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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情局与台湾当局联手打造绝密飞行任务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引爆，立即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度震惊。当时中国正处于“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全民联防状态，连神通广大的美国中情局都无法得到较为详尽的报告。
按中情局推断，从原子弹到氢弹不过是一步之遥。果然，四年后，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并研发出氢弹。中情局对中国核武器全面、精确的评估诉求已经迫在眉睫。
实际上，中情局从最早获悉中国发展核武器开始就对这项绝密工程进行追踪侦听，通过在台北的情报部门“西方公司”与国民党空军合作。而“蝙蝠”和“黑猫”两个国民党空军特战飞行中队也很早就介入了对大陆的侦听活动。
“蝙蝠”和“黑猫”是国民党空军特战大队34、35中队的绰号。这两个中队的建立，也是和中情局息息相关。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但一直不忘“反攻大陆”，此时曾经的“友邦”美国已经把它抛弃，解放军登岛已指日可待。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大陆的参战，美台之间的分歧顿时烟消云散，双方一拍即合——美国需要了解大陆军事力量，空投敌特，扩大“游击区”，以便牵制志愿军入朝力量，而台湾要“反攻大陆”，了解对岸沿海布防能力。于是，中情局提供飞机和侦听设备，台湾出机组人员。1951年3月，中情局派员在台北成立海外情报机构，为掩人耳目，对外称“西方公司”，全部成员为中情局指派，并化名进入台湾。此时，飞机进入大陆不仅执行侦察任务，还空投回收情报人员、粮食、生活用品、心战传单等。
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形成冷战格局，社会主义中国加入红色联盟。从长远战略意义和利益着想，美国高层看到了台湾在亚洲尤其是太平洋岛链中的作用，双方合作更加密切。
“西方公司”进入台湾后，先是指派国民党空军驾驶B-25、P2V等机型进入大陆上空作业。因当时解放军空军初建，对空拦截能力薄弱，这些飞机进入大陆犹入无人之境，任意往来，后来由于解放军防空能力日益强大，被拦截、击伤、击落多架，于是再改用著名的U-2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侦察。负责驾驶U-2高空侦察机的便是空军35中队（“黑猫”）。
从战略意义上说，大陆核武器计划并不是国民党迫切需要掌握的情报，“反攻大陆”无望后，国民党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是大陆近海一带的军事情报，而中情局则需要侦知大陆腹地的核武器计划，双方追求的目的不同，常有龃龉，但最后都以“妥协”收场。
如果是核弹，不去罗布泊，去东京！
U-2是冷战时期世界著名高空间谍侦察机，可以在7万英尺（21336米）以上高度飞行，这个高度远高于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先进的战斗机的飞行高度，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曾在苏联上空穿梭飞行，在苏制萨姆地空导弹未问世之前，号称“打不下来”的飞机。
1961年，U-2被中情局送到台湾。1962年1月13日，U-2首次出动侦察，由35中队少校飞行员陈环驾驶，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从温州进入大陆，经芜湖、蚌埠、开封、临汾至兰州侦察，这一时期中情局的侦察重点是西北核基地。不过在1963年和1965年，35中队飞行员叶常棣、张立义所驾U-2先后被解放军的导弹击落（他们先后被俘，并于1983年赴美）。
根据评估，中情局认为中国大陆最晚应该不晚于1967年7月试爆第一颗氢弹，而以往得靠U-2飞至核基地侦察、侦听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在为U-2换装一系列反制导系统后，—个离奇、大胆、狂妄的计划——“塔巴斯克大辣椒”行动被提上日程。任务的具体内容是：由35中隊飞行员驾驶U-2飞至大陆核爆炸实验场罗布泊上空，投掷两个数据侦测舱，采集核爆炸之后的空气数据，自动发回。
