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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转正后每个月工资52元。
这点工资实在是少得可怜，如果不想办法多挣些外快，光靠如此微薄的薪水，我会很快跌落进整日为柴米油盐斤斤计较的小市民部族。如果是放在现在，我会心安理得地去接受这种平庸、平淡和平静。但那时的我才20多岁，心智还很不成熟，野心勃勃，幼稚地想着追求名利，不甘于淡泊和平庸。如果我早知道自己折腾了一圈后，仍然是一事无成地平庸，还不如当初就淡泊出世，好赖也可以落个“清雅之士”的名号聊以自慰。
工作两年后，为了改善生活条件，除了本职工作外，我开始做一些兼职挣外快。我从兼职给人打官司开始，逐渐熟悉了社会的套路后，我的兼职工作领域变得宽泛了起来。陆续又到电大兼职教课、辅导；学着合作出书；为音乐人做版权代理；受聘做企业法律顾问、经济顾问等等。
兼职工作的项目增加，使我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亟需便捷的通讯工具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
到了1986年，某日，崔健对我说，旅游音像出版社录音棚的主任汪京京手里有几部BP机，用起来很方便。崔健推荐我从他手里买一部，并表示愿意和我分担购机费用。那时，我有挺大一块业务是与崔健有关的，于是便接受了他的建议买了一部BP机。
我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通讯设备！
我买的是第一代摩托罗拉BP机，是竖版的，传讯只能用数字显示在机子顶端窄窄的脊上。购机时附带一本小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组数字对应着的含义，它相当于密码本。每收到一条传讯，就要對照小本子查询答案，然后再按指示的内容回电话，或者依令行事。那情景像极了搞地下工作的或者特工，让人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秘感。不知旁人是否喜欢这种感觉，反正我当时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BP机机型后来不断升级，大概到了第三代时，就出现了有汉字显示的了。汉显的机子传讯一目了然，不用再查密码本子了。汉显的虽然用起来方便了许多，可是，那种鬼鬼祟祟的感觉没有了，我不喜欢。所以，我没有更换升级到汉字显示的那版，一直使用要查密码本的那种。所以在当时，对于没有BP机的人来讲，我属于时髦新派；但在拥有BP机的人群里，我又属于保守的老派。
那时在国内，BP机并不简单地只是个通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部BP机表示您不是拿工资的普通人，一般或是做生意的主儿，或是有其他额外业务的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当时应该属于后者。那时，虽然已经出现了手机，但它当时大得像砖头。即使外表如此丑陋，仍然被人稀罕地叫作“大哥大”——毕竟拥有它的还是极少数人。BP机还是生意场上比较主流的通讯工具。
后来，我又碰巧交了个家里有电话的女朋友。“BP机+电话”是那个时代最佳移动通讯组合，于是乎我真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有了便捷的通讯手段，我与外界的联络方便了很多，业务也比之前顺畅得多了。收入自然也随之逐渐变得可观，很快就超过了我工资的20倍。在那个年代，既不能买房也很难买车，这就意味着很难有大宗开销。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程度的收入，已经让我在经济支配上自由宽松了很多。
我真心地感激BP机这个“小个头的神器”，如果没有它的帮忙，我根本无法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兼做那么多的事情、额外地赚那么多的钱。
身边很多人也都羡慕我带着的这个通讯“神器”，当然它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我正式供职的学校，我是唯一拥有BP机的老师。有时正在开会，BP机不合时宜地发出蟋蟀叫般的响声，这立即就招致了在场所有人不满的目光。在这些目光的追杀下，我先前的得意和良好的自我感觉瞬间荡然无存，整个人窘迫得无地自容。我有BP机也成为学校领导批评教育我的最顺手的把柄，随便找个由头就提起这事儿批一通。幸亏我脸皮厚，原本就对领导不大恭敬，所以对这种挨批的“新常态”很快就安之若素了。
1989年后，我到了澳大利亚。到了那里才知道海外只有两类人用BP机：一类是医务人员，BP机随时呼叫他们返回医院应对突发情况。我工作的桥牌俱乐部里有几位会员就是医生，其中一位叫雪莉的女士是悉尼非常著名的麻醉师。有好几次在打牌过程中，她被BP机紧急呼走参加急救。我不得不接替她，和她的搭档打完余下的几轮牌。
