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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权力政治的提出，将政治从神学中拯救出来，使得政治不再是中世纪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背负着沉重道德枷锁的存在，政治从天府走向尘世;后果论道德强调效用至上，主张手段服务于目的，是马基雅维利为世俗化的政治学提供的一个世俗的伦理学基础;处境取向的政治伦理观，把道德融进了具体的政治情势之中，避免了政治从实用主义走向庸俗的功利主义。
关键词：权力政治;道德;处境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2-0033-04
《君主论》是一部论述政治权术与君主道德的政治学著述，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从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中抽离出来，回到了现实之中，把对政治的研究建立在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察上，从理性和经验中引出政治的规律，还原了政治本来的面目，对近代政治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本文拟从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和实用伦理观着手，找出《君主论》中政治与伦理的现实交汇：处境，从而全面阐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政治的世俗化：从神学政治到权力政治
城邦时代，政治即治理城邦，公民是城邦的动物，只有通过完满的城邦生活才能实现完善的人性，因而公民们的全部忠诚和信仰都指向城邦[1]。中世纪时期，城邦解体，意大利受教会统治，政治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认为政治的基础源于上帝，上帝是一切权威的终极来源，上帝创造一切，上帝高于一切。国家的产生是上帝的意志，“政府是人类罪恶的结果”[2]，“政治的任务就是引导恶欲的人性向善的本体——上帝发展和救赎”[3]。神学政治的出现使得国家（政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大大降低，政治成了宗教的附庸，无自身目标，以神学的价值观为目标。在基督教教义中，克制、谦卑和轻视世俗是人类最高的品德。人生而有罪，惟有信仰耶稣、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一个“谦卑的和忏悔祈祷的人”，才能赦免原罪、自我救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专注于“耶稣”和“上帝”，探讨的是人内心的世界。其教义无论是劝人向善也好，劝人修彼世、谦卑顺从也罢，始终处理的是一个“应然问题”，即“人们应当怎样生活”，致力于把民众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由神构建的天国和修来世之上，使人们安于本分，心甘情愿地服从既定的神创等级和教会秩序，而不是做个实干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权威，无法担负起一个世俗国家的职责。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基督教的统治使得意大利人被锁定在虚幻的神学世界中，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最终的结果是意大利变得软弱无能，“沦为不仅是外邦列强的猎物，而且是其它任何一个侵袭者的猎物”[4]186-187。罗马帝国最终覆灭。
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建立在对神的幻想上，政治的目的是神，美好生活的获得也是人们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以达到某种神圣的善。为了使政治从宗教中释放出来，马基雅维利提出我们必须摒弃上帝，将目光从天府降到尘世，用人的眼光来思考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人才是构成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人的经验和理性，而不是对神的想象。世界的本质是邪恶的，国家的产生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人类，可以这么说，是忘恩负義、容易变心的，是趋利避害、善于伪装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高贵和尊严及超自然的人生目的毫无意义，试图用神圣法则来支配和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4]3。基于人性恶的思考，马基雅维利始终对道德存有质疑，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生活中所体现的道德关系不过是一种虚假和伪善，政治与道德无关。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构建秩序（国家）。国家是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社会组织，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调节和控制整个社会。权力是国家的现实基础，是维护国家生存最现实的力量，掌握国家权力统治者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是道德的目标，而是夺取和掌握权力，为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威，独揽大权。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君主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采取各种手段去完成政治大业，夺取荣誉和声望等。此外，马基雅维利还进一步阐述了权力的现实基础，他认为法律和军队是构成权力的要素。人民只有在法律的统治下才会变得文明、有序，君主应该重视法律的作用，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然而人又是贪婪的、充满欲望的，法律离开权力则一无所用，法律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只有掌握优良的军队，国家才有好的法律。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宗教分开，还原了政治本来的面目，使得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变得平行或者说独立，政治在宗教之外，不受宗教约束，政治生活的本质也不再是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道德说教和理论空想。马克思曾赞扬，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将政治从宗教中拯救了出来，为政治学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解释路径，使得政治学不再是中世纪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背负着沉重道德枷锁的存在，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向活力。
