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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现代传播媒介，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文章通过考察《新青年》发展演变的足迹，勾勒出《新青年》办刊地址线路图：《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起步，然后迁至北上广，再返沪至粤，经过多达五次辗转迁移。《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及编辑方针也曾做过多次调整：其办刊宗旨经历了从“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再到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的演变;其办刊理念从思想启蒙开始，至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交集，再到救亡压倒启蒙主题转向与换位，杂志的传播由思想革命、文学革命转向了政治革命，后期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新青年》社址的迁徙更迭及其办刊宗旨的演变与传播活动的变迁，深刻呈现了新文化运动从知识精英内部的学理探讨，逐步延伸至公众舆论层面的表达和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最后又从公共论坛转变为政党机关刊物的历程。
【关键词】《新青年》 办刊宗旨 传播活动 更迭变迁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8-094-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8.014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刊物，引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一份自我生存经营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面对政治的挤压以及经营资本的局限，《新青年》如何在艰难中求生存并辟出一条血路，成为一代名刊？
一、上海初创期：创刊缘起、办刊宗旨與生存策略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一份刊物的创世，引发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新青年》及由此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杂志的发源地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新青年》为什么创刊于上海？为何创刊于1915年？又为什么选择在上海的租界？其中的背景因素是什么？
1. 创刊缘起
近代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和通商口岸，是政治中外合治、社会华洋杂处、文化中西碰撞与交流的中心。《新青年》选择在上海创刊，是因与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或革命活动频仍的芜湖相比，上海租界具有政治“优越性”、发达的文化出版社、充足的人力资源，以及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云集等，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还是具体到人际关系、读者队伍等，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租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控制与渗透的侵略基地，且租界章程明确规定界内一切事务，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这种宽松政策虽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条件，客观上也使其成为保护自由言论的地方。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深刻洞悉这一政治考量，将上海租界作为其创办《新青年》、传播新思想的起点。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上海涌现出大批私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及后来的良友图书公司等。1915年前后的上海，已形成了全国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汇集了一大批出版、印刷与发行等方面的精英人才，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市民读者，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消费方式，形成了传播维新思潮及新文化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生活空间与经济空间，“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由于出版的专业化与都市化，创办报纸与杂志成为当时出版家、文学家生活、生产、消费及创造的一个重要选择。
办刊最需要的是稳定的作者队伍和出版商。上海是陈独秀友人的集中地，《新青年》第1卷共出6期，作者如高一涵、刘叔雅、高语罕等大多是陈独秀的皖籍朋友，只有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他们或居住上海或常往来于沪，共同革命经历使他们结为盟友。其他如潘赞化、柏文蔚、陈嘏、谢无量等也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他们成为陈独秀办刊最初的作者群体。而出版商汪孟邹无疑是陈独秀在出版界交往最早、最多、时间最长的朋友，是其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
上海新型文化人是近代上海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产物。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报刊中心、文学艺术中心，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各种新式文化事业机构林立，汇聚了大批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与出现了专职从事文化工作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一方面以文化事业谋生，另一方面又渴求文化生活，既是文化的供应者，又是需求者。
孔范今说：“在中国历史的近现代过程中，上海更有资格被称为新历史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它成为外国列强蚕食中国的缺口时，它也同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它连接着中国与西方，既是新经济、新文化的试验场，又是向内地扩散、渗透的辐射源。”[2]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陈独秀的选择，绝非一个偶然抉择，而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及思想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抉择。
2. 启蒙与生存
《新青年》最初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作为一份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旨在抨击传统文化，输入西方文明。其最初的自我定位不在政治而在思想文化。陈独秀希望杂志以思想启蒙为宗旨，“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3]通过思想革命唤醒民众，帮助青年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
刊物最初以“青年”命名。“青年”一词，在中国之前的杂志中使用很少，即便以青少年为读者，大多以“少年”“童子”“学生”等命名。如第一份针对青少年读者的杂志——《童子世界》（1903年创刊），[4]以及后来的《学生杂志》《少年杂志》《儿童世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等，几乎都没有用“青年” 一词。可陈独秀为何选择了这个陌生的新词来命名呢？
