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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20世纪初;东北小说;女性想象;文体嬗变
作者简介：薛勤，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沈阳 110031）
基金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7年度课题（Lnsky17zx12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6.015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全面发生，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迁徙、信教自由和选举、被选举、任官考试的权利，体现出其民主性质。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曲折。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器物、制度层面的变化接踵而至，令人耳目一新，而更深层的文化观念的变化触及社会结构的观念基础，与社会传统有着更深广的关联，因而复杂、缓慢、曲折。社会文化的转型涉及社会各方面，它的变革是整体性的深层次的变革，具有艰巨性、复杂性，更多地呈现出新旧杂陈、回环往复的样态，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反映出来，尤其在文学作品等文化产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文学是时代景象和精神的生动记录和写照，小说中的女性想象在社会、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与时俱变，在小说中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主导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这些形象承载着对女性的期许，也决定了其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意味。考察20世纪初东北小说中的女性想象及对于小说文体变化的影响，有益于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深入认知20世纪初东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中国先进的知识精英呼吁启蒙，不断地讨论、抨击以男尊女卑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文化对两性地位的区划，当时的进步女性也以“男女平等”为时代追求，争取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归纳20世纪初东北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想象，大致有如下三类。一是西风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女性，她们有着成熟的个人意识，追求实现个人價值，自给自立自强，追求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她们的社会活动范围较广，与男性平等地共同介入社会事务。她们的形象有着沟通中西、引新入旧的作用，寄寓了近代中国社会和女性进步的目标，启迪着启蒙中的中国女性奋斗的方向。二是多苦多难的传统女性，她们若非侠女即为贤女，大多善良隐忍，忍辱负重，经济上依附于男性，思想意识、社会地位完全徘徊于传统宗法伦理的规制之下，人格难以独立，成为男权下的牺牲品。三是现代启蒙进程中向新而在、面相复杂的新女性，她们在现代启蒙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接受新式教育，积极争取男女同权，争取婚姻自主，争取实现经济独立，与传统文化亦有着深厚的关联。小说中对于她们的塑造褒贬不一，甚或贬多于褒，往往透露出强烈的男权意识的痕印。
外国女性形象大多伴随着西方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20世纪初，文坛上多见一些半译半著的域外题材的小说。女性形象大多没有对于男性的依附，而是男性可以并肩应对事件、变故的同伴，亦可以独当一面，独立打理各种事务。同时，她们所拥有的富于近代科技色彩的各种器械、机器、药剂等，虽然均为粗糙之属，但不可轻忽的是其中传达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观念、成果和气息。19世纪末年起至20世纪初，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现了新的高潮。以科技类小说为例，1900年，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薛绍徽译）译入中国，之后，主要的译作又有1903年日本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海天独啸子译）、1904年《千年之后的世界》（包天笑译）和1906年译入的《秘密电光艇》（金石、褚嘉猷译），1907年，英国佳汉的《电冠》（陈鸿璧译）被译介到中国。