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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后疫情时期，在国家政策支持推动地摊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十大古都之一的大型最佳旅游城市——成都，率先点了一把“烟火”，允许文明占道经营，成为新时代地摊经济的先行者。大理市作为一个中型旅游城市，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丰富的地摊经济。在当下后疫情时期政策鼓励地摊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本文将对成都市和大理市的地摊经济进行比较，探究中国特色旅游城市地摊经济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探究多元融合的文化旅游城市地摊经济健康发展之路。
关键词：地摊经济;文化旅游;政策
本文索引：李懿，陳锦莲.<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20）：-017.
中图分类号：F7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10（b）--05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人民为配合防控疫情工作，足不出户，停工停产，随着疫情防控战线的拉长，经济问题、社会民生问题日益严峻。2020年，在李克强总理称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烟火”，是中国的生机之后，基于现实的低收入人群和就业情况，政府放开对地摊经济的“捆绑”，随后，地摊经济遍地开花，其中，文化旅游城市展现出蓬勃的活力，通过先天的软经济优势打造特色地摊经济，结合产能结构，调整社会供需关系，从而更好地带动当地相关经济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清晰的政策支持引导下，成都市和大理市这两座特色文化旅游城市积极结合自身，因地制宜发展地摊经济。本文从两地现状出发，通过桌面研究、文献调查法、博弈分析法，对成都市和大理市两地不同旅游文化、不同的地摊经济政策及地摊经济对文化旅游城市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探究，为地摊经济在文化旅游城市健康发展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1.2 文献综述
关于地摊经济的研究，国内学者王文杰（2021）在研究中将地摊经济定义为城市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人群通过在城市街道摆设地摊，以自由贩卖个人劳动和低价商品的形式获取收入的一种低成本商业经济模式。研究表示，地摊经济的存在本身有其合理性，构建良性健康有序的地摊经济可以成为城市的宣传名片，带动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任国萍、莫静、张蒙（2021）在研究中表示，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特色，应尊重其多样性，因地制宜、因城而异，城市治理需要与“地摊经济”深度融合，共荣共生。南开大学张行发（2021）认为开放式商业是城市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对于疫情防控、刺激游客消费、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打造城市名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段迪斯、王延徽、赖红丹（2020）认为地摊经济正在走向合规合法化的道路，并在研究中提出地摊经济新的业态特征，释放出较经济功能更强的社会文化功能，提出“注重地摊新特质，打造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生态”的观点。
在疫情防控之下，地摊经济的复苏，为失业者、农民以及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等底层人民带来了希望，是底层人民脱离城市贫困的出路，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机遇和挑战，如何才能让地摊经济健康持久的存在、发展下去，是应当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地摊经济政策概述
成都市与大理市的地摊经济政策如表1所示。
2.1 成都市地摊经济政策特点
2.1.1 包容性强
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等，开放了上万个越门经营点，设置两万多个流动商贩经营点。持有条件的街道开展夜间特定时段外摆位试点，形成夜间经济生态圈，提高夜间经济活力，继续将以地摊经营为代表的夜间经济做大做强。地摊经济成为非正规就业进入正规就业的跳板，相关政策从摊位数量、区域、业态、服务等维度展示出包容度，让壮大的城市接纳与拉动农村的振兴，加快促进农村脱贫。
2.1.2 后动力强
成都政府在出台放开地摊经济政策后，探查市场反应，接着出台《八项机制》，加强引导设区、明确责任、处置惩戒、容错纠错、榜样示范、择优拓展、安全防护和巡查服务，社会反响强烈，各界人士高呼支持，知识分子为此展开学术讨论，民生大众活跃起来，社会舆论的力量推动地摊经济的开展、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地摊经济，发布扶持计划对地摊及小店等进行服务和扶持。各方力量推动地摊经济的合理规范开展，促进良性竞争，稳定社会秩序。
2.1.3 联动效应大
继成都开放地摊经济后，遂宁市、大英县、巴州区、攀枝花市等地纷纷响应，行动迅速，陆续设置临时占道经营区域，新增流动摊位，打造文旅消费聚集区和夜间经济特色街区，扶持各类文旅、餐饮实体店。实行分区治理，引导流动摊位进入集中售卖点，统一服务、统一管理。
2.1.4 文化因子强
成都拥有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明蜀王陵、望江楼、青羊宫等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优势。成都将经济和文化融为一体，将巴蜀文化渗透在每一个商品上，继续发展以地摊经济为代表的夜间经济，支持有条件的街道开展夜间特定时段外摆位试点，精心打造视听剧苑、文鉴艺廊、晚味去处、风情街区等多元化的夜间经济示范区，展现“蜀风雅韵、大气秀丽、国际时尚”的公园城市夜景形象。地摊经济以内在的生态逻辑和运行规律，在新时代的潮流中，注入新元素，推动实施新消费引领的提振内需行动，促进消费升级。
2.2 大理市地摊经济政策特点
2.2.1 以人为本，合理布局
本着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为着眼点，坚持民间纾困、促进就业、维护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大理市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10月10日，中心城区划定三个区域设置280个临时摊位。在不影响市容环境、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和市民生活，且食品卫生达标的前提下，允许临时占道经营，支持店外经营促销，同时引导和帮助农民进点销售自产农产品。按照“以人为本、疏堵结合、合理布局、规范管理”的总体要求，大理市允许早点摊在学校、医院、车站、码头、居民集中区占道经营，摊位摆放必须在规定范围内，经营时段不超过上午10点。为了给周边农户提供服务和帮助，大理市还在洱河北路美登大桥附近及闸门旁边设立两个便民点，供农户在规定时间内售卖自产的农特产品。 2.2.2 细化监管机制、监管部门
为规范管理地摊和夜间市场，大理市建立了摊点摊区准入引导、联合服务管理、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商贩摊主“红黑榜”管理、群众投诉现场快速处置、商贩摊主容错纠错、商贩摊区择优拓展、摊区安全防护、责任包保联络、群众监督曝光等机制。城管、市场监管、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治安等部门以及市场管理方、物业管理等部门联合进行管理。
