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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形色色的支教队伍中，有3支队伍不可或缺：长期支教志愿者、短期支教团和研究生支教团。他们或发起于民间，或成立于官方，在心怀志愿精神的征途中，试图为贫困地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主流舆论宣扬支教“无私奉献”、受教地区“获益匪浅”时，一些现实问题却不容忽视。相对于受教地区的长期“贫血”，再长的志愿服务，也终究变得无力而短暂。个别支教行为对当地教师的信誉造成了冲击，对当地学校和教育局来说已成一种负担。
“多余”的支教，反而破坏了原本“残缺”的完整。如何理性支教，如何考量一次支教的真正价值，还有待深入探讨。
不速之客的爱心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兴化乡兴化村石门社，是支教志愿者王小永待了整整3年的地方。
从兰州坐车南下，8小时后到达宕昌县城；而在县城与兴化乡之间，只有一条22道弯的盘山公路。
“那就是石门社的石门。”王小永说，在盘山路开好之前，村民进出石门社只能从山谷间绕着走，单程要几个小时。“那时候没有人来石门，这里就像个世外桃源。”
谁能想到，这个只有70户人家的深山小社，也骄傲地拥有一所小学。
石门小学并不是一所完全小学，而只是一个教学点，三年级读完之后，孩子们要到村里的完小完成剩下的学业。
男孩包春珍是王小永的得意门生，去年刚刚读完三年级。包春珍二年级的时候，王小永来到学校。当时这里只有两名老师，很快，只剩下一名代课老师包兰芳。
月工资只有150元的包兰芳随即也萌生了去意，却被王小永的热情和努力打动留了下来。
和包兰芳不同，出生于1982年的王小永年过30岁，还打着光棍。和他一样情况的还有夏小绕和赵宏智。王小永骄傲地称他们是“三剑客”——都是退伍军人，都抱着长期支教的信念，都愿意为了孩子放弃个人感情。“我们这种人不能恋爱结婚，不然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了。”
“王老师讲课文就像讲故事一样。”包春珍说。王小永上课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逗得孩子们笑声连连，但这种方法却行之有效。包括包春珍在内的8个孩子同时进入乡中心学校四年级。第一个学期考试结束，这些孩子在班上名列前十，让校长李俊忠感叹不已。
支教第一年的春节，王小永本想回家几日，“王老师要走了”的消息就在石门社流传开来。孩子们来问，家长们来问，王小永慌忙解释，“很快就回来。”
王小永走的那天，许多孩子早早地为他送行，这一送就是一个多小时。包春珍在路上哭了，红扑扑的脸蛋在清晨的寒风中冻得发红。一群人一直走到村里，才被王小永劝停。在分别的路口，孩子们冲着王小永大喊：“王老师你明年一定要来！”
“王老师在我们身上花了很多钱，买衣服、鞋帽，一学期差不多要买四五次。”包春珍告诉记者，全校每一名孩子过生日前，王老师都会给他们一张纸条，让他们写上想要的生日礼物，等到生日那天，礼物就会出现在自己的抽屉里。孩子们要的礼物一般都是县城才有的，王小永会提前几周去准备好。
王小永刚来的时候，很多村民不会拼音，无法用手机、电脑打字，他就在学校办起了免费夜校。他还通过自己的呼吁，把茅草屋变成了全新的校舍。他还建了一座桥，让孩子们再也不用涉水上学。
在王小永到来之前，村民就对包兰芳有意见。她的教学方式、奉献精神受到了家长、学生甚至上级领导的质疑。
王小永的到来，更是让孩子感受到了志愿者和本地老师的差异。第一学期，家长们经常请王小永吃饭，但从不叫上包兰芳。
包兰芳被边缘化了。
包兰芳对王小永说过，代课老师不但收入微薄，而且没有得到一名教师应得的尊重，这是她产生去意的主要原因。王小永明白，逼走本地老师对石门小学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开始努力改变包兰芳在村里的处境。
他开始在家长会、评课会上表扬包兰芳，“只讲好的，树立起她在大家心中的威信。”
渐渐地，家长们也开始请包兰芳吃饭了。现在，包兰芳还是拿着150元工资，她不打算走了，想一直坚守下去，即使王小永明年离开。