这些建立在近代科学进步基础上的科技科幻类小说在中国迅速流布，国人眼界大开，深受启迪，近代科学元素常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20世纪初，版权意识尚付阙如，尤其是报载小说，大多没有署名，亦不介绍文本性质，导致大量作品译、著莫辨。东北民初翻译小说集中出现于1910年左右，大多没有明确的文本说明，无从断定是译作还是原创，从现存资料以及零散的线索（有的在小说文本中声明是译作）推断，可能是以翻译为骨架，夹译夹著。这些小说参杂了众多醒目的中国文化元素，成为当时东北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也是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出现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此间对话、融合。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尤为值得深入体会，她们承载的历史进步意蕴加速了现代中国的女性觉醒，打开了现代新女性想象的空间，延续了小说史中女性成长的轨迹，展现出20世纪初女性进步的历程，成为一份不可忽视的民初小说文化遗产。
《女豪杰》（《盛京时报》1912年8月14日至10月6日刊载）中的日本渔家女珊瑚历尽波折，为父报仇，与邪恶势力抗争。其中多处出现近代科技元素。美国是近代科学发达的象征，易容药、增长神力的药丸、以畜脑通过机械导入法治伤病的情节均由美国人主导。来自美国的斐列干勒夫人不仅全副武装，同私家侦探等男子同样投入襄助珊瑚的战斗，而且还有独到之处——掌握并熟练使用易容药剂，这个形象由此带出了不容忽视的近代科技色彩。譬如，她用易容药水改变珊瑚的相貌，在关键时刻赠与珊瑚神力药丸，使得珊瑚服后“身轻如燕，力大如虎”，更兼“勇气百倍”，心理、身体都在药物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珊瑚受伤后，宜都莫候医生为其诊治，使用电动器械为她疗伤。宜都莫候判断珊瑚是在打斗中“伤了脑筋”，他“打开箱子取出皮带，缠在姑娘的腰中，一动机器，就见箱子里的各样儿机械，左右盘旋，约有一刻钟的功夫，忽见姑娘一挺身儿坐起”，待珊瑚服下配好的药汁后，又“取出皮带”，缠在珊瑚的额头，“又转动皮电机往里传电……”种种治疗器械，透露出近代科技成就的影响。
《机器妻》（《盛京时报》1912年10月29日至12月6日刊载）中的焦珠（也即红雪娘），忍辱负重寻机为父亲报仇。为帮助焦珠报仇，奇人云和设计了活灵活现的仿真机器人红雪娘，以之调度也在寻找父亲身亡真相并钟情于红雪娘的沙尔退宾。云和运筹帷幄，找出了真凶爱列克，使得焦珠和沙尔退宾得报父仇，并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机器妻是焦珠的替身，它可分解，可做出动作，以类似机器人的假人体以假乱真。小说弃人而用机器为替身，沙尔退宾面前的机器妻与焦珠真假莫辨，这一角色设计充满了近代科技革命的成就感。 《手镏儿》（《盛京时报》1910年4月19日至7月27日刊载）中，贫家女儿林三姐不甘穷困，矢志自立，意外地因表兄赠与的金手镏儿而致富，并获美满姻缘。主人公林三姐对自我价值充满自信，有着积极的人生追求，有着鲜明的平等观念，尤其是她的经济独立意识，毫无掩饰的攫取尽可能多的金钱的欲望，令人感到资本社会初期强烈的追逐资本的欢畅。林三姐家居英国伦敦城外，家境并不宽裕，为尽快赚钱贴补家用，她想学习绘画，自食其力，进而可以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听母亲说有个远房表兄是位富豪，住在城里，三姐遂瞒过父兄进城寻求这位表兄的帮助。面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表兄徐福雷，三姐不卑不怯，说明来意，谈及自己的人生设想，希望表兄施以援手，并且表示日后会有报答。不几日，表兄突然去世，遗赠给她一枚金手镏儿。正逢三姐的哥嫂双双染病，三姐遂将金手镏儿出租给富家闺友换来款项救急，机缘巧合地从女友的未婚夫鲁郎口中得知了手镏儿的来历和其中的机关，由此找到了表兄的遗嘱，获得了巨额遗产，由穷变富，又获得美好姻缘。林三姐这一形象颇具独立人格，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钱能通神”的世情，“世上的人，没有了钱，连人品也都没有了”，揭示了对于资本的狂热追逐，也表现了市场调节、公平交易、契约意识等资本社会的基本规范。林三姐不因贫穷而气馁，立志个人奋斗，积累财富，创造美好生活，为农业文明的民初社会带入了一缕裹挟了现代意识的新风。
中国女性大多贤淑温婉、勤奋隐忍，为家庭和社会奉献良多，更有许多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下成为节妇烈女和殉道者。