2.2.3 打造品牌效应
打造出国内外知名的具有创新引领作用与浓郁大理民族风情的夜间经济地标商圈，逐步形成以下关城区、大理古城为中心，各县城特色彰显、业态多元、风貌独特、时尚休闲的夜间經济发展格局，打造“大理之夜”品牌。
2.2.4 完善具体保障措施
相关部门指导夜市和地摊管理主体探索制定夜市管理规定和地摊经济管理办法，在登记、设施、区域、标识、时段、卫生等夜市和地摊运营相关方面建立统一管理标准;放宽摆卖管制，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城市管理相关规定，不扰民、不影响交通秩序的前提下，对部分路段的夜间经济街区配套进行规范充实;完善夜间经济集聚区及周边动静态交通管理水平，维护夜间和地摊市场经营秩序，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施行包容审慎监管和规范管理，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提供安全保障，强化政策支持。
3 文化旅游与地摊经济之间的联系
3.1 历史文化渊源
3.1.1 成都
各地政府掀起“地摊经济”热潮，却只有成都能够做到收摊之后不留垃圾，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成都的烟火气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联系。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道法自然，追求人的发展与自然相协调，追求平衡，关注自我，万物自有道，顺其自然，道家思想是一种融入成都人们骨子里的文化，在万物的变化中，遵循规律，在内在的规律中，发展事物。自觉、尊重、善待，是对自然的态度，也是对人的态度，地摊经济要发展起来，必然要遵循内在的规律，给予宽容的态度。
3.1.2 大理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大理地区的集市由来已久，最早的地摊经济——三月街，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盛会，也是云南西部古老而繁荣的贸易集市。每到会期，全州各县市的各族人民，身着民族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艺体育活动。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客商也从天南海北云集而来，进行物资交易、文化交流等活动。集市上的商贩以摆地摊的形式开展商品贸易，可以说大理市的地摊经济是在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下对乡村集市在城市范围内的延续和发展，正是和当地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才使这种“地摊经济”得以延续至今。
3.2 相辅相成
成都夜晚的繁荣程度，一直处于全国一流水准，一年四季的夜间灯火通明，是发展地摊经济的优选地。成都夜间经济迎来全面升级，深度结合文创、文博、艺术、商业等新兴业态，让古蜀文化传承与现代时尚潮流在“夜成都”中相融共生。“夜游锦江”项目贯穿了天府熊猫塔、太古里、九眼桥等特色点位，打造成都夜间生活美学沉浸式体验新场景。成熟的夜间经济能够引导地摊经济发掘本地特色，融入当地文化元素，营造出独特的城市街头文化，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风景线，并且地摊经济能反作用于夜间经济，促进夜间经济文化品牌的打造，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大理作为旅游城市在我国西南边陲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随着大理市旅游业的发展，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着浓郁大理民族风情的地摊在大理古城迅速发展，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地摊经济在大理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民族节日以及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大理有着独特的地摊经济文化，在旅游文化的推动下，大理市衍生出了丰富的、现代化的地摊经济，成为文艺青年的打卡胜地。
文旅产业是解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活品质等既有矛盾的最佳手段。成都和大理这两个旅游城市都着力于结合自身优势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夜间经济地标商圈，地摊经济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化旅游可以带动地摊经济的发展，同时地摊经济的发展也能够展现城市文化、传播文化。
3.3 矛盾冲突
3.3.1 地摊经济与城市文明建设及进步的矛盾
地摊经济作为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能够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民生，改善疫情防控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但在发展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环境卫生脏乱差、食品安全、堵塞交通、产品质量等，特别是在旅游城市中尤为明显。旅游城市为了提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积极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地摊经济遭到打击，大多城市选择取缔地摊经济，地摊经济的存在与城市文明建设及进步由此产生了矛盾。
3.3.2 地摊经济是城市治理的机遇也是挑战
地摊经济流动性大，由于具有灵活性、临时性、低成本的特征，使得管理具有复杂性，对城市治理而言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体现在地摊经济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非正规经济，不仅为城市增加烟火气，还是补充内需，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城市准确定位与地摊经济结合，创新发展地摊经济，将其合法化，能够有效推动地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挑战体现在政府的治理水平上，如果说因地制宜、精准定位是地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那么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是地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强有力的保证，只有抓住这个机遇，有对策有针对性的积极应对挑战，将既有矛盾有效化解，才能最大化发挥城市的商业效应，使地摊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4 影响文化旅游城市地摊经济的因素
4.1 经济因素
4.1.1 内外经济驱动力的作用
