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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比较黄牧甫和邓石如的身世、家世渊源、交游幕府活动、子辈继承 等情况，揭示他们形成流派印风的原因和影响的异同点，以期在今后的实践中，不盲从而是根据需要来汲取营养。
关键词：黄牧甫 邓石如 印风 成因 影响比较
在明清时期是安徽书坛空前繁荣之际，徽州大地前后涌现出詹景凤、程瑶田、姚鼐、梁巘等书法名家；篆刻则以“徽派”为代表比肩“浙派”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要论同时兼擅两门艺术的大家当数邓石如和黄牧甫。邓石如擅篆隶，解决了篆书的笔法问题，也是清代书坛碑派创作第一杆大旗，他的篆刻提倡“印外求印”，影响了吴让之、赵之谦等人；黄牧甫在篆刻上的贡献是践行了邓石如的“印外求印”思想，广泛搜求各种文字入印，并在“以吉金文字入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本文试将二人作一比较，从他们身上找出异同之处，以揭示二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一、身世飘零
黄牧甫生长在一个动乱的年代，14岁时，由于太平军运动破坏了原本安宁的生活，不久父母又相继去世，为了生计，他被迫离开了家乡到南昌讨生活，此后奔波于南昌、广州、北京等地。
邓石如幼年时即处于“家贫甚，酸甜苦辣，无不备尝”的境地，21岁又遭丧妻，32岁左右代父到寿县教书，从此游踪遍处（时常往来于南京、扬州等地，也在北京、武昌等地有过停留），回到家乡的时间少之又少。
无情的生活让他们备尝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去又使他们的精神深受打击。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书法、篆刻，并且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寄情于此、努力钻研，既能排解心中的郁结又能以此为生，最终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钟爱的艺术天地中取得巨大成就，留名书史、印坛。
二、家世渊源
黄牧甫的父亲黄仲和擅长篆学，乔大壮《黄先生传》有云：“……尤精许氏学，先生幼受庭训旁及篆刻。”1这种家庭环境对他日后的艺术道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邓石如的父亲邓一枝善诗文、工书画，更擅刻石、史籀之学。
由于家境困窘两人都没有像同时代的文人那样有一个安稳的读书环境，都是从父辈那里接受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取代了学校教育并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二人后期都是靠自学、交游吸取营养，都没有拜在同时代哪位名家门下，只能通过刻苦学习，以古人为师开创新法。如黄牧甫在其所刻“同听秋声馆印”朱文印边款中说自己的篆刻“无所师承”，但是他在治印道路上一直师法浙派、晥派并上溯秦汉、魏晋……无所不包、无所不学，尤其是在以“吉金文字入印”这一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斐然，“是继赵之谦之后，入印文字最为丰赡的一位篆刻大师”2。邓石如也有一方印“我书臆造本无法”，旨在强调他个人的学习能力而非真的无所师从：他的篆隶书广泛学习秦汉碑版，先后八年在南京梅家日夜抚习历代碑刻拓本，这给他日后的书艺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交游、幕府活动的影响
两人在外游历多年都曾在壮年时有过入幕入世的活动，最终都没有通过入幕而入仕，但此一经历却对他们日后的从艺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邓石如一生遇见的贵人很多，如曹文埴、梁巘、程瑶田等人，他们不仅为其宣传书名，曹文埴还介绍邓石如去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幕府，然而邓石如性格耿直，因看不惯一些人的阿谀奉承，虽在毕沅幕府三年却没交得几个真心朋友，能在日后的书艺发展道路上给予帮助的就更没有几人了。邓石如交往的友人中有擅篆隶书的、也有不少从事碑派书法与篆隶字学研究的，他们或许对邓石如的篆隶书探索、“印外求印”提供某些帮助，这些只能是推断，到目前仍没有看到这些人对他是否产生过直接影响、有多少影响的资料。