《湘水哀波》（《盛京时报》1914年12月1日至24日刊载）中的林婉芳，是辛亥义士的妻子，她的出场携带着深明大义的底色，她支持丈夫参加辛亥革命义军，认为男儿应该成就一番大事业。自己在家中孝敬婆母，抚养一双小儿女。生活无着，她缝补浆洗，典当借贷，左支右绌，全力奋斗，克服种种困难，在革命的背后担当起众多的日常生活负累。家乡发生匪患，她“扶着婆婆，抱着孩子”，随着人群逃难;遭遇土匪掳掠，她不顾一切地保护孩子。逃难路上，婆婆染病故去，她忍痛将女儿交给胞姐抚养，与幼子相依为命，守护着这柔弱的宗祧根苗。幼子在逃难途中夭折后，痛不欲生的婉芳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寻找丈夫，不料丈夫已在战场上牺牲，等待她的是国民政府寻访遗属的官员。婉芳用政府发给的抚恤金安葬了丈夫、婆婆和小儿子，然后悬梁自尽，追随亲人而去。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林婉芳把丈夫的事业、家庭的日常生活、生命延续作为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她没有自己的意义和空间，当丈夫及其革命事业、婆母所象征的生活日常、儿子所象征的生命繁衍一一被毁灭后，她的生命便成了毫无意义的空壳，直至以身相殉。苦难的社会现实固然是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但通过小说文本可以感受那空无自我的精神世界，社会伦理秩序给她设定的就是做妻子、儿媳和母亲，因而当她失去了丈夫、婆母、儿子（这里须注意的是，女儿还在人世，但女儿是可以忽略的）后，她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义。小说采用悲情叙事模式，将所有的苦痛汇集到一个文本之内，而在这一文本中，女性个人意识的缺失与男权意识的弥漫互为因果。
《龙沙烈女》（《盛京时报》1914年12月25日至1915年1月13日刊载）的女主人公玉姐，是一个聪慧勇敢、情深义重的北方女孩，为未婚夫辩诬，功成而后自杀。她有着特出刚烈的一面，同时，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丈夫是她生存的全部依賴和理由，得知未婚夫身亡，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想活了”“决不能再嫁二男”。案情大白后，她愤而叱责县官断案糊涂：“我丈夫死得属实不明。我以后的终身，倚靠何人？……我丈夫一死，我不能独生！”遂以短刃自尽。事实上她与未婚夫尚未举行婚礼，在为未婚夫辩诬成功后，却随即决然自戕。未婚夫暗示了她未来的生命，未婚夫已死，则纵然是诬枉得以昭雪，女主人公的生命变得无处依托，唯有一死。生命的消殒令人唏嘘叹惜，她的女性的觉醒无疑是缺位的，但也感觉到其行为背后笼罩的社会意识和制度共谋性的规制的强大，以及由此具化的种种伦理、经济原因的压迫。
署名“维摩”的《出人意外》（《盛京时报》1919年5月3日至8日刊载）中，女主人公陈慧侬善良单纯，涉世不多，一往情深，对他人并不设防，却不意陷自己于被谴责至死的境地。慧侬受过新式教育，能够阅读英文，知晓欧美世情，经姨妈介绍与王梦兰相识。小说表现了王梦兰再三设计试探慧侬是否忠贞，终致酿成悲剧，两人竟各自赴死。王梦兰“熟游欧美，洞知其情”，是“游学归来”的社会精英，在社会广受欢迎，被竞相邀聘，“已得三处差事，往来从公，奔驰为劳”，但骨子里却是极致的传统伦理道德的践行者，对未婚妻慧侬无端猜疑、恶意揣度、立意试探，几乎使慧侬酒后乱性，又以此指责慧侬品行不端，留书告诫慧侬：“所愿青年闺秀，人人能阅此文，愿乎女子仍以端贞为贵，万勿稍染时习。”并进而自戕。慧侬在得知事件的原委后也毅然做出了殉情的选择。慧侬白璧微瑕，她的热情、自重、忠贞以至凛然赴死，使得这个形象可感可爱，她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但仍为传统的伦理观贞操观所左右，不惜以一死证明清白，是一位求新而并不彻底的女性。相比之下，王梦兰是外新内旧的人物，对慧侬的期待完全建立在陈旧的贞操观念之上。他一再设计试探，结果害己害人，这一形象凝聚了旧伦理下的种种褊狭、阴险、守旧、愚蠢，其颇为自私的道德献祭连带了慧侬这样一位新女性的湮灭，殊为可惜可恨。作者意欲给女性尤其是初浸新学的女性以忠告或训诫，但事实上，陈慧侬的形象远比王梦兰可爱，她具有更高的人性和道德高度，倒是王梦兰这一形象暴露出旧道德中男性至上的观念的丑陋。
《湘水哀波》《龙沙烈女》《出人意外》中的女主人公都是殉难者，也许这里有亦殉亦挟的复杂况味。殉是牺牲和献祭，是在物质层面对作为生物体的生命的彻底的毁弃和否定，又是在精神和意识上的高级的、最终的表白和奉献;而挟持的意味是在想象层面传递出的、来自创作主体的意识，以女性的牺牲表达其生命自身之无意义，以男子的自戕反衬女性在男性视域中的龌龊，逼迫其放弃自我，深层的意图则着落在对女性的限制与毁灭。虽然是双重的惨剧，仍有着男权对于女性的居高临下的睥睨，同时也显示了传统社会规制话语的强势以及现代文明改造的艰难。 侠女的形象来源于自《史记》开始的武侠想象，侠女们和男子一样不受社会法制规范，重然诺，轻性命，少有现实社会关系的负累，快意恩仇，自成体系。“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武侠小说流风久远，至20世纪初，仍有以女侠为主人公的小说频频见诸报端，如《娥眉大盗》（《盛京时报》1913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刊载）中的醉霞，自幼习武，本领高强，父亲遇害后，她立志为父报仇，遂投在荆州帮。醉霞“贵在木兰志，常怀精卫仇”，有勇有谋，率领帮中弟兄杀贪济贫，不惜自卖仇家为婢女，终于在帮中弟兄的协助下手刃贪官。报得大仇后，醉霞隐入道山，不再涉足江湖。醉霞志存高远，其行侠仗义的同时并非与世事无涉。譬如，她安排弟弟天保接受新式教育，先是把天保送入学堂读书，天保后来又考入陆军小学，之后入中学，毕业后被“派往德国留学，专习陆军”，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人才。一直隐身不现的醉霞非常欣慰，寄语天保：“吾弟年轻学富，正可做一番大事业。” 与传统女侠形象相比，醉霞的形象中传递出些许时代特色，在其形象中不难发现对新时代女侠的想象。
