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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在司法与媒体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体现了司法对媒体最大限度的尊重和宽容，力求新闻自由和公正审判之间的价值平衡。在中国，不成熟的传媒与独立性不足的司法，共同面临着强大行政权力的干扰。司法应为媒体提供保护是中国媒体与司法关系的特殊问题。
【关键词】媒体；司法；合作
在当代中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媒体与公共权力的冲突已呈现显性态势，个案诉讼过程中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冲突不断激化的表征。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对峙紧张状态绝不是和谐的法治社会中两者理想的互动关系。笔者拟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来解读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以求对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合作有所助益。
一、美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分析
在美国，媒体与司法紧张关系背后是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价值冲突。在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不能以减损一种价值的代价保证另一种价值实现，而力求两种价值的统筹兼顾。美国的制度实践充分地诠释了上述理念。在对媒体法律责任的追究上，美国法院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在给新闻自由最大尊重的同时，美国法院从自身司法行为入手，采用预先防范的司法措施，“形成了以保护陪审团不受外界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调和方法和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新闻自由和保障被告人权利。”民主与法治实践中美国已形成了强势媒体与权威司法之间的关系结构。这已成为法律调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一个基本语境条件。在“第三种权力”与“第四种权力”的对峙中，司法与媒体形成一定张力，但各自的力量都不会受到削弱。在第四种权力背后是足以与国家对抗的强大市民社会的支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是媒体生成壮大的基本语境，媒体新闻自由的正当性来自于市民社会话语权。如果说媒体力量的强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法的尊重和宽容，那么司法的强势则源于其业已形成的强大权威。职业法官被认为具有超越常人的职业理性和人格。“法官应当是坚韧之人，在恶劣气候中也得顽强生存”，“强制让公众保持沉默，不管是多么地有限，哪怕仅仅是以保护司法尊严的名义，也可能会招致憎恨、怀疑和蔑视，而不是使尊重得到加强。”在美国，法律调整司法与传媒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防范传媒对案件倾向性报道和评论对陪审员造成误导。“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社会对法官职业群体的信赖不是虚无的，而是建于一系列制度构建之上。法官的选任制度、培训制度和职业保障制度等塑造了精英化的法官职业共同体。这一职业群体获得了社会公认的声望，良好的声望构成了司法权威的社会基础，而借助司法权威法官职业共同体在维系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又在不断提升着自身声望。经过长期的法治实践，当司法权威积淀成了一种社会信仰，司法的公信力已经经受得起媒体对个案负面报道与评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法官职业共同体具备了坦然面对的心理应对媒体能力。因此，美国表现出的司法对媒体的克制与尊重，绝不仅仅出于某个法官超越常人的恢宏气度，而是社会条件使然。
二、中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分析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障碍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过度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剧急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构），无不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相关”。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也正是市民社会构建的过程。在这种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媒体难以获得如同西方国家“第四种权力”的强大力量。随着法治不断深化，国家在逐渐退出某些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契约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主导态势，市民社会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空间，经过三十年发展与整合，媒体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已经渐入中国民主生活的核心领域，社会对媒体公共问责的功能赋予了高度期待。媒体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独特景观。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至上、朕即国家等观念被普遍认同，国家被不正当地过度强化，社会被国家吞并”。西方的司法独立起源于对王权制衡的政治诉求，而司法独立在中国缺少法律文化基因。在当下国家权力结构中，中国司法权仍然缺少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社会公信力基础，司法权还不具备与行政权分庭抗礼的社会环境。成熟的法官职业共同体还未形成，法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法官职业保障明显不力，法官精英化的制度之路刚刚起步。可见，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司法权都还未能发挥出西方国家“第三种权力”的强大功能，但司法已具有了“独立”的法律形式。