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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小人物的社会圈长大的，生活中也认识了很多小人物。以一般的小人物而言，他们都被强权愚化，包括在宗教信仰上，普遍地被灌输宿命论。佛教或道教都会令信众相信命运，例如生活上的穷苦，各人遭遇到的苦难或灾祸，他们都认为是命中注定的，是前世欠下的，今世的受苦受难是还前世的债。也难怪，直到今天，相命、替人消灾解难的行业，仍然在庙旁、闹区兴盛不衰。真是阿弥陀佛！
有些基督徒把个人的种种负面遭遇解释成：你遭受的苦难，是上帝赐给你的，上帝相信你扛得起。甚至信徒生了低能儿之类，他们会说成那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要好好照顾畸生儿，付出耐心和爱。这当然令人同情和尊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能借助信仰得到更大的力量，也无可厚非吧？哈利路亚，阿门！
宗教信仰的自由，大家要尊重，但趋于迷信者，我们不该认同。可是小人物的社会大众，偏偏要相信这种非自然的说法，不然他们又能怎么样？小人物之所以如此，是一种恶性循环链。简单来说，小人物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差，除了被剥削劳力，他还能怎么样？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岂能妄想去念书、去看病？他们除了出卖劳力之外，还是只能出卖劳力，最后耗尽所有，不得已去借款，没有东西抵押，万不得已借一点高利贷，只能寄希望于一再劳动，大人劳命至死，连小孩都变成童工。他们的下一代没有办法进学校学知识，没有办法脱离经济的底线，还愈陷愈深。他们要是不接受被愚化，不相信宿命论，又能怎样？那只会逼他们发狂。没错，他们曾经在东欧集体抓狂而触发革命。
现在，虽然世界已经现代化，经济水平普遍提高了，小人物也有机会挣到钱，小孩也可以上学，有能耐的也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这等功德，却得归功于资本主义的施行。是否真是如此？到今天还有对立的两种观点。资本主义的一方，夸耀他们的成就改变了多数人的生活，在消费市场提供丰富的物质，工作越来越细分，生活越来越方便;方便到在语文上，名词多到来不及记，动词几乎只剩下与“卖”相关的几个字。在资本家掌控的社会，钱是唯一追求的目标，人皆物化，人间失去温暖。
所以，作家在成熟之后，自然就有他的思想，有他的看法，写出来的小说，就会有他发现的社会问题和关心到的层面。例如台湾的被殖民的问题：日本过去以军事殖民台湾，败战没几年后，又穿西装打领带，再踏入台湾以经济来殖民。日本人没有反省，台湾人失去警觉，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尊。我作为台湾的作家，就不能不利用作品，将此抽象的现象，通过具体的人、事、物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莎哟娜啦·再见》《苹果的滋味》等数篇小说。有人说比较喜欢我过去的作品，觉得艺术性比较高。但我不会刻意去追求艺术性，艺术是不能拿来画饼充饥的，眼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
上列几篇作品刊登出来一两年后的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问世，引起对后殖民主义的各种问题的广泛讨论。可见，创作不一定是从理论知识中产生的。一个作家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尤其受到类似安东·契诃夫和沈从文的著作影响，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社会写实的道路，自然关心种种社会问题，可是社会上同时显现出来的大小问题繁多，那就凭我自己的判断作取舍。
当整个社会商业化，台湾的人口结构就起了很大的变化。起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被破坏了;有钱人向国外移民，一般百姓在国内移民，年轻人移居到都市或是劳力密集的加工区，或是它的卫星城乡，年老的人留在乡下。我也是在移动的人潮中跑到台北谋生的。这个过程中，社会的问题被一个一个地暴露出来，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問题。台湾逐步成为高龄化社会，即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有率已达到百分之十八。可是，这种老年人口的占有率用数字显示出来，对一般人而言，还是一片雾茫茫，我得用一般人看得懂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于是，我就写了《放生》《最后的一只凤鸟》《银须上的春天》和《死去活来》等十几篇小说。
去年十月，我出版了一本比过去略长的小说《跟着宝贝儿走》。那时我停笔多年，又因罹癌，经过六次化疗之后，在住院时自己写文发到网络上作为消遣的游戏，我标上园地的名称“病中作乐，死不闭嘴”，内容是利用撕画配上几句文字。其中有一则，我撕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头，因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再也走不动了。他问，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时间回答他，还有多少时间不重要，应该问自己现在还能做什么？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时我已经八十出头了，什么都不能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对自己念叨着“死了算了”。但再想一想，脑袋尚没有完全失智，做别的没那股力气，笔杆还可以拿得动吧？于是，我就把脑袋里存有的腹稿吐出来写写。就这样，我把早前意识到的金钱主义的社会问题，用我的专长写成小说，暴露出社会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换算成金钱的残酷现实——小心，可能包括你、我、他。