而黄牧甫的游幕经历对他的印学思想产生了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长善将军与志锐太史举荐黄牧甫到北京国子监学习金石学，在北京的三年学习，使他系统地学习金石学知识的同时也让他明确了在印学求索方面的目标。当时同在国子监的金石学名家有盛昱、王懿荣、吴大澂等，正是他们的影响，才使黄牧甫逐渐形成“印宗秦汉”“印外求印”的指导思想。
黄牧甫在南昌又得到江西学政汪鸣銮的赏识，由于汪氏的绍介他得以到广州吴大澂幕府参与编订《十六金符斋印存》、编辑《续说文古籀补》，后来又在湖广总督、著名金石学家端方幕府编著《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目》。这些金石学图书不仅开阔了黄牧甫的视野，也成为了他篆刻创作中直接师法的对象，他在边款中常常交代某字出自某处，如“十唐经斋”朱文印（图1）中“经”字有些“怪异”，他即在边款中指出“‘经’字出自齐《陈曼簠》”3，直接为他人释疑，可见他对待篆刻的态度之严谨。吴大澂调离湖南巡抚后，黄牧甫又协助著名学者梁鼎芬在广州广雅书院刊校经史书籍。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开辟新的印风提供了深厚的学养基础。
四、子辈继承
邓传密与黄少牧书法、篆刻都能“秉父风，然不能有所研扩矣”4，主要原因应在于父辈都为生计所累，而又不愿入仕只能以“末伎游食”，因此出于喜爱与生计的双重需求他们（黄牧甫、邓石如）不得不在宗法古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卖艺为生。邓传密与黄少牧因为生存已不是问题，在学习的动力方面自然不如父辈，他们更看重的可能是怎样在当时那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让更多的人了解父辈的艺术成就，因此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他们推扬父辈艺名的一些佳话。邓石如之子邓传密一边继承乃父衣钵一边收集邓石如作品，从事交游活动也一直是大力地宣传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黄牧甫之子黄少牧多年致力于为黄牧甫辑录印谱并付诸影印之事。5
五、都形成流派印风，影响了一大批后来者
秦汉印章皆由专门机构或凿或铸刻来完成，文字是由当时名家书写，还是由机构中的文职官员来书写已不得而知。文人参与篆刻的最早记录是北宋时期的米元章，他曾将印面篆书写好，再由工匠完成，“篆”与“刻”分工明确。直到明代文彭发现冻石，亲自实践并大力推广之后，篆刻才成为文人的案头之物。早在明代朱简就已提出“笔意表现论”，但是他的实践没有完全成功，也即所谓的眼高手低。邓石如一直秉行“印从书出”思想，做到了书法与印章的统一。吴让之评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6正如邓石如书法冲破帖学笼罩书坛的局面，成为清代书坛碑派书法第一作手一样，他虽生在徽皖大地、游踪常往来于歙县、扬州、南京等地，所到之地主要是“徽派”与“浙派”印风笼罩地域，却能不囿于成法，而能自出新意，不得不归结于他个人具有的开拓创新意识。他所开创的“邓派”印风对后世影响很大，继承邓氏印风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印人：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人都受他的影响，他们的篆刻作品都明显地带有以刀法来表现笔意的思想。尤其吴昌硕的书法来自《石鼓文》，同时又把这种对《石鼓文》的解读入印，使他的书法与篆刻同宗同源难舍难分。 黄牧甫虽是安徽黟县人，但由于壮岁以后大多寓居广州，他在治印方面的探索、主流印风的形成也大多是在此地完成，因此继承他印风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多集中在此。
刘庆嵩（1863—1920），字聘孙，是受黄牧甫影响的广东印人中最早的一位，有印谱《艺隐庐篆刻》存世。7
易孺（1874—1941），号大厂，广东鹤山人。有深厚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底，所以能从黄牧甫的风格中脱出，形成自己的风格。出版有《秦斋魏斋玺印合稿》《魏斋玺印集》《大厂印谱》《孺斋自刻印存》等。
李尹桑（1882—1945），黄牧甫嫡传弟子，是黟山派的重要人物。“李氏印作中表现出的技法之精与品味之雅正，可以说决不逊色于他的老师黄牧甫，但就其艺术的创造精神而言，就与开宗立派的黄牧甫难以比肩了。”8
黄少牧（1887—1953），篆刻承袭其父，守家法，在风格变化方面不如其父。
邓尔雅（1884—1954），广东东莞人。以魏楷入印，是对黄牧甫“印外求印”的拓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冯康侯（1901—1983），广东番禺人。篆刻与李尹桑、邓尔雅齐名。
