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当下 一个不能记起过去,也无法设想未来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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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茜·麦金农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女人。她并不缺乏生活常识,她缺乏的是“核心记忆”——如果你看过去年的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头脑特工队》的话。换句话而言,她完全不能记起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也无法在头脑中构建出未来某个场景的模样,但是和动画片里不一样的是,她的“人格岛”并没有崩塌,相反的,她过着比我们普通人要幸福得多的生活。她婚姻美满,因为她几乎不和丈夫发生争吵,即便争吵也能很快忘记;她不会受剧透的影响,喜欢的电影能津津有味地看上无数遍都不觉得厌烦;任何生活中带来的乏味和苦恼,她都能很快抛诸脑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羡慕的那种,永远活在当下的人。
  像众多美国的中产夫妻一样,苏茜·麦金农与丈夫埃里克·格林在中年时发现了游轮旅行的乐趣。他们的家位于华盛顿州首府宁静的奥林匹亚郊区,房子里摆满了旅行时带回的纪念品与小装饰物。主人房的洗手间里有一只身上写着“开曼群岛”的塑料蜥蜴;从库拉索岛带回来的在油布上制作的拼贴画挂在门廊。拜访他们的那个阴郁夏日,我们舒服地坐在客厅,格林穿一件上面有“百慕大群岛”烫字的亮色T恤,是2013年旅行中买的。当他们热情地向我谈起年轻时的自己以及去往牙买加、阿鲁巴岛、科苏美尔岛、马萨特兰的旅行,你可以感受到对于刚退休的生活他们调适得相当不错。
  除了一件事,相当要紧的事。
  我们谈话时,麦金农明白地告诉我,她完全不记得那些旅行。不记得买过蜥蜴,也不记得是怎么找到了拼贴画。她不记得自己去过的任何旅行。实际上,她不记得嫁给格林后度过的任何时光,也不记得之前经历过什么。
  当你正打起精神为那种故事做着准备——我是说那种失智症故事,曾经炽热的婚姻沦为无法得到对方回应的故事,个人迷失的故事——那么让我打消你的疑虑:麦金农没有失去什么,她只是从没有能够记得。
  几十年来,科学家们一直怀疑有像苏茜·麦金农这样的人存在。他们设想着他就身处某个地方,过着平常的生活——跟在超市里排队付钱的其他人没什么两样,却在根本上是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果然,他们在2006年找到了她(或者说,是她找到了他们)。
  麦金农是第一位被确认患有严重个人记忆缺失的人。她知道关于自己生活的诸多事实,但缺少在脑海中重新回顾它们的能力,比方是你或者是我,总有一些瞬间在脑海中萦绕令人记起某个特别的午后。而她没有对经历的记忆——没有从自身视角出发生成的如同电影画面般生动的记忆。打个比方说:把记忆想象成一本你中意的书,总是忍不住一读再读,那么现在想象一下,你只能读到目录或者只有维基百科的词条。
  “我知道一些这样那样的事发生过,”麦金农谈起童年时说道,但它们全然没有从自身出发的生动印记,“我不记得自己太小或者太矮要伸手去够什么东西,我没有自己是孩童的画面或者印象。”
  谈起自己的经历,她总是流于猜测,并对此深信不疑:她认为开曼群岛一定很炎热;或许她与格林一同在那里走了许多路。“很可能是2000年到2010年间的事。”她有些投机地讲道。
  麦金农对自身经历的混乱认识,恰恰是我们所认为的作为人类的最基本能力。不止一位像哲学家约翰·洛克的权威人士指出,记忆——麦金农所缺失的那个部分,是构成个人身份的基本元素。甚至很难想象失去这种记忆的感受如何。当我们尝试这么做,头脑中出现的只有灾难般的画面。皮克斯公司去年的大片《头脑特工队》讲的正是如果主角丧失她的核心记忆,她的“人格岛”是如何崩塌成虚无的故事。
  麦金农意识到她没有核心记忆,但这并不影响她的性格。她是个自由派的白人女性,即便遭到保守的父亲的反对,还是毅然嫁给了黑人丈夫;她是天主教徒,但半途发觉无法真正将自己交给上帝;她有些害羞、敏感、充满直觉、好奇,并且有趣。她有一份自己的职业——是华盛顿州一名退休的专科医生——她也有爱好、认同的价值、信仰、自己的观点,与一群围绕身边的朋友。尽管她不记得是怎样的过去将她塑造成了当下的样子,但她很明白自己是谁。那么问题来了:被视为人类必不可少的这种记忆究竟意味着什么?
