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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妮尔深深地热爱雪域高原的山川草木。98岁生日时她还表示·：“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
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id-Ned，1868～1969)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和“女英雄”，101年的人生历程充满传奇，有着太多近乎神话的故事：游历过许多东方国家，长期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著作等身，大量的有关东方的笔记、论著和资料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法国乃至欧洲就如同明星般地耀眼，96岁时还被授予法国第三级荣誉勋位；她不仅对佛教和西藏历史文化浸润多年，还有一个“智灯”的法号……这一切都和她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多次科学考察紧密相连。
轰动世界的徒步进藏旅行
1891年，大卫·妮尔告别了家人，前往东方，开始了漂泊世界的人生之旅。这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神往已久之后的决定。她六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封闭的生活燃起她对宗教和哲学的激情，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向往外面的精彩，喜欢到远方探险。20岁以后，她认识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夫人，又师从著名的东方学家席尔瓦·烈维和爱德华·福科，学习英文、梵文和佛教，研修东方文明，这一切激发了她对古老东方的神往。23岁时，她第一次来到神奇的东方，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学习佛教经典，1893年又到了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雪域高原已经近在眼前!
1910年，大卫·妮尔再次前往东方，目标很明确——日光城拉萨。这次旅行直到1924年才结束，时间之长、国家之多或许都出乎她自己的预料。这期间，她遍游印度、中国、尼泊尔、日本、朝鲜、缅甸、新加坡等地，长期在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活动，多次到北京、青海和甘南的藏传佛教寺庙潜心研修，1912年在印度噶伦堡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此后，她多次努力，试图进藏考察，但因英国人的阻挠，只得乔装改扮，潜入西藏。她在养子、藏族喇嘛庸登的陪同、帮助下，两度进入西藏：1916年，她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西藏，前往扎什伦布寺，拜见了九世班禅；1923年9月，她从云南、西藏交界地区进藏，经过察隅、波密、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在多次进藏的徒步旅行中，大卫·妮尔装扮成有德行的朝圣者，或是令人怜悯的“行乞者”。她流利的藏语、与藏族相近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庸登喇嘛的“法力”，的确减少了不少麻烦。但“险情”仍时时出现，首先就怕被人识破她是“西洋夷人”。从云南潜入西藏后，为了躲避沿途官吏的盘查，他们尽可能地避开大道，可是仍会露出某些破绽。在察隅，他们遇到一位衣着华贵的官员，回答了家在何地、旅行目的等问题，但这位官员和随从仍一丝不苟地询问盘查他们。妮尔有些慌，暗自思忖：“他们到底为什么起了疑心?是我的外表，还是回答的内容?”片刻紧张之后，她立即来了主意，装成化缘乞讨者的样子祈求布施，带着哭腔说：“尊敬的老爷，请对我们慈悲一点吧。”对方改变了穷追不舍的态度，怜悯地取出一点钱施舍给他们。大卫·妮尔像西藏的下层人一样伸出舌头表示感激。庸登赶紧假装欣喜地说：“母亲，您看长官送给我的东西!”于是，他们才得以继续赶路。
在徒步旅行时，他们有时能碰到居民，还能遇到商队和朝圣者，庸登可能被请去做些法事，得到一些食物和钱。更多的时候他们穿行在荒山野林之中，不得不忍饥挨饿。1923年圣诞节前后，庸登的脚扭伤了，又生了病，他们没有食物，被困在波密深山的窝棚里，只好把缝补靴子的一点碎皮子熬成汤，“欢庆”节日。路上的野兽也让他们不得安宁。在滇藏交界地区，他们刚刚在树林里睡下，一只豹子就慢慢靠近，不断地窥视。她被惊醒后不敢叫醒庸登，只是喃喃地说：“小朋友，我见过比你还大的森林之王，睡觉去吧，祝你幸福愉快!”几分钟后，那个“小朋友”似乎听懂了什么，远远地走开了，他们才脱离了险境。
