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7年，朱汤生执掌香港苏富比已有24个年头。此时，朱汤生已成为苏富比亚洲区首位主席。
1997年在香港的历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这一年7月1日，香港结束了145年的租界历史，回归祖国。而对于朱汤生来讲，香港的回归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内地新生代藏家涌入香港苏富比的拍场，而随着香港老一辈收藏家的逐渐淡出，新的收藏趣味和审美取向也将给瓷器拍卖的行情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清瓷崛起
2011年4月7日晚，香港苏富比“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拍卖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然而，在预展中以1.8亿港元估价傲视群雄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却并没有成交，而是在拍卖会后以私人洽购形式2亿港元售出。
玫茵堂主人是瑞士的银行家Zuellig氏兄弟，他们从上世纪开始涉足收藏领域，品位超卓，眼光独到，只藏历朝最上乘的珍品。这件难得一见的胆瓶就是“玫茵堂”在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992万港元购得的，当时它的名字是“清乾隆珐琅彩花鸟纹题诗图胆瓶”。
在1997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中，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清代瓷器了。那年的春拍，朱汤生喜获一批亚洲私人珍藏，9件稀有的珍品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其中，一只清乾隆珐琅彩黄地开光式胭脂红山水纹碗在4月29日的拍卖会上拍出了2147万港元的高价，买家则是英国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兹。其实，这只碗与香港苏富比颇有渊源，它曾是著名古董商保罗·伯纳特的藏品。1988年，香港苏富比推出了保罗·伯纳特珍藏专拍，这只碗以792万港元被一位日本藏家收入囊中。时隔9年，其再度出现在市场上，身价翻了近3倍。同台竞技的清雍正粉彩过墙枝蝠桃纹大盘，估价700万至900万元港元,最终以1520万港元成交,买家仍是埃斯肯纳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老一辈藏家的逐渐离场，元代和明代官窑的收藏热潮从高峰逐渐回落，而清三代官窑器的价格开始扶摇直上，成为新一代收藏家争抢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开始出现艺术品拍卖公司，而以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为代表的拍卖公司到1997年已初具规模。两家公司初期拍卖的瓷器，主要来自文物商店，也多为清三代官窑瓷器。以北京翰海为例，1997年秋拍，北京翰海上拍的236件瓷器中，清代瓷器有204件；2000年秋拍，上拍的162件瓷器中，清代瓷器有141件。
从1997年香港苏富比热卖清瓷以来，清三代的市场行情是一路高走，并愈演愈烈。
遭遇危机
1997年10月，香港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黑云压城。以美国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金融“大鳄”袭击香港，恒生指数4天之间就从16000多点狂泻至6000点，股市濒临“崩盘”。金融、地产、贸易、旅游四大支柱产业悉数“挂彩”，整体经济甚至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负增长。
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也严重影响到了亚洲艺术品的销售情况。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香港，亚洲艺术品的拍卖都受到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了1998年。苏富比1997年的亚洲艺术品销售总额是4045万美元，而1998年则直线下降了2500万美元。
香港苏富比1998年春拍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最为明显。当季拍卖，重要中国瓷器、工艺品、翡翠雕刻专场成交率仅51%，总成交额仅1800余万元。不过，紧接着的秋季拍卖会，朱汤生征集到一批重要的私人珍藏，以“珍世八瑰”为名推出，在当年的市场上影响颇大。8件珍宝中有5件清瓷、两件明瓷和一件翡翠粉盒，最终，8件拍品全部拍出，成交额高达4000余万元。其中，一件清康熙珐琅彩胭脂红地碗拍得717万港元，另一件明宣德青花岁寒三友内灵芝加岁寒三友纹高足杯拍得750万港元。
1999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开始回暖。而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场，精品瓷器依旧不断打破记录。1999年4月27日，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只明成化鸡缸杯以2917万多港元拍出，创下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成交价记录。1999年秋拍，一件明永乐青花水波纹缠枝花卉星纹双耳大扁壶，以其静穆、庄重的造型及纷繁的装饰令收藏界至今引为绝品，最终以2147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最贵的青花瓷器。