另一类使用BP机的是应召女郎。有了嫖客，老鸨就会用BP机呼叫她们上岗接客。当时那些从国内来悉尼上学的女生，有不少人基本不出来打工。对于这类女生，我们基本的判断就是，要么她家里特别有钱，要么就是她用BP机。据说，当时只要周末花一个晚上回应BP机的活儿，就可以挣足一周的生活费。
幸亏我在出国前把我的BP机送了人，否则按照国外的标准，我就属于不伦不类的BP机拥有者了。
说起我的BP机的最后命运，还有段颇为伤感的故事。我有个姓杨的学生，他上学时和我关系很好，毕业后我们仍然频繁走动。他在印刷厂的生产科工作，人很热情，做事踏实。那时，我将所有与印刷有关的业务都交他帮忙处理，他每件事也都做得认真负责，对我帮助很大。
他有一个在大饭店当厨子的发小，杨同学从这位发小那里学会了烧一手好菜，尤其是那道烧茄子，他做得比一般饭店的都好吃。每到夏天，我到他单位办完业务，他都要拽着我去他家里喝啤酒。我一去，他就先请老婆回娘家，然后到外面打回两暖瓶的散啤酒。之后，亲自下厨做几道精致的下酒菜，当然，烧茄子是每次必有的。等酒菜全齐了，我俩就对饮不止，几乎每次都要喝到东方天际泛白。可以说，他算是我那时的一位铁哥们儿。
我决定出国后，最后一次去他家喝酒。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他犹豫了一下后，试探着问，你走了以后，BP机怎么处理？我一听，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的BP机当时在学校太有名了，一定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BP机在他眼里大概就是个摇钱树，他是想沾光也改善改善经济状况。我当然要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了，所以，当场就痛快地允诺把BP机留给他用。他听后甚为欣喜，我也为能够给BP机找到个好下家而高兴。后来，我出国前把BP机送给了他，并为他预交了一年的使用费。
但遗憾的是只过了两年，国内传来噩耗。杨同学在一次跟车跑业务的途中，不幸遭遇了车祸。乘坐的车被撞后，他当时并没有死。他想跳车逃生，但他那侧的车门被撞变形，无法打开。就在他努力挣脱想要离开时，车燃烧了起来。结果他不幸地在火光中上了天堂，我送他的那部BP机也成了他的陪葬，一同灰飞烟灭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为失去了这个哥们儿痛惜了很久。唯一值得慰藉的是，我的BP机代替我，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随着大火，我的BP机在焚烧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的私人通讯设备也涅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开始使用手机了。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
这点工资实在是少得可怜，如果不想办法多挣些外快，光靠如此微薄的薪水，我会很快跌落进整日为柴米油盐斤斤计较的小市民部族。如果是放在现在，我会心安理得地去接受这种平庸、平淡和平静。但那时的我才20多岁，心智还很不成熟，野心勃勃，幼稚地想着追求名利，不甘于淡泊和平庸。如果我早知道自己折腾了一圈后，仍然是一事无成地平庸，还不如当初就淡泊出世，好赖也可以落个“清雅之士”的名号聊以自慰。
工作两年后，为了改善生活条件，除了本职工作外，我开始做一些兼职挣外快。我从兼职给人打官司开始，逐渐熟悉了社会的套路后，我的兼职工作领域变得宽泛了起来。陆续又到电大兼职教课、辅导；学着合作出书；为音乐人做版权代理；受聘做企业法律顾问、经济顾问等等。
兼职工作的项目增加，使我与外界的联系也逐渐多了起来。此时，我亟需便捷的通讯工具帮助我提高工作效率。
到了1986年，某日，崔健对我说，旅游音像出版社录音棚的主任汪京京手里有几部BP机，用起来很方便。崔健推荐我从他手里买一部，并表示愿意和我分担购机费用。那时，我有挺大一块业务是与崔健有关的，于是便接受了他的建议买了一部BP机。
我终于有了第一部属于自己的通讯设备！
我买的是第一代摩托罗拉BP机，是竖版的，传讯只能用数字显示在机子顶端窄窄的脊上。购机时附带一本小册子，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组数字对应着的含义，它相当于密码本。每收到一条传讯，就要對照小本子查询答案，然后再按指示的内容回电话，或者依令行事。那情景像极了搞地下工作的或者特工，让人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秘感。不知旁人是否喜欢这种感觉，反正我当时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BP机机型后来不断升级，大概到了第三代时，就出现了有汉字显示的了。汉显的机子传讯一目了然，不用再查密码本子了。汉显的虽然用起来方便了许多，可是，那种鬼鬼祟祟的感觉没有了，我不喜欢。所以，我没有更换升级到汉字显示的那版，一直使用要查密码本的那种。所以在当时，对于没有BP机的人来讲，我属于时髦新派；但在拥有BP机的人群里，我又属于保守的老派。
