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小说家而言，最大的尊重与欣慰，莫过于一个好读者。从此角度而言，12月10日的莫言理当很欣慰：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里，对他的解读相当精彩。你可以看到以下漂亮的关键词：嘲笑、讽刺、攻击历史的谬误、高密东北乡、民间故事、饥饿、想像力、农民。
　　授奖词最后，有些名字被提及了：拉伯雷、斯威夫特和马尔克斯——如你所知，最后这个名字，也许最接近莫言的心坎。
　　实际上，如果你了解马尔克斯笔下的马贡多，而且知道马贡多的最初灵感来自福克纳小说里反复出现的，著名的虚构乌有之乡约克纳帕塔法县，那么，莫言小说里周而复始的，张扬的、狂欢的、乡土的高密县，你也不会太陌生。实际上，莫言在他的小说及序言里，还提到过另几个名字。在《红高粱》里，他完全重现了略萨的一个情节以表致敬，而且在注释里自加说明；在《四十一炮》的后记里，他提到了君特·格拉斯，以及《铁皮鼓》里那个不会长大的孩子。
　　一个小说家愿意提及并致以敬意的大师，通常会映照出那个小说家自己。马尔克斯和略萨，两个以魔幻为外表、终身为拉丁美洲的历史与政治风云呼告的人；君特·格拉斯，同样亦幻亦真，而且喜欢描写二战时期德国人精神状态的大师。拉伯雷的《巨人传》可能是史上最嬉笑怒骂的小说之一。把这些揉成一气，就是诺奖官方对莫言的看法了。
　　再往细一点猜测：授奖词里，提到了莫言的一些具体作品。《酒国》，着眼点是对中国计划生育的嘲讽；《蛙》，同样如此。《丰乳肥臀》，诺奖着重的是此小说描述了1960年的大跃进和饥荒。而有趣的是，诺奖授奖词并未提及《红高粱》和《檀香刑》——前者的重点是抗日时期的高密乡动态，后者则是1900年山东人民反德国暴动的故事。你可以说：对后两部小说的题材，似乎诺奖就稍微不那么关心了。
　　如果回忆四十多年前，同为亚洲人的川端康成领奖时，你会发现，诺奖更在意川端康成的技法，赞美他拥有屠格涅夫的感性，赞美《古都》对日本古文化的描绘诗情画意。换句话说，诺奖委员会眼里，川端康成更像个古老文明的绘画家。而现在，莫言却更被当作一个嬉笑怒骂的揭示者——至少，诺奖试图把他定位成这个形象。
　　一个小说家可以有无数的定位，一如马尔克斯认为海明威总在描述“胜利之无用”，可是1954年诺奖授奖词却赞美海明威的勇气。但有趣的是，在诺奖授奖词之前，莫言还从没有披上过这么大胆、泼辣、具有批判者色彩的外衣。他一直在写小说，但从来没有直白地把主张大肆表达。
　　在中国普罗大众——确切说，是阅读量越来越少的普罗大众——眼里，他更多被当作张艺谋两部电影《红高粱》和《幸福时光》的小说原著作者，我有个朋友在读罢《檀香刑》之后认定他是个笔法锋锐挑战感官的小说家。可是在2012年12月，忽然之间，瑞典人公开揭示：莫言是个嬉笑怒骂的攻击者，是个用华丽的想像力描述农民苦难的作家。
　　在他的晚宴答谢词里，莫言没有如当年川端康成那样，做《美丽的日本与我》似的经典对白，对那些需要报纸头条的人们，他只给了一句话，“文学和科学比确实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的没有用处正是它伟大的用处。”这句话扔给西方人思考，多半又会进入禅宗道家式的思辨里。但换个角度想一想：
　　在他得到诺奖、戴上“打破命运和政治的牢笼”这些冠冕之前，他的批判，他的破坏力，一直隐而不发。他把一切都留在小说里，没有张扬宣言——一如马尔克斯从来不号召人们做什么，只把他对拉丁美洲的爱、恨、惆怅、感叹和希望，写进小说里。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没有“用处”，都不够实用主义。然而这却是文学的意义所在：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环境、无论多么严苛的言论控制，作品一旦写好了，就存在那里，只是需要好的读者去阅读，把这座疑似冷却的火山里的火焰找到，然后带到人间。
　　从这个角度讲，诺奖委员会是个好读者：他们重新定义了，或者说，解释了莫言的小说，然后把这片火焰点到全世界都看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