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膊戴领带，赤脚穿皮鞋”就是穷职员的生活写真
　　
　　如果说大工业的上海是上海男人之为“上海男人”的胚胎，那么洋行就应该是上海男人之为“上海男人”的营养剂。用当下的词语来演绎，洋行就是外资企业，在洋行工作称作职员，洋行尊卑贵贱更加凸显，洋行职员利益保护也更加完善。
　　洋行的员工在解放后划分阶级成份的时候，被划为“职员”，和他们同属一个阶层的是公务员。在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一个地方的职员，像上海这么普遍，像上海这样可以影响一个城市的男人的性格走向。他们穿西装，会讲英语，但是他们不是老板，又不等同于工厂工人，那时候当然没有“白领”一说。除了他们为自己的一个看得到的目标循序渐进之外，职员这一阶层具有上海的特别意义，它代表了城市，代表了城市的知识水平，也代表了中产阶级的倾向，认同而且接近市民生活方式，形成了海派的人格。上海男人的主题性格，基本上就是职员的性格。
　　上海特有的职员阶层形成了上海特有的职员文化。
　　上海人要面子是闻名全国的，历来就有“死要面子活受罪”的说法，虽然道尽了讲究面子和虚荣的酸楚，却也是击中了面子在上海的重要性。职员之间的人际关系常常就是面子与面子的关系，即使是最底层的职员，西装革履也是必须的，领带一定是要烫挺括的，皮鞋一定要擦锃锃亮的，“赤膊戴领带，赤脚穿皮鞋”就是穷职员的生活写真。即使在36元万岁、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年代，城市的季风依旧回旋，就如同作家程乃珊所言：上海男人穿一身蓝布中山装，也掖得笔挺整齐，在任何物质匮乏的年代，上海人仍可以将生活安排出不可思议的精致和乐惠。
　　一般的职员就居住在极其市井的石库门弄堂里，好一点的住进了新式里弄，有了抽水马桶，到了高级职员份上，那就是住在公寓里了。上海的公寓多并且风格各式，与上海的职员阶层有强烈的因果关系。公寓原来也就是有别于私产的居住，只是后来职员阶层的突起，成为了中产阶层的居住集结式地带，也成为了普通市民的向往。
　　文革前，如果某一个同学是住在公寓里的，基本上可以判断出这一个同学的各个方面：经济条件好，很有礼貌，学习成绩优秀，所以老师挑选学生干部的视线，往往就是集中在这几幢公寓大楼。公寓里是不会有“野蛮小鬼”“皮大王”“捣蛋鬼”的。公寓大楼是上海市井生活方式的精神楷模和物质向往，煤卫（煤气和卫生设备）一定要齐全，没有大卫生（浴缸），小卫生（抽水马桶）一定要有，这不仅意味着你的住宅的水平，也意味着你的生活质量。文革前家里没有抽水马桶的学生，常常会借着到公寓大楼的同学家里做功课，就在同学家里完成了大便。以至于到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年代，上海的一代男青年最为尴尬的、最为发愁的，不是艰苦，而是“进出口公司”的水土不服：不会在炕上盘腿而坐，不会蹲坑，偏偏农村里只有茅坑，一蹲下去脚就发麻，然后引起消化功能紊乱，与北方男青年形成很大的反差，而且也被引为笑柄。直至接受再教育完毕回到上海，“进出口公司”的两大顽疾，依旧没有被再教育好。
　　住在公寓，讲究的是不大不小的面子、不远不近的距离、不浓不淡的笑容，不冷不热的感情。走出公寓，开门就见红绿灯。红绿灯是街道繁荣的表现，也是城市生活规则的表现。越是繁荣的城市，红绿灯越是多，城市的生活规则也越是多，人被城市生活规则的约束也越是多。久而久之，上海人虽然不见得都很自觉地服从红绿灯，但是一定会在意红绿灯的存在。于是红绿灯成为上海人的生活符号，学生成绩不及格叫做“吃红灯”，某人说话不着边际叫做“乱开无轨电车”。
　　一个从小就接受红绿灯约束的孩子和一个从小就挥鞭策马的孩子，对规则的理解和服从是完全不一样的，由之而成生的生活态度也是不一样的。即使在上海，市中心城区，也就是所谓的上只角的孩子与边缘城区下只角的孩子，最明显的区别在于，下只角的孩子胆子特别大，天不怕，地不怕，上只角的孩子懂礼貌，守规矩，不闯祸。所以在以往上海的足球比赛，有公寓大楼的内环线以内区域，一生一世拿不到冠军，冠军都一直被杨浦、普陀、闸北和虹口垄断，足球明星小时候一定是一个闯祸胚，不知道踢碎了多少块窗玻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