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至9月的台北,是当代艺术正当时的饕餮季节。从2010年8月20日至24日第17届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ART TAIPEI)的帷幕拉开到9月初开场的2010台北双年展,仿佛与南国初秋的节气相应,台北当代艺术的各色“风景”在这个没有明确中心的多元化的城市,以一种稠密的节奏和轻盈的身姿展开在我们面前。在华语世界,包括内地的文艺青年和艺术爱好者,对于影响绵长深远的台湾新电影运动。剧场文化,文学出版和独立音乐等等文化事件、人物可以说如数家珍,而以台北为中心的台湾当代艺术,对内地的读者而言,仿佛一直是一个常闻其声难见其容的含混的领域。即便从国际当代艺术的格局中来观察,在中国内地当代艺术市场及艺术家实践的强势身影下,台北的当代艺术生态也似乎与它本身暧昧尴尬的政治文化身份一样,宿命般地成为某种常常被人们忽略的灰色地带。
　　众所周知,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和轨迹,相较于中国内地,台北当代艺术的提出、实践与演变开始得更早,从现代艺术的养成和文化渲染到当代艺术的流动与渐变的历史过渡也更为完整全面。这赋予了当今台北当代艺术与香港和内地不一样的生态和氛围,即便是在整个当代艺术市场日趋成为各种媒介的焦点的全球化状态下,这里仍因其较为特殊的文化地缘背景呈现出独具特色的气场,对国际化和本土化的双重强调并融合着双重的质疑;有着数量可观,且购买实力及收藏水准都受到肯定的当地藏家群体:艺术家独立性实践,艺术市场发展的刺激效应与政府文化政策干预策略并驾齐驱的多元生态体系等等。
　　当我们从桃园机场驱车进入台北之时,这座城市本身几乎可以成为我们考察台北当代艺术的极佳隐喻:整个城市远景唯一清晰可见的“中心”——台北101大厦,正毗邻于此次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主会场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由此从东向西绵延的是面貌复杂,非要走进各种街巷而不能窥视其貌的风景,或许正是台北当代艺术分散多元而不具备清晰可辨的整体形象的写照。
　　
　　ART TAIPEI进行时
　　
　　8月19日开幕的2010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已经有了17年的历史,在华人世界显得格外难能可贵。此次,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共有110家画廊参与,其中本地画廊57家,海外参展画廊53家,这其中,又以日本及韩国画廊在数量和品质上尤为突出。在现场也能见到中国内地参展画廊,如:北京唐人当代艺术中心、亦安画廊、别处空间、上海对比窗画廊等。与香港艺术博览会相比,虽然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在参展画廊的国际化和展览空间布置上略逊一筹,但其鲜明的亚洲当代艺术地域性却显得非常突出。与内地“艺术北京”及“中艺博”两个重要的博览会相比,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在展场组织管理及博览会单元设定上更为专业,参展作品也更为多元化。虽然不同于中国内地博览会中让人感到重复雷同的美学疲劳轰炸,但饶有趣味的是,不少本地的画廊也选择在自己的展位中呈现中国内地炙手可热的艺术家作品,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年来中国内地当代艺术的近乎疯狂的发展。整个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的现场空间并不像中国内地博览那么的规模宏大,但在参展单元的设定中却体现出自身的观点和独特运作结构。除去画廊展区、当代展区(Mega Contemporary)以及艺术媒体展区等常见的博览会单元,电子及录像展区和台湾制造一新人推荐专区的单元给人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电子及录像艺术展区是此次“2010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首次策划和推出的单元,虽然在此单元的画廊数量不多,但囊括了台北具有代表性的大未来一耿画廊,以及来自日本的两家机构,与此同时,主办方还邀请了澳大利亚策划人安东尼塔·伊娃诺娃及未来实验室策划并制作了名为《制码》的录像特展。“台湾制造一新人推荐专区”则是台北艺术博览会于2008年首次推出,公开地从本土艺术家及机构中征集作品方案,并由独立的评委会选出8位参展艺术家在独立的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创作,不但在现场吸引了很多藏家和观众的注意,据称在实际的作品成交率上也表现突出,尤其受到本土艺术机构和美术馆的青睐。这种将博览会的展场转化为某种公共艺术机构的社会功能的操作,或许正是台北独特的艺术生态体系下的产物: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本身即由台北市政府主导,由台北文建会,“中华民国”画廊协会及官方的对外贸易发展委员会组织筹办,并成立了负责不同社会资源的博览会执行委员会来促进博览会与本土及海外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台北艺术博览会除了“艺博会”(art fair)本身的市场和资本特性之外,也在这种政府公共资源主导的结构和氛围中,很大范围地延伸了其作为公共文化事件在学术及社会文化上的讨论及影响。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与博览会同期运作同步宣传的台北艺术论坛中观察到。几乎从博览会19号开幕伊始,台北艺术论坛就展开了频密的行程,由台湾艺术家陈界仁和资深策划人郑胜天主讲的“全球社会下的台湾当代艺术”;由两岸三地代表性画廊和机构现场讨论的“创意经营——专业画廊时代”主题讨论;以及由台湾本土及日本收藏家的小型接力讲座和讨论“亚洲当代艺术收藏”。其中,台湾本土收藏家的讲座令人最为印象深刻。音乐人姚谦从他哀爱的早期巴黎画派的收藏谈及自己多年的经历和创作,以及他个人与艺术收藏之间的私密体验;收藏家曾文泉及杨岸则着重于介绍他们是如何将各种不同形态的作品及收藏与自己的生活空间建构有趣的关系,以及对于专业收藏的理解。台湾收藏家对于本土艺术家的系统收藏和他们对于海外最前沿的当代艺术的关注和实验性收藏,都让人感受到了在华人世界中少有的收藏意识和眼界。