去年2月，邻村一位肝炎患者的自缢引起了石门村民的恐慌。集体体检结果显示，有30多名村民患上了甲肝。村民找到王小永，他便告诉村民，赶紧拿着检验单和病历去乡卫生院复查。
村民们去了，并且提出要打甲肝疫苗。因为卫生院没有甲肝疫苗，院长来到石门指责王小永，说他煽动村民闹事。
西部阳光的前志愿者得知后，将此事写成文章发布网上。很快，卫生部注意到了。几天后，省市县三级医务人员赶赴兴化，带来了饮用水和消毒药品，还组织村民抽血检查。
事件平息后，媒体接二连三地造访这个原本平静的小村庄。县教育局某官员曾在今年5月放出话来：“王小永下学期必须离开石门。”
“我们在这里待得时间长了，对当地确实有压力。很多事是政府能做的，但是他们没有作为。我们在这里都替他们做了。”王小永说。
从2009年3月开始，王小永的几位同事也在兴化乡的柴家庄小学进行支教。柴家庄小学是一个完小，也是“西部阳光”的试验点。“所有资源都会倾向这所小学，把它打造成一所优秀的学校，让兴化的其它小学都向它学习。”王小永说。
关于教学的试验内容，最重要的制度性设计就是教师听课评课。3年过去，这项制度受到所有学校的欢迎，即便在没有志愿者驻扎的学校，听课评课也十分风行。
王小永、夏小绕、赵宏智发现孩子们营养跟不上，便自费让孩子们每天吃一颗鸡蛋，喝一杯红糖水。后来又发起了午饭“小餐桌”项目，自费为孩子们提供午餐。“学校缺什么，我们提供什么，但不直接给钱。”
乡村学校的文娱活动较为贫乏，志愿者就在柴家庄小学举办了歌咏比赛、六一合唱节、运动会，还搭建起了阳光菜地和阳光鸡窝。
“我们会把这些理念和制度变成一个个模板，在的时候尽可能多实践，离开的时候留下文字方案，使当地学校尽量无障碍地执行。至于经费和各种资源，‘西部阳光’都会尽可能持续提供，只是志愿者走了。”
王小永告诉孩子们，爱心需要播撒和传递，自己明年夏天就会走。“有比你们更穷苦的孩子需要我。” 短期支教之忧
在甘肃和青海交界处，坐落着积石山县。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小县城，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从2008年开始，华侨大学团委便每年组织大学生暑期支教团来这里进行短期支教，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记者到达时，这里的志愿者刚刚开始授课。今年华大支教团共派出41名志愿者，被县教育局分配到6所小学。其中2所是县城小学，另外4所为村小。
“出发之前，我以团长身份给县教育局马永宏副局长发了邮件，告诉他我们所有志愿者希望到条件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进行支教。”但当来到支教学校——积石山县希望小学，团长叶依妮还是被眼前崭新恢弘的校舍震撼了。“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所学校真的需要我们吗？”
对此，县教育局局长董汛告诉记者，教育局也有自己的考量。“我们考虑先让志愿者去环境相对好些的学校支教，再渐渐去偏远地区，主要还是怕大学生吃不了苦，也担心他们的安危。”
然而，希望小学副校长陈锡军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教育局曾经向学校表示，不希望支教团全部奔赴条件最差的学校，这会给外界一种积石山教育没办好的印象。因此会尽量安排支教团队到好、中、差三类学校去支教，以让他们了解到尽量准确的现状。
陈锡军介绍，今年为了接待华大支教团的7名成员，学校已经花费了近4000元。“全新被褥、煤气灶都是为他们准备的，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又购买了柴米油盐一类的物品。”
此前，暨南大学支教团也曾先后两次到希望小学支教，当时学校在宾馆为志愿者安排了住宿，最后由教育局向学校补给了花费。“一个团队过来进行短期支教，我们的开销大约是两万余元。”县政府督学崔永忠告诉记者，这些年支教团的接待主要由他负责，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
然而短期支教的效果如何？经教育局、老师、家长等多方证实，前两年暨南大学的短期支教并没有让学生成绩明显提升。新学期开学时，受教班级甚至还会出现不适应本地老师上课的短暂现象，时间持续一周左右。短期支教“无用论”、“负担论”逐渐在网上兴起。