此次疫情爆发，国内经济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餐饮、娱乐、商铺零售等行业受到波及和打击，旅游业也受到较大冲击，许多经营者面临破产，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全球疫情导致国外大量消费品需求降低，重创国内制造业，企业没有订单，工厂不能运作，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人群增多，家庭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减少，就业率降低。内外经济供血不足，经济系统陷入僵局，想要打破僵局，必须刺激内外驱动要素，倒逼国内市场的升级改造。放开地摊经济是一个释放内动力的突破口之一，是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的内在要求，增收入、促消费、保民生、促改革，加快国内需求链的建设，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中国人均年收入为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月均收入大约在1000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引起社会关注。在疫情的爆发下，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第一季度平均失业率为5.8%，失业率上升。随着复工复产的影响，就业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地摊经济就低成本、高流动性、灵活度、见效快的特点成为失业者谋求最后的生计方式。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从宏观经济上看，消费促进了货币流通，促进了商品流通，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有重要作用。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就是鼓励消费与投资，刺激消费，使商品能及时销售，实现社会的再生产。由于配合防控疫情，人们足不出户，压抑住消费的欲望，但疫情过后，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报复性消费，根据消费函数，假设自发消费a在疫情中没有受到影响，总消费主要受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影响，人们停工停业，直接影响收入水平，按照消费函数的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引起内生性收缩，比如由于疫情前景不明朗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和持久收入预期都下降，由于疫情防控客观上无法实现的消费，比如需要现场集聚和线下人际交互才能完成的餐饮、影视等消费活动暂停和大幅收縮，从两个方面共同引起消费需求的大幅减少。成都放开地摊经济解救了10万人的就业，放在全国就是解救了5000万人，背后是5000万人辐射式的消费影响，促进终端零售复苏，是解决民生和消费的内在驱动力。
外在驱动力主要体现在国家领导人的倡议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电商巨头、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进来，围绕供应链和金融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提振地摊经济，为小商小贩们提供更好的经商环境。
4.1.2 下沉市场
中国去掉一二线城市的3.9亿人，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约有10亿人，相当于三个美国的总人口规模，这是中国的下沉市场，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商业业态与消费人口的不断成熟壮大，下沉市场已成为中国消费新热土，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开发高潮。拼多多率先发现这片蓝海，找准被忽视的三四五线市场，快速填补下沉市场追求高性价比的空白，此次因为疫情回归的地摊经济，是各大商业巨头发掘和进攻下沉市场的契机。当前蕴藏在下沉市场之中的巨大消费潜能正在逐步得到释放，诸如廉价流量、新型商业模式、更适合下沉人群的消费品等机会也开始展露出来。国外未来的疫情状况不明朗，购买力下降，商品大量堆积，地摊经济可以作为企业清库存和提高变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拉动出口转内销，以地摊经济为切入点，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完善经济生态体系，促进产业升级。
4.1.3 博弈论
市场上需要有良好稳定的经济发展秩序，政府是决策主体，在资源约束以及政府管理等政策约束下最大化自身目标，目标和官员考核与晋升等因素有关系，例如 GDP 目标、环保目标、就业水平等都可以看成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会为了实现自身的考核目标进行市场管控，而摊贩是非正规就业者，考虑的就是要获得经济收入来维持生计，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两者各有不同的利益落脚点。
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两个决策主体进行博弈，假设城管加强监管，严格执法，驱赶流动摊贩，就能维护城市的卫生形象和稳定社会秩序，但是摊贩的经营利润受损，而且可能受到惩戒，那么摊贩经营者将会失去创造经济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双方表示绝不退让时，矛盾会被激发，出现暴力执法、群体反抗、游街示威等危害社会秩序的极端现象。假设城管放弃监管，摊贩得到最大化收益，生计得到基本保障，然而城市街道变得凌乱不洁，政府的考核结果可能受到影响，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假设城管严格监管摊贩经营，摊贩没有能力反抗，接受城管的驱赶，城市保持良好的形象和稳定的秩序，摊贩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假设城管不监管，摊贩也不出摊经营，整个社会表现出平和的现象，经济利益为零（见表2）。
综上四种情况，都是非合作博弈的表现，双方的决策都是排他的，强调对自己利益最大化地争取，不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无法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如何将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就是在城管和摊贩都表示合作态度时才体现出来，双方研究合作中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使协议的双方都满意，合作机制才开始运作。摊贩在城管划定区域内合法经营，不必担心什么时候逃跑，也赚取稳定的收入，城管制定奖罚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并为摊贩经营提供必要的服务，双方都获利，放大正外部性效应，稳定社会，展示城市的包容性。
4.2 社会因素
成都不算是野蛮生长的城市，更像是“润物细无声”一样感化人心的仙境。在秩序下，流淌着人本主义的无秩序，这种无序体现在自然化、生活化、无序化的市民文化当中，既独特又神秘。从高楼背后那祥和质朴的小店，到麻将声、麻辣味儿，无处不透露出一股悠然自得的生活气息，宁静闲适，追求自由快乐。地摊经济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散漫的、悠闲的，是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服务的媒介，抚慰人心，温暖城市。成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庄子，崇尚遗世独立、逍遥自在，却又不乏为人的骨气，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变化，人要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这是一种接纳事物的态度。成都也有着浓厚古老的都市气息，韵味都在建筑的一砖一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街边摊贩忽远忽近的叫卖声也加以点缀着古城的文化气息。
