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文学奖项已经成为图书销量潜力的重要指标。由于得到英国布克文学奖的认可，小说《白老虎》很快就进入了中国图书市场，中译本近期也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其实，小说《白老虎》与中国还有着更加特殊的缘分：作品中，作家阿迪加巧妙地以印度一位“成功企业家”的口吻给中国的温家宝总理写就了七封倾吐心声的信函，由此揭开了印度经济神话背后的惨痛社会现实。通过这番构思，阿迪加把印度和中国这两大发展中国家联系起来，给读者留出了无限遐想的空间。这种书写策略无疑让这部小说具备了引人的话题，可以吸引更多世界读者的目光。
　　小说中，中国总理即将来访的消息为主人公巴拉姆提供了一个契机，他开始给温总理撰写书信，回顾自己的发迹历程。他原本出生于“黑暗的印度”一个种姓家族，但是通过辛苦打拼，他已经改变命运，转型成为印度新一代的企业家。底层青年发迹的故事，顺着七封信件循次展开。按照常理来说，这个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人生价值的故事应该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主人公巴拉姆的成功是通过谋杀雇主而实现的。这样的戏剧人生实在令人唏嘘，但是通过信件，这位企业家兼杀人犯道出了底层青年的辛酸血泪史，逐步揭开了印度鲜为人知的一面。
　　作为发展中国家，印度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受益于经济全球化，一些新兴城市从国际劳动分工中获利，逐步发展崛起，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斐然的成就得到世人关注，就连中国的总理也要前去取经学习。但是，除了城市发展和经济兴旺之外，全球化究竟给印度社会带来了什么?毕竟，印度不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也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文明古国的传统习俗，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又将何去何从?阿迪加就从印度教社会古老的种姓制度入手，以巴拉姆的人生轨迹为例，痛陈腐朽的种姓制度的罪恶。
　　“在传统的印度教社会中，一个人从生到死，一举手一投足，都受到种姓法则的支配。”根据巴拉姆的回忆，种姓身份的残酷现实伴随着他的成长历程，为他的人生设置了一道道关卡。出生在穷苦的种姓家庭，他目睹了家族的惨痛遭遇：母亲早逝，父亲也被生活倾轧得形容枯槁，病逝在医疗条件恶劣的医院。然而，这样的家庭悲剧似乎没有触动他的家族。以祖母为核心的大家庭依旧沿袭着古老的习俗。小时候，因为父母的强烈要求，巴拉姆幸运地接受了一点教育，得到了“巴拉姆”这个名字。他天资聪颖，在学校表现良好，受到下乡视察的官员的赏识。在他所处的“黑暗的印度”，巴拉姆这样的孩子属于特例，犹如老虎中极少数因基因变异而生的“白老虎”。这样“白老虎”也就成为巴拉姆的绰号。然而这个“白老虎”终究还是因为家族负担而无法继续学业，被迫开始了劳役生涯。在茶店擦桌子、砸煤块这样的谋生之道虽然艰辛，但是种姓制度决定了他们世世代代的职业身份。
　　得知司机的工资待遇比较高，巴拉姆开始争取学习驾驶的机会，但是种姓身份再次成为他需要跨越的障碍，因为驾校师傅认为他的种姓不适合驾驶。身为“白老虎”的巴拉姆不依不饶，克服重重困难，学会了驾驶技术。几经辗转，他又被地主家族雇用，为留美归来的地主少爷阿沙卡服务。司机的职务帮助巴拉姆从“黑暗”走向“光明”，让他和阿沙卡一起来到大城市德里。然而德里的交通事故又把巴拉姆敲醒：雇主的美国女友酒后驾车肇事，但是巴拉姆却要被迫担当替罪羊。巴拉姆以为自己山穷水尽，但是因为命案无人关注，他侥幸逃过一劫。
　　总的来说，司机职务虽然帮助巴拉姆摆脱在茶店谋生的宿命，但是“交通肇事”之后，巴拉姆对自己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相对于“黑暗的印度”那穷苦的生活，司机职务显得颇为体面。但是，当他们来到德里之后，司机的身份局限就极为明显。雇主们可以自由出入绚丽的商场、酒店与优质的医院，而作为司机，巴拉姆就要守候在外，不得入内；雇主入住高档住宅区的豪华公寓，巴拉姆则待命在蟑螂肆虐的地下室。在德里市区，由于印度的经济发展，大型购物商场鳞次栉比，夜生活也光怪陆离。在这一派繁荣景象之下，大大小小的贫民窟却成为流离失所的底层人员栖息之地。对于这些弱势群体而言，残酷现实的根源就是印度的“鸡笼”文化。在这里，巴拉姆巧妙地利用集市的鸡笼来暗喻他们底层的境遇。鸡笼中的公鸡，目睹同胞惨遭屠戮，毫无反抗，也没有尝试摆脱鸡笼的樊篱。然而，绰号“白老虎”的巴拉姆，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虎落平阳”的他决定做出改变。