陈独秀早期从事各种团体活动和革命活动时，就已把开启民智作为目标，并将青年人作为启蒙明智的对象。不管是早在1901年年底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励志会，还是1902年回国在安庆组建的青年励志学社以及再度赴日组织的中国青年会等，都是针对青年传播新知，开启民智。1914年7月，陈独秀参加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东京，为了避祸与生计问题，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1915年初夏，陈独秀好友汪孟邹写信告知他妻子重病，陈匆匆返沪。正是在此次返程途中，陈独秀开始“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回家后的隔日就去找汪孟邹商谈，并确定由上海群益书社出资出版。“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新青年》”，[5]定名为《青年杂志》。 陈独秀以“青年”为杂志名，除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外，与他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也有关。那时，袁世凯迫害革命党人，北洋政府颁布的报律挤压着进步报刊的生存空间。如章士钊1904年创办的《甲寅》杂志第二年就被查禁。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挂上“洋旗”，或干脆迁至租界，以便利用外国租界势力保护报刊生存，这已成为出版业、新闻界的普遍意识与行为。另外，当时以青年为名的杂志，多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如《上海青年》《女青年报》等就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刊物。[6]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为避免北洋政府报律的滋扰与迫害，利用西方宗教色彩的命名，选择了一条避开政治从而改造青年思想的路径。这既显示了陈独秀灵活的变通策略，更体现出他与先前思想家不同的眼光。
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6号出版后，因经营困难，加之护法战争爆发，《新青年》被迫停刊。此间，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写信责备说《青年杂志》与其同名，要求改名。《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布《通告》，正式更名为《新青年》。原本因刊名雷同而被动改名的《青年杂志》，在陈独秀的公开表态中却成为应读者要求而改名，并刻意塑造杂志的全新面貌。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体现了陈独秀的睿智与用心。
汪原放说，“这次更名事件‘因祸得福’”，[7]此言确有其道理。第一，改名避免了同名可能引发的版权纠纷。第二，改名前后的杂志在思想主旨上是一脉相承的，并在改名后的杂志封面上标明“原名青年杂志”，显示出二者的连续性。第三，利用改名之际，推出一批全新的作者群。《新青年》的改名，表面上是外部压力所致，从深层原因看，却是杂志宗旨目标及实施方略的内在要求。《新青年》的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草率行事，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赞同，经过双方较长时间的努力、思索的结果。《新青年》虽不得已而改名，但作为主编主撰的陈独秀却借改名之机，调整了编辑方针，借名流声望，刻意制造杂志新面貌，扩大作者队伍，吸引读者关注，达到了其最终的目标，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新青年》从此开始蒸蒸日上。
其实，陈独秀的不涉政治言论，并非他不关心政治，而是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他的政治情怀。陈独秀清楚，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仅靠政治，而应通过文艺、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变革。陈独秀创办杂志呼唤伦理革命，要传播的并非基督教义或理念，而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共和梦想，正如胡适所说“要在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8]陈独秀的关注点始终是政治，伦理的觉悟或新思潮的引进只是实现梦想的途径，是《新青年》杂志生存的一种策略、一种方式。他希望通过伦理革命展现自己的政治情怀，实现他的文化启蒙目标。陈独秀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时局所限，为避开风险，故意强调不涉政治的宗旨;二是利用这个办刊方针吸引同人加入;三是由于陈独秀多次革命实践的挫折使之认识到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也正是由于陈独秀不涉时政和对新文化传播所做的努力，让一大批有识之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在《新青年》这个平台上，掀起了以文化启蒙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
二、北京繁荣期：文学革命兴起与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2月，陈独秀携《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开启了与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辉煌繁荣，携手推动了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文艺复兴序幕。《新青年》办刊理念从思想启蒙转变为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交集，传播主题从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更多地转向文学革命，北京大学成为《新青年》舆论宣传阵地及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1.“一校一刊”完美结合：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人权”（“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后改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迁往北京后，利用北京大学文化资源优势，一大批思想敏锐的文化精英以《新青年》为阵地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大幕，形成了新文化運动的中心力量。[9]（44）
由于北大教授们的加盟，《新青年》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以北京大学文科教员为主体，杂志聚集了现代史上鼎鼎有名的重量级人物。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出版，此时的《新青年》已由原来陈独秀主编主撰统领掌控改为由北大六位文科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并在第4卷第3号《本志编辑部启事》上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10]《新青年》能如此自信地宣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依靠，即“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11]正是由于北大的加盟，《新青年》获得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依托北大，《新青年》声威大盛，“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9]（17）及新文化运动传播的中心。“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12]北大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作为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其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高扬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充分肯定人的权利与价值，极大促进了个性解放。
文学革命的倡导，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几乎是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两文的发表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1919年年初，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并表示进行文学革命“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文学革命也是为“救国新民”，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成为文学革命的深层思想动力。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很快得到同人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表示“绝对赞同”，并斥那些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对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以及诗歌的音韵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主张，从思想内容方面对新文学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论证;鲁迅则以最勇猛热忱的批判，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在激烈多元的思想交锋中，《新青年》不断追求真理，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执中国思想界之牛耳。 2.《新青年》成为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新青年》刚在上海创办的时候，宣传很多新思想，如反孔、反传统等，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大都市里，《新青年》在当时的文化市场上，与其他许多杂志一样，除了比较激进外，并没有什么特色，也没引起什么反响。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后，随即推行各种改革措施，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许多新知识分子受聘任职。他提倡“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13]（65）“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自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在北大初期用人的重要倾向”。[9]（43）