二、道德的实用化：从手段走向目的
世俗化的政治学必然需要一个世俗的伦理学为其基础，而世俗的伦理学必然会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之上的结果论道德。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从苏格拉底开始，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是从道德出发来探讨权力的合理性，把道德看作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伦理观念的善成了统治的意义。道德掩盖了政治，政治与道德一体，受道德目的支配，强调手段与目保持一致。手段常被赋予道德属性，强调行为目的的纯正性，即每一个行为必须是出于良善的动机才是道德的，靠着某一正当的理由，人们往往能赋予自己做某事的权利和合法性。但自马基雅维利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分开后，实践的立场和终极的立场之间产生了分歧，政治最高“善”的目的与实现手段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马基雅维利很早就意识到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即韦伯后来论证的“价值中立”。因而，价值上的判断（目的）并不在马基雅维利的考虑之内，而是专注于讨论手段。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手段只是“处于道德范围之外的、可独立研究的技术性问题”，只具有工具意义，只需考虑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效还是无效，无所谓正当不正当，道德不道德。如果政治家一昧地按照一种纯粹的善念去追求终极的善，那么这个目标可能会偏离、受损。信念至上的政治家本身也会落于伪善，对于自己应当承担的任务并没有充分认识，沉醉于一种浪漫的道德亢奋中去。因而，马基雅维利强调，在政治场域，义务感不能起决定作用，目的才是最重要的，手段是目的的附庸，若是为目的服务，手段可以是反道德的，实践证明道德上为善的目总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圣洁化。 在西方，“君主一直被寄予道德厚望，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开始，对君主道德上的应然期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认为每一个君主首先必须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才能统治国家，道德高尚是君主之成为君主必不可缺的条件，没有道德的优越就不可能统治国家。”[5]但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对君主品德开始了反柏拉图式的思考，追求德性生活与君主获得政治荣誉之间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世人由关心道德价值转变为关心统治艺术。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重新解释了德性，他认为在政治场域中，德性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他用工具的眼光看待德性，将“德性”一词所蕴含的“良善”的内核抽离，“德性”被还原为某种能力，成了可供政治使用的一项技艺，“善”也被重新定义为“是否有用”[6]35。对于君主而言，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要想成就伟业，达到人世荣誉的巅峰，必须具备与其需要承担的伟大事业相符合的品德和能力，即君主德性。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德性的正当性在于国家理性，也译为国家理由，即国家自身就是其合法性的源泉，“一切来源于国家，一切为了国家”，国家有权谋求道德和自我保存。君王作为国家的掌权者，肩负的是保存国家的崇高政治任务，必须应该时时刻刻对人对事都做最坏的打算，因而他在道德上不能简单地按照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做事，应该拥有更为宽泛的道德尺度和道德自由，有其特殊的一套道德安排。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套道德安排有可能和传统美德重叠，但却未必等同。马基雅维利基于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对君主德性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阐述，他认为君主治国不一定要严格恪守传统的诚信、正义、仁慈等美德，因为它们没有任何价值。在政治的关系里，行事通常难以预测，人们实际怎样生活与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存在很大差距，传统的道德并不永远管用。如果一个人为了他应该怎样做而放弃了一般人实际要做的事，那么他就不是在保护自己，而是在毁灭自己[4]93。
在马基雅维利眼中，道德、正义只不过是君主统治的工具，“为了保持国家，君王可以不必實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该做的事”。比起道德本身，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博取有道德的名声的重要性。因为人们总是喜欢靠眼睛而非靠手判断，对于这种不能向法院提出上诉的君主的行为，大多数人只看结果。即只要君主实现了富国强兵目的，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对人民的道德任务。不论他们采取了怎样的手段，都会被人民称为是值得崇拜的手段，被人民称为好君主。所以如果君王能表现出按照一切良善的品质行事，肯定是有益的。“对于一位君主，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全部品质，因为即使具备这一切品质并常按照其行事有时也只是徒劳，但有必须要让人觉得他具有这种品质……要显得慈悲、正直、守信义、合乎人道。”[4]94“君主要学会掩盖自己兽性的一面，如果君主被认为残暴、浅薄、胆怯，就会被轻视，因此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伟大、英勇、庄重。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和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尽是群氓。”[4]70列奥·斯特劳斯曾这样评价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它与古希腊、罗马传统，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巨大的决裂，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质。