野兽能被“劝”走，但如果遇到强盗，就没有那么容易应付了。在波密的深山密林里，七个土匪要抢走他们的所有物品。她知道藏族人相信因果报应，因此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她就哭泣着请求各种神灵惩罚这些坏人，而且说土匪要抢的钱是庸登为别人做了法事后得到的“神钱”，抢钱的人会不得善终。恰好这时大风刮过，她的哭诉与大风相伴，一时间阴森之气弥漫开来。土匪吓得面如土色，赶忙把财物归还他们，还请她让庸登给他们祈福。
在经历了种种危险之后，大卫·妮尔到达了拉萨，访问了布达拉宫、小昭寺、八角街和罗布林卡，搜集了大量资料，还请当地摄影师为她与庸登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纪念。1925年，她的西藏之行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回到法国时受到英雄般地欢迎，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各国的地理学会争相请她去演讲；她不是运动员，1927年世界妇女体育协会却给她颁发了田径大奖，因为她徒步远游东方；法国总统杜梅格对她的著作颇为推崇，准备以国家的名义支持她在世界各地的探险……接着，她又完成了《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五智喇嘛》等著作，成了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
述说一个真实的西藏
1937年，大卫·妮尔再次来到中国。本希望重新进藏，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影响了她的计划，她只得辗转于五台山、汉口、重庆、成都等地，又长期在打箭炉(今康定)进行科学考察和写作，直到1944年。1945年回到法国后，她发表了大量的笔记、通信、学术著作，介绍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阐述自己关于藏传佛教、东方文化等问题。她本人和这些资料、著作，向西方读者講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的研究心得，对法国乃至西方的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3岁时，她听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当时，西方某些大国和各种反华势力借所谓的“西藏问题”，掀起反华大合唱，大肆宣传“中国侵略西藏”的谬论，一时间蒙骗了不少对西藏历史文化不甚了解的人。她对这些论调十分不解和反感，并根据自己在西藏的见闻和多年的研究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告诉人们：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密不可分，汉族、藏族之间在历史上“时而干戈相向，时而玉帛互往，两个民族的联系却难以置信地不断加深”；到了清朝，西藏“宗教神职人员”中的达赖、班禅两大活佛都“须经中国中央改府承认方可坐床，而且在坐床之日向中国皇帝像顶礼膜拜，俯首称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朝驻藏官员和部队被驱逐出了西藏，但“中国并没有放弃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在各种场合都坚持要继续行使这一权利”，设置过专门机构管理西藏事务。和平解放后，“中国人又重新回到西藏，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当他们从西藏的农村和城镇经过时没有人对他们开一枪，所到之处常常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些同情西藏人命运，认为他们是野蛮侵略的受害者的外国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真情”。
西藏人民为什么欢迎解放军呢?大卫·妮尔告诉西方国家的读者：这是因为和平解放前，西藏“统治野蛮至极，统治者横征暴敛，在深受其害的人民中留下的只有不满和愤怒。我在西藏期间对此也有所闻”，许多人，尤其是康定地区的藏族人“都亲身体验过共产党的领导和旧的反动统治，相比之下，他们真心实意更喜欢共产党人”，比起共产党，西藏旧政府的苟捐杂税多如牛毛。在西藏，由于高和贷、徭役等盘剥和压榨，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因此欢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到来。不仅如此，寺庙中下层僧侣的处境与贫苦的俗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期待着社会的变化!