进入北大后的《新青年》，融入北大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且作者队伍迅速扩大。有了高等学府知识分子的支持及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地位及影响，《新青年》的思想主张开始独树一帜，迅速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主流语言、思维形态和文化心理。
《新青年》将北大作为其舆论宣传阵地，并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舆论核心。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知识精英们正是借助《新青年》这个媒介平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从早期的反孔、反传统、反礼教，到后来白话文的倡导，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再到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3. 北大成为《新青年》的舆论宣传阵地
借助北大的学术权威及政治文化影响力，《新青年》很快声名鹊起，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参与，这成为《新青年》盈利的重要保障。陈独秀作为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其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14]胡适后来曾这样说：“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5]可见，北京大学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与分量。《新青年》由此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从一个以皖籍人士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由原来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刊物发展成“时代号角”。其间，《新青年》编辑出版了3～7卷，成为《新青年》1～9卷的巅峰，传播效果及社会影响力达到高峰。
“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16]应该说，《新青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北京大学文化精英的社会革新分不开。蔡元培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方针，“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13]（65）通过改革，北大吸收了《新青年》大批作者为教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同时，北京大学为新旧各派多元并存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与空间，各种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齐聚一堂，不论是守旧派，还是激进派，不管是复古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等，他们共聚在北大这个联合的平台，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正是由于北大对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想、新思潮、新学说的宽容与支持，新文化运动最终得以在全国成风起云涌之势。
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的革新力量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集团性力量，相得益彰，倡导新文化运动。利用北大名流学术权威及北大的巨大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新青年》在北大继续吸纳和凝聚革新力量，使该杂志更具全国性基础，最终掀起全国范围的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不仅成为当时五四运动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总信源，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陈平原认为：“与北京大学文科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17]《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北京大学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思潮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基地。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轰轰烈烈地展开，为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
可见，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北京大学对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皆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学者张耀杰所言：“《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18]
三、返迁沪穗期：《新青年》思想转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被民族主义中断，《新青年》杂志办刊理念由启蒙转向救亡，杂志的传播主题也由思想革命、文学革命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革命。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由民主启蒙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由自由主义转向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领军刊物，客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产生、发展的历史状况，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风向标。
1.《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有着重要关系，北京大学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新青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1918年11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成为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之路，《新青年》思想启蒙性质开始向政治刊物蜕变。