在短期支教站到风口浪尖之时，华大积石山支教团却年复一年坚持着暑期短期支教。在他们的《支教指导手册》中，越来越多的经验被罗列下来，如今已成为两万多字的 “宝典”。除文字资料外，志愿者出发之前还需轮番接受培训指导和经验分享。
华大团队硬性要求志愿者每天写教案，每天课程结束后开会总结一天的经验和过失。甚至在出发前，志愿者要在中小学试讲，迅速积累课堂经验。
老队员告诫后来者，山区老师大多英语、普通话发音不准，但建议大家不要纠正孩子们的发音。“我们只支教20天，时间太短，没办法让他们养成正确的发音习惯。即使纠正发音，他们最终也会回到原来的发音上来，还会影响当地老师的威信和教学效果。”一名志愿者说。
这本是一条学长总结的经验，却在队员中引发了激烈讨论。很多队员陷入了纠与不纠的矛盾之中。
受教班级的班主任韩丽丽认为志愿者应该纠正读音，“如果老师读音不对，就应该受到孩子的质疑，这也督促老师纠正自己的发音。”
但陈锡军赞同不纠正发音的观点，“时间确实太短了，纠正了也会变回来。而且这里老师普遍发音不准，不是一两个志愿者的质疑就能解决的。”
不执教的支教团
2011年，天津大学派出一支由12人组成的研究生支教队伍，远赴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进行支教。
然而到了当地，只有一名志愿者被分派到了布尔津县初级中学的教学岗位，其他人则全部被分配到县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的非教学岗位上工作。
陈云（化名）被分配到了县财政局。立志要做老师的她向布尔津县初级中学提出执教申请。校长杨成义表示同意，却将计算机课程分配给陈云，另一名同学张浩（化名）被分配教授心理健康课程。
身为支教团，为何多数志愿者会被分配到非教学岗位上？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属于共青团中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的一环。《关于做好2011年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服务单位原则上需设置在服务地中、小学，严禁将志愿者安排在非教学岗位。”
记者就此致电共青团中央志工部招募培训处，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回应称：“我们自从开展研究生支教团项目以来，没有接到一例投诉或举报表明地方将志愿者安排在非教学岗位。共青团中央内部也有一套从上到下的监督系统，监督、安排岗位的分配，包括共青团中央、省区团委和支教县团委。如果志愿者没被分配到学校，他们每月的补贴也无法到账。”
据记者核实，被分配到布尔津县机关单位“支教”的10名学生，每月确实按时领到了补贴。
杨成义表示，从2009年开始，该校开始接受天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但由于容纳能力有限，每年只能安排其中的少数几名，大多数志愿者会被安排至其它部门工作。“我们布尔津所有学校都饱和了，安排不下那么多志愿者。” 布尔津县团委书记德丽达说。
“没办法，县团委要求学校为志愿者独立租房，我们负担不起。另外，学校教师人手已经足够。”杨成义表示。据了解，布尔津县初级中学现有教师近110名、学生1340人左右，这样的师生比例在西部已算“奢华级别”。
去年负责此项工作的新疆自治区团委干事王宇澄表示，研究生支教团是专项支教团，不得将任何志愿者挪到非教学岗位使用。“所有的岗位名单都是县政府报给自治区团委的，他们要多少人，高校才能招多少名支教团成员，岗位和人数是一一对应的。他们既然饱和了，当初为什么报这么多名额上来？”
王宇澄每年9月都会到部分受教区县进行岗位安排督察，但去年他没有去布尔津。由于岗位调动，自去年10月底他便不再负责研究生支教团事宜。“直至我离职，没有听说布尔津志愿者挪用一事。这件事情要么是县团委严重违规，要么就是发生在我离开之后。”
王宇澄透露，之前新疆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其进行过处罚，“不应该再犯这个错才是。”
