中国居住的权利。这充分证明我们的战俘政策是成功的！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赞誉，包括我们的对手。
侵朝美军指挥官李奇微在1967年写的回忆录中，也不得不承认我军善待俘虏的做法。他说：“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而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送伤员时，他们也未向我方射击……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他们这样对待俘虏……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
一位战俘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战俘是不幸的，然而成为中国军队的战俘又是幸运的。”
事实胜于雄辩，这证明：我们志愿军不仅是正义之师、威武之师，而且是文明之师、仁义之师！
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得好：“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民族，当他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
1953年9月底，战俘遣返工作结束了，我回到祖国的首都北京，到中央军委总政敌工部报到，结束了900多个日日夜夜的战斗生活。
经过这场战争的洗礼，我从一个年轻的女大学生成长为坚定勇敢的革命军人。这是我一生的骄傲！
〔本刊责任编辑 吴 俊〕
〔原载上海人民出版社《兵妈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