这一时期，对于女性想象所透出的社会意识和风尚，对于女性争取权利平等、接受现代文明的种种努力，主要表现在要求恋爱婚姻自主，在社会关系中全面实现男女平等。在传统女性形象中，以家庭为生活重心的母亲、妻子（包括未婚妻）的社会角色较多，在新女性形象中，女学生的形象出现较多，但大部分被符号化如空洞的能指，对她们的文学想象的主要落脚点仍是家庭和婚姻（包括同居）生活。
成熟自尊自立的新女性，如《文明怪剧》（《盛京时报》1913年11月22日至12月4日刊载）中的柯淑贞，善良勤奋隐忍，自强自立。她在女中毕业后，谋得某校历史教师兼手工课教师的工作，这意味着她获得了经济独立，可视为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淑贞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深受其影响，在婚恋观上她主张摆脱父母专制，追求自主的恋爱婚姻。她择偶注重品行，不以貌取人，怀着“研究学问”和“物色人物”的明确目的考入女中，寻觅心目中端正、温存，有好学之心和进取志向的人生伴侣。为此，她不惜中断学业以摆脱好色校长的纠缠，足见她是一位富于理性和坚守原则的新女性。无赖教师邹生骗取了淑贞的爱情。成家后，淑贞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勤奋工作，而邹生则逐渐露出本性，游手好闲，不事生计，一味寻欢作乐，还声称，“自古至今，女子倚赖男子，也倚赖够了”，而今要“借着你们女子享福”。淑贞忍辱负重，多方规劝不成后断然与之解除婚约，并且拒绝邹生私了的想法，要到审判庭上，“光明正大地离婚”。淑贞这一形象，自立自强，敢做敢为，表现出了新女性的见识和魄力，但在立具离婚甘结时，她又要求在甘结中写下“任从个人自由，永不亲近男子，专靠教授指针谋生”。小说以“永不亲近男子”的想象为在新时代前行的淑贞留下了一个传统的阴影。
新女性以个体意识觉醒为特征，但多以复杂形象出现，反映了当时大量出现的新旧两种力量胶着所形成的社会矛盾。这些新女性是传统意识下的想象所塑造的复杂形象，她们对外界事物、自身欲望均充满好奇，对生活、婚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自主性，是现代意识萌动时破茧而出的第一代女性。但在传统秩序的审视下，她们或是回归传统伦理体系，为妻为妾，欣然侍夫;或者因追求新奇、自由而被蒙骗沦落;或者是接受新式教育包括留学种种之后坏了性情德行，变得与娼妓无异。总之，在婚姻序列里的女性形象都从不同视角表现着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解读和想象：女性的人格低于男性，甚至相比较于男性，她们的心智是低级的、粗陋的，须依附于男性，时时需要男性居高临下的引导。
《文明之变相》（《盛京时报》1914年11月10日至29日刊载）展现的有如一场社会实验。松友寒等所谓“名士”以猎奇的心态涉足色情酒楼，以实验的心态“见识”因“文明的进步过速”而出现的“文明女士”。小说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一是品行端正的女学生左慧卿，涉世不深而向往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误入色情酒楼，后来经松友寒的一番劝导幡然醒悟;一是以色渔利的武翠娟，打着新女性招牌，高谈“女权时代”“特别的爱情”“天赋的自由”等，专以恋爱的名义敲诈勒索钱财;另一类是吴太太等地痞流氓，专事蒙骗甚至绑架天真幼稚的女学生。小说无疑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复杂的一面，有“许多怪现状的实事发生”，“假文明的志士”和“不规矩的学生”恣意妄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小说中松友寒一直高踞道德与见识双重高地，冷眼于一众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学生，直到她们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才出手搭救，指点迷津，进而“婉拒”了被他从人贩手下解救的两位女学生江素娟、吴紫芝的“以身相许”，最后却含而不露地将恢复了“深闺女子的本性”的左慧卿纳做侧室。这里，武翠娟、吴太太等品行败坏者且存而不论，从左慧卿、江素娟、吴紫芝等新女性形象中则可读出在传统男权伦理框架下被极力矮化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正途似乎只有回归深闺，甚至去做松友寒这类“文明的志士”的妾室。而松友寒假文明、真道学的“名士”形象也着实显现出传统男权意识的根深蒂固，女性的觉醒、进步和现代文明流风所及的艰难曲折。
《真艳福》（《盛京时报》1913年4月3日至16日刊载）中的两位新女性，打着新式教育和人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旗号，荒唐无序，欲望横流，新式学堂的教师学生们热衷于朝秦暮楚，“自由结婚”，更有甚者，蒋蕙兰、毕振英们与花心男不仅“自由结婚”，还你谦我让、同做妻妾在后，作者将此视为“真艳福”，真实流露出对旧婚姻制度的艳羡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教育的浅薄认识和深深误读。
