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的国会，要论开会议事，显然不如清末的资政院。民初的国会议员，都是民选的，而清末的资政院议员，有一半多是皇帝钦定的。但是，在体现民意议论国事方面，资政院并不差。
　　无论是各地谘议局选出来的议员，还是钦定的，议起事来一板一眼，很是较真，也很讲道理。说话声音大的不用麦克风，声振屋瓦，像雷震。比如资政院议员刘春霖这样的大炮，开会时讲话总是隆隆作响，轰得军机处穷于招架。民选议员炮轰的时候，钦选议员要么不说话，一说话，准向着民选议员。
　　大家都是绅士、读书人，旁听席上坐着记者，没有人敢冒险颠倒黑白。
　　民元国会的议员，不像清末资政院议员那样个个都有钱。所以，民元国会第一次开会，第一项议事就是给自己定工资，每月500大洋，相当于政府各部的次长。那时，政府一共才九个部，每个部一个总长一个次长，都属于最高层的行政官员。在一个一大家子人每月6元就可以过活的时代，这样高的工资，活得很滋润了。
　　民初，三权分立的原则刚引入中国，大家都不会操作，民选的议会权力难免会大些。但是，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理论上的议会专权并落不到实处。老奸巨猾的行政系统，总能想出办法绕开国会，自行其是。令人诟病的善后大借款，以及直隶都督的任命，在国会吵成一锅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不同党派的议员，当然会吵架。但跟资政院一样，吵得并不凶。民初党派的分野，不像后人想象的那样鲜明。大选过后，各党派宣布的本党当选数额，加起来要大大超过两院议员的总数。因为这里面有好些跨党人物，一个议员好几个党在争，面子上过不去，只好一人踩几只船。只有一些各黨的激进人士，才会真正动肝火吵架。
　　其实，议员火力攻得最猛的，大多是行政官员。凡是来议会接受质询的官员，日子都不好过。像冯国璋这样脸皮薄的，几个回合，就得滚下台赶紧跑路。而段祺瑞这种脸皮厚的，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你问什么，他就弄一句话对付过去，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所以，议会里的人急了，难免动手动脚，上演武戏。原来每个议员的坐席前面，都有砚台和墨盒，砚台是石头的，墨盒是铜的。吵架吵急了，难免墨盒砚台横飞，躲不及，是要出人命的。
　　不久，议会的工作人员把砚台和墨盒，都嵌死在了桌子上面，想要抄起来打人，不能够了。任是这样，蓝英年的父亲蓝公武先生，在袁世凯来议会接受质询的时候，还是泼了袁大总统一脸的茶水。
　　民元议会再次召集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段祺瑞的时代。在那个时代，当年的两大党——国民党和进步党——都名存实亡，大家都在组织俱乐部，人员互相交叉。所以，党派的争斗就更不明显了。有事大家都热衷于在俱乐部交流，就是吃喝玩乐。
　　北京人说，当年的八大胡同，两院一堂的人特别乐意去。两院就是國会参众两院，一堂就是京师大学堂。这里面的人都有钱（当年的京师大学堂，大部分是进士出身）、有闲，家眷又不在，所以，有事没事就去胡同吃花酒。有莺莺燕燕相伴，顺便把国家大事就给议了。
　　代议制的政治是需要学习的。晚清的谘议局和资政院等于刚刚入学，学校就散了。民国也是命运多舛，议会时断时续，选举也好，投票也好，议事也好，课程都是半拉子。一帮子从来都读私塾的人，冷不丁进了西式的学堂，好生不习惯，什么都不会，刚有点入门，学堂就停了。
　　选民没有学会选举，议员也没有学会开会，打架这种副产品倒是无师自通。连旁听的媒体人也不够专业，当年的议会报道够水准的不多。不过，学习怎么也得有个过程，否则，开会就成了插花，议员就成了花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