1919年5月，李大钊在其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专设“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思研究专号”同时还登载了顾兆熊《马克思学说》、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生涯》、刘秉麟《马克思传略》等文，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討论的自由论坛，这也标志着《新青年》由民主主义刊物向社会主义刊物过渡，成为当时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军刊物。 2.《新青年》返迁上海及思想转向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11日，陈独秀因到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爱国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新青年》同人出现分化，原本由沈尹默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因沈的推辞由钱玄同、刘半农合编。胡适也针对《新青年》的日益激进，在思想界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反对社会革命，希望《新青年》由自己一个人主编，但遭到鲁迅的反对。9月中旬，陈独秀出狱，召集同人开会后达成意见，《新青年》从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此时的陈独秀，思想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特别是对国家、对改造社会的手段、对未来社会的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四”前。其在第7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宣言否定资本主义方向，确立社会主义的方向，成为《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大学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明确提出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陈独秀因此再次遭到警察的追捕。为摆脱警察，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从北京返迁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并于1920年5月主编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和李大钊《May Day 运动史》两文及大量反映各地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统计材料，阐述 “五一”劳动节的历史与伟大意义。“劳动节纪念号”的出版，成为《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起点，也是《新青年》向社会主义政治刊物转变的标志。
3.《新青年》的辗转迁徙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确定《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正式出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两篇文章，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谈政治》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一篇标志性文献，是陈独秀早期思想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标志。《对于时局的我见》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建立苏俄式的“劳动者的国家”。陈独秀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无产阶级革命同盟者的策略思想，第一次向民众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时局的意见，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至此，从1918年1月至1920年5月，从第5卷第5号到第7卷第6号，《新青年》总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章达24篇。正是在《新青年》的推动及引领下，很多如《每周评论》《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也掀起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高潮。
如果说1920年9月前的《新青年》还算是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那么1920年9月后的《新青年》已完全变成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机关刊物。这一期开始，陈独秀对《新青年》办刊思想、人事安排做了大胆改革与调整，取消了原来的同人轮流编辑和集体讨论制度。此时，作者群也开始出现分化，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虽然还是同人作者，但他们的作品已不再是杂志的主流。早期的共产党员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开始进入《新青年》工作，他们的文章成为《新青年》的主导与传播的重心。与此同时，除在文学、小说、诗歌、戏剧、语言文字等其他很多专栏中仍承担着宣传西方近代文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任务外，还专门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刊登宣传和介绍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的文章，为中国早期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树立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心。从此以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渐多。《新青年》由原来的激进民主主义同人学术刊物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
1920年12月，陈独秀受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邀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而南下广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因被法租界查封及罚款，于1921年4月迁移至广州昌兴马路26号。1921年7月，陈独秀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持中共中央局的工作，陈独秀9月中旬辞去广州担任的职务返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陈独秀返迁上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旧址，并确定《新青年》为中共中央局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同年10月4日，陈独秀遭到法租界搜捕，《新青年》被禁止出售，后经解救罚款，陈独秀被释放。[20]1922年7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6号刊登《特别启事》，称新青年社已从上海迁移至广州昌兴马路28号，《新青年》月刊经历了第五次迁址并在出版这一期后停刊。从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至1922年7月1日第9卷第6号，《新青年》虽再次经历从沪至穗再返沪多次辗转迁徙，却依然登载了大量文章，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并掀起了“中国究竟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次大讨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与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结语