　　从茶店的小工走向雇佣司机一职，巴拉姆已经克服了种姓身份的诸多限制，但是当他继续改善自身处境的时候，种姓身份对他的约束也就愈发明显。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成果，巴拉姆这样的种姓阶层无法直接受益。地主家庭以及整个社会都已经判定了他那个种姓阶层的命运，而他周边的种姓族群也接受了这一宿命。况且，这～信念还得到宗教信仰的有力支撑。因为在他的出生地，种姓族群信奉“哈努曼”神，因为他是“罗摩”忠实的仆人。受这一宗教信仰的约束，他们那样的种姓族群需要以尽忠职守为荣。因此，巴拉姆想做出转变，他必须权衡自己的所得与所失。
　　一方面，背叛雇主必将带来家族的牺牲与荣誉的毁伤，违背了种姓家族根深蒂固的信仰：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忠心耿耿地侍奉雇主，他个人前途就将毫无保障。矛盾中他也曾经气馁，也试图向阿沙卡少爷忏悔。因为阿沙卡少爷平易近人，巴拉姆对他恭敬服帖。但是，关键时刻他对巴拉姆还是有些戒备。这种忽冷忽热的态度让巴拉姆困惑，但是也逼迫他认清现实，不再对阿沙卡少爷抱有任何幻想。终于，他趁机谋杀雇主阿沙卡，携七十万卢比巨款潜逃。在南部新兴城市班加罗尔，他用赃款开办了个人的企业。由于成功把握了商机，他顺利地转型为新生代企业家，直接从全球化经济格局中受益。这样他终于找到钥匙，解除祖祖辈辈种姓宿命的羁绊。
　　虽然带着种姓身份的印记，但是巴拉姆通过精心谋划，在现代商业社会中游刃有余，创建自己的事业。这～经历也说明，抛开种姓身份的历史包袱，种姓族群的一些优秀人物也可以参与社会竞争，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实现幸福的生活。但是，由于历史的遗留，种姓制度没有得到彻底清除。相反，在全球化时代，它成为印度本土权贵人士的帮凶，禁锢了种姓族群的思想，阻塞了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渠道。在那样的境况之下，通过暴力实现身份的转型，巴拉姆的遭遇凸显了社会个体的无奈，也对印度的社会体制形成极大的嘲讽。
　　虽然巴拉姆成功转型，活跃在班加罗尔的商界，但是他深知印度社会的痼疾，也能透过繁荣的幻象直击要害，所以他的经历也给全球化时代印度的“经济神话”敲响了警钟。结合巴拉姆的叙述，我们不难理解印度作为一个“黑暗的印度”与“光明的印度”并存的国家。无论在黑暗地区还是光明地带，巴拉姆这样的种姓群体都受到身份局限。种姓制度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印度，它却从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即便在全球化的时代，种姓制度依旧荼毒印度社会，将～些弱势群体排斥在经济发展的成果之外。巴拉姆成功转型进一步痛斥了种姓制度的罪恶。正是这番越界的经历，让他能够洞察和反省发迹历程，审视这一路的得与失。转型之后，他虽然毫无悔意，但是不可否认，他付出了巨大代价。
　　通过犯罪手段来实现身份的转换，虽然严重挑战了常规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但是这一无奈的抉择也令人深思。人们不得不追问：印度社会是否为位处边缘的种姓族群提供改变命运的渠道?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或许提供了一个参考，让边缘小人物通过电视问答走向财富和幸福。虽然电影和小说的故事背景都设置在印度社会，但是，不可否认，电影叙事偏于理想和浪漫。相对而言，小说《白老虎》的叙事更直接地叩问现实。身为弱势种姓群体的一员，巴拉姆的诉求从来没有得到重视，他的声音也无人倾听。可以说，社会的漠视也加速了他的堕落。犯罪之后，他还能逃脱法律的责罚。这一漏洞进一步挑战了社会的正义和道德价值体系。人们不禁要问：难道犯罪才是种姓族群实现人生转型的最佳途径?
　　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历史沉疴，但是在印度社会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大潮之下，这个话题已经被搁置起来。阿迪加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构想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问题，让这个略显陈旧的话题焕发新的活力。虽然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人们更为关心的话题，但是在社会的边缘地带，种姓制度带来的创伤和苦痛依旧持续。虽然印度经济发展的成果不容忽视，但是被忽略的种姓制度也需要得到关注。否则，巴拉姆的故事或许还将重演。但是，“白老虎”毕竟是族群中的少数。那也就意味着更多的种姓族群身处“黑暗的印度”，等待启蒙和救赎。写信向即将到访的中国总理倾诉，是反映了巴拉姆寻求倾听而不得的无奈，还是作家阿迪加谋求更多读者市场的写作策略?这恐怕为读者留出了更多的思考空间。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南亚邻国的经验也警示发展中的国家，提醒人们既要重视社会发展，也要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