这些想象也从侧面体现出20世纪初现代女性成长历程的艰难曲折。这一成长有着对自身生命—人生的体认，对生命价值、人生角色与意义的诸种思考、假设和探索，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尝试，对新身份（如女学生、女教师）的体验和掌控，而不只是懵懂徘徊于男权话语的预设模式之内，这个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前路可循的探索，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曲折、挫败以及来自男权目光下的刻意褒贬（譬如一些以拯救者面目出现的卫道士或外新而内旧的形象），但从小说史着眼，这些形象的出现延续了小说史中女性成长的轨迹，展现出20世纪初女性进步的真实历程。
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也造成了小说文体构成方式和元素的变化，譬如从对情节的完全倚重，以情节来结构整个叙述，到对故事中人物个性、社会关系的关注，也即对间性的表述，注重以细节和各种关系的表现来呈现主题。这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层次和手段，也引入了现代性。在间性的叙述中传达了对于社会的认知，我们则从这些间性的表述中解读出20世纪初的东北社会对于女性的认知和期许。
作者简介：薛勤，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沈阳 110031）
基金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2017年度课题（Lnsky17zx12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8.06.015
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全面发生，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临时政府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享有言论、集会、结社、迁徙、信教自由和选举、被选举、任官考试的权利，体现出其民主性质。中华民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近代化，是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艰难曲折。在这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器物、制度层面的变化接踵而至，令人耳目一新，而更深层的文化观念的变化触及社会结构的观念基础，与社会传统有着更深广的关联，因而复杂、缓慢、曲折。社会文化的转型涉及社会各方面，它的变革是整体性的深层次的变革，具有艰巨性、复杂性，更多地呈现出新旧杂陈、回环往复的样态，并在社会生活各方面反映出来，尤其在文学作品等文化产品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文学是时代景象和精神的生动记录和写照，小说中的女性想象在社会、时代的发展过程中与时俱变，在小说中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主导着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这些形象承载着对女性的期许，也决定了其所蕴含的社会思想意味。考察20世纪初东北小说中的女性想象及对于小说文体变化的影响，有益于呈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轨迹，深入认知20世纪初东北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清末民初的数十年间，中国先进的知识精英呼吁启蒙，不断地讨论、抨击以男尊女卑为代表的传统社会文化对两性地位的区划，当时的进步女性也以“男女平等”为时代追求，争取获得与男性同样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归纳20世纪初东北小说中体现的女性想象，大致有如下三类。一是西风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的西方先进国家的女性，她们有着成熟的个人意识，追求实现个人價值，自给自立自强，追求独立的经济、社会地位。她们的社会活动范围较广，与男性平等地共同介入社会事务。她们的形象有着沟通中西、引新入旧的作用，寄寓了近代中国社会和女性进步的目标，启迪着启蒙中的中国女性奋斗的方向。二是多苦多难的传统女性，她们若非侠女即为贤女，大多善良隐忍，忍辱负重，经济上依附于男性，思想意识、社会地位完全徘徊于传统宗法伦理的规制之下，人格难以独立，成为男权下的牺牲品。三是现代启蒙进程中向新而在、面相复杂的新女性，她们在现代启蒙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熏陶，接受新式教育，积极争取男女同权，争取婚姻自主，争取实现经济独立，与传统文化亦有着深厚的关联。小说中对于她们的塑造褒贬不一，甚或贬多于褒，往往透露出强烈的男权意识的痕印。
一、沟通中西、引新入旧的西方女性