2009年前后，新疆阿图什地区曾经出现过支教专人挪用事件。自治区团委了解后，先后进行了电话督查、书面督查，最后派人亲自到地方督察，并对他们发出了限期整改的通知。随后，由于阿图什地区继续瞒上挪用，自治区团委对其作出了严厉处罚：首先将21名志愿者安排到就近地区执教，随即取消了该县的项目资格，最后全区通报批评。
然而，严厉的批评处理并没有起到警示作用，将支教团成员挪作他用的违规操作在布尔津一直存在。陈云、王浩被安排在“不需要自己”的学校中，最初的支教理想也渐行渐远。
在主流舆论宣扬支教“无私奉献”、受教地区“获益匪浅”时，一些现实问题却不容忽视。相对于受教地区的长期“贫血”，再长的志愿服务，也终究变得无力而短暂。个别支教行为对当地教师的信誉造成了冲击，对当地学校和教育局来说已成一种负担。
“多余”的支教，反而破坏了原本“残缺”的完整。如何理性支教，如何考量一次支教的真正价值，还有待深入探讨。
不速之客的爱心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兴化乡兴化村石门社，是支教志愿者王小永待了整整3年的地方。
从兰州坐车南下，8小时后到达宕昌县城；而在县城与兴化乡之间，只有一条22道弯的盘山公路。
“那就是石门社的石门。”王小永说，在盘山路开好之前，村民进出石门社只能从山谷间绕着走，单程要几个小时。“那时候没有人来石门，这里就像个世外桃源。”
谁能想到，这个只有70户人家的深山小社，也骄傲地拥有一所小学。
石门小学并不是一所完全小学，而只是一个教学点，三年级读完之后，孩子们要到村里的完小完成剩下的学业。
男孩包春珍是王小永的得意门生，去年刚刚读完三年级。包春珍二年级的时候，王小永来到学校。当时这里只有两名老师，很快，只剩下一名代课老师包兰芳。
月工资只有150元的包兰芳随即也萌生了去意，却被王小永的热情和努力打动留了下来。
和包兰芳不同，出生于1982年的王小永年过30岁，还打着光棍。和他一样情况的还有夏小绕和赵宏智。王小永骄傲地称他们是“三剑客”——都是退伍军人，都抱着长期支教的信念，都愿意为了孩子放弃个人感情。“我们这种人不能恋爱结婚，不然就不能全身心投入了。”
“王老师讲课文就像讲故事一样。”包春珍说。王小永上课的时候总是手舞足蹈，逗得孩子们笑声连连，但这种方法却行之有效。包括包春珍在内的8个孩子同时进入乡中心学校四年级。第一个学期考试结束，这些孩子在班上名列前十，让校长李俊忠感叹不已。
支教第一年的春节，王小永本想回家几日，“王老师要走了”的消息就在石门社流传开来。孩子们来问，家长们来问，王小永慌忙解释，“很快就回来。”
王小永走的那天，许多孩子早早地为他送行，这一送就是一个多小时。包春珍在路上哭了，红扑扑的脸蛋在清晨的寒风中冻得发红。一群人一直走到村里，才被王小永劝停。在分别的路口，孩子们冲着王小永大喊：“王老师你明年一定要来！”
“王老师在我们身上花了很多钱，买衣服、鞋帽，一学期差不多要买四五次。”包春珍告诉记者，全校每一名孩子过生日前，王老师都会给他们一张纸条，让他们写上想要的生日礼物，等到生日那天，礼物就会出现在自己的抽屉里。孩子们要的礼物一般都是县城才有的，王小永会提前几周去准备好。
王小永刚来的时候，很多村民不会拼音，无法用手机、电脑打字，他就在学校办起了免费夜校。他还通过自己的呼吁，把茅草屋变成了全新的校舍。他还建了一座桥，让孩子们再也不用涉水上学。
在王小永到来之前，村民就对包兰芳有意见。她的教学方式、奉献精神受到了家长、学生甚至上级领导的质疑。
王小永的到来，更是让孩子感受到了志愿者和本地老师的差异。第一学期，家长们经常请王小永吃饭，但从不叫上包兰芳。
包兰芳被边缘化了。
包兰芳对王小永说过，代课老师不但收入微薄，而且没有得到一名教师应得的尊重，这是她产生去意的主要原因。王小永明白，逼走本地老师对石门小学的打击是致命的。他开始努力改变包兰芳在村里的处境。
他开始在家长会、评课会上表扬包兰芳，“只讲好的，树立起她在大家心中的威信。”
渐渐地，家长们也开始请包兰芳吃饭了。现在，包兰芳还是拿着150元工资，她不打算走了，想一直坚守下去，即使王小永明年离开。
去年2月，邻村一位肝炎患者的自缢引起了石门村民的恐慌。集体体检结果显示，有30多名村民患上了甲肝。村民找到王小永，他便告诉村民，赶紧拿着检验单和病历去乡卫生院复查。
村民们去了，并且提出要打甲肝疫苗。因为卫生院没有甲肝疫苗，院长来到石门指责王小永，说他煽动村民闹事。