三、政治与伦理交汇：处境取向的政治伦理
道德实用解释在让人们看到真实的同时，其效果取向和功利考量很容易消解意义维度，逐渐走向庸俗的功利主义。马基雅维利在将道德工具化后，为了避免走向实用主义极端，基于实践理性重新去思考了政治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他不再单纯地从形而上学的路径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道德问题，也不再从纯粹伦理学或纯粹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政治行为，而是把道德与政治融进了具体的政治实践里，他认为现实政治生活是复杂的、深刻的和残酷的，因而政治伦理绝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既定品行，在不同的时间和情景下，道德主体的选择有可能铸就伟大事业，也有可能堕为残暴行径。实践的吊诡之处决定了道德主体要想获得预期的结果，必须视情况而定，“妥善地”或者“不妥善地”使用某一品质。“妥善”是马基雅维利为道德的使用设置的一个“度”，如何把握这个度必须置于现实的政治处境中考虑。在这里，政治形势的判断对政治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哪种道德体系更具有适当性，应该被道德主体优先地考虑。这种处境取向的政治伦理观要求道德主体首先要确保自己成为一个极具“灵活”气质的人，“必须随时做好一种精神准备，顺应事物的情况变幻而转变”，必须视情况需要与否，有选择的“使用或者不使用这一手”[6]91。这种“灵活”的气质即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审慎”的能力，他要求道德主体置身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时，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方式作为最佳的途径”[6]，而不是固守某种抽象、单一的道德原则。马基雅维利的道德价值观始终都是在某一情之景下做出的适当抉择，评论道德离不开特定历史时空之下和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性和辩证性[6]33。
这一情景取向使得马基雅维利即使看起来是个典型的道德实用主义者，但他的政治思考依然带着强烈的伦理学关切。他明白政治较量的实质是实力的较量，一个没有实力的君主是无法维持自己统治的，统治者为了管理和控制国家，必须拥有权力。为了掌握和保有权力，他也赞同统治者用不道德的手段去达成某种目的，因为一个侧身于许多不善良人当中的人。如果一切都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必将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必须知道和学会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但他从不否定“为善”的正当性，他明白特定的政治任务只能靠道德来完成。他的批评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不合时宜。马基雅维利所生活的时空情景使他对美德的获胜感到悲观，他认为意大利的统一需要残忍、暴力、欺骗等恶行，这是意大利面临的实际，也是意大利获得统一与和平的唯一途径。但他也从不怀疑一国之君的道德德败坏会使善政变得可能，他明白道德是政治的基础，真正有质量的政治生活，必然遵循着一定的道德准则。因而马基雅维利多次强调“如果可能的，还是尽量不要背离善良之道”。在他看来，政治事业的完美，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还必须通过道德的辅助，依赖正当的、合乎道德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如果不是如此，也无法荣登人类光荣的殿堂。因此，他对那些即使在顺利环境下不做丝毫努力使行为合乎道德的君主也不以为然。他在评价像西西里暴君阿加左克里斯曾说到，“在他事业的每个阶段，行径都一如犯罪。”尽管这使他在最恶劣的条件一下依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马基雅维利却拒绝将他尊称为有品德的君主的典范，他论述到：他这样冷酷无情使用罪恶的手段，虽然可以赢得统治权，但却永远无法赢得光荣[5]。 结语
《君主论》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提出的，因而他的政治学说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但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不仅体现为对现实困境的度量优先于道德上，还体现在现实的基础上。马基雅维利认为现实的基础是恶，在政治上，“恶”比“善”更为重要、更为基础，也更加“现实”（real）[6]。正是由于这种建立在邪恶想象之上的“现实性”使得作者被后世诟病。这种“现实性”将政治从实际生活中单独剥离出来，乌托邦式地对政治生活进行讨论，从而得到一个漠视道德的、纯粹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最终，当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解构了加诸政治之上的诸多应然后，也将赤裸的邪恶和无边的欲望从现实诸般限制中解放出来，从此无所顾忌。在现实的彰显下，人成了本能的动物，人性中的阴暗面也找到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论基础。以致尽管作者本人不否定道德自身的价值，不宣扬和倡导为恶，但却无意识地“教唆”邪恶，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对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有学者曾指出，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现实’也只是一种特定情境的产物，只是一种特定的、有限的、极端的、处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远远谈不上描述了现实的全部，“这种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下的思想理论不可能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人类社会还是需要有高于现实的理想作为发展道路上的启明星而不断前进的。”
参考文献：
[1]宝成关.政治学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76-77.
