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周其仁
　　 全球经济的不均衡，由来已久。
　　 从世界范围来看，冷战是一个相对均衡的格局，它把世界分成两大板块：一个是人均GDP以万美元计算、普通居民收入非常高的经济，主要是欧洲、美国；另一个板块是中国、印度，包括前苏联这些国家，其人均几百美元的经济水平，跟发达国家在发展水平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落差，就像两个海平面。随着中国、印度的开放，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两个落差很高的海平面开始打通，这个世界开始变得不平衡起来。
　　 发达国家的资本、技术跟我们的劳动力等要素结合之后，产生了很大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大规模的产品输出。同时中国的学习速度很快，迅速从原来劳动密集、技术含量非常少的产品，向有一定技术、资本含量的产品方向发展，中国产品很快开始对欧美的某些产品产生了替代，相应的就业也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中国。
　　 我们的大量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外汇，还是要流回到美国。大规模资金回流美国后，铺就了一个低利率的资金环境，造成了更不平衡的现象，包括金融和实业之间的失衡。
　　 利息率低还派生出了一个效果，即大量资本替代人。美国的技术进步这些年也是不慢的，软件、机器人都发展非常快，它又替代了一部分劳动力，所以造成了今天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非常高，正规统计的失业率在10%左右。在发生欧债危机的那些国家，年轻人的失业率可以达到50%。
　　 那么，怎么应对这种局面？原先大量资金推动了资产价格上行，高到一定程度，就撑不住了。现在看来“水落石出”正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特征。资产价格就是水，石头就是它的债，无论公司还是国家都是一个道理，水涨的时候债不是问题，等到水落的时候石头就露出来了。公司撑不住、国家撑不住，欧债危机就是这个背景。
　　 所以，全球格局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全球化开放、比较优势释放带动的高速增长面临较长时间挑战的状态。
　　 我的体会是，这个世界是“通而不平”的。“通”是指美国、欧洲、中国发生的事情都相通的，但是“不平”，因为工资平均还差10-15倍。而且10-15倍的工资差比百倍的工资差带来的冲击更大，因为差100倍的时候中国实际上什么都没干，中国的产品对发达国家没有影响。
　　 所以现在的矛盾是发达国家能不能加快创新。现在看来，美国创新虽然还是强劲有力，但是尚看不到像IT这种级别可以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创新。如果没有创造更高生产率的东西，大量工人往哪里装？靠货币超发，美国不能持久，中国依赖的外向型高速增长也会有问题。
　　 发达国家的调整如果持续时间很长，我们开放30年形成的企业能力、国民收入，能不能逐步转向内需市场，把这个市场开动起来？如此不但中国企业可以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带动全球经济。
　　 当出口不可能持续高涨成为经济的第一发动机的时候，启动国内市场不光是收入问题，它还关乎制度改革、组织改革、商业文明创新建设以及契约精神重新振奋起来。没有这些东西，内需就只能是一个口号，不会变成现实的产品和产业。
　　 这其中既需要企业家，也需要政府、公众，三者共同配合，才能完成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