投掷数据侦测舱的任务落到35中队少校飞行员庄人亮身上，候补飞行员为张燮。
以往U-2对大陆西北核基地进行侦察都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而这次要飞至罗布泊，已经远超U-2的飞行半径，中情局把位于泰国曼谷附近的美军塔克里空军基地作为这次任务的起点。
为绝对保密，庄人亮在起飞一周前接到飞赴新疆罗布泊投掷“收发杆”的命令，估计任何人都不会料到，这次近乎例行的飞行侦察任务，竟差点改变整个世界格局。
庄人亮接到投掷任务后，直觉告诉他，这次任务非同寻常，不久宋美龄在台北接受世界媒体采访，呼吁自由世界应摧毁大陆—切核设施。从绝密任务到蒋夫人的谈话，而且自接受任务后一直有近30个工程师围着自己转，庄人亮隐约感觉到这次的任务不只是投掷那么简单。他有一个不祥的念头——美国人要向大陆投掷原子弹！
想到这个，庄人亮一身冷汗。但随后，另—种声音又在心里响起：如果是投掷原子弹，美国人应该不会把这个差事交给台湾的一名飞行员。
多年后，庄人亮向友人坦承，直到起飞前，他的心里一直是两种声音不停地交替占据主导位置。起飞前两天，庄人亮找到同队队友张震海，袒露自己的忧虑后，他急切委托张震海帮他找—份东京航图。庄人亮告诉张震海，这次进U-2座舱前，如果看见挂的是核弹，起飞后他就拒绝执行命令，驾机改变航向，直飞东京。
老实憨厚的张震海对庄人亮这一“疯狂”要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隔天就给他找到—份可以放进裤子口袋里的东京航图。
笔者在采访和查找34、35中队的人物和资料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虽然国共交战多年，互相以“匪”称呼对方，但34、35中队的队员对大陆和中共，内心一直没有恨意，后期进入大陆侦察、侦听，随着解放军空军作战能力不断加强，死亡随时降临，但是大家依旧前赴后继，不写血书，不表决心，不发誓言。即便有那么多同伴架机在大陆上空被击落，但无论是上司还是队员，从来没有过“报仇”“奋勇杀敌”这些慷慨陈词。
笔者曾和一位参加过内战的国军飞行员专门探讨过这个话题，老人说，队伍中几乎没有仇恨教育，至于抗战时期，那就更不用了，国家被外敌欺辱，抵抗是必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34中队队员告诉我，国民党基本没有仇恨教育，即便是有，也是失败的，大家出任务只是因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在采访中，笔者还了解到，在大陆爆炸原子弹后，美国和国民党高层普遍有恐惧心态，但34、35中队却认为这提升了全体中国人的地位。
庄人亮1958年才进入国民党空军，他在晚年坦承，小学时看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从那时埋下的愤恨才让他有了改飞东京的想法。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想法也开始变化。他说如果现在执行那次投掷任务，即便是挂着核弹，他也不会再飞东京，而是一直向东，把核弹扔进太平洋。
执行任务那天，进场后，庄人亮才看清楚两个吊在机腹下的空气数据采集器——长3米，一端是透明材质盖盒、一端为金属盖盒。他肯定这玩意不是原子弹，才长舒了一口气。为了把事情做得“完美”，防止两枚数据采集器被当地群众发现后破坏，中情局还在采集器外壳上写了6个红色简体字：科学院，请勿动。
据说中情局一时找不到能熟练书写简体汉字的人，“科学院”3个字写得歪歪扭扭。
1967年5月7日，19点20分，庄人亮驾机从塔克里空军基地起飞，经缅甸、印度，从尼泊尔上空横跨喜马拉雅山进入青藏高原，在纳木错湖上空2万米检查航向，飞过格尔木后转向新疆罗布泊，到达预定投掷点，顺利投下两枚原子弹数据采集器后回航，于次日4：05安全降落在塔克里空军基地。此次航程往返接近8000公里，庄人亮空中飞行时间为8小时45分。
庄人亮这次从泰国起飞经尼泊尔进入中国腹地空投，除台湾有资料公开外，大陆直到目前，鲜见文字披露。
“塔巴斯克大辣椒”行动至此落幕，庄人亮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但这两枚采集器并没有传回任何讯号，这让中情局和“西方公司”大为焦急。他们再次制作任务书，计划派U-2飞赴投掷之地“探看”究竟。
1967年8月31日，35中队飞行员张燮再次从塔克里空军基地起飞，经清迈、缅甸腊戌、八莫、密支那，在西藏察隅上空进入中国，再经西藏昌都至青海玉树，于6：00进入柴达木盆地，6：57飞抵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上空。
