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一直都是票房毒药,只要想到与历史、战争有关的电影,难免就会认为乏味,好像是条件反射。但是近日上映和引起了巨大轰动的两部电影,都涉及到一个德国人——约翰·拉贝,这个德国人在南京大屠杀时拯救25万中国人的事迹再次震撼了国人。在商业大片泛滥的时代,战争、历史题材电影的出现振奋人心,张艺谋也将拍摄《金陵十三钗》。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抹不去的伤痛,在生灵涂炭的年代拯救国人的国际友人成为中国电影新热点。
　　
　　还原拉贝
　　
　　
　　在《南京!南京!》中的拉贝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但实际上,他在56岁时回国,怎么会是老态龙钟的形象?拉贝在南京为中国人所做的一切被一笔带过,电影站在日本军人的角度思考这次战争,对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英雄轻描淡写,在整部电影中浓墨重彩的是拉贝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何努力,拉贝只是徒有其名,无疑对拉贝的功劳是一种埋没。
　　在《拉贝日记》中约翰·拉贝是一个热爱中国的德国人,但是实际上他在中国20多年都不会讲中文,他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对中国人的拯救不是出于民族的利益,而是在战争面前人性的表现。
　　《南京!南京!》掩盖了拉贝的功劳,《拉贝日记》又把人物的光辉扩大化,并且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细节化处理,那么真实的拉贝是怎么样的呢?
　　
　　纳粹的身份
　　
　　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的约翰·拉贝,在20年代就已经加入了纳粹党的前身德国社会工人党,在纳粹分子中属于元老级的人物,一度很受尊敬。他于1908年就来到了中国,1919年甚至还数次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驱逐,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也对德宣战,而他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商务代表的身份则异常尴尬,才被迫回国休整。被遣返回国的第二年,拉贝回到中国,打着某中国外资公司高级顾问的名义做着掩护,直至西门子洋行中国总部在上海获准正式开张。这段时间他受到重点监视,怀疑他多次来访中国有着其他的隐藏目的,到国民政府在南京扎根并认可了西门子公司在华的权益之后,他才告别了“黑名单”,不再是“行迹特殊的人”。
　　拉贝与大多从事情报工作的机构以及要员们都有着极为特别的关系,除了军界人员之外,还经常接洽德国驻南京的军事顾问团要员,以及以纳粹党徒身份潜入日本军界的远东第一间谍佐尔格。日本人在历史书上给他扣了个纳粹间谍的帽子。
　　也正是这些复杂的身份与经历,才使得拉贝的日记以及保护下来的大量南京大屠杀的资料被莫名质疑,很多文字资料都没有得到更高的重视。原因在于,日本人在国际法庭辩称:“一个纳粹党徒的话,毫无说服力,不该被公信。”
　　
　　救世主再现
　　
　　1937年的冬天,国民政府败退并撤离,南京宣告沦陷。一时间,大量的日本军队蜂拥至南京城内,开始了疯狂的烧杀抢掠,顷刻间,南京城尸横遍野。
　　拉贝是在南京沦陷前匆匆从秦皇岛结束休假赶回南京。很多人认为跑都来不及呢,回去趟这个浑水干什么。但拉贝认为,自己在中国生存了几十年,这个国家的命运与自己已经无法再分割,没理由在这种时候充当一个外籍身份的懦夫,所以,他坚持留下。在日本飞机整天疯狂轰炸南京城内每一处目标时,大量平民丧失了庇护。拉贝偶然间发现,西门子公司一直所悬挂着的纳粹党旗能够起到保护作用,他当即打开公司大门让街上的上千百姓涌入,在纳粹旗下保全了性命。
　　在拉贝以德国纳粹党员以及多重政治身份的威慑下,他逼原本对安全区实行运输封锁的日军开闸放行,让粮食与药品能成功运抵,拯救数十万人的性命。而且,他自己带头捐出存款,与众人一起凑钱去向军队套购高价军粮,以保证更多的人不被饿死、冻死。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拉贝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糖尿病每天都发作,几乎打光了所有的胰岛素。他说,如果上帝非要结束他的生命的话,那务必先拯救下这难民营中仍在苦苦挣扎的20多万无辜百姓。
　　拉贝在南京的家中,密密麻麻地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而他则自己掏钱养活了他们,让每人都能在这个死亡了的城市里尽情咀嚼着生命的味道。他的行为是无私的,也是伟大的,他被人们亲切地称呼为“洋菩萨”,他成了这个无比黑暗的城市里最后一盏仍旧燃亮着的明灯。
　　在1937年底至1938年初那段血腥恐怖的日子里,拉贝为了救护中国难民而日夜奔忙,竭尽心力,两次累得昏倒。他的一些事迹并没有在日记中记载,如他带着助手冒着生命的危险跑遍南京街头,用照相机拍摄下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也搜集到了大量的屠城血证,并在1937年12月26日时,将这些重要的资料交到了德国驻日大使馆情报分析员佐尔格的手上,希望能够通过他的关系将这些文件交给德国政府高层以及日本朝野,以求得重视,对这种残酷的暴行予以制止。虽然,他的目的并没有达成,无论是德国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对此不屑一顾,但是身为苏联秘密特工的佐尔格还是将这些资料复制了几份,交给了德国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以及苏联政府。
　　
　　凄惨的晚年
　　
　　1938年2月份,拉贝的糖尿病已经开始恶化,而且,由于拉贝对日军的不断施压,以及他对日本暴行的不断指责与控诉,激怒了日本军界的要员们,强行要把他驱逐出南京。德国政府在接到日本方面的通报后,决定召回拉贝,进行质讯。拉贝最终将难民营托付给马洛、沃特琳等十几位外国人士,安排妥当后便回了国。
　　在回国之后的不久,拉贝被党部的人调查,并封锁了他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而拉贝没有接受警告,陆续在德国汉堡、墓尼黑、汉诺威等市多次发表演讲作了数场关于日本人残酷非人的战争行径的报告,在遭到军警驱逐后仍旧坚持抗争,因而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在确认无太多罪名可立之后,他又在家中被软禁,被特工监视。后来,拉贝被捕的事件影响逐渐扩大化,纳粹分子将他列到了黑名单之上,随时可能被秘密处决,拉贝没有屈服,反而是一再抗争,不断地喊着要回中国,回南京。
　　在纳粹政府被推翻之后,拉贝也没有因此而重获自由,居然又因自己的纳粹党元老的身份被逮捕,重新被投入监狱。借助来自中国方面的担保信件以及大量的证据,拉贝被暂时释放,但仍被列为重点观察对象。万万没有想到,在英国方面拘禁并审查他之后,苏联方面又再度把他丢进监狱,在最后一次离开监狱之前,拉贝的糖尿病已经严重到了极为危机的地步,随时会终结他的生命,也正是因此他才会被释放。但他入狱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还是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捐款热潮,人们倾囊相助凑齐了几千美元,才将他赎出监狱,恢复了半自由的身份。
　　拉贝的晚年十分凄凉。在1950年,也就是抗战胜利的第五个年头他就逝世了。当时无人知晓,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他的墓碑上也仅书写下“一个好人,一个不屈的人,约翰·拉贝”。他所做的、所写的、所成就的,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部分,但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英雄。(摘自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