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沉淀在大理古城可贵独特的古朴和静谧之中，滋养着居民。白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聚居于此，交集着繁荣灿烂的各民族文化，充满了独特的民族情趣，风花雪月、优雅浪漫，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让人依恋、沉醉，蓝天与白云，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的生活波澜不惊，闲情惬意，人们拥有足够的自信。古镇保留着最原始的古朴醇厚，街边摆卖着精致的手工艺品和美食，展示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民族特色，造就了两座旅游城市截然不同的“性格”，地摊经济也因此展现出独有的魅力。 5 旅游城市地攤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建议
5.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文化，激发软经济实力
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大力发展地摊经济，袁如意（2021）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视角下的地摊经济中指出：一座城市是否适宜地摊经济的发展，要从这个城市的定位出发。对于一线旅游城市而言，城市商业环境密集，地摊经济治理难度大，因此更需要因地制宜，与当地的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在相关政策机制的保障下，进一步加强对地摊经济的治理，促进地摊经济良性发展，构建美好和谐的“城市风景线”，带动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将人的体验和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因子融入地摊经济中，凸显人的价值，培育和谐的人文景观，推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充分展现城市的温度和包容度，从而达到宣传城市的效果。
5.2 升级改造地摊经济，发展新型业态，注入新鲜血液
要实现城市高效治理，地摊经济不应仅仅局限于千篇一律的小吃、玩具，还要与电商平台达成合作协议，扩充经营类型。成都作为亚文化和汉服文化的盛行地，可以发掘周边产品，形成商圈;大理作为白族文化的发源地，可以结合当地的民族文化，发展文化的多元性，丰富地摊经济的生态系统。
5.3 融入新时代，融入市场
地摊经济暴露出经济效益低、规模小的弱点，结合新时代特征，借助有利的金融环境，紧跟互联网时代发展的脚步，转变地摊经济的发展方式，有效进入市场，形成良性健康的竞争环境，为地摊经济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5.4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完善管理机制和惩罚机制
以城市先进管理为依托，城市管理者应树立服务思维，实行精细化管理，政府需要监管市场的发展态势，有的放矢，建设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积极主动听取老百姓的需求，不断改进不足之处。
6 结语
中国特色文化旅游城市的地摊经济应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通过与文旅产业结合，打造出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的开放地标商圈，化既有矛盾为潜在动力，在发展地摊经济的同时，打造鲜明的城市名片，提高当地人民对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地摊经济质量，丰富内涵，从而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使地摊经济成为旅游城市中一道美好和谐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王文杰.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角度看地摊经济[J].上海房地，2021（1）：58-62.
任国萍，莫静，张蒙.“地摊经济”与城市治理携手共赢[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1）：128-129.
张行发.打造特色商业街区.发城市消费活力[N].中国旅游报，2021-01-11（3）.
段迪斯，王延徽，赖红丹.湖北恩施州注重地摊新特质打造城市经济多元发展生态[J].民族大家庭，2020（6）：72-73.
李霞.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 [N].成都日报，2020-03-16.
陈乐.八项机制[N].华西都市报，2020-05-29.
张家华，赵荣昌.成都市以新消费为引领提振内需行动方案（2020—2022年）[N].成都日报，2020-06-04.
张辉.城管制度的理性选择——以非对抗博弈论为视角[J].公共管理评论，2012（13）：86-94.
吴万强.博弈论视阈下的城管与摊贩合作困境探析[J].法制博览，2015：286-287.
蒙昱竹，姚旻.“地摊经济”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路径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1）：45-52.
袁如意.疫情防控常态化视角下的地摊经济[J].中国市场，2021（6）：86-87.
王紫薇.疫情之下的地摊经济发展研究[J].现代商业，2021（4）：12-15.
徐施烨.“地摊经济”背景下我国流动摊贩的治理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J].营销界，2020（52）：195-196.
李克强称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http：//www.gov.cn/xinwen/2020-06/01/content5516569.htm.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of Cultural Tourism C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Taking Chengdu and Dali as Exampl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LI Yi
Xinhua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EN Jinlian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treet-stall economy， Chengdu， one of the top ten ancient capitals in China， took the lead in lighting a handful of “fireworks”. It allows civilization as the core and becomes the forerunner of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s a medium-sized tourist city， Dali City has a unique folk culture that has formed a rich street-stall economy. In the current post-pandemic period， the policy encourag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compare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of Chengdu and Dali，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street-stall economy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reet-stall economy in cultural tourism cities.
Keywords： street-stall economy; cultural tourism; policy
关键词：地摊经济;文化旅游;政策
本文索引：李懿，陳锦莲.<变量 2>[J].中国商论，2021（20）：-017.