西部阳光的前志愿者得知后，将此事写成文章发布网上。很快，卫生部注意到了。几天后，省市县三级医务人员赶赴兴化，带来了饮用水和消毒药品，还组织村民抽血检查。
事件平息后，媒体接二连三地造访这个原本平静的小村庄。县教育局某官员曾在今年5月放出话来：“王小永下学期必须离开石门。”
“我们在这里待得时间长了，对当地确实有压力。很多事是政府能做的，但是他们没有作为。我们在这里都替他们做了。”王小永说。
从2009年3月开始，王小永的几位同事也在兴化乡的柴家庄小学进行支教。柴家庄小学是一个完小，也是“西部阳光”的试验点。“所有资源都会倾向这所小学，把它打造成一所优秀的学校，让兴化的其它小学都向它学习。”王小永说。
关于教学的试验内容，最重要的制度性设计就是教师听课评课。3年过去，这项制度受到所有学校的欢迎，即便在没有志愿者驻扎的学校，听课评课也十分风行。
王小永、夏小绕、赵宏智发现孩子们营养跟不上，便自费让孩子们每天吃一颗鸡蛋，喝一杯红糖水。后来又发起了午饭“小餐桌”项目，自费为孩子们提供午餐。“学校缺什么，我们提供什么，但不直接给钱。”
乡村学校的文娱活动较为贫乏，志愿者就在柴家庄小学举办了歌咏比赛、六一合唱节、运动会，还搭建起了阳光菜地和阳光鸡窝。
“我们会把这些理念和制度变成一个个模板，在的时候尽可能多实践，离开的时候留下文字方案，使当地学校尽量无障碍地执行。至于经费和各种资源，‘西部阳光’都会尽可能持续提供，只是志愿者走了。”
王小永告诉孩子们，爱心需要播撒和传递，自己明年夏天就会走。“有比你们更穷苦的孩子需要我。” 短期支教之忧
在甘肃和青海交界处，坐落着积石山县。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小县城，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从2008年开始，华侨大学团委便每年组织大学生暑期支教团来这里进行短期支教，今年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记者到达时，这里的志愿者刚刚开始授课。今年华大支教团共派出41名志愿者，被县教育局分配到6所小学。其中2所是县城小学，另外4所为村小。
“出发之前，我以团长身份给县教育局马永宏副局长发了邮件，告诉他我们所有志愿者希望到条件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进行支教。”但当来到支教学校——积石山县希望小学，团长叶依妮还是被眼前崭新恢弘的校舍震撼了。“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所学校真的需要我们吗？”
对此，县教育局局长董汛告诉记者，教育局也有自己的考量。“我们考虑先让志愿者去环境相对好些的学校支教，再渐渐去偏远地区，主要还是怕大学生吃不了苦，也担心他们的安危。”
然而，希望小学副校长陈锡军却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教育局曾经向学校表示，不希望支教团全部奔赴条件最差的学校，这会给外界一种积石山教育没办好的印象。因此会尽量安排支教团队到好、中、差三类学校去支教，以让他们了解到尽量准确的现状。
陈锡军介绍，今年为了接待华大支教团的7名成员，学校已经花费了近4000元。“全新被褥、煤气灶都是为他们准备的，请他们吃了一顿饭，又购买了柴米油盐一类的物品。”
此前，暨南大学支教团也曾先后两次到希望小学支教，当时学校在宾馆为志愿者安排了住宿，最后由教育局向学校补给了花费。“一个团队过来进行短期支教，我们的开销大约是两万余元。”县政府督学崔永忠告诉记者，这些年支教团的接待主要由他负责，这个数字是一个平均值。
然而短期支教的效果如何？经教育局、老师、家长等多方证实，前两年暨南大学的短期支教并没有让学生成绩明显提升。新学期开学时，受教班级甚至还会出现不适应本地老师上课的短暂现象，时间持续一周左右。短期支教“无用论”、“负担论”逐渐在网上兴起。
在短期支教站到风口浪尖之时，华大积石山支教团却年复一年坚持着暑期短期支教。在他们的《支教指导手册》中，越来越多的经验被罗列下来，如今已成为两万多字的 “宝典”。除文字资料外，志愿者出发之前还需轮番接受培训指导和经验分享。
华大团队硬性要求志愿者每天写教案，每天课程结束后开会总结一天的经验和过失。甚至在出发前，志愿者要在中小学试讲，迅速积累课堂经验。