回溯《新青年》办刊时空变化，从创刊到结束的十多年间，《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起步，然后迁至北上广三地，再返沪至粤，经过多达五次辗转迁移。《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及编辑方针也曾做过多次调整，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办刊宗旨经历了从“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再到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的演变;其办刊理念也由最初思想启蒙转为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交集，再至救亡压倒启蒙的换位与转向，《新青年》杂志的传播也由思想革命、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转向了政治革命，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刊物《新青年》，突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译介传播到理论深化再到实践发展的这一段‘精神日出’的辉煌进程，在此意義上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新青年》杂志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的实际作用和历史地位。”[21] 从《新青年》的办刊流变中，不仅感受到作为主编及主撰灵魂人物的陈独秀对杂志的重要影响，而且还可窥见这一时期社会历史进程变迁及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这一过程，隐含着一代知识分子对救国救亡情怀的追求与坚持，深刻呈现新文化运动如何从知识精英内部的学理探讨，逐步延伸至公众舆论层面的表达和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最后又从公共论坛转为政党机关刊物。《新青年》的最后转向，并非几个知识精英一时情感冲动的选择，而是这些先行者经过各种主义的考察、比较、实践而做出的最后抉择，是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深刻理性思索后对现实的回应。《新青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别旗帜和符号。《新青年》在完成刊物的演进和嬗变的同时，与新文化运动相生相起，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队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载体和战斗堡垒，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和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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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青年》 办刊宗旨 传播活动 更迭变迁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687（2021）8-094-07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1.8.014
《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刊物，引领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作为一份自我生存经营的知识分子同人刊物，面对当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社会环境，面对政治的挤压以及经营资本的局限，《新青年》如何在艰难中求生存并辟出一条血路，成为一代名刊？
一、上海初创期：创刊缘起、办刊宗旨與生存策略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创刊。一份刊物的创世，引发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新青年》及由此形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杂志的发源地成为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新青年》为什么创刊于上海？为何创刊于1915年？又为什么选择在上海的租界？其中的背景因素是什么？
1. 创刊缘起
近代上海，作为近现代中国最大的都市和通商口岸，是政治中外合治、社会华洋杂处、文化中西碰撞与交流的中心。《新青年》选择在上海创刊，是因与陈独秀的故乡安庆或革命活动频仍的芜湖相比，上海租界具有政治“优越性”、发达的文化出版社、充足的人力资源，以及大批新型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云集等，无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层面，还是具体到人际关系、读者队伍等，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租界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控制与渗透的侵略基地，且租界章程明确规定界内一切事务，中国政府无权过问。租界的这种宽松政策虽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条件，客观上也使其成为保护自由言论的地方。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陈独秀深刻洞悉这一政治考量，将上海租界作为其创办《新青年》、传播新思想的起点。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上海涌现出大批私营出版机构，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及后来的良友图书公司等。1915年前后的上海，已形成了全国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汇集了一大批出版、印刷与发行等方面的精英人才，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市民读者，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消费方式，形成了传播维新思潮及新文化的具有现代特征的文化生活空间与经济空间，“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1]由于出版的专业化与都市化，创办报纸与杂志成为当时出版家、文学家生活、生产、消费及创造的一个重要选择。
办刊最需要的是稳定的作者队伍和出版商。上海是陈独秀友人的集中地，《新青年》第1卷共出6期，作者如高一涵、刘叔雅、高语罕等大多是陈独秀的皖籍朋友，只有易白沙是湖南长沙人。他们或居住上海或常往来于沪，共同革命经历使他们结为盟友。其他如潘赞化、柏文蔚、陈嘏、谢无量等也都是陈独秀的朋友。他们成为陈独秀办刊最初的作者群体。而出版商汪孟邹无疑是陈独秀在出版界交往最早、最多、时间最长的朋友，是其事业最有力的支持者。
上海新型文化人是近代上海发展起来的独特的文化环境和知识分子传统的产物。作为全国的出版中心、报刊中心、文学艺术中心，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文化明显表现出一种独特的现代性。各种新式文化事业机构林立，汇聚了大批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与出现了专职从事文化工作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一方面以文化事业谋生，另一方面又渴求文化生活，既是文化的供应者，又是需求者。
孔范今说：“在中国历史的近现代过程中，上海更有资格被称为新历史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中心。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在它成为外国列强蚕食中国的缺口时，它也同时成了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它连接着中国与西方，既是新经济、新文化的试验场，又是向内地扩散、渗透的辐射源。”[2]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陈独秀的选择，绝非一个偶然抉择，而是由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人际及思想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抉择。
2. 启蒙与生存
《新青年》最初创刊时名为《青年杂志》，作为一份综合性文化批判刊物，旨在抨击传统文化，输入西方文明。其最初的自我定位不在政治而在思想文化。陈独秀希望杂志以思想启蒙为宗旨，“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3]通过思想革命唤醒民众，帮助青年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
刊物最初以“青年”命名。“青年”一词，在中国之前的杂志中使用很少，即便以青少年为读者，大多以“少年”“童子”“学生”等命名。如第一份针对青少年读者的杂志——《童子世界》（1903年创刊），[4]以及后来的《学生杂志》《少年杂志》《儿童世界》《中华学生界》《中华童子界》等，几乎都没有用“青年” 一词。可陈独秀为何选择了这个陌生的新词来命名呢？
陈独秀早期从事各种团体活动和革命活动时，就已把开启民智作为目标，并将青年人作为启蒙明智的对象。不管是早在1901年年底留学日本时参加的励志会，还是1902年回国在安庆组建的青年励志学社以及再度赴日组织的中国青年会等，都是针对青年传播新知，开启民智。1914年7月，陈独秀参加安徽“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东京，为了避祸与生计问题，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1915年初夏，陈独秀好友汪孟邹写信告知他妻子重病，陈匆匆返沪。正是在此次返程途中，陈独秀开始“酝酿自己创办一份杂志”，回家后的隔日就去找汪孟邹商谈，并确定由上海群益书社出资出版。“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新青年》”，[5]定名为《青年杂志》。 陈独秀以“青年”为杂志名，除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外，与他迫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压力也有关。那时，袁世凯迫害革命党人，北洋政府颁布的报律挤压着进步报刊的生存空间。如章士钊1904年创办的《甲寅》杂志第二年就被查禁。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挂上“洋旗”，或干脆迁至租界，以便利用外国租界势力保护报刊生存，这已成为出版业、新闻界的普遍意识与行为。另外，当时以青年为名的杂志，多与基督教青年会有关，如《上海青年》《女青年报》等就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宣传刊物。[6]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为避免北洋政府报律的滋扰与迫害，利用西方宗教色彩的命名，选择了一条避开政治从而改造青年思想的路径。这既显示了陈独秀灵活的变通策略，更体现出他与先前思想家不同的眼光。
