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近日通报介绍了狂犬病预防控制有关情况，中国属于人狂犬病严重流行的国家之一，发病数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接近100％的狂犬病死亡率，已成为我国最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之一。危机意味着政府必须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并不断完善与细化可操作性举措，否则，类似云南省牟定县、山东省济宁市等地相继掀起的“打狗风暴”，依旧会陷入治标怪圈中，高压态势未必能获得最佳效果，更理性化的治理模式急需社会各界探讨。
　　“狂犬病发病数世界第二”暴露出有关部门传统思路与现实“犬患”的不对称。一方面，过高的养犬登记门槛，使得很多养犬者选择放弃，客观上出现了大量远离管理者的无证犬，不仅增加了防疫难度，而且给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带来严重隐患。另一方面，负责监管的部门职责区分不清也是犬患难除的关键。按照分工，人群的疫苗接种属于卫生部门管理，动物的免疫接种由农业部门所属的畜牧兽医站负责，动物的登记注册归城管或公安部门负责，狂犬疫苗的生产经营则归药品监督部门管理，工商部门则负责管理宠物销售、规范市场等环节。这种各自为政的管理体制，对狗患问题的处理无法形成合力。
　　传统的犬类管理接近于我们更为熟悉的管制套路——以“严管”为起点，设置多重管理，却因过度拉长的管理链条容易前后脱节。当相关法规制定得高高在上，被管理者却不把它放在眼里，实际上就纵容了人们的违法行为。据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提供的数据，中国农村地区70％的家庭都养狗，却只有3％的狗注射了狂犬病疫苗。
　　防控犬患的根本措施是强化免疫，防患于未然。政府危机管理的首要之举是通过利益正向诱导，说服人们自觉到有关部门登记注册，以便于政府掌握犬类实际状况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有关部门应大幅度降低过高的注册费用，甚至免费，而把管理成本集中于对养犬者坐视犬类种种“违法行径”的层面上。比如，北京市已建立了不良养犬人行为档案，对每次查处的违规养犬行为将登记存档。一旦发现养犬人多次或者严重违规养犬行为，警方将对养犬人予以吊销养犬登记证、没收犬只、重罚等处理。
　　从公共管理转向公共服务，提供完善的服务标准，也是危机管理不可或缺的一环。当政府治犬模式从“以我为主”的单向管理，转型为“从民生出发”的多维度服务，其透露的政策善意，也会降低养犬者的对立情绪，形成良性沟通渠道，促使政府触角更深入以往的疏漏地带，填补空白。当然，养犬者自身的素质提升、培养严格自律的道德自觉和法律意识，也是为自身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形象。由爱狗人士自发组建的深圳狗狗网近期出台了《深圳狗狗网文明狗主公约》，旨在为深圳营造一个人狗和谐相处、共享自然的绿色家园，同时也尊重和认真对待不养狗人群的合理需求。这种民间组织的自治行为，恰恰是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