外国女性形象大多伴随着西方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和科学知识。20世纪初，文坛上多见一些半译半著的域外题材的小说。女性形象大多没有对于男性的依附，而是男性可以并肩应对事件、变故的同伴，亦可以独当一面，独立打理各种事务。同时，她们所拥有的富于近代科技色彩的各种器械、机器、药剂等，虽然均为粗糙之属，但不可轻忽的是其中传达了世界近代科技革命的观念、成果和气息。19世纪末年起至20世纪初，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现了新的高潮。以科技类小说为例，1900年，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薛绍徽译）译入中国，之后，主要的译作又有1903年日本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海天独啸子译）、1904年《千年之后的世界》（包天笑译）和1906年译入的《秘密电光艇》（金石、褚嘉猷译），1907年，英国佳汉的《电冠》（陈鸿璧译）被译介到中国。这些建立在近代科学进步基础上的科技科幻类小说在中国迅速流布，国人眼界大开，深受启迪，近代科学元素常常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小说中。20世纪初，版权意识尚付阙如，尤其是报载小说，大多没有署名，亦不介绍文本性质，导致大量作品译、著莫辨。东北民初翻译小说集中出现于1910年左右，大多没有明确的文本说明，无从断定是译作还是原创，从现存资料以及零散的线索（有的在小说文本中声明是译作）推断，可能是以翻译为骨架，夹译夹著。这些小说参杂了众多醒目的中国文化元素，成为当时东北小说的一种独特的创作现象，也是20世纪初西风东渐中出现的特殊的文化现象，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此间对话、融合。其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尤为值得深入体会，她们承载的历史进步意蕴加速了现代中国的女性觉醒，打开了现代新女性想象的空间，延续了小说史中女性成长的轨迹，展现出20世纪初女性进步的历程，成为一份不可忽视的民初小说文化遗产。
《女豪杰》（《盛京时报》1912年8月14日至10月6日刊载）中的日本渔家女珊瑚历尽波折，为父报仇，与邪恶势力抗争。其中多处出现近代科技元素。美国是近代科学发达的象征，易容药、增长神力的药丸、以畜脑通过机械导入法治伤病的情节均由美国人主导。来自美国的斐列干勒夫人不仅全副武装，同私家侦探等男子同样投入襄助珊瑚的战斗，而且还有独到之处——掌握并熟练使用易容药剂，这个形象由此带出了不容忽视的近代科技色彩。譬如，她用易容药水改变珊瑚的相貌，在关键时刻赠与珊瑚神力药丸，使得珊瑚服后“身轻如燕，力大如虎”，更兼“勇气百倍”，心理、身体都在药物的作用下发生了变化。珊瑚受伤后，宜都莫候医生为其诊治，使用电动器械为她疗伤。宜都莫候判断珊瑚是在打斗中“伤了脑筋”，他“打开箱子取出皮带，缠在姑娘的腰中，一动机器，就见箱子里的各样儿机械，左右盘旋，约有一刻钟的功夫，忽见姑娘一挺身儿坐起”，待珊瑚服下配好的药汁后，又“取出皮带”，缠在珊瑚的额头，“又转动皮电机往里传电……”种种治疗器械，透露出近代科技成就的影响。
《机器妻》（《盛京时报》1912年10月29日至12月6日刊载）中的焦珠（也即红雪娘），忍辱负重寻机为父亲报仇。为帮助焦珠报仇，奇人云和设计了活灵活现的仿真机器人红雪娘，以之调度也在寻找父亲身亡真相并钟情于红雪娘的沙尔退宾。云和运筹帷幄，找出了真凶爱列克，使得焦珠和沙尔退宾得报父仇，并使有情人终成眷属。机器妻是焦珠的替身，它可分解，可做出动作，以类似机器人的假人体以假乱真。小说弃人而用机器为替身，沙尔退宾面前的机器妻与焦珠真假莫辨，这一角色设计充满了近代科技革命的成就感。 《手镏儿》（《盛京时报》1910年4月19日至7月27日刊载）中，贫家女儿林三姐不甘穷困，矢志自立，意外地因表兄赠与的金手镏儿而致富，并获美满姻缘。主人公林三姐对自我价值充满自信，有着积极的人生追求，有着鲜明的平等观念，尤其是她的经济独立意识，毫无掩饰的攫取尽可能多的金钱的欲望，令人感到资本社会初期强烈的追逐资本的欢畅。林三姐家居英国伦敦城外，家境并不宽裕，为尽快赚钱贴补家用，她想学习绘画，自食其力，进而可以分担父母的生活压力。听母亲说有个远房表兄是位富豪，住在城里，三姐遂瞒过父兄进城寻求这位表兄的帮助。面对这位未曾谋面的表兄徐福雷，三姐不卑不怯，说明来意，谈及自己的人生设想，希望表兄施以援手，并且表示日后会有报答。不几日，表兄突然去世，遗赠给她一枚金手镏儿。正逢三姐的哥嫂双双染病，三姐遂将金手镏儿出租给富家闺友换来款项救急，机缘巧合地从女友的未婚夫鲁郎口中得知了手镏儿的来历和其中的机关，由此找到了表兄的遗嘱，获得了巨额遗产，由穷变富，又获得美好姻缘。林三姐这一形象颇具独立人格，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钱能通神”的世情，“世上的人，没有了钱，连人品也都没有了”，揭示了对于资本的狂热追逐，也表现了市场调节、公平交易、契约意识等资本社会的基本规范。林三姐不因贫穷而气馁，立志个人奋斗，积累财富，创造美好生活，为农业文明的民初社会带入了一缕裹挟了现代意识的新风。
二、善良隐忍、多苦多难的传统女性
中国女性大多贤淑温婉、勤奋隐忍，为家庭和社会奉献良多，更有许多在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下成为节妇烈女和殉道者。
