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界对小说思想性的重视，贯穿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进程，同时，源于具体历史阶段的文学现实与观念生产的不同，相关思想性的阐述又存在着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文学的思想性以及思想标准的直接源头，可上溯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勃夫、别林斯基这三大批评家创设的文艺观念体系里，而更早的渊源则是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1]曾被恩格斯称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他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这一观点，后来在给拉萨尔的信件中再次强化了这一观点的普适性，同时也强调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的统一性问题。那么何谓美学的观点？即马克思提及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这一命题，至于历史的观点，则对应了作品揭示出的客观真实性、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要求这三个方面。后来，恩格斯又以“三融合说”进一步呈现了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融合的结果，三融合说具体表述为“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以及莎士比亚戏剧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融合”[2]。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美学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在历史实践中逐步被转换为思想性、艺术性这两大文学批评的准则，俄国的三位批评家完善了思想性、艺术性两大标准的具体内容，尤其是别林斯基，建树甚丰，既有概念、命题的清晰阐发，也有优秀批评家的活力生机。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论成为主导性的文学理论，十七年时期，在特殊国情和特殊文情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并重逐渐倾斜化，艺术性标准旁落，而思想性标准凸显，并逐渐让渡到政治化标准的确立，且由高度的政治化逼近政治美学化的境地。这一失衡的状态在新时期开启后方得以调整，一方面，艺术性标准得以回归，另一方面，思想性标准被政治标准替代的局面也得到改观。在回归常识和回归文学本位的语境中，文艺批评的思想性标准开花分枝，艺术真实、主体性、性格组合论、典型理论等具备批判性反思的理论命题开始涌现，并一直影响至今。
　　在新时期文学中，军旅题材一直作为重要的题材类型与时代同行，军旅小说与军事题材电影、电视剧因个别作品的辐射力一度成为社会的聚焦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李存葆的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以及根据这一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21世纪初期的电影《集结号》（2007年），电视剧《亮剑》（2005），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媒介语境的转换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一部小说产生轰动效应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军旅小说同样遭遇困境。以上面所举的影视作品为例，《集结号》《亮剑》（小说原著分别为杨金远的《官司》、都梁的《亮剑》）皆改编自小说原著，从结果来看，影视剧可谓风行天下，而小说原著至今依然默默无闻。因此，并不是因为当下的小说作家的专业素养注水或者被稀释了，根本原因在于文学业已退出了社会大众的话语场域。如果将新时期以来的四十年划分为三个时间段，其基本图式如下：文学的黄金时代——市场经济兴起文学边缘化——21世纪大众文化兴起。军旅题材小说也随之发生转换，一个总体的趋势则是，有一个从主题强化到个性化塑造的转变趋势。然而，变化中又潜藏着不变的内容，军旅题材作为特殊的题材领域，无论是在创作环节还是在批评环节，对思想性的重视都是一贯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家主义（忠诚、责任、荣誉）与民族精神则是当代中国军旅文学的灵魂，也是思想性追求的主体内容。对家国情怀的强调，与军旅文学的意识形态特质及军旅文学自身的品质密切相关，历史感和崇高感构成了军旅创作的“主题先行”的内容。从“十七年”到“新时期”，及至新世纪，无论是对“革命历史”的史诗式建构，对当代战争的反思意味的书寫，还是对和平时期军营现实问题的深刻剖析，军旅文学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核心部分，建构起了崇高、壮丽的美学风格和张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精神传统。