[2]奚广庆.政治学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0.
[3]徐伟.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世俗转换”思想探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4（6）.
[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M].陈红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5]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李维史论[M].潘汉典，薛军，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
[6]韩潮.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疑难[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作者简介：黄青青（1994—），女，汉族，江苏无锡人，单位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时空视阈中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色问题研究”（编号：14AZZ001）、202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會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研究”（编号：2020SJA0873）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权力政治;道德;处境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2-0033-04
《君主论》是一部论述政治权术与君主道德的政治学著述，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把政治从传统的道德和宗教中抽离出来，回到了现实之中，把对政治的研究建立在人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考察上，从理性和经验中引出政治的规律，还原了政治本来的面目，对近代政治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本文拟从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和实用伦理观着手，找出《君主论》中政治与伦理的现实交汇：处境，从而全面阐述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政治的世俗化：从神学政治到权力政治
城邦时代，政治即治理城邦，公民是城邦的动物，只有通过完满的城邦生活才能实现完善的人性，因而公民们的全部忠诚和信仰都指向城邦[1]。中世纪时期，城邦解体，意大利受教会统治，政治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认为政治的基础源于上帝，上帝是一切权威的终极来源，上帝创造一切，上帝高于一切。国家的产生是上帝的意志，“政府是人类罪恶的结果”[2]，“政治的任务就是引导恶欲的人性向善的本体——上帝发展和救赎”[3]。神学政治的出现使得国家（政治）在人们价值体系中的地位大大降低，政治成了宗教的附庸，无自身目标，以神学的价值观为目标。在基督教教义中，克制、谦卑和轻视世俗是人类最高的品德。人生而有罪，惟有信仰耶稣、按照上帝的旨意做一个“谦卑的和忏悔祈祷的人”，才能赦免原罪、自我救赎，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中世纪的神学政治专注于“耶稣”和“上帝”，探讨的是人内心的世界。其教义无论是劝人向善也好，劝人修彼世、谦卑顺从也罢，始终处理的是一个“应然问题”，即“人们应当怎样生活”，致力于把民众的目光始终停留在由神构建的天国和修来世之上，使人们安于本分，心甘情愿地服从既定的神创等级和教会秩序，而不是做个实干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教会是精神领域的权威，无法担负起一个世俗国家的职责。教皇的统治是意大利衰败的根源。基督教的统治使得意大利人被锁定在虚幻的神学世界中，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最终的结果是意大利变得软弱无能，“沦为不仅是外邦列强的猎物，而且是其它任何一个侵袭者的猎物”[4]186-187。罗马帝国最终覆灭。