《湘水哀波》（《盛京时报》1914年12月1日至24日刊载）中的林婉芳，是辛亥义士的妻子，她的出场携带着深明大义的底色，她支持丈夫参加辛亥革命义军，认为男儿应该成就一番大事业。自己在家中孝敬婆母，抚养一双小儿女。生活无着，她缝补浆洗，典当借贷，左支右绌，全力奋斗，克服种种困难，在革命的背后担当起众多的日常生活负累。家乡发生匪患，她“扶着婆婆，抱着孩子”，随着人群逃难;遭遇土匪掳掠，她不顾一切地保护孩子。逃难路上，婆婆染病故去，她忍痛将女儿交给胞姐抚养，与幼子相依为命，守护着这柔弱的宗祧根苗。幼子在逃难途中夭折后，痛不欲生的婉芳怀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寻找丈夫，不料丈夫已在战场上牺牲，等待她的是国民政府寻访遗属的官员。婉芳用政府发给的抚恤金安葬了丈夫、婆婆和小儿子，然后悬梁自尽，追随亲人而去。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林婉芳把丈夫的事业、家庭的日常生活、生命延续作为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她没有自己的意义和空间，当丈夫及其革命事业、婆母所象征的生活日常、儿子所象征的生命繁衍一一被毁灭后，她的生命便成了毫无意义的空壳，直至以身相殉。苦难的社会现实固然是造成这一惨剧的根本原因，但通过小说文本可以感受那空无自我的精神世界，社会伦理秩序给她设定的就是做妻子、儿媳和母亲，因而当她失去了丈夫、婆母、儿子（这里须注意的是，女儿还在人世，但女儿是可以忽略的）后，她就失去了生活下去的意义。小说采用悲情叙事模式，将所有的苦痛汇集到一个文本之内，而在这一文本中，女性个人意识的缺失与男权意识的弥漫互为因果。
《龙沙烈女》（《盛京时报》1914年12月25日至1915年1月13日刊载）的女主人公玉姐，是一个聪慧勇敢、情深义重的北方女孩，为未婚夫辩诬，功成而后自杀。她有着特出刚烈的一面，同时，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丈夫是她生存的全部依賴和理由，得知未婚夫身亡，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想活了”“决不能再嫁二男”。案情大白后，她愤而叱责县官断案糊涂：“我丈夫死得属实不明。我以后的终身，倚靠何人？……我丈夫一死，我不能独生！”遂以短刃自尽。事实上她与未婚夫尚未举行婚礼，在为未婚夫辩诬成功后，却随即决然自戕。未婚夫暗示了她未来的生命，未婚夫已死，则纵然是诬枉得以昭雪，女主人公的生命变得无处依托，唯有一死。生命的消殒令人唏嘘叹惜，她的女性的觉醒无疑是缺位的，但也感觉到其行为背后笼罩的社会意识和制度共谋性的规制的强大，以及由此具化的种种伦理、经济原因的压迫。
署名“维摩”的《出人意外》（《盛京时报》1919年5月3日至8日刊载）中，女主人公陈慧侬善良单纯，涉世不多，一往情深，对他人并不设防，却不意陷自己于被谴责至死的境地。慧侬受过新式教育，能够阅读英文，知晓欧美世情，经姨妈介绍与王梦兰相识。小说表现了王梦兰再三设计试探慧侬是否忠贞，终致酿成悲剧，两人竟各自赴死。王梦兰“熟游欧美，洞知其情”，是“游学归来”的社会精英，在社会广受欢迎，被竞相邀聘，“已得三处差事，往来从公，奔驰为劳”，但骨子里却是极致的传统伦理道德的践行者，对未婚妻慧侬无端猜疑、恶意揣度、立意试探，几乎使慧侬酒后乱性，又以此指责慧侬品行不端，留书告诫慧侬：“所愿青年闺秀，人人能阅此文，愿乎女子仍以端贞为贵，万勿稍染时习。”并进而自戕。慧侬在得知事件的原委后也毅然做出了殉情的选择。慧侬白璧微瑕，她的热情、自重、忠贞以至凛然赴死，使得这个形象可感可爱，她虽然接受了新式教育，但仍为传统的伦理观贞操观所左右，不惜以一死证明清白，是一位求新而并不彻底的女性。相比之下，王梦兰是外新内旧的人物，对慧侬的期待完全建立在陈旧的贞操观念之上。他一再设计试探，结果害己害人，这一形象凝聚了旧伦理下的种种褊狭、阴险、守旧、愚蠢，其颇为自私的道德献祭连带了慧侬这样一位新女性的湮灭，殊为可惜可恨。作者意欲给女性尤其是初浸新学的女性以忠告或训诫，但事实上，陈慧侬的形象远比王梦兰可爱，她具有更高的人性和道德高度，倒是王梦兰这一形象暴露出旧道德中男性至上的观念的丑陋。
《湘水哀波》《龙沙烈女》《出人意外》中的女主人公都是殉难者，也许这里有亦殉亦挟的复杂况味。殉是牺牲和献祭，是在物质层面对作为生物体的生命的彻底的毁弃和否定，又是在精神和意识上的高级的、最终的表白和奉献;而挟持的意味是在想象层面传递出的、来自创作主体的意识，以女性的牺牲表达其生命自身之无意义，以男子的自戕反衬女性在男性视域中的龌龊，逼迫其放弃自我，深层的意图则着落在对女性的限制与毁灭。虽然是双重的惨剧，仍有着男权对于女性的居高临下的睥睨，同时也显示了传统社会规制话语的强势以及现代文明改造的艰难。 侠女的形象来源于自《史记》开始的武侠想象，侠女们和男子一样不受社会法制规范，重然诺，轻性命，少有现实社会关系的负累，快意恩仇，自成体系。“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1武侠小说流风久远，至20世纪初，仍有以女侠为主人公的小说频频见诸报端，如《娥眉大盗》（《盛京时报》1913年9月30日至10月10日刊载）中的醉霞，自幼习武，本领高强，父亲遇害后，她立志为父报仇，遂投在荆州帮。醉霞“贵在木兰志，常怀精卫仇”，有勇有谋，率领帮中弟兄杀贪济贫，不惜自卖仇家为婢女，终于在帮中弟兄的协助下手刃贪官。报得大仇后，醉霞隐入道山，不再涉足江湖。醉霞志存高远，其行侠仗义的同时并非与世事无涉。譬如，她安排弟弟天保接受新式教育，先是把天保送入学堂读书，天保后来又考入陆军小学，之后入中学，毕业后被“派往德国留学，专习陆军”，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人才。一直隐身不现的醉霞非常欣慰，寄语天保：“吾弟年轻学富，正可做一番大事业。” 与传统女侠形象相比，醉霞的形象中传递出些许时代特色，在其形象中不难发现对新时代女侠的想象。
三、向新而在、面相復杂的新女性