中图分类号：F7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1）10（b）--05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国人民为配合防控疫情工作，足不出户，停工停产，随着疫情防控战线的拉长，经济问题、社会民生问题日益严峻。2020年，在李克强总理称赞“地摊经济”是“人间烟火”，是中国的生机之后，基于现实的低收入人群和就业情况，政府放开对地摊经济的“捆绑”，随后，地摊经济遍地开花，其中，文化旅游城市展现出蓬勃的活力，通过先天的软经济优势打造特色地摊经济，结合产能结构，调整社会供需关系，从而更好地带动当地相关经济产业的恢复和发展。
在清晰的政策支持引导下，成都市和大理市这两座特色文化旅游城市积极结合自身，因地制宜发展地摊经济。本文从两地现状出发，通过桌面研究、文献调查法、博弈分析法，对成都市和大理市两地不同旅游文化、不同的地摊经济政策及地摊经济对文化旅游城市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探究，为地摊经济在文化旅游城市健康发展提供一点理论参考。
1.2 文献综述
关于地摊经济的研究，国内学者王文杰（2021）在研究中将地摊经济定义为城市以中低收入群体为主体的人群通过在城市街道摆设地摊，以自由贩卖个人劳动和低价商品的形式获取收入的一种低成本商业经济模式。研究表示，地摊经济的存在本身有其合理性，构建良性健康有序的地摊经济可以成为城市的宣传名片，带动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任国萍、莫静、张蒙（2021）在研究中表示，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特色，应尊重其多样性，因地制宜、因城而异，城市治理需要与“地摊经济”深度融合，共荣共生。南开大学张行发（2021）认为开放式商业是城市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对于疫情防控、刺激游客消费、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打造城市名片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段迪斯、王延徽、赖红丹（2020）认为地摊经济正在走向合规合法化的道路，并在研究中提出地摊经济新的业态特征，释放出较经济功能更强的社会文化功能，提出“注重地摊新特质，打造城市经济多元化发展生态”的观点。
在疫情防控之下，地摊经济的复苏，为失业者、农民以及低收入的工薪阶层等底层人民带来了希望，是底层人民脱离城市贫困的出路，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机遇和挑战，如何才能让地摊经济健康持久的存在、发展下去，是应当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地摊经济政策概述
成都市与大理市的地摊经济政策如表1所示。
2.1 成都市地摊经济政策特点
2.1.1 包容性强
允许设置临时占道摊点、允许临街店铺越门经营、允许大型商场开展占道促销，同时坚持柔性执法和审慎包容监管等，开放了上万个越门经营点，设置两万多个流动商贩经营点。持有条件的街道开展夜间特定时段外摆位试点，形成夜间经济生态圈，提高夜间经济活力，继续将以地摊经营为代表的夜间经济做大做强。地摊经济成为非正规就业进入正规就业的跳板，相关政策从摊位数量、区域、业态、服务等维度展示出包容度，让壮大的城市接纳与拉动农村的振兴，加快促进农村脱贫。
2.1.2 后动力强
成都政府在出台放开地摊经济政策后，探查市场反应，接着出台《八项机制》，加强引导设区、明确责任、处置惩戒、容错纠错、榜样示范、择优拓展、安全防护和巡查服务，社会反响强烈，各界人士高呼支持，知识分子为此展开学术讨论，民生大众活跃起来，社会舆论的力量推动地摊经济的开展、腾讯、阿里、美团、京东等互联网巨头纷纷入局地摊经济，发布扶持计划对地摊及小店等进行服务和扶持。各方力量推动地摊经济的合理规范开展，促进良性竞争，稳定社会秩序。
2.1.3 联动效应大
继成都开放地摊经济后，遂宁市、大英县、巴州区、攀枝花市等地纷纷响应，行动迅速，陆续设置临时占道经营区域，新增流动摊位，打造文旅消费聚集区和夜间经济特色街区，扶持各类文旅、餐饮实体店。实行分区治理，引导流动摊位进入集中售卖点，统一服务、统一管理。
2.1.4 文化因子强
成都拥有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明蜀王陵、望江楼、青羊宫等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文优势。成都将经济和文化融为一体，将巴蜀文化渗透在每一个商品上，继续发展以地摊经济为代表的夜间经济，支持有条件的街道开展夜间特定时段外摆位试点，精心打造视听剧苑、文鉴艺廊、晚味去处、风情街区等多元化的夜间经济示范区，展现“蜀风雅韵、大气秀丽、国际时尚”的公园城市夜景形象。地摊经济以内在的生态逻辑和运行规律，在新时代的潮流中，注入新元素，推动实施新消费引领的提振内需行动，促进消费升级。
2.2 大理市地摊经济政策特点
2.2.1 以人为本，合理布局
本着以服务群众、改善民生为着眼点，坚持民间纾困、促进就业、维护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大理市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10月10日，中心城区划定三个区域设置280个临时摊位。在不影响市容环境、消防安全、道路交通和市民生活，且食品卫生达标的前提下，允许临时占道经营，支持店外经营促销，同时引导和帮助农民进点销售自产农产品。按照“以人为本、疏堵结合、合理布局、规范管理”的总体要求，大理市允许早点摊在学校、医院、车站、码头、居民集中区占道经营，摊位摆放必须在规定范围内，经营时段不超过上午10点。为了给周边农户提供服务和帮助，大理市还在洱河北路美登大桥附近及闸门旁边设立两个便民点，供农户在规定时间内售卖自产的农特产品。 2.2.2 细化监管机制、监管部门
为规范管理地摊和夜间市场，大理市建立了摊点摊区准入引导、联合服务管理、商贩摊主清洁卫生责任、商贩摊主“红黑榜”管理、群众投诉现场快速处置、商贩摊主容错纠错、商贩摊区择优拓展、摊区安全防护、责任包保联络、群众监督曝光等机制。城管、市场监管、街道办事处、社区、卫生、治安等部门以及市场管理方、物业管理等部门联合进行管理。
2.2.3 打造品牌效应
打造出国内外知名的具有创新引领作用与浓郁大理民族风情的夜间经济地标商圈，逐步形成以下关城区、大理古城为中心，各县城特色彰显、业态多元、风貌独特、时尚休闲的夜间經济发展格局，打造“大理之夜”品牌。
2.2.4 完善具体保障措施
相关部门指导夜市和地摊管理主体探索制定夜市管理规定和地摊经济管理办法，在登记、设施、区域、标识、时段、卫生等夜市和地摊运营相关方面建立统一管理标准;放宽摆卖管制，在符合环境保护、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城市管理相关规定，不扰民、不影响交通秩序的前提下，对部分路段的夜间经济街区配套进行规范充实;完善夜间经济集聚区及周边动静态交通管理水平，维护夜间和地摊市场经营秩序，依法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施行包容审慎监管和规范管理，推进基础设施配套，提供安全保障，强化政策支持。
