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从道德的维度看，教师总是被赋予崇高的道德期待，认为教师应当不同于普通人，应当比普通人道德高尚。然而，现代性瓦解了这种教师身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现代性的理性自觉使教师无法保持和占有道德权威的位置。
　　【关键词】教师 道德家 身份教师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身份，他总是被视为社会文化传递与发展的关键。正如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那样：“教师是社会的代理人，是文化传递的关键环节，而且，创造一种社会的、道德的存在也是他的使命，通过教师，社会创造出想象中的人”。这给大众一种误解，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是具有理想品质的人。从道德的维度看，教师被认为是不同于普通人的群体，应比普通人道德高尚，被赋予崇高的道德期待。有学者将人们的这种看法明确的表述为“教师即道德家”。这里隐含一个逻辑，“道德家”是“教育家”的前提和基础。这体现了人们要求教师必须是一个超于常人的道德楷模，然后才能承担教育的责任。然而，正是由于这些道德预设，才造成教师道德角色和道德心理的种种矛盾，才使教师道德评价处于困惑之中，引起教师道德的面具性和虚假性等问题。澄清教师的道德身份问题，重新认识教师道德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客观依据。
　　要求教师成为道德家，实际是某种政治性的隐喻。把教师视为道德家，其实质是要求教师承担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而不是因为教师可能成为一个道德家，其潜在意义是要求教师代替社会意识形态承担对学生的规训任务。在这里，教师作为道德家，实际包含着强烈的政治身份。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教师成为道德家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那这种可能性和现实只是存在于政治与身份统一的传统之中。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将老师视为道德家，老师的身份被政治化，其道德身份和教育身份是高度融为一体的。因为在儒家思想影响下，士大夫的德行操守被看作是影响国家政治命脉最重要的因素。换句话说，古代国家选拔人才，首先要是道德上的精英，因此，对士大夫的老师们的首要要求，就不是知识和学问，而是道德文章。这种被政治化的教育身份只是中国古代道德身份的一种特殊形态。在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德行操守是影响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因素，作为士大夫的教师，他的最终使命不是学问，而是救世治国。在古代社会，教师的道德身份优先于教育身份，其教育身份要通过他的道德身份来确认。在这种文化传统中，必然要求教师扮演教化他人的道德精英的角色。
　　然而，现代性瓦解了这种教师身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现代性的理性自觉使教师无法保持和占有道德权威的位置。道德，作为一种可以思考的对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少数知识精英，教师失去了古代士大夫的位置，因而也不可能充当社会道德的示范，使现代性使教师从权威降为普通人，现代社会使教师失去了充当道德领袖的社会根基。如果继续强迫教师充当改造社会的“道德英雄”，让教师去决定学生的道德命运，以及对精神生活的选择，是非常危险的。在逐步走向多元文化的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求同存异的道德。道德教育也需要从单一的求同走向异同并存，一方面，日益分歧的社会，需要共同生活的价值共识，这需要教师告诉学生为了共同的生存与生活，哪些价值是我们应该共同遵守的，哪些是不可以违犯的；另一方面，日益多元的文化事实，又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学会理解与尊重多元的价值，并善于在多元价值的博弈中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国内学者吴康宁指出：“教会学生尊重与选择是21世纪道德教育的主题”，道德教育的目标不能再仅仅停步于统一的价值规范的传递。在新的道德教育中，教师的重要任务是为学生的选择创造环境，提供帮助，而不仅仅是教师自身的道德示范。那种认为教师道德决定学生道德，同时也决定整个社会道德的观念，正是我们今天需要批判，而不是应当发扬的哲学传统。
　　随着现代教育功能的拓展，教师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越来越多，道德责任只是他的教育任务之一而不是全部，教师的道德身份与教育身份开始分离，道德身份只是作为教育的一种需要，而不是整个教育身份的全部内涵，教师的教育身份有了更多的内涵。仅仅具有高尚的道德并不能保证教师对教育工作的胜任，教师需要更为多样全面的素质。同时，在现代社会中，教育的重心由道德转向知识，在传统教育中教师可能首先要是一个道德人，但在现代教育中却可能首先需要成为一个知识人，教师作为知识人的身份不断得到强化，而作为道德人的身份则处于次要地位。由此，教师作为道德代言人的身份，在今天，已经不具有文化上的可能性。虽然教师职业的特殊性，使他们看起来担负着更为直接的道德教化任务，但在具体的社会生活面前，教育的力量微弱得多，人更多的是从生活中习得道德，而不是从教育中。这在教育日益越出学校边界的今天更是如此。今天，再将教师视为能够改造社会的“道德英雄”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且不道德。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推卸教师的道德责任，只是反对将教师的道德责任无限夸大，让教师承担难以承受的道德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