这一时期，对于女性想象所透出的社会意识和风尚，对于女性争取权利平等、接受现代文明的种种努力，主要表现在要求恋爱婚姻自主，在社会关系中全面实现男女平等。在传统女性形象中，以家庭为生活重心的母亲、妻子（包括未婚妻）的社会角色较多，在新女性形象中，女学生的形象出现较多，但大部分被符号化如空洞的能指，对她们的文学想象的主要落脚点仍是家庭和婚姻（包括同居）生活。
成熟自尊自立的新女性，如《文明怪剧》（《盛京时报》1913年11月22日至12月4日刊载）中的柯淑贞，善良勤奋隐忍，自强自立。她在女中毕业后，谋得某校历史教师兼手工课教师的工作，这意味着她获得了经济独立，可视为解决了基本的生存问题。淑贞较早接触西方文化，深受其影响，在婚恋观上她主张摆脱父母专制，追求自主的恋爱婚姻。她择偶注重品行，不以貌取人，怀着“研究学问”和“物色人物”的明确目的考入女中，寻觅心目中端正、温存，有好学之心和进取志向的人生伴侣。为此，她不惜中断学业以摆脱好色校长的纠缠，足见她是一位富于理性和坚守原则的新女性。无赖教师邹生骗取了淑贞的爱情。成家后，淑贞满怀对新生活的向往，勤奋工作，而邹生则逐渐露出本性，游手好闲，不事生计，一味寻欢作乐，还声称，“自古至今，女子倚赖男子，也倚赖够了”，而今要“借着你们女子享福”。淑贞忍辱负重，多方规劝不成后断然与之解除婚约，并且拒绝邹生私了的想法，要到审判庭上，“光明正大地离婚”。淑贞这一形象，自立自强，敢做敢为，表现出了新女性的见识和魄力，但在立具离婚甘结时，她又要求在甘结中写下“任从个人自由，永不亲近男子，专靠教授指针谋生”。小说以“永不亲近男子”的想象为在新时代前行的淑贞留下了一个传统的阴影。
新女性以个体意识觉醒为特征，但多以复杂形象出现，反映了当时大量出现的新旧两种力量胶着所形成的社会矛盾。这些新女性是传统意识下的想象所塑造的复杂形象，她们对外界事物、自身欲望均充满好奇，对生活、婚姻的追求有着强烈的自主性，是现代意识萌动时破茧而出的第一代女性。但在传统秩序的审视下，她们或是回归传统伦理体系，为妻为妾，欣然侍夫;或者因追求新奇、自由而被蒙骗沦落;或者是接受新式教育包括留学种种之后坏了性情德行，变得与娼妓无异。总之，在婚姻序列里的女性形象都从不同视角表现着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解读和想象：女性的人格低于男性，甚至相比较于男性，她们的心智是低级的、粗陋的，须依附于男性，时时需要男性居高临下的引导。
《文明之变相》（《盛京时报》1914年11月10日至29日刊载）展现的有如一场社会实验。松友寒等所谓“名士”以猎奇的心态涉足色情酒楼，以实验的心态“见识”因“文明的进步过速”而出现的“文明女士”。小说塑造了三类女性形象：一是品行端正的女学生左慧卿，涉世不深而向往现代文明的自由平等，误入色情酒楼，后来经松友寒的一番劝导幡然醒悟;一是以色渔利的武翠娟，打着新女性招牌，高谈“女权时代”“特别的爱情”“天赋的自由”等，专以恋爱的名义敲诈勒索钱财;另一类是吴太太等地痞流氓，专事蒙骗甚至绑架天真幼稚的女学生。小说无疑展现了社会转型时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复杂的一面，有“许多怪现状的实事发生”，“假文明的志士”和“不规矩的学生”恣意妄行，导致社会风气败坏。小说中松友寒一直高踞道德与见识双重高地，冷眼于一众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学生，直到她们在现实中屡屡碰壁才出手搭救，指点迷津，进而“婉拒”了被他从人贩手下解救的两位女学生江素娟、吴紫芝的“以身相许”，最后却含而不露地将恢复了“深闺女子的本性”的左慧卿纳做侧室。这里，武翠娟、吴太太等品行败坏者且存而不论，从左慧卿、江素娟、吴紫芝等新女性形象中则可读出在传统男权伦理框架下被极力矮化的女性形象，她们的正途似乎只有回归深闺，甚至去做松友寒这类“文明的志士”的妾室。而松友寒假文明、真道学的“名士”形象也着实显现出传统男权意识的根深蒂固，女性的觉醒、进步和现代文明流风所及的艰难曲折。
《真艳福》（《盛京时报》1913年4月3日至16日刊载）中的两位新女性，打着新式教育和人性解放、女性解放的旗号，荒唐无序，欲望横流，新式学堂的教师学生们热衷于朝秦暮楚，“自由结婚”，更有甚者，蒋蕙兰、毕振英们与花心男不仅“自由结婚”，还你谦我让、同做妻妾在后，作者将此视为“真艳福”，真实流露出对旧婚姻制度的艳羡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教育的浅薄认识和深深误读。
这些想象也从侧面体现出20世纪初现代女性成长历程的艰难曲折。这一成长有着对自身生命—人生的体认，对生命价值、人生角色与意义的诸种思考、假设和探索，对新事物的好奇与尝试，对新身份（如女学生、女教师）的体验和掌控，而不只是懵懂徘徊于男权话语的预设模式之内，这个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它本身就是没有前路可循的探索，伴随着形形色色的曲折、挫败以及来自男权目光下的刻意褒贬（譬如一些以拯救者面目出现的卫道士或外新而内旧的形象），但从小说史着眼，这些形象的出现延续了小说史中女性成长的轨迹，展现出20世纪初女性进步的真实历程。
四、注重细节和关系构建的叙事文体转变
在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中，也造成了小说文体构成方式和元素的变化，譬如从对情节的完全倚重，以情节来结构整个叙述，到对故事中人物个性、社会关系的关注，也即对间性的表述，注重以细节和各种关系的表现来呈现主题。这丰富了小说的表现层次和手段，也引入了现代性。在间性的叙述中传达了对于社会的认知，我们则从这些间性的表述中解读出20世纪初的东北社会对于女性的认知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