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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笔者在文献查阅的过程中，发现了在不同的阶段，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的因素会不太一样，合适的经济政策的实施需要考虑到社会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和环境因素等。而对于处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唯有适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产业升级、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等，才能保障国家发展的持久动力，进而实现向“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关键词】：经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人力资本；收入分配
1、研究背景及意义
李克强总理指出“世界上不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这往往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1]迟福林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避免由增长主义而引致的“收入陷阱”，需要改变“GDP增长主义”的传统发展理念、追求可持续发展，增长不等于发展，我们需要增长，但不要“增长主义”。[2]经济发展的成果要为人民所共享，经济才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林毅夫认为忽略收入分配问题容易造成社会矛盾，政府需要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弥补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效地解决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公平缺失问题。[3] 王一鸣指出：“发展公平性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4]
本论文主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收入增长的理论渊源，并把中国的发展现状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最终研究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途径。
2、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在经济发展方面，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难调整。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0.4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十一五”期间中国的GDP增速为11.17%，“十二五”期间中国的GDP增速为8%，而“十三五”规划GDP年均增长率设定为6.5%，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变为软着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农业现代化发展不足；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总量不足。金融危机过后，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我国展开竞争，致使我国在产业升级方面缺乏国际动力。
在社会发展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日韩等东亚国家，我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区域发展差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易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影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致使各种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面临巨大困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尤其明显，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城市居民享受的医疗卫生费用是农村的数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升学率远低于城市。
在资源环境方面，在“十三五”计划期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商聚集点的增多以及产业总规模的不断扩大，从源头控制污染事故的难度加大，出现重大污染事故的概率会增加，但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并不会下降，使得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加大。一旦小概率的重大污染事故得以发生，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难以预估的经济损失。
3、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在二战结束后，一些亚洲国家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保持着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例如“亚洲四小龙”。虽然“亚洲四小龙”并不具有较多的自然资源，但“亚洲四小龙”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引进海外人才，人力资本的初步积累推动了“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
韩国和中国台湾依靠协调发展新兴产业和外向型经济，新战略的实施推动韩国和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为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韩国是我们的领国，其人均GDP已经超越了20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的经济大致经过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型、技术密集型发展、创新驱动五个阶段，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供我们借鉴：
3.1发展外向型经济。韩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贸易壁垒限制国外工业品的进口，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当国内制造业能够国民需求的时候，韩国进一步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仅在十年之内便取得重化工业产值增长十倍的好成绩。
3.2寻找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韩国也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且出生率极高，人口红利致使其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国家劳动人口数量多储蓄率就高，韩国由于出生率极高增加储蓄率，并通过提高储蓄率增加投资，
以此拉动经济增长。韩国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通过利用“三驾马车”之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3.3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智能开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由劳动力、资本、资源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开始降低，因此韩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较大提高了其国民素质。与此同时，韩国还大力引进国际优秀人才，使得其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3.4把握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发展自身优势产业。新加坡利用其港口优势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在1980年成为世界级的综合化工中心。在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后，新加坡在21世纪初快速发展资讯媒体和金融业，成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
4、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4.1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必须
结合自身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适时调整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以此推动经济的有效发展。[6]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依据经济环境来做一些调整，来保障经济结构的完善和产业的升級，从而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4.2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应该同步进行，经济的增长更多地表现在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成果通过为公众共享来避免“数字层面”的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国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经济只是单纯的增长，而没有反映人们福利的增强，社会矛盾利益尖锐化，经济增长出现了波动，导致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发生。
4.3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保障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的发展仅靠“看不见的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同时，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能力来摆脱利益集团的游说，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通过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致使企业能够根据各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运营。
4.4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东南亚四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统筹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同时，要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在进军国际市场的同时，要注重加大内需，扩大内需是一国得以持续的动力。在进军国际市场时，要避免过度依赖国外市场，要平衡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关系，否则本国经济难以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N].人民日报，2012-11-21（3）.
[2] 迟福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N].上海证券报，2011-11-10（12）.
[3] 王小鲁. 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是启动内需的关键[J]. 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01：70-78.
[4]王一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 中国投资，2011，03：24-29+9.
[5] 史晋川，郎金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J]. 浙江社会科学，2012，10：10-17+155.
[6] 林毅夫. 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1-42.