中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绝不是如同西方的强强力量对峙状态。正因如此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加之，社会转型阶段两者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这就又增加了两者关系的微妙性。现阶段中国传媒与司法冲突频发与两者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其一，中国传媒还处于缺乏自律的发展阶段。传媒忽视司法活动特定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传媒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对传媒的管理尚未形成科学适度的机制。在缺乏司法独立制度保障和司法权威社会信仰的中国社会，法官对媒体过度报道的“抵抗力”不足，媒体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其二，在目前法治发展阶段，中国司法机关还未形成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职业习惯。尽管在制度层面公开审判已经确立，但实践中囿于操作规范缺失，并未形成司法开放的良好司法惯例。
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以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之博弈为指向的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并未呈现为主流。在媒体与司法冲突的表象之下，媒体与行政权力的较量显露峥嵘。对于这一中国特有现象的发生机理，可做如下解读：一方面，这是日趋成熟的市民社会向政府进行公共问责的体现。媒体自觉承担起监督公共权力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这是行政权借助司法权化解政治危机的路径。行政权作为司法背后的推手，通过针对媒体的诉讼程序寻求其正当性基础。行政权选择借助司法权消除负面新闻的社会影响，说明司法权在形式上已具备了区别于行政权力，对纠纷进行独立评价的功能。即便是滥用权力的官员，要达到报复性执法的目的，也要通过法院审判披上合法性外衣。
三、中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合作关系的解读
不论从属性的同质性，还是功能的可整合性上，媒体与司法都具备合作的可能。“在一个传媒与司法的功能分化较成熟的社会里，由于二者相互间的规约和支持构成了一种可以称得上功能互补的状态，从而使它们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性。”我们不能以中国现有的媒体与司法冲突，来排斥一种以两者合作为基础的制度构建。媒体主要通过主导社会舆论来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司法通过主导法律实施来直接约束人们行为。司法在实现法律正义过程中包含了对媒体行为的保护。在与行政权的现实对抗中都还不够强大的媒体与司法理应成为同盟。法官的职业风险要通过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来化解，媒体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对司法体制改革推波助澜，而司法在其可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则能够直接对媒体进行保护。
在媒体人作为被追诉者的刑事案件中，一方面，他需要对抗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器；另一方面，媒体人触及权力雷区所承担的职业风险，在刑事诉讼中被进一步放大。媒体人承受的是国家追诉权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在刑事诉讼的场域中，媒体人巨大的职业风险只能依赖公正的司法来消解。近来频发的记者被抓案件，说明司法对媒体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司法机关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者，通过对国家追诉权的制衡，实现对被追诉者的保护。刑事诉讼为司法保护媒体创造了必要的程序空间。即使在面对行政权压迫的情势下，刑事诉讼过程仍为司法保护媒体提供了某些能动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6）
[2][美]昂格尔．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7
[3]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86
[5]程竹汝．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J]．政治与法律．2002（3）
【关键词】媒体；司法；合作
在当代中国，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媒体与公共权力的冲突已呈现显性态势，个案诉讼过程中传媒与司法的紧张关系正是这种冲突不断激化的表征。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对峙紧张状态绝不是和谐的法治社会中两者理想的互动关系。笔者拟从美国和中国两方面来解读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以求对我国媒体与司法的合作有所助益。
一、美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分析
在美国，媒体与司法紧张关系背后是新闻自由和公平审判的价值冲突。在媒体与司法关系的制度安排中，不能以减损一种价值的代价保证另一种价值实现，而力求两种价值的统筹兼顾。美国的制度实践充分地诠释了上述理念。在对媒体法律责任的追究上，美国法院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在给新闻自由最大尊重的同时，美国法院从自身司法行为入手，采用预先防范的司法措施，“形成了以保护陪审团不受外界影响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调和方法和策略，以求最大限度地维护新闻自由和保障被告人权利。”民主与法治实践中美国已形成了强势媒体与权威司法之间的关系结构。这已成为法律调整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一个基本语境条件。在“第三种权力”与“第四种权力”的对峙中，司法与媒体形成一定张力，但各自的力量都不会受到削弱。在第四种权力背后是足以与国家对抗的强大市民社会的支撑。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对立是媒体生成壮大的基本语境，媒体新闻自由的正当性来自于市民社会话语权。如果说媒体力量的强大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司法的尊重和宽容，那么司法的强势则源于其业已形成的强大权威。