1916年2月15日，《新青年》第1卷第6号出版后，因经营困难，加之护法战争爆发，《新青年》被迫停刊。此间，基督教青年会的《上海青年》杂志写信责备说《青年杂志》与其同名，要求改名。《新青年》第2卷第1号发布《通告》，正式更名为《新青年》。原本因刊名雷同而被动改名的《青年杂志》，在陈独秀的公开表态中却成为应读者要求而改名，并刻意塑造杂志的全新面貌。由此引申出新旧青年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体现了陈独秀的睿智与用心。
汪原放说，“这次更名事件‘因祸得福’”，[7]此言确有其道理。第一，改名避免了同名可能引发的版权纠纷。第二，改名前后的杂志在思想主旨上是一脉相承的，并在改名后的杂志封面上标明“原名青年杂志”，显示出二者的连续性。第三，利用改名之际，推出一批全新的作者群。《新青年》的改名，表面上是外部压力所致，从深层原因看，却是杂志宗旨目标及实施方略的内在要求。《新青年》的改名，并不是陈独秀的草率行事，而是出版商群益书社的建议得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赞同，经过双方较长时间的努力、思索的结果。《新青年》虽不得已而改名，但作为主编主撰的陈独秀却借改名之机，调整了编辑方针，借名流声望，刻意制造杂志新面貌，扩大作者队伍，吸引读者关注，达到了其最终的目标，扩大了杂志的影响力。《新青年》从此开始蒸蒸日上。
其实，陈独秀的不涉政治言论，并非他不关心政治，而是希望用另外一种方式实现他的政治情怀。陈独秀清楚，解决中国的问题，绝不能仅靠政治，而应通过文艺、伦理、思想等方面的变革。陈独秀创办杂志呼唤伦理革命，要传播的并非基督教义或理念，而是他一直念念不忘的共和梦想，正如胡适所说“要在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8]陈独秀的关注点始终是政治，伦理的觉悟或新思潮的引进只是实现梦想的途径，是《新青年》杂志生存的一种策略、一种方式。他希望通过伦理革命展现自己的政治情怀，实现他的文化启蒙目标。陈独秀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时局所限，为避开风险，故意强调不涉政治的宗旨;二是利用这个办刊方针吸引同人加入;三是由于陈独秀多次革命实践的挫折使之认识到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也正是由于陈独秀不涉时政和对新文化传播所做的努力，让一大批有识之士团结在他的周围，在《新青年》这个平台上，掀起了以文化启蒙为目标的新文化运动。
二、北京繁荣期：文学革命兴起与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1917年1月，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2月，陈独秀携《新青年》，从上海迁至北京，开启了与北京大学“一校一刊”的辉煌繁荣，携手推动了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文艺复兴序幕。《新青年》办刊理念从思想启蒙转变为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交集，传播主题从思想革命、伦理革命更多地转向文学革命，北京大学成为《新青年》舆论宣传阵地及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1.“一校一刊”完美结合：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
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开始，“人权”（“民主”）与“科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后改为德先生与赛先生。迁往北京后，利用北京大学文化资源优势，一大批思想敏锐的文化精英以《新青年》为阵地揭开了新文化运动大幕，形成了新文化運动的中心力量。[9]（44）
由于北大教授们的加盟，《新青年》作者队伍迅速扩大，以北京大学文科教员为主体，杂志聚集了现代史上鼎鼎有名的重量级人物。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1号出版，此时的《新青年》已由原来陈独秀主编主撰统领掌控改为由北大六位文科教授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并在第4卷第3号《本志编辑部启事》上宣布：“本志自第四卷一号起，投稿章程，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10]《新青年》能如此自信地宣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背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依靠，即“北大的教育权威和文化资源”。[11]正是由于北大的加盟，《新青年》获得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依托北大，《新青年》声威大盛，“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9]（17）及新文化运动传播的中心。“蔡元培之礼聘陈独秀与北大教授之参加《新青年》，乃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大事。正是这一校一刊的完美结合，使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12]北大和《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作为民主思想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其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高扬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精神，充分肯定人的权利与价值，极大促进了个性解放。
文学革命的倡导，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几乎是同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良文学的“八事”，接着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两文的发表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1919年年初，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并表示进行文学革命“断头流血，都不推辞”，文学革命也是为“救国新民”，这种强烈的政治功利主义成为文学革命的深层思想动力。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很快得到同人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表示“绝对赞同”，并斥那些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对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以及诗歌的音韵等问题，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主张，从思想内容方面对新文学进行了具体深入的论证;鲁迅则以最勇猛热忱的批判，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在激烈多元的思想交锋中，《新青年》不断追求真理，引领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执中国思想界之牛耳。 2.《新青年》成为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新青年》刚在上海创办的时候，宣传很多新思想，如反孔、反传统等，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在商业气息浓厚的上海大都市里，《新青年》在当时的文化市场上，与其他许多杂志一样，除了比较激进外，并没有什么特色，也没引起什么反响。1917年1月4日，蔡元培正式执掌北京大学后，随即推行各种改革措施，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许多新知识分子受聘任职。他提倡“兼容并包，崇尚自由主义”，[13]（65）“援引思想先进、用心改革文化教育和致力整顿社会风气的志士，自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在北大初期用人的重要倾向”。[9]（43）
进入北大后的《新青年》，融入北大的学术思想与精神品格，且作者队伍迅速扩大。有了高等学府知识分子的支持及其在全国的巨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学术界、思想界的地位及影响，《新青年》的思想主张开始独树一帜，迅速在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强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甚至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主流语言、思维形态和文化心理。