　　21世纪之后，军旅小说的创作按照朱向前在《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传统》一文中的说法进入“双重回归”期，即“一是回归长篇小说叙事性文体本源，开始注重故事性和形式探索；二是回归文学对象的生命伦理和生活本体，开始关照复杂人性和个人命运，重视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前者，注重个人化写作、自由地虚构、强调叙事及叙事主体自身的意义等等，标示着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觉醒和文体观念的自觉；后者，开始关注军人的个人命运和个体经验，在历史、战争和现实层面探寻更为广阔的人性空间和精神存在。”[3]不管时代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对于军旅题材小说来说，仍然面临如何写军人、如何写人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个侧面之间有矛盾也有统一。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就是如何解决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矛盾问题。屠格涅夫指出：“如果被描写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期来说，是最具体的个人，那就是典型。”[4]军旅小说中的人物很容易抽象化，但成功的军旅小说中的具体个人无一不是血肉丰满，而且不仅仅是主人公立体而真实，里面的人物群像皆个性分明。总的来说，作家不能因为题材的特殊性，就消弭掉小说的本体功能，每一种社会身份之下，皆藏匿着深刻的人性，只有以“人物”为中心，才能够解决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矛盾。
　　河南是个农业大省，改革开放之前，对于数量庞大的乡村青年而言，参军恐怕是改变人生命运、见识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因此，在当代作家谱系之中，50后、60后这两代作家群体中，河南籍的军旅作家为数众多，且成绩斐然。周大新、阎连科、柳建伟、朱秀海等作家，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忠实》的作者赵俊杰与之相似，作为20世纪60年代生人，在云南边防戎装多年，后转业回地方。军中经历，磨砺并塑造了其个人的意志品质，更重要的是在青年阶段形成了典型的军人式的价值观，重集体、重家国而轻个人。虽然不能以“武死战、文死谏”加以概括，但那种特别的理想主义自然会浸染入他笔下的文字之中。《忠实》作为他的一部中篇小说集，计收录三个中篇，三篇作品时间跨度较大。《边城疑案》以军营刑事案件为切入点，触及建国初期云南边防某地敌我之间的暗战；《兄弟》的时代背景则进入改革开放前后，主要处理军营的管理和不同民族战士之间的磨合问题；《钟实》则以一位拥有转业军人身份的县纪委书记的视角，道出了他的反贪腐的惊险历程，这部小说指涉的生活内容，距离当下非常近，甚至可以说就是书写当下。三篇作品中，最后一个中篇《钟实》虽然脱离了具体的军营背景，但因为主人公特殊的意志品质，依然可以将其视作军旅题材的延伸。 　　比较而言，三篇作品中，因为前两篇直接触及军营生活，因此，皆有着稳固的主题设定。对于《边城疑案》而言，则是在白热化的敌我斗争中，凸显我方指挥员的勇气与谋略，对于读者而言，牌底是明面化的，大家关注的是斗争过程中的斗智斗勇，是对抗性力量的起伏沉落。关于《兄弟》这部中篇，其故事情节的最后走向，读者也有相应的预判，只不过，过程已然由敌我之间的抗衡转向人民内部的矛盾纷争。源于冲突性质的不同，这部小说将更多的目光倾注在军营的日常生活中，而作为加码的戏剧性要素则是少数民族战士语言和行动的特异性，作为外溢性力量，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军营的纪律和意志品质上。虽然，上面两部作品在追求宏大叙事上是一致的，但在大的处理方式上则花开两枝。《边城疑案》的基本处理类似谍战剧本，不仅主题被设定，连人物也是角色化的，包括故事情节的走向，还有故事背景的场景置换，皆有着剧情化的特点。当然，舞台化有利于改编，但对于小说而言，缺乏必要的张力。《兄弟》则与之不同，人物和故事，有着诸多偶发性的要素，每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皆会涌现一条幽径，如此，作家的自由度就得以施展，为作品留下意在言外的空间。《钟实》的主题则与上述两部作品有所不同，这部作品直击现实生活，主人公处于漩涡之中，他和各方力量形成博弈、制衡、对抗的多种关系，因此，很难以特定的主题加以预设。就像任长霞牺牲于公安局局长的岗位之上一样，不是所有的反贪腐和扫黑行动皆必然走向胜利的。作为一部现实题材的中篇小说，这部作品处理的对象不是对立双方的力量抗衡，而是多种力量在现实场域的博弈。除了主人公之外，这部作品中对县委书记的刻画还是很成功的，他的模糊与摇摆，他的坚定与大局观，对立统一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呈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汪曾祺先生曾经说过，写小说就是写语言；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家刘庆邦则认为，写小说就是写细节。他们的主张各有自己的出发点，但是从一个普遍性的角度出发，写小说，基础点位还是写人物。撇开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小说不说，从明清的白话小说发展到今天，写小说就是写人物的脉络始终未变，这也是汉语小说的独特性所在。那么，怎么写人物？简单来说，就是贴着人物来写，性别、年龄、家庭环境、族群、饮食、地方性、时代背景、文化教育、交往圈子等等，都是要考虑的要素，如此，人物的言行和心理方面的刻画才能趋近别林斯基言及的“熟悉的陌生人”。以此反观赵俊杰的创作，在贴着人物來写这方面，需要做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人物的心理活动要剔除作家自我的代入，比如，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处理，也要做到“人皆有其声口，人皆有其形状”。总的来说，只要小说中的人物站立起来，如同托尔斯泰的夫子自道，他会自行奔跑，带着作家的笔触向前运动，这样的人物，对于读者而言，必然有着内在的爆发性力量。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57.
　　[2]恩格斯.致斐·拉萨尔[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1.
　　[3]朱向前，傅逸尘.当代军旅文学的精神传统[J].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信息，2009（05）.
　　[4]译文[J].195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