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他借鉴古玺印以大篆入印，其作品在黄牧甫的基础上又有独到之处，他入印的文字摄取广泛，印面构思能于统一之中见奇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9
二人印风的继承者有所区别。邓氏继承者，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人，皆能在印坛争得一席之地，其中吴昌硕与黄牧甫称为一派之主也不为过，甚至影响超越邓氏。他们在继承的同时更重视创新，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吴让之的突出之处是通过丰富的用刀变化表现书法“写”的韵味，是“印从书出”的典范；赵之谦的突出之处是“善于广取印外各种文字之形入印，是‘印外求印’的典型”10。而黄牧甫的亲授弟子虽然众多，但与邓氏相比他的弟子取得的成就却没有邓氏弟子那样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邓氏虽开创了新风，但未臻完善，因而给他的继承者们留有广阔的施展空间；黄牧甫本人对汉印的挖掘、对“印外求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达到顶峰，在其身后一百年来，暂时很难有人超过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二人在身世、家世渊源、交游幕府活动、子辈继承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性格、艺术追求等原因最终形成不同的流派印风格。他们治印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亦是我们晚生后学的一盏指路明灯。
参考文献：
[1]唐存才《黄士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90页。
[2]韩天衡《篆刻三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 264页。
[3]李刚田《黄牧甫流派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66页。
[4]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龙震球、何书置校点，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年版，482页。
[5]李尹桑：“先师故后嗣君少牧即欲以印稿影印俾公诸世，只以人事仓皇迁延未果，时以为憾。桑耿耿于心久同此情，今少牧书来谓已将先师印稿重加董理影印成帙，桑闻之惊喜欲狂盖海内，渴望先师印集已久，今竟印成，宁非一大快事……”载唐存才《黄士陵》，86页。黄少牧：“今集存印八百九十八方，以自用印冠其首，余则编以年次……”载唐存才《黄士陵》，240页。
[6]吴让之《赵撝叔印谱序》，据赵之谦《赵撝叔印存》，吴隐辑本。
[7]黄牧甫在江西时已知其名，二人亦师亦友，牧甫为其所刻有“刘庆嵩印（白文印）”、“刘聘孙（朱文印）”。
[8.9.10]李刚田《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及其流派》，载李刚田《黄牧甫流派印风》，10. 15. 17页。
关键词：黄牧甫 邓石如 印风 成因 影响比较
在明清时期是安徽书坛空前繁荣之际，徽州大地前后涌现出詹景凤、程瑶田、姚鼐、梁巘等书法名家；篆刻则以“徽派”为代表比肩“浙派”甚至有后来居上之势，要论同时兼擅两门艺术的大家当数邓石如和黄牧甫。邓石如擅篆隶，解决了篆书的笔法问题，也是清代书坛碑派创作第一杆大旗，他的篆刻提倡“印外求印”，影响了吴让之、赵之谦等人；黄牧甫在篆刻上的贡献是践行了邓石如的“印外求印”思想，广泛搜求各种文字入印，并在“以吉金文字入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本文试将二人作一比较，从他们身上找出异同之处，以揭示二人在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一、身世飘零
黄牧甫生长在一个动乱的年代，14岁时，由于太平军运动破坏了原本安宁的生活，不久父母又相继去世，为了生计，他被迫离开了家乡到南昌讨生活，此后奔波于南昌、广州、北京等地。
邓石如幼年时即处于“家贫甚，酸甜苦辣，无不备尝”的境地，21岁又遭丧妻，32岁左右代父到寿县教书，从此游踪遍处（时常往来于南京、扬州等地，也在北京、武昌等地有过停留），回到家乡的时间少之又少。