回到法国以后，大卫·妮尔深深地热爱雪域高原的山川草木，在98岁生日时，她还表示：“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1969年9月8日，大卫·妮尔去世享年101岁。由于当时无法将其骨灰抛撒于西藏，故于1973年抛撒于恒扣中，不久法国成立了大卫·妮尔基金会妮尔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国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那里经常举行国际会议接待各国访问学者。
亚历山大莉娅·大卫·妮尔(Alexandra Daviid-Ned，1868～1969)是法国著名的东方学家、汉学家、探险家和“女英雄”，101年的人生历程充满传奇，有着太多近乎神话的故事：游历过许多东方国家，长期生活在中国和印度；著作等身，大量的有关东方的笔记、论著和资料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从20世纪20年代起，在法国乃至欧洲就如同明星般地耀眼，96岁时还被授予法国第三级荣誉勋位；她不仅对佛教和西藏历史文化浸润多年，还有一个“智灯”的法号……这一切都和她到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多次科学考察紧密相连。
轰动世界的徒步进藏旅行
1891年，大卫·妮尔告别了家人，前往东方，开始了漂泊世界的人生之旅。这可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神往已久之后的决定。她六岁时就被送进修道院，封闭的生活燃起她对宗教和哲学的激情，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性格——向往外面的精彩，喜欢到远方探险。20岁以后，她认识了美国著名民族学家摩尔根的夫人，又师从著名的东方学家席尔瓦·烈维和爱德华·福科，学习英文、梵文和佛教，研修东方文明，这一切激发了她对古老东方的神往。23岁时，她第一次来到神奇的东方，在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印度学习佛教经典，1893年又到了印度与中国西藏的边境，雪域高原已经近在眼前!
1910年，大卫·妮尔再次前往东方，目标很明确——日光城拉萨。这次旅行直到1924年才结束，时间之长、国家之多或许都出乎她自己的预料。这期间，她遍游印度、中国、尼泊尔、日本、朝鲜、缅甸、新加坡等地，长期在中国西藏和其他藏区活动，多次到北京、青海和甘南的藏传佛教寺庙潜心研修，1912年在印度噶伦堡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接见。此后，她多次努力，试图进藏考察，但因英国人的阻挠，只得乔装改扮，潜入西藏。她在养子、藏族喇嘛庸登的陪同、帮助下，两度进入西藏：1916年，她越过喜马拉雅山到达西藏，前往扎什伦布寺，拜见了九世班禅；1923年9月，她从云南、西藏交界地区进藏，经过察隅、波密、林芝等地，到达拉萨。
在多次进藏的徒步旅行中，大卫·妮尔装扮成有德行的朝圣者，或是令人怜悯的“行乞者”。她流利的藏语、与藏族相近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庸登喇嘛的“法力”，的确减少了不少麻烦。但“险情”仍时时出现，首先就怕被人识破她是“西洋夷人”。从云南潜入西藏后，为了躲避沿途官吏的盘查，他们尽可能地避开大道，可是仍会露出某些破绽。在察隅，他们遇到一位衣着华贵的官员，回答了家在何地、旅行目的等问题，但这位官员和随从仍一丝不苟地询问盘查他们。妮尔有些慌，暗自思忖：“他们到底为什么起了疑心?是我的外表，还是回答的内容?”片刻紧张之后，她立即来了主意，装成化缘乞讨者的样子祈求布施，带着哭腔说：“尊敬的老爷，请对我们慈悲一点吧。”对方改变了穷追不舍的态度，怜悯地取出一点钱施舍给他们。大卫·妮尔像西藏的下层人一样伸出舌头表示感激。庸登赶紧假装欣喜地说：“母亲，您看长官送给我的东西!”于是，他们才得以继续赶路。
在徒步旅行时，他们有时能碰到居民，还能遇到商队和朝圣者，庸登可能被请去做些法事，得到一些食物和钱。更多的时候他们穿行在荒山野林之中，不得不忍饥挨饿。1923年圣诞节前后，庸登的脚扭伤了，又生了病，他们没有食物，被困在波密深山的窝棚里，只好把缝补靴子的一点碎皮子熬成汤，“欢庆”节日。路上的野兽也让他们不得安宁。在滇藏交界地区，他们刚刚在树林里睡下，一只豹子就慢慢靠近，不断地窥视。她被惊醒后不敢叫醒庸登，只是喃喃地说：“小朋友，我见过比你还大的森林之王，睡觉去吧，祝你幸福愉快!”几分钟后，那个“小朋友”似乎听懂了什么，远远地走开了，他们才脱离了险境。