中世纪的神学政治观建立在对神的幻想上，政治的目的是神，美好生活的获得也是人们按照神的旨意生活以达到某种神圣的善。为了使政治从宗教中释放出来，马基雅维利提出我们必须摒弃上帝，将目光从天府降到尘世，用人的眼光来思考政治问题。在他看来，人才是构成政治秩序建立的基础，现实政治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人的经验和理性，而不是对神的想象。世界的本质是邪恶的，国家的产生不是上帝的意志，而是人性邪恶的产物。人类，可以这么说，是忘恩负義、容易变心的，是趋利避害、善于伪装的。因此，谈论人的道德高贵和尊严及超自然的人生目的毫无意义，试图用神圣法则来支配和约束人也是枉费心机[4]3。基于人性恶的思考，马基雅维利始终对道德存有质疑，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在政治生活中所体现的道德关系不过是一种虚假和伪善，政治与道德无关。政治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构建秩序（国家）。国家是一个具有最高权力的社会组织，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够调节和控制整个社会。权力是国家的现实基础，是维护国家生存最现实的力量，掌握国家权力统治者的最高价值追求不是道德的目标，而是夺取和掌握权力，为了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高权威，独揽大权。马基雅维利极力主张君主可以不受任何道德准则的束缚，采取各种手段去完成政治大业，夺取荣誉和声望等。此外，马基雅维利还进一步阐述了权力的现实基础，他认为法律和军队是构成权力的要素。人民只有在法律的统治下才会变得文明、有序，君主应该重视法律的作用，用法律来治理国家。然而人又是贪婪的、充满欲望的，法律离开权力则一无所用，法律必须以武力为后盾，只有掌握优良的军队，国家才有好的法律。
马基雅维利将政治与宗教分开，还原了政治本来的面目，使得政治与宗教的关系变得平行或者说独立，政治在宗教之外，不受宗教约束，政治生活的本质也不再是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道德说教和理论空想。马克思曾赞扬，马基雅维利的权力政治观将政治从宗教中拯救了出来，为政治学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解释路径，使得政治学不再是中世纪以来笼罩着神秘面纱、背负着沉重道德枷锁的存在，国家政治由抽象走向具体、由僵死转向活力。
二、道德的实用化：从手段走向目的
世俗化的政治学必然需要一个世俗的伦理学为其基础，而世俗的伦理学必然会是建立在实用主义之上的结果论道德。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从苏格拉底开始，许多政治思想家都是从道德出发来探讨权力的合理性，把道德看作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基础，伦理观念的善成了统治的意义。道德掩盖了政治，政治与道德一体，受道德目的支配，强调手段与目保持一致。手段常被赋予道德属性，强调行为目的的纯正性，即每一个行为必须是出于良善的动机才是道德的，靠着某一正当的理由，人们往往能赋予自己做某事的权利和合法性。但自马基雅维利将政治问题与伦理问题分开后，实践的立场和终极的立场之间产生了分歧，政治最高“善”的目的与实现手段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因果关系。马基雅维利很早就意识到事实与价值的分离，即韦伯后来论证的“价值中立”。因而，价值上的判断（目的）并不在马基雅维利的考虑之内，而是专注于讨论手段。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手段只是“处于道德范围之外的、可独立研究的技术性问题”，只具有工具意义，只需考虑是否达到预期目的，有效还是无效，无所谓正当不正当，道德不道德。如果政治家一昧地按照一种纯粹的善念去追求终极的善，那么这个目标可能会偏离、受损。信念至上的政治家本身也会落于伪善，对于自己应当承担的任务并没有充分认识，沉醉于一种浪漫的道德亢奋中去。因而，马基雅维利强调，在政治场域，义务感不能起决定作用，目的才是最重要的，手段是目的的附庸，若是为目的服务，手段可以是反道德的，实践证明道德上为善的目总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圣洁化。 在西方，“君主一直被寄予道德厚望，从柏拉图的哲学王开始，对君主道德上的应然期许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认为每一个君主首先必须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才能统治国家，道德高尚是君主之成为君主必不可缺的条件，没有道德的优越就不可能统治国家。”[5]但从马基雅维利开始，对君主品德开始了反柏拉图式的思考，追求德性生活与君主获得政治荣誉之间没有了必然的联系。