3 文化旅游与地摊经济之间的联系
3.1 历史文化渊源
3.1.1 成都
各地政府掀起“地摊经济”热潮，却只有成都能够做到收摊之后不留垃圾，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成都的烟火气与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强大的联系。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道法自然，追求人的发展与自然相协调，追求平衡，关注自我，万物自有道，顺其自然，道家思想是一种融入成都人们骨子里的文化，在万物的变化中，遵循规律，在内在的规律中，发展事物。自觉、尊重、善待，是对自然的态度，也是对人的态度，地摊经济要发展起来，必然要遵循内在的规律，给予宽容的态度。
3.1.2 大理
大理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西南地区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大理地区的集市由来已久，最早的地摊经济——三月街，是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民族传统盛会，也是云南西部古老而繁荣的贸易集市。每到会期，全州各县市的各族人民，身着民族节日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开展丰富多彩的民族文艺体育活动。全国各地和国外的客商也从天南海北云集而来，进行物资交易、文化交流等活动。集市上的商贩以摆地摊的形式开展商品贸易，可以说大理市的地摊经济是在时代变迁和经济社会发展下对乡村集市在城市范围内的延续和发展，正是和当地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才使这种“地摊经济”得以延续至今。
3.2 相辅相成
成都夜晚的繁荣程度，一直处于全国一流水准，一年四季的夜间灯火通明，是发展地摊经济的优选地。成都夜间经济迎来全面升级，深度结合文创、文博、艺术、商业等新兴业态，让古蜀文化传承与现代时尚潮流在“夜成都”中相融共生。“夜游锦江”项目贯穿了天府熊猫塔、太古里、九眼桥等特色点位，打造成都夜间生活美学沉浸式体验新场景。成熟的夜间经济能够引导地摊经济发掘本地特色，融入当地文化元素，营造出独特的城市街头文化，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风景线，并且地摊经济能反作用于夜间经济，促进夜间经济文化品牌的打造，带动旅游业的发展。
大理作为旅游城市在我国西南边陲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随着大理市旅游业的发展，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有着浓郁大理民族风情的地摊在大理古城迅速发展，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带动了旅游经济的发展。地摊经济在大理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在民族节日以及民俗文化的基础上，大理有着独特的地摊经济文化，在旅游文化的推动下，大理市衍生出了丰富的、现代化的地摊经济，成为文艺青年的打卡胜地。
文旅产业是解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生活品质等既有矛盾的最佳手段。成都和大理这两个旅游城市都着力于结合自身优势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夜间经济地标商圈，地摊经济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文化旅游可以带动地摊经济的发展，同时地摊经济的发展也能够展现城市文化、传播文化。
3.3 矛盾冲突
3.3.1 地摊经济与城市文明建设及进步的矛盾
地摊经济作为非正规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能够增加就业岗位、促进民生，改善疫情防控下给中国经济造成的短期冲击，但在发展过程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环境卫生脏乱差、食品安全、堵塞交通、产品质量等，特别是在旅游城市中尤为明显。旅游城市为了提高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知名度，积极创建文明城市和卫生城市，为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地摊经济遭到打击，大多城市选择取缔地摊经济，地摊经济的存在与城市文明建设及进步由此产生了矛盾。
3.3.2 地摊经济是城市治理的机遇也是挑战
地摊经济流动性大，由于具有灵活性、临时性、低成本的特征，使得管理具有复杂性，对城市治理而言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机遇体现在地摊经济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非正规经济，不仅为城市增加烟火气，还是补充内需，推动宏观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将城市准确定位与地摊经济结合，创新发展地摊经济，将其合法化，能够有效推动地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挑战体现在政府的治理水平上，如果说因地制宜、精准定位是地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那么城市治理能力的提升就是地摊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强有力的保证，只有抓住这个机遇，有对策有针对性的积极应对挑战，将既有矛盾有效化解，才能最大化发挥城市的商业效应，使地摊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4 影响文化旅游城市地摊经济的因素
4.1 经济因素
4.1.1 内外经济驱动力的作用
此次疫情爆发，国内经济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餐饮、娱乐、商铺零售等行业受到波及和打击，旅游业也受到较大冲击，许多经营者面临破产，从业人员面临失业。全球疫情导致国外大量消费品需求降低，重创国内制造业，企业没有订单，工厂不能运作，大批工人下岗，失业人群增多，家庭收入减少，消费需求减少，就业率降低。内外经济供血不足，经济系统陷入僵局，想要打破僵局，必须刺激内外驱动要素，倒逼国内市场的升级改造。放开地摊经济是一个释放内动力的突破口之一，是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的内在要求，增收入、促消费、保民生、促改革，加快国内需求链的建设，提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 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5月，中国人均年收入为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月均收入大约在1000元，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需求引起社会关注。在疫情的爆发下，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第一季度平均失业率为5.8%，失业率上升。随着复工复产的影响，就业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地摊经济就低成本、高流动性、灵活度、见效快的特点成为失业者谋求最后的生计方式。