无情的生活让他们备尝生活的艰辛，亲人的离去又使他们的精神深受打击。然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书法、篆刻，并且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寄情于此、努力钻研，既能排解心中的郁结又能以此为生，最终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钟爱的艺术天地中取得巨大成就，留名书史、印坛。
二、家世渊源
黄牧甫的父亲黄仲和擅长篆学，乔大壮《黄先生传》有云：“……尤精许氏学，先生幼受庭训旁及篆刻。”1这种家庭环境对他日后的艺术道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邓石如的父亲邓一枝善诗文、工书画，更擅刻石、史籀之学。
由于家境困窘两人都没有像同时代的文人那样有一个安稳的读书环境，都是从父辈那里接受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取代了学校教育并对他们的一生产生重要影响；二人后期都是靠自学、交游吸取营养，都没有拜在同时代哪位名家门下，只能通过刻苦学习，以古人为师开创新法。如黄牧甫在其所刻“同听秋声馆印”朱文印边款中说自己的篆刻“无所师承”，但是他在治印道路上一直师法浙派、晥派并上溯秦汉、魏晋……无所不包、无所不学，尤其是在以“吉金文字入印”这一形式上取得的成就斐然，“是继赵之谦之后，入印文字最为丰赡的一位篆刻大师”2。邓石如也有一方印“我书臆造本无法”，旨在强调他个人的学习能力而非真的无所师从：他的篆隶书广泛学习秦汉碑版，先后八年在南京梅家日夜抚习历代碑刻拓本，这给他日后的书艺发展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源泉。
三、交游、幕府活动的影响
两人在外游历多年都曾在壮年时有过入幕入世的活动，最终都没有通过入幕而入仕，但此一经历却对他们日后的从艺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邓石如一生遇见的贵人很多，如曹文埴、梁巘、程瑶田等人，他们不仅为其宣传书名，曹文埴还介绍邓石如去当时的湖广总督毕沅幕府，然而邓石如性格耿直，因看不惯一些人的阿谀奉承，虽在毕沅幕府三年却没交得几个真心朋友，能在日后的书艺发展道路上给予帮助的就更没有几人了。邓石如交往的友人中有擅篆隶书的、也有不少从事碑派书法与篆隶字学研究的，他们或许对邓石如的篆隶书探索、“印外求印”提供某些帮助，这些只能是推断，到目前仍没有看到这些人对他是否产生过直接影响、有多少影响的资料。
而黄牧甫的游幕经历对他的印学思想产生了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长善将军与志锐太史举荐黄牧甫到北京国子监学习金石学，在北京的三年学习，使他系统地学习金石学知识的同时也让他明确了在印学求索方面的目标。当时同在国子监的金石学名家有盛昱、王懿荣、吴大澂等，正是他们的影响，才使黄牧甫逐渐形成“印宗秦汉”“印外求印”的指导思想。
黄牧甫在南昌又得到江西学政汪鸣銮的赏识，由于汪氏的绍介他得以到广州吴大澂幕府参与编订《十六金符斋印存》、编辑《续说文古籀补》，后来又在湖广总督、著名金石学家端方幕府编著《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目》。这些金石学图书不仅开阔了黄牧甫的视野，也成为了他篆刻创作中直接师法的对象，他在边款中常常交代某字出自某处，如“十唐经斋”朱文印（图1）中“经”字有些“怪异”，他即在边款中指出“‘经’字出自齐《陈曼簠》”3，直接为他人释疑，可见他对待篆刻的态度之严谨。吴大澂调离湖南巡抚后，黄牧甫又协助著名学者梁鼎芬在广州广雅书院刊校经史书籍。这些经历都为他日后开辟新的印风提供了深厚的学养基础。
四、子辈继承
邓传密与黄少牧书法、篆刻都能“秉父风，然不能有所研扩矣”4，主要原因应在于父辈都为生计所累，而又不愿入仕只能以“末伎游食”，因此出于喜爱与生计的双重需求他们（黄牧甫、邓石如）不得不在宗法古人的基础上开拓创新，才能卖艺为生。邓传密与黄少牧因为生存已不是问题，在学习的动力方面自然不如父辈，他们更看重的可能是怎样在当时那种相对封闭的环境里让更多的人了解父辈的艺术成就，因此给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他们推扬父辈艺名的一些佳话。邓石如之子邓传密一边继承乃父衣钵一边收集邓石如作品，从事交游活动也一直是大力地宣传邓石如书法、篆刻艺术。黄牧甫之子黄少牧多年致力于为黄牧甫辑录印谱并付诸影印之事。5
五、都形成流派印风，影响了一大批后来者
