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泽涛的成功与个人价值的悖论同时到来。
　　才华全在水中，最被盼望的时刻是出水；明明靠着实力说话，收入的大部分将是靠脸赚的。他成功了，可是他的自我价值被异化了。
　　越来越多的各路成功者像宁泽涛一样，被统一到“颜值”的标准上来，包括商业领袖、政客，因为这是一个偶像时代。在这个时代做偶像的体验，不是被多少人学习，而是引多少人舔屏。
　　宁泽涛正经历了一波这样的高潮体验，是空前的，却一定不是绝后的。他被视为刘翔之后体坛偶像的填空者，他被称为“泳坛刘翔”，与刘翔拼成一盘是一道“海陆大餐”。不过，按照偶像演进史的代际划分，刘翔与宁泽涛分属1.0和2.0两代。
　　刘翔是介于榜样与偶像之间的中间态。榜样是体制的，偶像是市场的。刘翔在赚钱的方式与量级上，已实现市场化，但是，其气质与其所仰仗的是体制的，“翔之队”在面对两次退赛危机公关时的无能就是最好的注脚。
　　宁泽涛的迅速蹿红，紧接着各大广告商集体疯狂寻找宁泽涛的“经纪人”的状态，完全是一股由独立于体制外的力量托起来的，不需要自上而下的宣传和号召，因为他的“肉体”已经刷屏，而造榜样的程序已没有内存启动了，显然，“榜样”要弘扬的是精神和感谢国家。
　　对应于“借胸上位”柳岩的男粉，宁泽涛的女胸粉们在朋友圈里大肆刷存在感，给人一种女权扩张的印象。这实在是一个误读。消费男色说明女人讨论男色可以和男人讨论女色一样正常化而不受到男权的打击而已，顶多是不同性别的话语权趋于平等，好好说话就是：女人的“力比多”也挺多的。
　　“男色消费”并非女权进步，只不过是消费社会的一个折射面。这里之所以宕开一笔将男色消费从女权主义的页面拖进消费主义的页面，因为宁泽涛的偶像之路也可以在此得到解释，消费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页”。
　　进入21世纪的这15年，是男色消费崛起并大行其道的年代。热媒体和新媒体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起作用的机制是塑造了虚拟真实，作为家庭电视遥控器主要使用者的女性，对选秀节目中的“好男儿”拥有评判权、投票权，女性在这虚拟真实之中获得不真实的权力。而新媒体向女性开放了更多的指点江山的权力。回到现实世界，大多数女性的择偶对象还是有北京户口的朝阳群众，而不是“斯巴达三百勇士”，尽管她们对商家组织的这男色消费津津乐道。
　　而体育进入全球化的商业运作与以上的时间段基本是重合的，作家乔治·卡尔德拉在其《罗纳尔多：足球全球化的光荣与悲剧》一书中认为，这一切始于2002年世界杯。这其中起重要作用的也是新媒体，“这座数字化的巴别塔修建起来，可以使同一事件同一时间传遍全球”。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刘翔一战成名，中国体育明星从“榜样”向“偶像”的迁移之路开始。
　　这就是宁泽涛一秒变偶像的时代逻辑，他是泳池中的一枚飞鱼，却是全球化的商业大潮中的沧海一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