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也是最后一个环节。从宏观经济上看，消费促进了货币流通，促进了商品流通，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有重要作用。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就是鼓励消费与投资，刺激消费，使商品能及时销售，实现社会的再生产。由于配合防控疫情，人们足不出户，压抑住消费的欲望，但疫情过后，市场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报复性消费，根据消费函数，假设自发消费a在疫情中没有受到影响，总消费主要受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影响，人们停工停业，直接影响收入水平，按照消费函数的参数和变量的变化引起内生性收缩，比如由于疫情前景不明朗导致边际消费倾向和持久收入预期都下降，由于疫情防控客观上无法实现的消费，比如需要现场集聚和线下人际交互才能完成的餐饮、影视等消费活动暂停和大幅收縮，从两个方面共同引起消费需求的大幅减少。成都放开地摊经济解救了10万人的就业，放在全国就是解救了5000万人，背后是5000万人辐射式的消费影响，促进终端零售复苏，是解决民生和消费的内在驱动力。
外在驱动力主要体现在国家领导人的倡议及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电商巨头、互联网企业积极参与进来，围绕供应链和金融推出了一系列政策，提振地摊经济，为小商小贩们提供更好的经商环境。
4.1.2 下沉市场
中国去掉一二线城市的3.9亿人，三线以下城市及农村地区约有10亿人，相当于三个美国的总人口规模，这是中国的下沉市场，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商业业态与消费人口的不断成熟壮大，下沉市场已成为中国消费新热土，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开发高潮。拼多多率先发现这片蓝海，找准被忽视的三四五线市场，快速填补下沉市场追求高性价比的空白，此次因为疫情回归的地摊经济，是各大商业巨头发掘和进攻下沉市场的契机。当前蕴藏在下沉市场之中的巨大消费潜能正在逐步得到释放，诸如廉价流量、新型商业模式、更适合下沉人群的消费品等机会也开始展露出来。国外未来的疫情状况不明朗，购买力下降，商品大量堆积，地摊经济可以作为企业清库存和提高变现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拉动出口转内销，以地摊经济为切入点，企业利用数字化技术发展和完善经济生态体系，促进产业升级。
4.1.3 博弈论
市场上需要有良好稳定的经济发展秩序，政府是决策主体，在资源约束以及政府管理等政策约束下最大化自身目标，目标和官员考核与晋升等因素有关系，例如 GDP 目标、环保目标、就业水平等都可以看成是政府的目标函数。政府会为了实现自身的考核目标进行市场管控，而摊贩是非正规就业者，考虑的就是要获得经济收入来维持生计，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最大化，两者各有不同的利益落脚点。
在不完全信息的前提下，两个决策主体进行博弈，假设城管加强监管，严格执法，驱赶流动摊贩，就能维护城市的卫生形象和稳定社会秩序，但是摊贩的经营利润受损，而且可能受到惩戒，那么摊贩经营者将会失去创造经济利润最大化的机会，双方表示绝不退让时，矛盾会被激发，出现暴力执法、群体反抗、游街示威等危害社会秩序的极端现象。假设城管放弃监管，摊贩得到最大化收益，生计得到基本保障，然而城市街道变得凌乱不洁，政府的考核结果可能受到影响，政府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假设城管严格监管摊贩经营，摊贩没有能力反抗，接受城管的驱赶，城市保持良好的形象和稳定的秩序，摊贩没有获得任何收益;假设城管不监管，摊贩也不出摊经营，整个社会表现出平和的现象，经济利益为零（见表2）。
综上四种情况，都是非合作博弈的表现，双方的决策都是排他的，强调对自己利益最大化地争取，不考虑其他参与者的利益，无法达成一个对各方都有约束力的协议。如何将非合作博弈转化为合作博弈，就是在城管和摊贩都表示合作态度时才体现出来，双方研究合作中如何分配利益的问题，使协议的双方都满意，合作机制才开始运作。摊贩在城管划定区域内合法经营，不必担心什么时候逃跑，也赚取稳定的收入，城管制定奖罚机制，完善管理制度，并为摊贩经营提供必要的服务，双方都获利，放大正外部性效应，稳定社会，展示城市的包容性。
4.2 社会因素
成都不算是野蛮生长的城市，更像是“润物细无声”一样感化人心的仙境。在秩序下，流淌着人本主义的无秩序，这种无序体现在自然化、生活化、无序化的市民文化当中，既独特又神秘。从高楼背后那祥和质朴的小店，到麻将声、麻辣味儿，无处不透露出一股悠然自得的生活气息，宁静闲适，追求自由快乐。地摊经济对于当地人来说，是散漫的、悠闲的，是增加人与人之间沟通服务的媒介，抚慰人心，温暖城市。成都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庄子，崇尚遗世独立、逍遥自在，却又不乏为人的骨气，一切事物都有它自己的变化，人要尊重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这是一种接纳事物的态度。成都也有着浓厚古老的都市气息，韵味都在建筑的一砖一瓦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街边摊贩忽远忽近的叫卖声也加以点缀着古城的文化气息。
大理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沉淀在大理古城可贵独特的古朴和静谧之中，滋养着居民。白族人与其他少数民族聚居于此，交集着繁荣灿烂的各民族文化，充满了独特的民族情趣，风花雪月、优雅浪漫，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让人依恋、沉醉，蓝天与白云，交相辉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们的生活波澜不惊，闲情惬意，人们拥有足够的自信。古镇保留着最原始的古朴醇厚，街边摆卖着精致的手工艺品和美食，展示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不同的生活习性，不同的民族特色，造就了两座旅游城市截然不同的“性格”，地摊经济也因此展现出独有的魅力。 5 旅游城市地攤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建议