职业法官被认为具有超越常人的职业理性和人格。“法官应当是坚韧之人，在恶劣气候中也得顽强生存”，“强制让公众保持沉默，不管是多么地有限，哪怕仅仅是以保护司法尊严的名义，也可能会招致憎恨、怀疑和蔑视，而不是使尊重得到加强。”在美国，法律调整司法与传媒关系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防范传媒对案件倾向性报道和评论对陪审员造成误导。“在表层上，司法独立是一种制度设计，而更深的层次上，实在不过是一种力量对比所引出的后果而已。”社会对法官职业群体的信赖不是虚无的，而是建于一系列制度构建之上。法官的选任制度、培训制度和职业保障制度等塑造了精英化的法官职业共同体。这一职业群体获得了社会公认的声望，良好的声望构成了司法权威的社会基础，而借助司法权威法官职业共同体在维系社会正义的过程中又在不断提升着自身声望。经过长期的法治实践，当司法权威积淀成了一种社会信仰，司法的公信力已经经受得起媒体对个案负面报道与评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法官职业共同体具备了坦然面对的心理应对媒体能力。因此，美国表现出的司法对媒体的克制与尊重，绝不仅仅出于某个法官超越常人的恢宏气度，而是社会条件使然。
二、中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的关系分析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障碍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无论是国家权力过度集中，还是政治权威的剧急流失，除了本身（内部结构），无不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外部结构）密切相关”。中国法治发展的进程，也正是市民社会构建的过程。在这种迥异于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媒体难以获得如同西方国家“第四种权力”的强大力量。随着法治不断深化，国家在逐渐退出某些经济领域和社会生活领域，契约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呈现出主导态势，市民社会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空间，经过三十年发展与整合，媒体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已经渐入中国民主生活的核心领域，社会对媒体公共问责的功能赋予了高度期待。媒体非官非民、亦官亦民的角色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独特景观。中国传统社会中，“皇权至上、朕即国家等观念被普遍认同，国家被不正当地过度强化，社会被国家吞并”。西方的司法独立起源于对王权制衡的政治诉求，而司法独立在中国缺少法律文化基因。在当下国家权力结构中，中国司法权仍然缺少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和必要的社会公信力基础，司法权还不具备与行政权分庭抗礼的社会环境。成熟的法官职业共同体还未形成，法官整体素质有待提升，法官职业保障明显不力，法官精英化的制度之路刚刚起步。可见，不论从物质还是精神层面，司法权都还未能发挥出西方国家“第三种权力”的强大功能，但司法已具有了“独立”的法律形式。中国媒体与司法的关系绝不是如同西方的强强力量对峙状态。正因如此两者的关系更为复杂。加之，社会转型阶段两者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这就又增加了两者关系的微妙性。现阶段中国传媒与司法冲突频发与两者本身的局限性有关：其一，中国传媒还处于缺乏自律的发展阶段。传媒忽视司法活动特定规律，“越位”现象比较突出。传媒自我约束能力较弱，对传媒的管理尚未形成科学适度的机制。在缺乏司法独立制度保障和司法权威社会信仰的中国社会，法官对媒体过度报道的“抵抗力”不足，媒体对法官公正执法产生消极影响的可能性也更大一些。其二，在目前法治发展阶段，中国司法机关还未形成自觉接受社会舆论监督的职业习惯。尽管在制度层面公开审判已经确立，但实践中囿于操作规范缺失，并未形成司法开放的良好司法惯例。
在中国现实语境中，以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之博弈为指向的媒体与司法的冲突，并未呈现为主流。在媒体与司法冲突的表象之下，媒体与行政权力的较量显露峥嵘。对于这一中国特有现象的发生机理，可做如下解读：一方面，这是日趋成熟的市民社会向政府进行公共问责的体现。媒体自觉承担起监督公共权力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这是行政权借助司法权化解政治危机的路径。行政权作为司法背后的推手，通过针对媒体的诉讼程序寻求其正当性基础。行政权选择借助司法权消除负面新闻的社会影响，说明司法权在形式上已具备了区别于行政权力，对纠纷进行独立评价的功能。即便是滥用权力的官员，要达到报复性执法的目的，也要通过法院审判披上合法性外衣。
三、中国语境下媒体与司法合作关系的解读
不论从属性的同质性，还是功能的可整合性上，媒体与司法都具备合作的可能。“在一个传媒与司法的功能分化较成熟的社会里，由于二者相互间的规约和支持构成了一种可以称得上功能互补的状态，从而使它们共同价值目标的实现获得了充分的现实性。”我们不能以中国现有的媒体与司法冲突，来排斥一种以两者合作为基础的制度构建。媒体主要通过主导社会舆论来引导和影响人们行为，司法通过主导法律实施来直接约束人们行为。司法在实现法律正义过程中包含了对媒体行为的保护。在与行政权的现实对抗中都还不够强大的媒体与司法理应成为同盟。法官的职业风险要通过司法独立的制度保障来化解，媒体可以通过舆论引导对司法体制改革推波助澜，而司法在其可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则能够直接对媒体进行保护。
在媒体人作为被追诉者的刑事案件中，一方面，他需要对抗强大的国家追诉机器；另一方面，媒体人触及权力雷区所承担的职业风险，在刑事诉讼中被进一步放大。媒体人承受的是国家追诉权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在刑事诉讼的场域中，媒体人巨大的职业风险只能依赖公正的司法来消解。近来频发的记者被抓案件，说明司法对媒体的保护已经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司法机关作为客观中立的裁判者，通过对国家追诉权的制衡，实现对被追诉者的保护。刑事诉讼为司法保护媒体创造了必要的程序空间。即使在面对行政权压迫的情势下，刑事诉讼过程仍为司法保护媒体提供了某些能动的可能性。
参 考 文 献
[1]贺卫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6）
[2][美]昂格尔．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7
[3]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
[4]谢佑平．刑事司法权力的配置与运行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86
[5]程竹汝．传媒的公共问责功能与司法独立[J]．政治与法律．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