《新青年》将北大作为其舆论宣传阵地，并成为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北京乃至全国思想文化界的舆论核心。以陈独秀、胡适等为首的知识精英们正是借助《新青年》这个媒介平台，传播新文化、新思想，从早期的反孔、反传统、反礼教，到后来白话文的倡导，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再到后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新青年》成为“五四”时期新文化传播的摇篮。
3. 北大成为《新青年》的舆论宣传阵地
借助北大的学术权威及政治文化影响力，《新青年》很快声名鹊起，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与参与，这成为《新青年》盈利的重要保障。陈独秀作为杂志主编，被教育部任命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其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广告。[14]胡适后来曾这样说：“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后，其文学革命主张乃成了‘全国的东西’，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15]可见，北京大学在读者心中的地位与分量。《新青年》由此以全国最高学府为依托，从一个以皖籍人士为主导的地方性刊物转变成以北大教授为主体的全国性刊物，由原来一份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刊物发展成“时代号角”。其间，《新青年》编辑出版了3～7卷，成为《新青年》1～9卷的巅峰，传播效果及社会影响力达到高峰。
“如果说之前的‘名彦’‘名流’‘名家’执笔，多少有些虚张声势的话，如今由‘货真价实’的北大教授担任撰译，对一般青年读者之号召力，当不难想象。”[16]应该说，《新青年》产生的巨大影响与北京大学文化精英的社会革新分不开。蔡元培实施“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方针，“在国立北京大学由1917年开始推动的各种改革，其在‘五四运动’发挥的重要性，不下于陈独秀之创办《新青年》”。[13]（65）通过改革，北大吸收了《新青年》大批作者为教员，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同时，北京大学为新旧各派多元并存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与空间，各种不同流派、不同思想的知识分子齐聚一堂，不论是守旧派，还是激进派，不管是复古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等，他们共聚在北大这个联合的平台，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及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壤。正是由于北大对新文化运动中新思想、新思潮、新学说的宽容与支持，新文化运动最终得以在全国成风起云涌之势。
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的革新力量相互结合，形成了一个集团性力量，相得益彰，倡导新文化运动。利用北大名流学术权威及北大的巨大政治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新青年》在北大继续吸纳和凝聚革新力量，使该杂志更具全国性基础，最终掀起全国范围的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不仅成为当时五四运动的大本营和策源地，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传播的总信源，在新文化运动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陈平原认为：“与北京大学文科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新路向的前提。”[17]《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北京大学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思潮的中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和基地。新文化运动由此拉开序幕并轰轰烈烈地展开，为五四运动打下了基础。
可见，五四运动发轫于北大，绝对不是历史的偶然。北京大学对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皆具有重大意义。正如学者张耀杰所言：“《新青年》的异军突起与北京大学在思想教育界独占鳌头的特殊地位，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如果没有……北大师生志同道合的风云际会，就不可能有《新青年》四至六卷的辉煌鼎盛，连同‘五四运动’及新文化运动的波澜壮阔。随之而来的中国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于政治史，也将会出现大不相同的另一种变局”。[18]
三、返迁沪穗期：《新青年》思想转向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被民族主义中断，《新青年》杂志办刊理念由启蒙转向救亡，杂志的传播主题也由思想革命、文学革命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政治革命。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则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由民主启蒙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由自由主义转向无产阶级专政。《新青年》作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领军刊物，客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传播渠道产生、发展的历史状况，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风向标。
1.《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新青年》和北京大学有着重要关系，北京大学是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源头，《新青年》则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1918年11月《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成为中国最早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之路，《新青年》思想启蒙性质开始向政治刊物蜕变。
1919年5月，李大钊在其主编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专设“马克思研究专号”，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准确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及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思研究专号”同时还登载了顾兆熊《马克思学说》、凌霜《马克思学说批评》、陈启修《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渊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马克思奋斗生涯》、刘秉麟《马克思传略》等文，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主要观点，《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討论的自由论坛，这也标志着《新青年》由民主主义刊物向社会主义刊物过渡，成为当时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领军刊物。 2.《新青年》返迁上海及思想转向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11日，陈独秀因到北京城南新世界游乐场散发爱国传单《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新青年》同人出现分化，原本由沈尹默编辑的《新青年》第6卷第6号因沈的推辞由钱玄同、刘半农合编。胡适也针对《新青年》的日益激进，在思想界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反对社会革命，希望《新青年》由自己一个人主编，但遭到鲁迅的反对。9月中旬，陈独秀出狱，召集同人开会后达成意见，《新青年》从1919年12月1日第7卷第1号起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此时的陈独秀，思想已经开始发生明显的转变，特别是对国家、对改造社会的手段、对未来社会的制度等问题的看法已经完全不同于“五四”前。其在第7卷第1号上发表《本志宣言》：“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19]宣言否定资本主义方向，确立社会主义的方向，成为《新青年》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文华大学发表题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的演讲，明确提出改造社会就要打破不合理的阶级制度。陈独秀因此再次遭到警察的追捕。为摆脱警察，陈独秀带着《新青年》从北京返迁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并于1920年5月主编出版了《新青年》第7卷第6号“劳动节纪念号”，发表了陈独秀《劳动者的觉悟》和李大钊《May Day 运动史》两文及大量反映各地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报告和统计材料，阐述 “五一”劳动节的历史与伟大意义。“劳动节纪念号”的出版，成为《新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起点，也是《新青年》向社会主义政治刊物转变的标志。