这一次，张燮驾驶的U2携带21-22MHz收发报机及拖曳天线各一部。在目标区上空20公里范围内，张燮来回往复，不断用短波发射信号再经过裸露在机身外的天线发送出去，以激发前次庄人亮投掷的采集器中的无线电台，探询回答信号，經一个小时的探询，未能得到任何回应。身在“匪区”，灾难时刻都会降临，飞机燃油也有限，不能耽搁太久，7：00，张燮无奈返航。
张燮拟在当地天亮前转向回程，但解放军导弹部队却是有备而来，并且是守株待兔已久。在张燮绕行格尔木盆地上空时，地面防空部队发射导弹。这一次，美国人加装在U-2上的反制导12、13号系统起了作用。反制导系统启动加上U-2采取规避战术，地面雷达失去捕捉目标，导弹在U-2下方600米左右爆炸，张燮幸运地躲过—劫。被寄予厚望的“塔巴斯克大辣椒”以投掷成功、接收失败收场，眼看大陆核武器发展日益兴旺，几乎被逼疯的中情局孤注一掷——研发采集数据更全面、发射功率更强、体积更大的原子弹数据采集器，用多人机组、大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送入大陆，全面监视中国的核工程。
从常规思维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方案，中情局孤注一掷的超级计划——“奇龙行动”就这么出笼了。
“蝙蝠”赴美受训
和35中队驾驶U-2到罗布泊投掷采集器完全不同，“奇龙计划”采用大型机，需要两套机组接近30人。中情局高层和台湾如何沟通执行“奇龙行动”，相关档案迄今没有解密。“奇龙计划”完全由中情局制定，台湾方面并未参与，但34中队却参与执行“奇龙计划”全部过程。换句话说，中情局制定的任务最后交由34中队实施。
据34中队队长吕德琪回忆，1968年8月中旬，在空军司令部副总司令杨邵廉的办公室，吕德琪获准挑选赴美受训人员名单，他当场就报出了一个27人的名单。这几乎是一个以校官构成主要力量的间谍飞行机组，由此可见台湾方面的重视。除了飞行官，电子反制导官有5人之多，看来中情局这次把所有赌注都押在电子压制和对抗上，他们很清楚对手的弱点。
入选者在1968年9月中旬集中，在对包括飞行、领航、电子制导、机械、空投的27人做了比较简单的英文测验后，接着开始填写各种表格、定做制服、拍证件照。虽然没有被正式告知去哪里，但大家隐约感觉应该是去美国，否则，没必要定制新服装。至于执行什么任务，没人告诉，也无人知道。在1968年7月到1969年6月中旬以前，整个台湾，知道“奇龙行动”的只有3个人：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空军司令部副总司令杨邵廉、34中队队长吕德琪。
9月26日，空军总司令赖名汤（抗战期间，此人系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领队）在办公室召见赴美的27人。在短暂谈话中，赖名汤透露，去美国是接受C-130运输机换装。
绰号“大力神”的C-130是美军最成功的一款军事运输机，研发于上个世纪50年代，4副螺旋桨发动机，从越战到阿富汗战争，一直活跃在全世界，至今仍是美军主力机型。
召见后两天，这27人从位于台北市郊的松山机场出境，一律VIP，规格之高为历次少有。在松山机场停机坪，一架不知来路、机身没有标记的B-727停在那里（后证实是中情局包机），人一上齐舱门关上就走。
专机经停日本和美国西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依旧是高规格接待，由中情局人员在场迎接，没经过任何的查询和检查，快速出关。众人以为会稍事休息，哪想到却没作任何停留，一架黑色涂装的C-130迅速接上他们，直接在漆黑的深夜再次起飞。等再次落地，所有人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好在都是搞飞行的，几个领航和飞行员根据飞机起飞后的航向，压了几个坡度，大致估算出应该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应该是那个著名的军事基地。果然，第二天，美国人证实，这就是至今在地图、航图上没有标注的美国原子弹试验地——绝密的Site-51基地。 中情局官员再次到来，寥寥数语：此地管制严格，除了到电影院、餐厅、洗衣间、运动场外，其他区域不能乱逛。
要求虽严格，但生活十分舒适，任何饮料和餐点不用付费，任何需求只要向美方提出，基本都会得到满足。领航员冯海涛想吃豆腐乳，下了订单没几天，美国人就送来—罐。米、面、菜，都是专车专运，看不到厨房在何处。除了美式餐点，中国菜、南北杂货，只要能用英文或中文写出来的，美方全部提供。冯海涛后来回忆，吃的丰富，难以用语言述说。