【关键词】：经济发展；中等收入陷阱；人力资本；收入分配
1、研究背景及意义
李克强总理指出“世界上不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出现了经济发展徘徊不前、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增多等重大结构性问题，这往往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1]迟福林指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在研究避免由增长主义而引致的“收入陷阱”，需要改变“GDP增长主义”的传统发展理念、追求可持续发展，增长不等于发展，我们需要增长，但不要“增长主义”。[2]经济发展的成果要为人民所共享，经济才能够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林毅夫认为忽略收入分配问题容易造成社会矛盾，政府需要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弥补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有效地解决收入差距过大与社会公平缺失问题。[3] 王一鸣指出：“发展公平性的提高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和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4]
本论文主要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在梳理当前学术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研究收入增长的理论渊源，并把中国的发展现状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进行比较，最终研究出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途径。
2、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表现
在经济发展方面，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难调整。2015年中国经济总量为10.42万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已经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十一五”期间中国的GDP增速为11.17%，“十二五”期间中国的GDP增速为8%，而“十三五”规划GDP年均增长率设定为6.5%，由高速转变为中高速，未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变为软着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农业现代化发展不足；制造业大而不强；服务业发展总量不足。金融危机过后，西方发达国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新兴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我国展开竞争，致使我国在产业升级方面缺乏国际动力。
在社会发展方面，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公共服务总体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是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之一，从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程度高于日韩等东亚国家，我国整体的收入不平等体现在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以及沿海和内地之间的区域发展差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易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稳定，影响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致使各种结构性改革的推进面临巨大困难。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上尤其明显，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显著滞后于城市，城市居民享受的医疗卫生费用是农村的数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教育办学条件差，升学率远低于城市。
在资源环境方面，在“十三五”计划期间，我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生产商聚集点的增多以及产业总规模的不断扩大，从源头控制污染事故的难度加大，出现重大污染事故的概率会增加，但公众对环境质量的要求并不会下降，使得生态环境治理的任务加大。一旦小概率的重大污染事故得以发生，将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造成难以预估的经济损失。
3、亚洲四小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
在二战结束后，一些亚洲国家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保持着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例如“亚洲四小龙”。虽然“亚洲四小龙”并不具有较多的自然资源，但“亚洲四小龙”在国际化的过程中引进海外人才，人力资本的初步积累推动了“四小龙”的工业化进程。
韩国和中国台湾依靠协调发展新兴产业和外向型经济，新战略的实施推动韩国和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为它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韩国是我们的领国，其人均GDP已经超越了20000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的经济大致经过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型、技术密集型发展、创新驱动五个阶段，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有以下几点经验供我们借鉴：
3.1发展外向型经济。韩国实行进口替代战略，通过贸易壁垒限制国外工业品的进口，大力发展本国制造业。当国内制造业能够国民需求的时候，韩国进一步重点发展重化工业，仅在十年之内便取得重化工业产值增长十倍的好成绩。
3.2寻找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模式。韩国也是一个自然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且出生率极高，人口红利致使其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一个国家劳动人口数量多储蓄率就高，韩国由于出生率极高增加储蓄率，并通过提高储蓄率增加投资，
以此拉动经济增长。韩国的高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4%，通过利用“三驾马车”之一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
3.3发展教育事业，重视智能开发。当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由劳动力、资本、资源投入换取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开始降低，因此韩国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较大提高了其国民素质。与此同时，韩国还大力引进国际优秀人才，使得其拥有高素质的人力资本，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3.4把握全球经济结构转型的机会，发展自身优势产业。新加坡利用其港口优势经历了由进口替代向出口导向的转变，在1980年成为世界级的综合化工中心。在受到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后，新加坡在21世纪初快速发展资讯媒体和金融业，成为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
4、发达国家对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启示
4.1转换经济发展方式
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历程来看，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发展方式必须
结合自身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条件和发展要求，适时调整战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以此推动经济的有效发展。[6]经济增长的方式需要依据经济环境来做一些调整，来保障经济结构的完善和产业的升級，从而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
4.2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
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应该同步进行，经济的增长更多地表现在经济社会综合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成果通过为公众共享来避免“数字层面”的经济增长。而拉美国家、东南亚四国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原因是经济只是单纯的增长，而没有反映人们福利的增强，社会矛盾利益尖锐化，经济增长出现了波动，导致了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发生。
4.3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从亚洲“四小龙”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出：政府的“看得见的手”保障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的发展仅靠“看不见的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进行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且能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环境。同时，政府需要强有力的执行能力来摆脱利益集团的游说，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政府通过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致使企业能够根据各自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运营。
4.4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东南亚四国的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统筹国外和国内两个市场，在经济全球化程度加深的同时，要注重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其次，在进军国际市场的同时，要注重加大内需，扩大内需是一国得以持续的动力。在进军国际市场时，要避免过度依赖国外市场，要平衡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的关系，否则本国经济难以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克强. 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N].人民日报，2012-11-21（3）.
[2] 迟福林.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际视角[N].上海证券报，2011-11-10（12）.
[3] 王小鲁. 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是启动内需的关键[J]. 中国与世界观察，2009，01：70-78.
[4]王一鸣.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J]. 中国投资，2011，03：24-29+9.
[5] 史晋川，郎金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来自东亚的启示[J]. 浙江社会科学，2012，10：10-17+155.
[6] 林毅夫. 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