3.《新青年》的辗转迁徙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1920年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建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确定《新青年》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9月1日，《新青年》第8卷第1号正式出版。陈独秀发表《谈政治》《对于时局的我见》两篇文章，从不谈政治到《谈政治》，陈独秀由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为马克思主义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谈政治》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一篇标志性文献，是陈独秀早期思想历史性跨越的重要标志。《对于时局的我见》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主张建立苏俄式的“劳动者的国家”。陈独秀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是无产阶级革命同盟者的策略思想，第一次向民众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对时局的意见，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组织的第一份政治宣言。
至此，从1918年1月至1920年5月，从第5卷第5号到第7卷第6号，《新青年》总共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的相关文章达24篇。正是在《新青年》的推动及引领下，很多如《每周评论》《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也掀起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高潮。
如果说1920年9月前的《新青年》还算是一份综合性学术期刊，那么1920年9月后的《新青年》已完全变成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机关刊物。这一期开始，陈独秀对《新青年》办刊思想、人事安排做了大胆改革与调整，取消了原来的同人轮流编辑和集体讨论制度。此时，作者群也开始出现分化，胡适、鲁迅、周作人等虽然还是同人作者，但他们的作品已不再是杂志的主流。早期的共产党员陈望道、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开始进入《新青年》工作，他们的文章成为《新青年》的主导与传播的重心。与此同时，除在文学、小说、诗歌、戏剧、语言文字等其他很多专栏中仍承担着宣传西方近代文明、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任务外，还专门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连续刊登宣传和介绍由列宁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情况的文章，为中国早期一大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树立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坚定信心。从此以后，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渐多。《新青年》由原来的激进民主主义同人学术刊物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机关刊物。
1920年12月，陈独秀受时任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邀请，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大学预科校长而南下广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因被法租界查封及罚款，于1921年4月迁移至广州昌兴马路26号。1921年7月，陈独秀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主持中共中央局的工作，陈独秀9月中旬辞去广州担任的职务返回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陈独秀返迁上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旧址，并确定《新青年》为中共中央局的理论性机关刊物。同年10月4日，陈独秀遭到法租界搜捕，《新青年》被禁止出售，后经解救罚款，陈独秀被释放。[20]1922年7月1日，《新青年》月刊第9卷第6号刊登《特别启事》，称新青年社已从上海迁移至广州昌兴马路28号，《新青年》月刊经历了第五次迁址并在出版这一期后停刊。从1920年9月1日第8卷第1号至1922年7月1日第9卷第6号，《新青年》虽再次经历从沪至穗再返沪多次辗转迁徙，却依然登载了大量文章，积极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并掀起了“中国究竟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次大讨论，扩大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影响与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基础。
结语
回溯《新青年》办刊时空变化，从创刊到结束的十多年间，《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起步，然后迁至北上广三地，再返沪至粤，经过多达五次辗转迁移。《新青年》的办刊宗旨及编辑方针也曾做过多次调整，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办刊宗旨经历了从“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到开始关注现实政治，再到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的演变;其办刊理念也由最初思想启蒙转为启蒙与救亡双重主题交集，再至救亡压倒启蒙的换位与转向，《新青年》杂志的传播也由思想革命、伦理革命及文学革命转向了政治革命，后期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学说传播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刊物《新青年》，突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译介传播到理论深化再到实践发展的这一段‘精神日出’的辉煌进程，在此意義上或许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新青年》杂志在整个新文化运动浪潮中的实际作用和历史地位。”[21] 从《新青年》的办刊流变中，不仅感受到作为主编及主撰灵魂人物的陈独秀对杂志的重要影响，而且还可窥见这一时期社会历史进程变迁及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历史演变轨迹。这一过程，隐含着一代知识分子对救国救亡情怀的追求与坚持，深刻呈现新文化运动如何从知识精英内部的学理探讨，逐步延伸至公众舆论层面的表达和学生群体中的传播，最后又从公共论坛转为政党机关刊物。《新青年》的最后转向，并非几个知识精英一时情感冲动的选择，而是这些先行者经过各种主义的考察、比较、实践而做出的最后抉择，是他们经过对社会现实深刻理性思索后对现实的回应。《新青年》是历史的必然产物，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别旗帜和符号。《新青年》在完成刊物的演进和嬗变的同时，与新文化运动相生相起，团结和凝聚了一大批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队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载体和战斗堡垒，最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象征和标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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