2000年春拍，一件清乾隆外粉青酱地描地金银莲纹粉彩镂空三多果内地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角套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瓶原来为一对，陈设在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被当时英国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克爵士攫取带回英国。其中的一只在1988年5月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70万港元被台北鸿禧美术馆购藏。2000年5月，这件宝瓶再度出现，最终在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兼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的努力下，以2094.7万港元被北京市文物公司竞得，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同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全场焦点集中在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上。此罐曾被仇焱之、胡惠春递藏，并曾于1992年在纽约苏富比以286万美元创下当时中国瓷器拍卖记录。当该罐8年后在香港现身时，成交价已跃升至4404万港元，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
朱汤生后来回忆这段时期时曾说，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香港苏富比都遇到过行情很低迷的时候，但后来随着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行情又变得很好，但是精品永远会有高价。
·链接·
朱汤生笔下的上世纪90年代
90年代初的瓷器拍卖市场再度转淡，但在另一边厢，北京市面却纷纷有拍卖行开业，预示着中国艺术市场将出现新的契机。拥有过千年历史的古董收藏再度在国内掀起潮流，收藏家亦陆续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中，大量搜罗高质素的瓷器及工艺品。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四处搜索新的收藏品种，最终决定作出两种新尝试：邮票及钟表。我们拍卖的中国内地及香港邮票颇得集邮人士喜爱，数年间获得过不俗的成就；亚洲的钟表需求更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尤其在东南亚一带的反应十分理想，至今，钟表拍卖亦成为香港苏富比的定期拍卖项目。
私人珍藏拍卖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又再炙热起来。1995年秋季先由苏林庵珍藏打响头炮；紧随着1996年Jack Chia的非凡清瓷珍藏；1997年由戴润斋基金提供的早期石头雕刻，虽属香港市场的另类拍卖，却深受台湾买家欢迎。而令瓷器拍卖再攀高峰的，则不可不提1997年一批属亚洲私人收藏，其共9件稀有的瓷器珍品一时间成为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竞投目标，当中包括享负盛名的乾隆珐琅彩“Bernat”碗，此珍藏的拍品创造的成交价远高于1988年至1989年的高峰期，成为一时佳话。
1998年初，我们收到富丽华酒店将会结业的消息，我们是以将拍卖改为在港丽酒店举行，两年后再移师港岛香格里拉酒店。1998年，首个在金钟举行的瞩目拍卖品是由香港藏家提供的“珍世八瑰”；1999年的代表作则是一件成化鸡缸杯，该次拍卖令20年难得一见的盛会重现眼前；千禧年的开始，我们先有来自Hall Family的单色釉收藏；Teddy Hall不仅是收藏家，更是首创以光释热化验方法辨别瓷器年份的发明家。2000年的私人信托珍藏拍卖，瞩目程度较“珍世八瑰”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一批清朝宫廷精品让人目不暇接外，刷新世界记录的“嘉靖五彩鱼罐”更令人叹为观止。
节选自朱汤生为《香港苏富比三十年》撰写的前言
1997年在香港的历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这一年7月1日，香港结束了145年的租界历史，回归祖国。而对于朱汤生来讲，香港的回归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内地新生代藏家涌入香港苏富比的拍场，而随着香港老一辈收藏家的逐渐淡出，新的收藏趣味和审美取向也将给瓷器拍卖的行情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清瓷崛起
2011年4月7日晚，香港苏富比“玫茵堂珍藏重要中国御瓷选萃”拍卖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然而，在预展中以1.8亿港元估价傲视群雄的清乾隆御制珐琅彩“古月轩”题诗“锦鸡花石”图胆瓶，却并没有成交，而是在拍卖会后以私人洽购形式2亿港元售出。
玫茵堂主人是瑞士的银行家Zuellig氏兄弟，他们从上世纪开始涉足收藏领域，品位超卓，眼光独到，只藏历朝最上乘的珍品。这件难得一见的胆瓶就是“玫茵堂”在1997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以992万港元购得的，当时它的名字是“清乾隆珐琅彩花鸟纹题诗图胆瓶”。
在1997年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中，最受关注的无疑就是清代瓷器了。那年的春拍，朱汤生喜获一批亚洲私人珍藏，9件稀有的珍品引发了市场高度的关注。其中，一只清乾隆珐琅彩黄地开光式胭脂红山水纹碗在4月29日的拍卖会上拍出了2147万港元的高价，买家则是英国著名古董商埃斯肯纳兹。其实，这只碗与香港苏富比颇有渊源，它曾是著名古董商保罗·伯纳特的藏品。1988年，香港苏富比推出了保罗·伯纳特珍藏专拍，这只碗以792万港元被一位日本藏家收入囊中。时隔9年，其再度出现在市场上，身价翻了近3倍。同台竞技的清雍正粉彩过墙枝蝠桃纹大盘，估价700万至900万元港元,最终以1520万港元成交,买家仍是埃斯肯纳兹。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老一辈藏家的逐渐离场，元代和明代官窑的收藏热潮从高峰逐渐回落，而清三代官窑器的价格开始扶摇直上，成为新一代收藏家争抢的对象。