在这本书的自序《老不修》里已经谈到，面对这样的题材，我是十分矛盾的。八十五岁的老人，一路走来，看过的时代是逐渐的，也是跳跃的，有些跟不上了，但又不想认输。这样的想法，致使黄春明起码变成两个人，互相争执：一个黄春明从小在封闭的社会里长大，看到女性因为许多社会禁忌，过着阴惨的日子，所以过去的旧观念还存活在脑袋里。而现在社会风气如此开放，一上街就有乳沟可看，所以今天的黄春明欲跟上时代潮流，但又不能杀了过去的黄春明，过去的黄春明就只好站在一边看热闹。《跟着宝贝儿走》就是在这么混杂的心理活动下，一步一步争出来的。
有些基督徒把个人的种种负面遭遇解释成：你遭受的苦难，是上帝赐给你的，上帝相信你扛得起。甚至信徒生了低能儿之类，他们会说成那是上帝派来的天使，要好好照顾畸生儿，付出耐心和爱。这当然令人同情和尊敬，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能借助信仰得到更大的力量，也无可厚非吧？哈利路亚，阿门！
宗教信仰的自由，大家要尊重，但趋于迷信者，我们不该认同。可是小人物的社会大众，偏偏要相信这种非自然的说法，不然他们又能怎么样？小人物之所以如此，是一种恶性循环链。简单来说，小人物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差，除了被剥削劳力，他还能怎么样？民生问题都解决不了，岂能妄想去念书、去看病？他们除了出卖劳力之外，还是只能出卖劳力，最后耗尽所有，不得已去借款，没有东西抵押，万不得已借一点高利贷，只能寄希望于一再劳动，大人劳命至死，连小孩都变成童工。他们的下一代没有办法进学校学知识，没有办法脱离经济的底线，还愈陷愈深。他们要是不接受被愚化，不相信宿命论，又能怎样？那只会逼他们发狂。没错，他们曾经在东欧集体抓狂而触发革命。
现在，虽然世界已经现代化，经济水平普遍提高了，小人物也有机会挣到钱，小孩也可以上学，有能耐的也能被授予博士学位。有这等功德，却得归功于资本主义的施行。是否真是如此？到今天还有对立的两种观点。资本主义的一方，夸耀他们的成就改变了多数人的生活，在消费市场提供丰富的物质，工作越来越细分，生活越来越方便;方便到在语文上，名词多到来不及记，动词几乎只剩下与“卖”相关的几个字。在资本家掌控的社会，钱是唯一追求的目标，人皆物化，人间失去温暖。
所以，作家在成熟之后，自然就有他的思想，有他的看法，写出来的小说，就会有他发现的社会问题和关心到的层面。例如台湾的被殖民的问题：日本过去以军事殖民台湾，败战没几年后，又穿西装打领带，再踏入台湾以经济来殖民。日本人没有反省，台湾人失去警觉，不知不觉中丧失自尊。我作为台湾的作家，就不能不利用作品，将此抽象的现象，通过具体的人、事、物呈现出来，于是就有了《莎哟娜啦·再见》《苹果的滋味》等数篇小说。有人说比较喜欢我过去的作品，觉得艺术性比较高。但我不会刻意去追求艺术性，艺术是不能拿来画饼充饥的，眼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
上列几篇作品刊登出来一两年后的 1978年，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问世，引起对后殖民主义的各种问题的广泛讨论。可见，创作不一定是从理论知识中产生的。一个作家生活在自己的社会，尤其受到类似安东·契诃夫和沈从文的著作影响，不知不觉地走上了现实主义社会写实的道路，自然关心种种社会问题，可是社会上同时显现出来的大小问题繁多，那就凭我自己的判断作取舍。
当整个社会商业化，台湾的人口结构就起了很大的变化。起码三代同堂的家庭结构被破坏了;有钱人向国外移民，一般百姓在国内移民，年轻人移居到都市或是劳力密集的加工区，或是它的卫星城乡，年老的人留在乡下。我也是在移动的人潮中跑到台北谋生的。这个过程中，社会的问题被一个一个地暴露出来，其中令我感触最深的就是老人問题。台湾逐步成为高龄化社会，即六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在人口中的占有率已达到百分之十八。可是，这种老年人口的占有率用数字显示出来，对一般人而言，还是一片雾茫茫，我得用一般人看得懂的方式将它呈现出来。于是，我就写了《放生》《最后的一只凤鸟》《银须上的春天》和《死去活来》等十几篇小说。
去年十月，我出版了一本比过去略长的小说《跟着宝贝儿走》。那时我停笔多年，又因罹癌，经过六次化疗之后，在住院时自己写文发到网络上作为消遣的游戏，我标上园地的名称“病中作乐，死不闭嘴”，内容是利用撕画配上几句文字。其中有一则，我撕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头，因走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再也走不动了。他问，自己还有多少时间？时间回答他，还有多少时间不重要，应该问自己现在还能做什么？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那时我已经八十出头了，什么都不能做，成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对自己念叨着“死了算了”。但再想一想，脑袋尚没有完全失智，做别的没那股力气，笔杆还可以拿得动吧？于是，我就把脑袋里存有的腹稿吐出来写写。就这样，我把早前意识到的金钱主义的社会问题，用我的专长写成小说，暴露出社会上任何东西都可以换算成金钱的残酷现实——小心，可能包括你、我、他。
在这本书的自序《老不修》里已经谈到，面对这样的题材，我是十分矛盾的。八十五岁的老人，一路走来，看过的时代是逐渐的，也是跳跃的，有些跟不上了，但又不想认输。这样的想法，致使黄春明起码变成两个人，互相争执：一个黄春明从小在封闭的社会里长大，看到女性因为许多社会禁忌，过着阴惨的日子，所以过去的旧观念还存活在脑袋里。而现在社会风气如此开放，一上街就有乳沟可看，所以今天的黄春明欲跟上时代潮流，但又不能杀了过去的黄春明，过去的黄春明就只好站在一边看热闹。《跟着宝贝儿走》就是在这么混杂的心理活动下，一步一步争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