秦汉印章皆由专门机构或凿或铸刻来完成，文字是由当时名家书写，还是由机构中的文职官员来书写已不得而知。文人参与篆刻的最早记录是北宋时期的米元章，他曾将印面篆书写好，再由工匠完成，“篆”与“刻”分工明确。直到明代文彭发现冻石，亲自实践并大力推广之后，篆刻才成为文人的案头之物。早在明代朱简就已提出“笔意表现论”，但是他的实践没有完全成功，也即所谓的眼高手低。邓石如一直秉行“印从书出”思想，做到了书法与印章的统一。吴让之评其独特之处在于：“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6正如邓石如书法冲破帖学笼罩书坛的局面，成为清代书坛碑派书法第一作手一样，他虽生在徽皖大地、游踪常往来于歙县、扬州、南京等地，所到之地主要是“徽派”与“浙派”印风笼罩地域，却能不囿于成法，而能自出新意，不得不归结于他个人具有的开拓创新意识。他所开创的“邓派”印风对后世影响很大，继承邓氏印风的主要是江浙一带的印人：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人都受他的影响，他们的篆刻作品都明显地带有以刀法来表现笔意的思想。尤其吴昌硕的书法来自《石鼓文》，同时又把这种对《石鼓文》的解读入印，使他的书法与篆刻同宗同源难舍难分。 黄牧甫虽是安徽黟县人，但由于壮岁以后大多寓居广州，他在治印方面的探索、主流印风的形成也大多是在此地完成，因此继承他印风的主要代表人物也多集中在此。
刘庆嵩（1863—1920），字聘孙，是受黄牧甫影响的广东印人中最早的一位，有印谱《艺隐庐篆刻》存世。7
易孺（1874—1941），号大厂，广东鹤山人。有深厚的金石学、文字学功底，所以能从黄牧甫的风格中脱出，形成自己的风格。出版有《秦斋魏斋玺印合稿》《魏斋玺印集》《大厂印谱》《孺斋自刻印存》等。
李尹桑（1882—1945），黄牧甫嫡传弟子，是黟山派的重要人物。“李氏印作中表现出的技法之精与品味之雅正，可以说决不逊色于他的老师黄牧甫，但就其艺术的创造精神而言，就与开宗立派的黄牧甫难以比肩了。”8
黄少牧（1887—1953），篆刻承袭其父，守家法，在风格变化方面不如其父。
邓尔雅（1884—1954），广东东莞人。以魏楷入印，是对黄牧甫“印外求印”的拓展，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冯康侯（1901—1983），广东番禺人。篆刻与李尹桑、邓尔雅齐名。
乔大壮（1892—1948），四川华阳人。他借鉴古玺印以大篆入印，其作品在黄牧甫的基础上又有独到之处，他入印的文字摄取广泛，印面构思能于统一之中见奇巧，达到了很高的水平。9
二人印风的继承者有所区别。邓氏继承者，如吴让之、徐三庚、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人，皆能在印坛争得一席之地，其中吴昌硕与黄牧甫称为一派之主也不为过，甚至影响超越邓氏。他们在继承的同时更重视创新，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吴让之的突出之处是通过丰富的用刀变化表现书法“写”的韵味，是“印从书出”的典范；赵之谦的突出之处是“善于广取印外各种文字之形入印，是‘印外求印’的典型”10。而黄牧甫的亲授弟子虽然众多，但与邓氏相比他的弟子取得的成就却没有邓氏弟子那样突出，究其原因主要是：邓氏虽开创了新风，但未臻完善，因而给他的继承者们留有广阔的施展空间；黄牧甫本人对汉印的挖掘、对“印外求印”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已达到顶峰，在其身后一百年来，暂时很难有人超过也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二人在身世、家世渊源、交游幕府活动、子辈继承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但是由于性格、艺术追求等原因最终形成不同的流派印风格。他们治印道路上的经验教训亦是我们晚生后学的一盏指路明灯。
参考文献：
[1]唐存才《黄士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90页。
[2]韩天衡《篆刻三百品》，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版， 264页。
[3]李刚田《黄牧甫流派印风》，重庆出版社，2011年版， 66页。
[4]何绍基《何绍基诗文集》，龙震球、何书置校点，岳麓书社出版社2008年版，482页。
[5]李尹桑：“先师故后嗣君少牧即欲以印稿影印俾公诸世，只以人事仓皇迁延未果，时以为憾。桑耿耿于心久同此情，今少牧书来谓已将先师印稿重加董理影印成帙，桑闻之惊喜欲狂盖海内，渴望先师印集已久，今竟印成，宁非一大快事……”载唐存才《黄士陵》，86页。黄少牧：“今集存印八百九十八方，以自用印冠其首，余则编以年次……”载唐存才《黄士陵》，240页。
[6]吴让之《赵撝叔印谱序》，据赵之谦《赵撝叔印存》，吴隐辑本。
[7]黄牧甫在江西时已知其名，二人亦师亦友，牧甫为其所刻有“刘庆嵩印（白文印）”、“刘聘孙（朱文印）”。
[8.9.10]李刚田《黄牧甫的篆刻艺术及其流派》，载李刚田《黄牧甫流派印风》，10. 15. 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