  音乐是唤醒记忆的强大力量。对麦金农的丈夫而言,尤其是摩城唱片公司旗下男声五人组合“诱惑”与“奇迹”演唱组的歌曲。它们总是令他记起年轻时在芝加哥度过的周末夜晚。他会付25美分去到某人的地下室,在那里跟女孩们调情,音乐就在黑暗中流淌着,人们将这叫作“25美分派对”。听“摩城”的歌曲也让他记起周六时与兄弟们在帝王院线度过的时光。他总是付3美元欣赏马文·盖伊等人的表演,那里总是拥挤而炎热,充斥着一股变质的爆米花味儿。男人们穿10块钱就能买到的T恤,女人们穿的是长到脚踝的裙子,大部分人都烫了头发,而格林刚尝试要留黑人的那种蓬松发型。
  讲起这些,格林笑了,仿佛凝视着几十年前的那个自己。那是他与麦金农在伊利诺伊州的一间医院成为同事前的时光,远远早于他们最终决定搬往西部定居,以及登上游轮在海中巡游。“她很友善——好吧,她性感极了。”格林讲起他们的初次见面。对麦金农而言,所有这些停留于脑海的时间穿梭都如此神奇。“真是太难以令人置信了。”她说。
  我们所拥有的这种能力——从自身出发,作为自己记忆的主角——是被心理学家称为自知意识的一部分,它帮助我们能够在脑海中重建起过去的经历。
  从事记忆研究的人员曾经相信只有一种长期记忆。然而1972年,加拿大心理学家以及认知神经科学家安道尔·托尔文引入了长期记忆可以存在不同形式的理念。其中之一是语义记忆,它让我们得以记住一个单词是如何拼写的——好比“autonoetic”这个词。多年后,你或许还记得如何拼写它,但或许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什么地方第一次看到这个词以及它的解释——也许刚巧是在《连线》杂志上。
  托尔文认为自知意识是形成另一种长期记忆的关键——事件记忆——它会以影片的方式聚合起时间与发自内心的感受的细枝末节。记得你是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学懂拼写“autonoetic的:这就是事件记忆。   碰巧的是麦金农也和丈夫同样热爱音乐。她甚至有参与合唱团的演出。得益于她完整无缺的语义记忆,她可以应付歌词、旋律,以及和声。同样的,她可以告诉你3个月前发生的事,她登台表演了一曲英国民歌——而且是独自一人。然而,只有格林才能讲述更多那天的场景:她是如何自己走上舞台,在钢琴前缓缓坐下。格林说,她的演出几乎令他落泪。麦金农猜测当时的自己一定是既自信又紧张,可是并没有实际的记忆在她的大脑中存留下来。
  不过,她保存了那天的录音。于是我们打算播出来听一听。她走向客厅里的CD唱机,放进唱片,按下“开始”键。“准备好了吗?”她有些紧张地问道。麦金农很是有些难为情,不停在沙发、餐厅的椅子与厨房的角落间躲避着自己的身形。
  客厅里弥漫起了女低音,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时空的声响。“水面如此宽阔,”那个声音唱道,“我无法洇渡其中。”麦金农察觉到了声音中的一丝颤抖,有些惊讶地笑了起来,如同是第一次欣赏这场演出。
  麦金农第一次意识到她的记忆与别人不同一直可以追溯到1977年。有一位她高中时的朋友——当时念到了助理医师,希望她帮忙完成学校作业,参与一次记忆测试。当她的朋友问起一些关于童年的基本问题时,麦金农反问“为什么你要问这样的事?没有人会记得的!”她知道其他人声称可以记住很多细节,但认为那不过是他们美化记忆或者干脆是编造出来的——就像她一样。
  麦金农的朋友对她的回答深感困扰,于是建议她寻求专业医生做检查。过去四十多年里,麦金农几乎都把这件事抛在脑后,直到2004年的一天,她偶然读到了安道尔·托尔文的一篇文章,这位心理学家在其中阐释了事件记忆与语义记忆的区别。
