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和民主德国政府都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弯曲人们的脊梁。不应忽略这两个政府之间的差异，但二者同样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大力缩减开放对话的机会，使公民纠正政府所导致之罪恶变得困难或不可能。
　　两国的执政阶层虽然夺取了权力，却很清楚不可能征服所有人，因此勉强接受了许多拒绝成为或无法成为真正信仰者的人的表面赞同，同时也找到了对付那些不愿屈服之人的诸多方法。
　　对这两个政府来说，民众的态度与政府一致非常关键。
　　一个普通的国家不会期望人们意见完全相同。民主国家还预料到会有一系列的分歧，甚至会在各种观念与观点的竞争中发现会令社会受益的意见。极权主义国家则视一致性为真理，不允许重要的公众异议存在。消除异议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看不见“错误”的观念，并使传播这些观念所带来的后果糟糕到足以让大众沉默。这种支持和一致只是表面上的，因此，东德在1989年的突然崩溃几乎让每个人都深感意外，甚至包括它的领导人。
　　这种一致性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达成：一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社会贿赂来鼓励政府期望的行为出现；二是通过恐吓与强力来阻止它们不期望的行为。其结果是，政府至少表面上得到了广泛的公众支持。
　　纳粹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本身都是群众组织。希特勒的党员人数从来都没有达到过预期目标，即使这样该党的总人数也曾占到德国总人口的10％左右。1988年，东德的成年人口中有六分之一是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员。在上述任一体系中，成为党员就意味着把自己置于党的纪律之下，而纪律大大鼓励服从行为。
　　几乎每个东德公民都同时是几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大多数人在其职业生活中担任过“领导”职务。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加入了自由德国青年组织的不同部门。德苏友好协会到1989年已拥有620万名会员。与其他组织相比，该组织格外受欢迎，因为加入其中就能以相对低廉的象征性的会费与最低程度的义务，来表明自己对政府意志的支持和遵从。
　　有些压力并非压迫性的，一些人几乎感觉不到。它也以多种形式出现。所有公民都会成为温和强迫过程的一部分。
　　正如一位妇女在她母亲慢慢适应服从极权政府的意志后所回忆的：“人们总是来说‘把国旗挂起来，今天是希特勒的生日’‘你差点就要被送去监狱了’‘如果你不那样做，会非常危险’。一个接一个的人过来按门铃，然后说你怎么还没有把国旗挂起来。最后，我的母亲只好去买了一面虽小但名副其实的国旗。”
　　这些都是朋友们的警告。还有许多不够友好的人，在发现他们同胞的各种过错后，迫不及待地去告发。盖世太保和其他的纳粹强力组织分散得太稀疏，不可能发现民众的每一句冒犯和反动的言辞，他们依赖的就是告发。
　　为确保表面上的公众一致性，东德采取了所有必要的步骤。依照东德的法律，为了一个相同的公开目的，3人以上的集会就需要获得官方批准。比如1983年，莱比锡的教会收到通知，3人以上的举烛祈祷等公共集会也需要得到官方批准。在东德，示威遭到严格禁止，哪怕有着正当的主旨。1983年，魏玛的一个团体想在柏林举行一场反对北约的示威游行，也遭到阻挠。虽然他们支持国家政策，但这是一场独立于政府的示威游行。游行当天，柏林约有100人被捕。一名参加者乌尔里奇·波普注意到：“那是一种恐惧。这个国家反对和害怕任何示威游行。”
　　领导者当然意识到，他们的公众支持是不稳固的。政治局委员君特·沙博夫斯基在德国联邦议院有关东德的听证会上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德国统一社会党从未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我们只有通过忽略这一担忧才能前进。如果我们必须去等待这大多数，将不得不选择社会民主的道路，而那是我们所鄙视的。只有通过隐瞒以下事实，即大多数民众是反对我们的，我们才能继续存在下去。”
　　研究東德的著名西德历史学家赫尔曼·韦伯提出：“从开始到崩溃，东德的根本性缺陷在于民主与政权合法性的缺位。”一个压制分歧的体系面临着无法解决的困境。
　　执政者非常清楚，其获得的支持可能是表面的，但是他们用以获得公众一致性的方法越严酷，公民们隐藏真实看法和显示支持态度的行为就越勤勉，而这个体系也就越担心它的公民并不是站在它这边。
　　《弯曲的脊梁》，（美）兰德尔·彼特沃克著，张洪译，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6月。本文选自该书第七章，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