野兽能被“劝”走，但如果遇到强盗，就没有那么容易应付了。在波密的深山密林里，七个土匪要抢走他们的所有物品。她知道藏族人相信因果报应，因此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她就哭泣着请求各种神灵惩罚这些坏人，而且说土匪要抢的钱是庸登为别人做了法事后得到的“神钱”，抢钱的人会不得善终。恰好这时大风刮过，她的哭诉与大风相伴，一时间阴森之气弥漫开来。土匪吓得面如土色，赶忙把财物归还他们，还请她让庸登给他们祈福。
在经历了种种危险之后，大卫·妮尔到达了拉萨，访问了布达拉宫、小昭寺、八角街和罗布林卡，搜集了大量资料，还请当地摄影师为她与庸登在布达拉宫前留影纪念。1925年，她的西藏之行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回到法国时受到英雄般地欢迎，新闻媒体纷纷报道，各国的地理学会争相请她去演讲；她不是运动员，1927年世界妇女体育协会却给她颁发了田径大奖，因为她徒步远游东方；法国总统杜梅格对她的著作颇为推崇，准备以国家的名义支持她在世界各地的探险……接着，她又完成了《西藏的巫术和奥义》、《五智喇嘛》等著作，成了国际知名的东方学家。
述说一个真实的西藏
1937年，大卫·妮尔再次来到中国。本希望重新进藏，但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影响了她的计划，她只得辗转于五台山、汉口、重庆、成都等地，又长期在打箭炉(今康定)进行科学考察和写作，直到1944年。1945年回到法国后，她发表了大量的笔记、通信、学术著作，介绍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阐述自己关于藏传佛教、东方文化等问题。她本人和这些资料、著作，向西方读者講述了一个真实的西藏的研究心得，对法国乃至西方的藏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3岁时，她听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当时，西方某些大国和各种反华势力借所谓的“西藏问题”，掀起反华大合唱，大肆宣传“中国侵略西藏”的谬论，一时间蒙骗了不少对西藏历史文化不甚了解的人。她对这些论调十分不解和反感，并根据自己在西藏的见闻和多年的研究出版了《古老的西藏面对新生的中国》，告诉人们：许多世纪以来，西藏的历史就与中国密不可分，汉族、藏族之间在历史上“时而干戈相向，时而玉帛互往，两个民族的联系却难以置信地不断加深”；到了清朝，西藏“宗教神职人员”中的达赖、班禅两大活佛都“须经中国中央改府承认方可坐床，而且在坐床之日向中国皇帝像顶礼膜拜，俯首称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清朝驻藏官员和部队被驱逐出了西藏，但“中国并没有放弃对西藏拥有的主权，在各种场合都坚持要继续行使这一权利”，设置过专门机构管理西藏事务。和平解放后，“中国人又重新回到西藏，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当他们从西藏的农村和城镇经过时没有人对他们开一枪，所到之处常常受到热烈的欢迎。那些同情西藏人命运，认为他们是野蛮侵略的受害者的外国人，其实根本不了解真情”。
西藏人民为什么欢迎解放军呢?大卫·妮尔告诉西方国家的读者：这是因为和平解放前，西藏“统治野蛮至极，统治者横征暴敛，在深受其害的人民中留下的只有不满和愤怒。我在西藏期间对此也有所闻”，许多人，尤其是康定地区的藏族人“都亲身体验过共产党的领导和旧的反动统治，相比之下，他们真心实意更喜欢共产党人”，比起共产党，西藏旧政府的苟捐杂税多如牛毛。在西藏，由于高和贷、徭役等盘剥和压榨，所有农民都是终身负债的农奴，在他们中间很难找到一个已经还清了债务的人，因此欢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到来。不仅如此，寺庙中下层僧侣的处境与贫苦的俗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同样期待着社会的变化!
回到法国以后，大卫·妮尔深深地热爱雪域高原的山川草木，在98岁生日时，她还表示：“我应该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样死去该多么美好啊!境界该多高啊!”1969年9月8日，大卫·妮尔去世享年101岁。由于当时无法将其骨灰抛撒于西藏，故于1973年抛撒于恒扣中，不久法国成立了大卫·妮尔基金会妮尔在底涅的住宅成了法国的西藏文化研究中心，那里经常举行国际会议接待各国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