  麦金农读到,托尔文是如何在多伦多大学参与研究了失忆症病人肯特·科克兰的案例。科克兰在30岁时遭遇了一场摩托车事故,从而导致大脑受损影响了事件记忆。他无法记住生活中的任何事,除了一两分钟前才刚发生过的。尽管如此,他却可以记住事故发生前掌握的基本知识,比如数学和历史。实验中研究者向他教授的新知识他也能记住,尽管不记得是在哪里学到的。他的这宗案例成为了托尔文关于记忆理论的关键突破。
  如同麦金农,患上失忆症的人常常失去的是事件记忆,保留下语义记忆。但失忆症往往是由大脑损伤、发育失调,或者官能退化造成的,就功能而言,会每况愈下,以致无法过上正常生活。读着托尔文的文章,麦金农意识到了与自己经历的相似之处——除了她没有脑损伤、外部伤害,以及逐渐衰退的迹象。她的大脑以及生活,就她所知,一切如常。
  然而,托尔文有个观点与麦金农的状况有惊人般的相似。一位心理学家写道:“一些智力正常和身体健康的人也会缺失记住个人经历的能力。这些人没有事件记忆,他们清楚发生了什么却无法记住。这样的人尚未被发现,但托尔文预言,他们很快就会找到类似案例。”
  麦金农害怕直接联络托尔文本人——他看起来相当著名。于是,她转而关注了多伦多罗特曼研究所的资深科学家布瑞恩·莱文。莱文与托尔文有密切的合作,他在事件记忆与个人记忆研究中的专业性也吸引到了麦金农的注意。
  2006年8月25日,麦金农给莱文写了一封邮件,提到了托尔文关于缺失事件记忆的健康的人的预言:“我想很可能我就是他所描述的人之一。”
  “我今年52岁,十分健康,过着令人满足的生活,还有些幽默感。联络您,是我做出的重大(坦白说也很恐惧的)决定……对于您可能给出的任何建议,我都将感激不尽。”
  “我一直收到人们写来的大量关于各式问题的邮件,”莱文说,“不过对于苏茜,我感觉值得一试。”于是,莱文邀请麦金农来到了他位于多伦多的实验室。他与搭档达尼埃拉·帕隆博做的第一件事,是为麦金农的事件记忆缺失找到一些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解释:神经疾病、创伤,或者由新生儿缺氧症引起的大脑损伤。然而,他们没有关于此的任何发现。
  接着,莱文对麦金农进行了个人回忆访谈,来评估她是否真的缺失事件记忆。访谈前,实验室的工作团队已经与格林、一位麦金农的好友、麦金农的兄弟、母亲进行了谈话,分别问了他们关于麦金农的故事,以便证实她对自己状况的怀疑。
  当莱文与他的同事对麦金农提起她的朋友与亲人讲述的故事——比如她高中时曾参加过《音乐之声》的演出——她完全没有相关记忆,甚至对后续提问,诸如“你记得身处环境中的任何东西吗”,她也是毫无头绪。访谈似乎已经足够证实麦金农不具有可辨识的事件记忆。
  很快,莱文发现了另外两宗似乎缺失事件记忆但身体健康的案例。两人都是中年男性,事业成功,其中一人拥有博士学位,另一人拥有长期伴侣。莱文也让他们参与了相似的测试。他还让三位病人做了脑部扫描,显示在他们大脑中掌管理解自身经历、回忆过去,以及塑造事件记忆的关键区域非常不活跃。
  2015年4月,莱文在《神经心理学期刊》发表了对麦金农与另外两名对象的研究。此后,数以百计声称严重个人记忆缺失的人与莱文的团队取得了联络。每个人都必须通过一系列测试,他说,结果只有十几人被证实怀疑属实。然而,这显示了发现麦金农及其他两人绝不是什么侥幸。“它提出了一个巨大的疑问,”莱文说,“记忆究竟对我们做了些什么?”如果同样身为人类的他们能够在事件记忆缺失的状况下如常应付一切,那么人类为什么要进化出事件记忆的功能呢?以及它们又可以存续多久呢?