世人由关心道德价值转变为关心统治艺术。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重新解释了德性，他认为在政治场域中，德性只是实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他用工具的眼光看待德性，将“德性”一词所蕴含的“良善”的内核抽离，“德性”被还原为某种能力，成了可供政治使用的一项技艺，“善”也被重新定义为“是否有用”[6]35。对于君主而言，马基雅维利认为君主要想成就伟业，达到人世荣誉的巅峰，必须具备与其需要承担的伟大事业相符合的品德和能力，即君主德性。在马基雅维利看来，君主德性的正当性在于国家理性，也译为国家理由，即国家自身就是其合法性的源泉，“一切来源于国家，一切为了国家”，国家有权谋求道德和自我保存。君王作为国家的掌权者，肩负的是保存国家的崇高政治任务，必须应该时时刻刻对人对事都做最坏的打算，因而他在道德上不能简单地按照普通人的道德标准做事，应该拥有更为宽泛的道德尺度和道德自由，有其特殊的一套道德安排。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套道德安排有可能和传统美德重叠，但却未必等同。马基雅维利基于历史经验和亲身经历对君主德性做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阐述，他认为君主治国不一定要严格恪守传统的诚信、正义、仁慈等美德，因为它们没有任何价值。在政治的关系里，行事通常难以预测，人们实际怎样生活与人们应该怎样生活存在很大差距，传统的道德并不永远管用。如果一个人为了他应该怎样做而放弃了一般人实际要做的事，那么他就不是在保护自己，而是在毁灭自己[4]93。
在马基雅维利眼中，道德、正义只不过是君主统治的工具，“为了保持国家，君王可以不必實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该做的事”。比起道德本身，马基雅维利更强调博取有道德的名声的重要性。因为人们总是喜欢靠眼睛而非靠手判断，对于这种不能向法院提出上诉的君主的行为，大多数人只看结果。即只要君主实现了富国强兵目的，满足了人民的利益，就实现了对人民的道德任务。不论他们采取了怎样的手段，都会被人民称为是值得崇拜的手段，被人民称为好君主。所以如果君王能表现出按照一切良善的品质行事，肯定是有益的。“对于一位君主，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全部品质，因为即使具备这一切品质并常按照其行事有时也只是徒劳，但有必须要让人觉得他具有这种品质……要显得慈悲、正直、守信义、合乎人道。”[4]94“君主要学会掩盖自己兽性的一面，如果君主被认为残暴、浅薄、胆怯，就会被轻视，因此必须使自己的行为看起来伟大、英勇、庄重。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的事物和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尽是群氓。”[4]70列奥·斯特劳斯曾这样评价马基雅维利的道德观：它与古希腊、罗马传统，特别是与亚里士多德产生了巨大的决裂，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特质。
三、政治与伦理交汇：处境取向的政治伦理
道德实用解释在让人们看到真实的同时，其效果取向和功利考量很容易消解意义维度，逐渐走向庸俗的功利主义。马基雅维利在将道德工具化后，为了避免走向实用主义极端，基于实践理性重新去思考了政治生活中的伦理问题，他不再单纯地从形而上学的路径孤立、静止、片面地看待道德问题，也不再从纯粹伦理学或纯粹政治学的角度出发去看待政治行为，而是把道德与政治融进了具体的政治实践里，他认为现实政治生活是复杂的、深刻的和残酷的，因而政治伦理绝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既定品行，在不同的时间和情景下，道德主体的选择有可能铸就伟大事业，也有可能堕为残暴行径。实践的吊诡之处决定了道德主体要想获得预期的结果，必须视情况而定，“妥善地”或者“不妥善地”使用某一品质。“妥善”是马基雅维利为道德的使用设置的一个“度”，如何把握这个度必须置于现实的政治处境中考虑。在这里，政治形势的判断对政治选择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哪种道德体系更具有适当性，应该被道德主体优先地考虑。这种处境取向的政治伦理观要求道德主体首先要确保自己成为一个极具“灵活”气质的人，“必须随时做好一种精神准备，顺应事物的情况变幻而转变”，必须视情况需要与否，有选择的“使用或者不使用这一手”[6]91。这种“灵活”的气质即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审慎”的能力，他要求道德主体置身于具体的道德情境中时，能够“认识各种不利的性质，进而选择害处最少的方式作为最佳的途径”[6]，而不是固守某种抽象、单一的道德原则。马基雅维利的道德价值观始终都是在某一情之景下做出的适当抉择，评论道德离不开特定历史时空之下和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具体性和辩证性[6]33。