与此同时，中国内地开始出现艺术品拍卖公司，而以中国嘉德、北京翰海为代表的拍卖公司到1997年已初具规模。两家公司初期拍卖的瓷器，主要来自文物商店，也多为清三代官窑瓷器。以北京翰海为例，1997年秋拍，北京翰海上拍的236件瓷器中，清代瓷器有204件；2000年秋拍，上拍的162件瓷器中，清代瓷器有141件。
从1997年香港苏富比热卖清瓷以来，清三代的市场行情是一路高走，并愈演愈烈。
遭遇危机
1997年10月，香港庆祝回归的喜庆气氛尚未消散，亚洲金融风暴便黑云压城。以美国对冲基金为首的国际金融“大鳄”袭击香港，恒生指数4天之间就从16000多点狂泻至6000点，股市濒临“崩盘”。金融、地产、贸易、旅游四大支柱产业悉数“挂彩”，整体经济甚至出现了多年未有的负增长。
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也严重影响到了亚洲艺术品的销售情况。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香港，亚洲艺术品的拍卖都受到了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了1998年。苏富比1997年的亚洲艺术品销售总额是4045万美元，而1998年则直线下降了2500万美元。
香港苏富比1998年春拍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最为明显。当季拍卖，重要中国瓷器、工艺品、翡翠雕刻专场成交率仅51%，总成交额仅1800余万元。不过，紧接着的秋季拍卖会，朱汤生征集到一批重要的私人珍藏，以“珍世八瑰”为名推出，在当年的市场上影响颇大。8件珍宝中有5件清瓷、两件明瓷和一件翡翠粉盒，最终，8件拍品全部拍出，成交额高达4000余万元。其中，一件清康熙珐琅彩胭脂红地碗拍得717万港元，另一件明宣德青花岁寒三友内灵芝加岁寒三友纹高足杯拍得750万港元。
1999年，随着经济形势的逐渐好转，艺术品拍卖市场也开始回暖。而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场，精品瓷器依旧不断打破记录。1999年4月27日，香港苏富比春拍中，一只明成化鸡缸杯以2917万多港元拍出，创下当时中国瓷器的最高成交价记录。1999年秋拍，一件明永乐青花水波纹缠枝花卉星纹双耳大扁壶，以其静穆、庄重的造型及纷繁的装饰令收藏界至今引为绝品，最终以2147万港元成交，成为当时最贵的青花瓷器。
2000年春拍，一件清乾隆外粉青酱地描地金银莲纹粉彩镂空三多果内地绘青花缠枝花卉纹六角套瓶出现在香港苏富比的拍场，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此瓶原来为一对，陈设在圆明园中。1860年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时，被当时英国公使额尔金的私人秘书洛克爵士攫取带回英国。其中的一只在1988年5月的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170万港元被台北鸿禧美术馆购藏。2000年5月，这件宝瓶再度出现，最终在北京市文物公司总经理兼北京翰海拍卖公司总经理秦公的努力下，以2094.7万港元被北京市文物公司竞得，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同年香港苏富比秋拍中，全场焦点集中在明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上。此罐曾被仇焱之、胡惠春递藏，并曾于1992年在纽约苏富比以286万美元创下当时中国瓷器拍卖记录。当该罐8年后在香港现身时，成交价已跃升至4404万港元，成为当时成交价最高的中国瓷器。
朱汤生后来回忆这段时期时曾说，在上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香港苏富比都遇到过行情很低迷的时候，但后来随着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行情又变得很好，但是精品永远会有高价。
·链接·
朱汤生笔下的上世纪90年代
90年代初的瓷器拍卖市场再度转淡，但在另一边厢，北京市面却纷纷有拍卖行开业，预示着中国艺术市场将出现新的契机。拥有过千年历史的古董收藏再度在国内掀起潮流，收藏家亦陆续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中，大量搜罗高质素的瓷器及工艺品。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四处搜索新的收藏品种，最终决定作出两种新尝试：邮票及钟表。我们拍卖的中国内地及香港邮票颇得集邮人士喜爱，数年间获得过不俗的成就；亚洲的钟表需求更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尤其在东南亚一带的反应十分理想，至今，钟表拍卖亦成为香港苏富比的定期拍卖项目。
私人珍藏拍卖会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又再炙热起来。1995年秋季先由苏林庵珍藏打响头炮；紧随着1996年Jack Chia的非凡清瓷珍藏；1997年由戴润斋基金提供的早期石头雕刻，虽属香港市场的另类拍卖，却深受台湾买家欢迎。而令瓷器拍卖再攀高峰的，则不可不提1997年一批属亚洲私人收藏，其共9件稀有的瓷器珍品一时间成为拍卖场上炙手可热的竞投目标，当中包括享负盛名的乾隆珐琅彩“Bernat”碗，此珍藏的拍品创造的成交价远高于1988年至1989年的高峰期，成为一时佳话。
1998年初，我们收到富丽华酒店将会结业的消息，我们是以将拍卖改为在港丽酒店举行，两年后再移师港岛香格里拉酒店。1998年，首个在金钟举行的瞩目拍卖品是由香港藏家提供的“珍世八瑰”；1999年的代表作则是一件成化鸡缸杯，该次拍卖令20年难得一见的盛会重现眼前；千禧年的开始，我们先有来自Hall Family的单色釉收藏；Teddy Hall不仅是收藏家，更是首创以光释热化验方法辨别瓷器年份的发明家。2000年的私人信托珍藏拍卖，瞩目程度较“珍世八瑰”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一批清朝宫廷精品让人目不暇接外，刷新世界记录的“嘉靖五彩鱼罐”更令人叹为观止。
节选自朱汤生为《香港苏富比三十年》撰写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