  与麦金农相处过后很难回避这样的感受——她不仅与众不同,还很幸运。对能够引起其他人强烈感情共鸣的记忆,麦金农几乎无动于衷。1986年他们还住在亚利桑那州时,格林在一次外出钓鱼时遭到了一伙白人的殴打,回到家中时,他的脑袋上布满伤痕。“她跑去拿冰块,失声哭了起来。”格林说,他自己也抽泣了起来。他们都感到害怕极了。
  这一次也跟以前一样,麦金农知道故事的大概,而记得其中细节与惊恐的只有格林。对麦金农而言,记忆无法触动与之相连的创伤与恐惧。“我可以想象那一定令人沮丧极了,害怕极了,但我什么都不记得。”她说,“我不能让自己设身处地地回到过去,我只能想象那可能是个什么样子。”   不仅如此,麦金农也很快就遗忘了各种争执。这或许是能够与格林相处了一辈子的原因,她开玩笑。她不太懂得后悔,也对年龄的增长没有太多感触。1972年的年刊里,照片中她是个身材娇小、脸庞精致、留着咖啡色短发的女子(“噢,这些纯真年代。”她边说边翻着照相簿)。在智力层面,麦金农知道这就是她;不过拿走相片,在她的脑海中,她一直都是当下这个60岁女人的样子,宽肩膀,白皮肤,脸上总是泛起一阵桃红,还有一头没怎么精心打理过的灰白头发。她不知道如何在记忆中游弋,不懂得该向记忆渴求些什么,也不会深陷其中无法抽身。
  十几年前,吉尔·普莱斯引起了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科学家们的注意。她的状况与麦金农的几乎完全相反:研究者们将此称作超忆症,或者过度个人记忆。普莱斯拥有的与众不同的能力可以让她记住生活中发生的任何事:1984年7月18日,一个安静的周三,她在自传中写道,她拿起了杀人王曼森的书,开始了第二遍阅读;1983年2月28日,周一,《风流医生俏护士》播出了最后一集,那时正下着雨。第二天,她驾驶着汽车时挡风玻璃前的雨刷突然坏了。
  与几乎不为媒体关注的麦金农不同,普莱斯立刻成为了公众焦点。作为“美国梦”的代表、ABC电视台的当家女主播戴安·索耶在一天中就访问了她两次。普莱斯运用记忆的能力引来了不计其数的羡慕,就好像超人一般。
  不过正如欧文分校的研究者们注意到的一件事儿:普莱斯在拥有超能记忆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巨细无遗记录生活点滴的沉迷,其中的根源或许来自童年时一次“造成严重创伤”的搬家经历。成名时,她已经年过四十,依旧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每天都在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下发生的一切来巩固自己的记忆。
  或许这样说来是很公平的:对于那些拥有超常记忆的人,我们很难轻易做出决定到底应该羡慕谁。
  你或许认为麦金农会寻求科技来补偿她的缺失。毕竟她所身处的时代,软件公司绞尽了脑汁要推出各式产品来替代记忆能力的不足。Facebook难道不是人工个人记忆存储载体吗?Google相片甚至可以为你生成带着淡淡怀旧味道的图像记忆:人工智能软件从你的照相簿中抓取元素,识别出人脸及与之相关的事件,再自动生成充满了鲜活记忆的录像短片——就跟事件记忆如出一辙。其他的一些软件则试图用各式文件记录下你的整个人生——邮件、日历提醒、学校的功课、语音信息、文字信息、录像、快照,以及其他可以被记录的数据——以提供人们对记忆检索的数据库。
  不过这种对生活点滴的记录不怎么引起麦金农的兴趣。她一度决定写日记,看看自己是否会因此保存住记忆。“写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她说,“如果我为了害怕失去记忆而沉迷于记录每个时刻,我将再不能够享受当下。”说来也是。对麦金农而言,除了当下,她还拥有什么呢?