　　当然,对于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中政府公共资源和财团法人等社会资源的深度介入和主导行为的批评也不绝于耳,或许,这些关于博览会本身架构和与艺术家及作品关系的议题并不是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独有,而从华人主要城市的范围来观察的话,台北当代艺术独特之处正在于,各种讨论与批评不只是纸上谈兵,就在博览会会场以西的广袤的台北老城区里,各种形态的艺术机构在此时,正通过不同的展览和活动与博览会所引发的各种人群、议题展开对话。
　　
　　交叉小径的花园:博览会周边的密集文化氛围
　　
　　与台北艺术博览会同期举行的各种机构的活动与展览,显示出台北艺术生态的多元特质。在美术馆方面,台北市立美术馆带来了费城美术馆的经典现代艺术馆藏;国立台湾美术馆、凤甲美术馆及台湾当代艺术馆则安排了来自韩国、日本、印度及本土艺术家的个展及群展。
　　在当代艺术画廊部分,则不约而同地着力于本土年轻艺术家的推荐,在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5天的展期中,就先后有曾御钦、余政达、陈松志等十余位艺术家的个展分布于不同街区及空间的画廊开幕。
　　其中,由其玟画廊(Chi-Wen Gallery)呈现的年轻艺术家余政达个展“形容词舞蹈”十分引人注 目。作为2009年第53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台湾馆的最年轻的参展艺术家,余政达的作品有着鲜明的当代台湾特征,身份的迷惑与想象,族群的多元与矛盾,主流意识的叙述者与作为他者被叙述着的个体的关系和处境都是他作品关注的议题。此次,在新作“形容词舞蹈”中,他邀请颇具代表性的台北年轻族群:云门舞集的现代舞者和街头Hip—Hop舞蹈爱好者,将一系列具有政治和象征意涵的形容词作为引子和游戏的骨架,让舞者在17个形容词、一个八拍、1.5平方米范围内即兴将个人对语义的理解转化成即兴的舞蹈或肢体语言。余政达选择了一种类似健身、舞蹈教学片的呈现方式,将作品转换成接近可以被大众消费的影像商品,将影像和形容词及其肢体语言变成了消费者期望的量贩的精神消费成品。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提出一种新的交流的可能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刚刚于2010年2月开幕的台北当代艺术中心,这是由本土及海外艺术家共同组建的艺术家自主交流和创作空间,它有着主张艺术家最大可能独立性的鲜明立场,并试图改变台湾当代艺术生态的现状,健全艺术家可以选择的艺术体制。正如它的发起者之一的奥地利艺术家杨俊指出,“在欧洲,由政府编列固定预算并提供场地,由当代艺术工作者独立营运的艺术中心非常普遍,有别于美术馆着重于教育、展示及典藏的功能,艺术中心的重要性来自于健全当代艺术的生产机制,创造对艺术家及策展人有利的支持系统及发声管道,提供当代艺术社群重要的交流及互动场所,进一步让艺术创作更加多元活泼。”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及其艺术协会由30多位台湾当代艺术工作者所发起成立,成员包括“国家文艺奖”得主陈界仁及历届双年展策展人徐文瑞、郑慧华、王俊杰、林宏璋,学者顾世勇、陈恺璜、黄建宏,以及艺术家崔广宇、姚瑞中、林明弘,策展人潘小雪、郑美雅等30多位当代艺术创作者、策展人、艺评人及学者。他们主张当代艺术专业工作者应该独立发起营运,不受政府政策与企业利益所影响、左右。他们强调艺术中心并非单纯的展览场地,而是为了凝聚当代艺术工作者的共识,为艺术社群的共同利益而创造的公共空间。在整个艺术中心的空间规划和活动日程设置上,艺术家们也采取了和传统美术馆迥异的策略:一楼为办公室并设置档案室,收集台湾艺术家、策展人、艺评家与理论家的个人资料;每逢周五晚邀请艺术家,影像、音乐等不同领域的创作者,来主持艺术中心的活动:开设青年艺术家沙龙,邀请台湾的青年创作者放映或介绍他们的作品,并邀请专业的策展人、艺评人一同参与讨论等。
　　以上这些片段恐怕不足以真的让我们了解一个文化艺术密度如此之高的城市,即便是针对当代艺术的语境。短短5天的台北艺术博览会以及被它加热的周边艺术氛围,能提供给我们的或许只是一些当下的线索。对于台北的当代艺术——这个和我们共享同样的语言系统,我们最有可能沟通而尽量减少歧义的场域,我们依旧是怀着既陌生又熟悉情绪的“异客”。对于中国内地的当代艺术的困局而言,这些琐细的叙述的意义或许在于让我们能将视线穿透“市场”与“行情”的铁幕,看到所谓艺术市场背后的,由艺术家、作品、收藏家等等当代艺术工作者建构的场域,看到商业以外的风景。当我们依旧在笔尖指端抨击现有的艺术体制,仍然十分心安理得地以中西艺术生态的差异作为我们的正当理由的时候,或许,对于台北当代艺术的匆匆一瞥,能够给我们一些提示:如果艺术和收藏真的具有成为令人尊敬的持续新的商业形态的可能的话,也是因为艺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