那时在国内，BP机并不简单地只是个通讯工具，而且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部BP机表示您不是拿工资的普通人，一般或是做生意的主儿，或是有其他额外业务的不安于现状的人。我当时应该属于后者。那时，虽然已经出现了手机，但它当时大得像砖头。即使外表如此丑陋，仍然被人稀罕地叫作“大哥大”——毕竟拥有它的还是极少数人。BP机还是生意场上比较主流的通讯工具。
后来，我又碰巧交了个家里有电话的女朋友。“BP机+电话”是那个时代最佳移动通讯组合，于是乎我真有了一种如虎添翼的感觉。有了便捷的通讯手段，我与外界的联络方便了很多，业务也比之前顺畅得多了。收入自然也随之逐渐变得可观，很快就超过了我工资的20倍。在那个年代，既不能买房也很难买车，这就意味着很难有大宗开销。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程度的收入，已经让我在经济支配上自由宽松了很多。
我真心地感激BP机这个“小个头的神器”，如果没有它的帮忙，我根本无法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兼做那么多的事情、额外地赚那么多的钱。
身边很多人也都羡慕我带着的这个通讯“神器”，当然它也招致了一些人的嫉恨。当时在我正式供职的学校，我是唯一拥有BP机的老师。有时正在开会，BP机不合时宜地发出蟋蟀叫般的响声，这立即就招致了在场所有人不满的目光。在这些目光的追杀下，我先前的得意和良好的自我感觉瞬间荡然无存，整个人窘迫得无地自容。我有BP机也成为学校领导批评教育我的最顺手的把柄，随便找个由头就提起这事儿批一通。幸亏我脸皮厚，原本就对领导不大恭敬，所以对这种挨批的“新常态”很快就安之若素了。
1989年后，我到了澳大利亚。到了那里才知道海外只有两类人用BP机：一类是医务人员，BP机随时呼叫他们返回医院应对突发情况。我工作的桥牌俱乐部里有几位会员就是医生，其中一位叫雪莉的女士是悉尼非常著名的麻醉师。有好几次在打牌过程中，她被BP机紧急呼走参加急救。我不得不接替她，和她的搭档打完余下的几轮牌。
另一类使用BP机的是应召女郎。有了嫖客，老鸨就会用BP机呼叫她们上岗接客。当时那些从国内来悉尼上学的女生，有不少人基本不出来打工。对于这类女生，我们基本的判断就是，要么她家里特别有钱，要么就是她用BP机。据说，当时只要周末花一个晚上回应BP机的活儿，就可以挣足一周的生活费。
幸亏我在出国前把我的BP机送了人，否则按照国外的标准，我就属于不伦不类的BP机拥有者了。
说起我的BP机的最后命运，还有段颇为伤感的故事。我有个姓杨的学生，他上学时和我关系很好，毕业后我们仍然频繁走动。他在印刷厂的生产科工作，人很热情，做事踏实。那时，我将所有与印刷有关的业务都交他帮忙处理，他每件事也都做得认真负责，对我帮助很大。
他有一个在大饭店当厨子的发小，杨同学从这位发小那里学会了烧一手好菜，尤其是那道烧茄子，他做得比一般饭店的都好吃。每到夏天，我到他单位办完业务，他都要拽着我去他家里喝啤酒。我一去，他就先请老婆回娘家，然后到外面打回两暖瓶的散啤酒。之后，亲自下厨做几道精致的下酒菜，当然，烧茄子是每次必有的。等酒菜全齐了，我俩就对饮不止，几乎每次都要喝到东方天际泛白。可以说，他算是我那时的一位铁哥们儿。
我决定出国后，最后一次去他家喝酒。我问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他犹豫了一下后，试探着问，你走了以后，BP机怎么处理？我一听，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我的BP机当时在学校太有名了，一定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我的BP机在他眼里大概就是个摇钱树，他是想沾光也改善改善经济状况。我当然要帮助他实现这个愿望了，所以，当场就痛快地允诺把BP机留给他用。他听后甚为欣喜，我也为能够给BP机找到个好下家而高兴。后来，我出国前把BP机送给了他，并为他预交了一年的使用费。
但遗憾的是只过了两年，国内传来噩耗。杨同学在一次跟车跑业务的途中，不幸遭遇了车祸。乘坐的车被撞后，他当时并没有死。他想跳车逃生，但他那侧的车门被撞变形，无法打开。就在他努力挣脱想要离开时，车燃烧了起来。结果他不幸地在火光中上了天堂，我送他的那部BP机也成了他的陪葬，一同灰飞烟灭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为失去了这个哥们儿痛惜了很久。唯一值得慰藉的是，我的BP机代替我，陪伴他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随着大火，我的BP机在焚烧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的私人通讯设备也涅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我开始使用手机了。
（编辑·宋国强）
feimi2002@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