  她会写邮件,有时用来帮助提醒一些事。但她从不刻意记录自己的生活。她不使用社交媒体,没有图片分享网站Pinterest的账号,也没有Instagram。她有Facebook账号,但现在已经不用了。
  就算是在用Facebook时,她也很少上传相片或者影片。麦金农有一次借了录影机来记录他们的加勒比海旅行,但她并没有觉到其中的乐趣。丧失了对当下的感受,她说。她也不喜欢拍照,因为找不到什么事后去翻看的理由。果然,他们的冰箱、书架、墙壁上,都没有相片的踪影。没有装裱起来的结婚照,没有刻意摆着姿势的海滩留影。在楼上的工作间里,只有为数不多几本照相簿。
  麦金农抽出了1981年在伊利诺伊的梅伍德与格林结婚时留下的照相簿。有一张相片是朋友们在法院外看到新人出现时露出惊喜的表情;另一张相片是格林打开恶作剧礼物——一组印着猫儿们做爱的马克杯。麦金农练习着对她经历过的一切微笑——当然是在照相簿的帮助下。然而看着这些相片,她说,如同是在参观别人的婚礼。
  不过今天,她得知了一些婚礼上的新鲜事。我们翻着相簿时,格林提到了参加婚礼的一位亲密朋友。“我甚至不知道她在那儿。”麦金农说。那位朋友没有留下相片——她正是站在照相机后的那个人。
  这就像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我们总是很容易忘掉照相机后的那个人,不是吗?
  显而易见的是,麦金农没有尝试通过科技变得跟我们一样,然而不难想象,科技却使我们变得越来越像麦金农。我的iPhone里现在有1217张相片和159段影——仅仅是过去8个月里记录下的。当我一张张审视这些相片,或许我的思绪反而越发模糊,研究者们将这称为“拍照损伤效应”。当这些相片自动备份到云端——这让我多少从要给记忆分类的困扰中解脱了几分——我的事件记忆功能或许都会发生短路。
  “如果人类丧失那种能力,人性中有什么会消失呢?”在一次我们的谈话中麦金农问道,就如同大声讲出了我的疑惑。“如果科技可以取代它,丧失的又究竟是什么呢?人们的经历会改变,但那是好事吗?是坏事吗?又或者——它仅仅是一种改变。”
  我可以清楚地听到麦金农的抽泣声。当时我们正坐在奥林匹亚中央商场漆黑的剧院中观看《头脑特工队》。从眼角的余光,我看到麦金农哭了。影片主要发生在一个名叫莱利的11岁小女孩的头脑中。抢救女孩的情感成了一桩紧急任务,须将她从心理灾难中解救出来:她丧失了核心记忆——被卡通化成一只只小小发光的宝珠。核心记忆是她“人格岛”的能量——好吧,虽然有些不太好形容,但简单说来就是当失去了核心记忆,莱利的性格变得一团糟。
  麦金农很喜欢这部影片,尽管她每日都在经历的一切被影片刻画得就好像一场灾难。(当我们谈起“人格岛”、核心记忆,以及莱利的大脑控制中心,麦金农笑了。“如果我也有这样的小岛,”她说,“我不确定有可以把它们连接到总部的通路。”)
  我很惊讶地发现,虽然她无法以叙述的方式经历生活,但是麦金农很热爱故事,尤其是奇幻小说和科幻小说:《权力的游戏》、《饥饿游戏》。她看过每一本书,每一部影片,每一集连续剧。她无法记住主角们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但这没什么不好。每次她重看时都有第一次读时的新鲜劲儿(她还有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完全不会受到剧透的影响!)。
  然而,她无法构建属于自己的故事。她不会做白日梦,她的思绪不会神游。这种想象力上的缺失在失忆症患者中很常见。打个比方,我们大多很容易在脑海中想象出海滩的画面:手上端着一杯冰镇果汁朗姆酒坐在躺椅上,海浪的呼啸声,滑过脚趾间的沙粒。当麦金农尝试这么做时,她可以看到一张吊床——或许。“接着,或许有一棵棕榈树。在脑海中,在我正要抓住棕榈树的画面时,吊床的画面就消失了。”她无法将画面组合起来完成一张拼图。她也不能下象棋,虽然她的丈夫很乐在其中。“我无法在脑袋里想第二步要怎么走。”换句话来讲,麦金农缺少的不仅是回望过去的入口,她也没有通往未来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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