老队员告诫后来者，山区老师大多英语、普通话发音不准，但建议大家不要纠正孩子们的发音。“我们只支教20天，时间太短，没办法让他们养成正确的发音习惯。即使纠正发音，他们最终也会回到原来的发音上来，还会影响当地老师的威信和教学效果。”一名志愿者说。
这本是一条学长总结的经验，却在队员中引发了激烈讨论。很多队员陷入了纠与不纠的矛盾之中。
受教班级的班主任韩丽丽认为志愿者应该纠正读音，“如果老师读音不对，就应该受到孩子的质疑，这也督促老师纠正自己的发音。”
但陈锡军赞同不纠正发音的观点，“时间确实太短了，纠正了也会变回来。而且这里老师普遍发音不准，不是一两个志愿者的质疑就能解决的。”
不执教的支教团
2011年，天津大学派出一支由12人组成的研究生支教队伍，远赴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进行支教。
然而到了当地，只有一名志愿者被分派到了布尔津县初级中学的教学岗位，其他人则全部被分配到县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的非教学岗位上工作。
陈云（化名）被分配到了县财政局。立志要做老师的她向布尔津县初级中学提出执教申请。校长杨成义表示同意，却将计算机课程分配给陈云，另一名同学张浩（化名）被分配教授心理健康课程。
身为支教团，为何多数志愿者会被分配到非教学岗位上？
研究生支教团项目属于共青团中央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中的一环。《关于做好2011年中国青年志愿者研究生支教团有关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服务单位原则上需设置在服务地中、小学，严禁将志愿者安排在非教学岗位。”
记者就此致电共青团中央志工部招募培训处，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回应称：“我们自从开展研究生支教团项目以来，没有接到一例投诉或举报表明地方将志愿者安排在非教学岗位。共青团中央内部也有一套从上到下的监督系统，监督、安排岗位的分配，包括共青团中央、省区团委和支教县团委。如果志愿者没被分配到学校，他们每月的补贴也无法到账。”
据记者核实，被分配到布尔津县机关单位“支教”的10名学生，每月确实按时领到了补贴。
杨成义表示，从2009年开始，该校开始接受天津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但由于容纳能力有限，每年只能安排其中的少数几名，大多数志愿者会被安排至其它部门工作。“我们布尔津所有学校都饱和了，安排不下那么多志愿者。” 布尔津县团委书记德丽达说。
“没办法，县团委要求学校为志愿者独立租房，我们负担不起。另外，学校教师人手已经足够。”杨成义表示。据了解，布尔津县初级中学现有教师近110名、学生1340人左右，这样的师生比例在西部已算“奢华级别”。
去年负责此项工作的新疆自治区团委干事王宇澄表示，研究生支教团是专项支教团，不得将任何志愿者挪到非教学岗位使用。“所有的岗位名单都是县政府报给自治区团委的，他们要多少人，高校才能招多少名支教团成员，岗位和人数是一一对应的。他们既然饱和了，当初为什么报这么多名额上来？”
王宇澄每年9月都会到部分受教区县进行岗位安排督察，但去年他没有去布尔津。由于岗位调动，自去年10月底他便不再负责研究生支教团事宜。“直至我离职，没有听说布尔津志愿者挪用一事。这件事情要么是县团委严重违规，要么就是发生在我离开之后。”
王宇澄透露，之前新疆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对其进行过处罚，“不应该再犯这个错才是。”
2009年前后，新疆阿图什地区曾经出现过支教专人挪用事件。自治区团委了解后，先后进行了电话督查、书面督查，最后派人亲自到地方督察，并对他们发出了限期整改的通知。随后，由于阿图什地区继续瞒上挪用，自治区团委对其作出了严厉处罚：首先将21名志愿者安排到就近地区执教，随即取消了该县的项目资格，最后全区通报批评。
然而，严厉的批评处理并没有起到警示作用，将支教团成员挪作他用的违规操作在布尔津一直存在。陈云、王浩被安排在“不需要自己”的学校中，最初的支教理想也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