这一情景取向使得马基雅维利即使看起来是个典型的道德实用主义者，但他的政治思考依然带着强烈的伦理学关切。他明白政治较量的实质是实力的较量，一个没有实力的君主是无法维持自己统治的，统治者为了管理和控制国家，必须拥有权力。为了掌握和保有权力，他也赞同统治者用不道德的手段去达成某种目的，因为一个侧身于许多不善良人当中的人。如果一切都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必将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必须知道和学会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但他从不否定“为善”的正当性，他明白特定的政治任务只能靠道德来完成。他的批评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不合时宜。马基雅维利所生活的时空情景使他对美德的获胜感到悲观，他认为意大利的统一需要残忍、暴力、欺骗等恶行，这是意大利面临的实际，也是意大利获得统一与和平的唯一途径。但他也从不怀疑一国之君的道德德败坏会使善政变得可能，他明白道德是政治的基础，真正有质量的政治生活，必然遵循着一定的道德准则。因而马基雅维利多次强调“如果可能的，还是尽量不要背离善良之道”。在他看来，政治事业的完美，不仅体现在政治上获得成功，还必须通过道德的辅助，依赖正当的、合乎道德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如果不是如此，也无法荣登人类光荣的殿堂。因此，他对那些即使在顺利环境下不做丝毫努力使行为合乎道德的君主也不以为然。他在评价像西西里暴君阿加左克里斯曾说到，“在他事业的每个阶段，行径都一如犯罪。”尽管这使他在最恶劣的条件一下依然获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就，马基雅维利却拒绝将他尊称为有品德的君主的典范，他论述到：他这样冷酷无情使用罪恶的手段，虽然可以赢得统治权，但却永远无法赢得光荣[5]。 结语
《君主论》是针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四分五裂的情况下提出的，因而他的政治学说带有强烈的现实取向。但马基雅维利的现实主义政治分析不仅体现为对现实困境的度量优先于道德上，还体现在现实的基础上。马基雅维利认为现实的基础是恶，在政治上，“恶”比“善”更为重要、更为基础，也更加“现实”（real）[6]。正是由于这种建立在邪恶想象之上的“现实性”使得作者被后世诟病。这种“现实性”将政治从实际生活中单独剥离出来，乌托邦式地对政治生活进行讨论，从而得到一个漠视道德的、纯粹政治行为的有效性。最终，当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解构了加诸政治之上的诸多应然后，也将赤裸的邪恶和无边的欲望从现实诸般限制中解放出来，从此无所顾忌。在现实的彰显下，人成了本能的动物，人性中的阴暗面也找到了一个貌似正当的理论基础。以致尽管作者本人不否定道德自身的价值，不宣扬和倡导为恶，但却无意识地“教唆”邪恶，导致政治生态的恶化。对于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现实，有学者曾指出，马基雅维利所谓的‘现实’也只是一种特定情境的产物，只是一种特定的、有限的、极端的、处于一定时期的社会现实，远远谈不上描述了现实的全部，“这种现实主义价值取向下的思想理论不可能具有永恒的真理性，人类社会还是需要有高于现实的理想作为发展道路上的启明星而不断前进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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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韩潮.马基雅维里的“现实主义”疑难[J].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
作者简介：黄青青（1994—），女，汉族，江苏无锡人，单位为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时空视阈中的中国政治发展道路特色问题研究”（编号：14AZZ001）、2020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會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人民美好政治生活研究”（编号：2020SJA0873）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