5.1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文化，激发软经济实力
并非所有城市都适合大力发展地摊经济，袁如意（2021）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视角下的地摊经济中指出：一座城市是否适宜地摊经济的发展，要从这个城市的定位出发。对于一线旅游城市而言，城市商业环境密集，地摊经济治理难度大，因此更需要因地制宜，与当地的旅游资源有机结合，在相关政策机制的保障下，进一步加强对地摊经济的治理，促进地摊经济良性发展，构建美好和谐的“城市风景线”，带动城市旅游经济的发展。将人的体验和当地具有特色的文化因子融入地摊经济中，凸显人的价值，培育和谐的人文景观，推动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充分展现城市的温度和包容度，从而达到宣传城市的效果。
5.2 升级改造地摊经济，发展新型业态，注入新鲜血液
要实现城市高效治理，地摊经济不应仅仅局限于千篇一律的小吃、玩具，还要与电商平台达成合作协议，扩充经营类型。成都作为亚文化和汉服文化的盛行地，可以发掘周边产品，形成商圈;大理作为白族文化的发源地，可以结合当地的民族文化，发展文化的多元性，丰富地摊经济的生态系统。
5.3 融入新时代，融入市场
地摊经济暴露出经济效益低、规模小的弱点，结合新时代特征，借助有利的金融环境，紧跟互联网时代发展的脚步，转变地摊经济的发展方式，有效进入市场，形成良性健康的竞争环境，为地摊经济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
5.4 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完善管理机制和惩罚机制
以城市先进管理为依托，城市管理者应树立服务思维，实行精细化管理，政府需要监管市场的发展态势，有的放矢，建设完善监督管理体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积极主动听取老百姓的需求，不断改进不足之处。
6 结语
中国特色文化旅游城市的地摊经济应结合当地的文化特色因地制宜的发展，通过与文旅产业结合，打造出具有创新引领作用的开放地标商圈，化既有矛盾为潜在动力，在发展地摊经济的同时，打造鲜明的城市名片，提高当地人民对文化的认同感，提高地摊经济质量，丰富内涵，从而带动旅游业的发展，使地摊经济成为旅游城市中一道美好和谐的风景线。
参考文献
王文杰.从城市公共空间治理的角度看地摊经济[J].上海房地，2021（1）：58-62.
任国萍，莫静，张蒙.“地摊经济”与城市治理携手共赢[J].现代营销（下旬刊），2021（1）：128-129.
张行发.打造特色商业街区.发城市消费活力[N].中国旅游报，2021-01-11（3）.
段迪斯，王延徽，赖红丹.湖北恩施州注重地摊新特质打造城市经济多元发展生态[J].民族大家庭，2020（6）：72-73.
李霞.成都市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统筹疫情防控助力经济发展措施 [N].成都日报，2020-03-16.
陈乐.八项机制[N].华西都市报，2020-05-29.
张家华，赵荣昌.成都市以新消费为引领提振内需行动方案（2020—2022年）[N].成都日报，2020-06-04.
张辉.城管制度的理性选择——以非对抗博弈论为视角[J].公共管理评论，2012（13）：86-94.
吴万强.博弈论视阈下的城管与摊贩合作困境探析[J].法制博览，2015：286-287.
蒙昱竹，姚旻.“地摊经济”的理论逻辑与中国路径选择[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1）：45-52.
袁如意.疫情防控常态化视角下的地摊经济[J].中国市场，2021（6）：86-87.
王紫薇.疫情之下的地摊经济发展研究[J].现代商业，2021（4）：12-15.
徐施烨.“地摊经济”背景下我国流动摊贩的治理研究——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J].营销界，2020（52）：195-196.
李克强称赞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http：//www.gov.cn/xinwen/2020-06/01/content5516569.htm.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of Cultural Tourism Cit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Taking Chengdu and Dali as Examples
Tianj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LI Yi
Xinhua College， Sun Yat-sen University CHEN Jinlian
Abstract： Affected by the COVID-19， in the post-pandemic period， under the condition of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to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treet-stall economy， Chengdu， one of the top ten ancient capitals in China， took the lead in lighting a handful of “fireworks”. It allows civilization as the core and becomes the forerunner of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in the new era; as a medium-sized tourist city， Dali City has a unique folk culture that has formed a rich street-stall economy. In the current post-pandemic period， the policy encourag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This article will compare the street-stall economy of Chengdu and Dali，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problems of street-stall economy in large and medium-sized tourism cities in China， and explo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treet-stall economy in cultural tourism cities.
Keywords： street-stall economy; cultural tourism;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