中情局还担心这一行人生病，特指派一位航空医官与众人一起生活，即使是头疼脑热都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
除此之外，还有4名美方人员全天陪侍。大家暗地里说这4人是中情局派来监视他们的。陪护的美方特工还拷贝了20多盒相同的名片，每人发一盒，并告诉大家，如周末出去游玩等，出现任何意外，只需拿一张名片交给对方即可。名片上印着几行英文及电话，翻译成中文意思是：任何人，无论在美国任何地方，若拿到这张卡片，请立即拨打卡片上的电话（话费由受话方支付，受话方显示号码是华盛顿特区）。
美方还特别交待，如遇放假外出，中情局会专程使用训练飞机接送大家到洛杉机、旧金山等亚裔比较多的城市游玩。如遇到有人问，一定要自我介绍说是船员，绝对不许与任何人谈及来自台湾，可以说來自香港、韩国或日本。
美方特工还特别叮嘱，在Site-51区基地内，包括平时去洗衣房，均不要与外人交谈。目的只有一个：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有一批来自台湾的空军在此受训。
不仅不能向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连当时台湾驻美国“大使馆”也不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驻美大使”只隐约知道有一批来自台湾的空军在美国受训，至于在什么地方及受训之后要执行什么任务，完全不知晓。快结训时，领队孙培震打了一个电话给“大使馆”，报请这次换装受训的生活津贴，直到这时，“大使”才知道来了多少人。中情局员工曾无意中透露，整个Site-51基地，来此受训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超过200个。
到Site-51区两天后，在没正式上课前，美军先带几个飞行和领航人员登上一架C-130的飞机，示范飞行一次。
蝙蝠中队的飞行官们第一个感觉就是C-130性能极其轻巧、灵敏、精致。飞行设备也非常先进，雷达和N50（仪表监控）、电脑直接相连，要知道，当时美国多数飞机尚未安装这些设备。还有ETA（预计到达时间），可根据飞行时间，自动转弯并修正，对正下一段新航向。所有人都开了眼。
体验过飞行，接着就是地面课。美军教学十分认真，每周至少测验一次，如果不合格，必须重学，直至完全听懂。因为全部是英语教学，很多受训人员英语并不是很纯熟，课上听不明白，课后研讨，甚至连在饭桌上或是出外游玩，都在相互讨论。到后来语言障碍也减少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现在的受训与日后的飞行任务乃至生命息息相关。地面课结业，几乎每个人的考试成绩都在97分以上。
因担心泄密，美方教官要求所记笔记一律使用铅笔，有一次下课后照着T.O.（技术规程令）抄写一段文字，美方教官亲自站在每个人前面看着他们写完。最后离开时，所有人飞行包中的资料和笔记，全部交出，绝对不准带出Site-51基地。
空中技术训练的第一阶段是训练高空及低空飞行，有战斗机模拟拦截，舱内飞行的重点是，要在拦截中熟练运用机上的装备。第二阶段的重点是训练夜间飞行，多以低空目标的空投准确性为主，这种暗夜飞行，每次留空时间均在10个小时以上。见训练飞机上有烤箱、冰箱，聪明点的人在起飞前都会申请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食品带上飞机。美方教官也不阻拦，等到实际起飞后，由于高度紧张和忙碌，他们很难有空闲食用所带食物，时间长了，也就没人再带。
C-130的装备在当时美国空军中是超一流的，所以每次飞行时，飞机永远都在航线上或准时到达每一个检查点的状态，即使出现一点小偏航，机载计算机可随时修正，换句话说，若要让飞机出现大的偏航，必须使用人工。这一点，让驾驶人员信心大增。
在飞行中，美方设置的“假想敌”飞机会不定时地出现并进行拦截。拦截机均由美方空军扮演，机型有F-4、F-5、F-101、F-104、F-105。这些拦截机在阻拦、骚扰、攻击的过程中，并不体现自身性能，而是刻意模仿其他飞机的战术和动作，这让受训者很为诧异。
在航行训练阶段结束前，飞机承造方又派工程师过来给机舱安装助航装备FLIR（红外地形显示器），此设备是最新研发，夜间飞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飞机正前方或垂直的正后方的地形、地貌。有了它，黑夜飞行看外景如同坐在房间里看电视，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技术，所获影像皆为黑白色。
在第二阶段飞行训练中，还穿插了一项“求生训练”。求生训练的宗旨是如跳伞或迫降在敌区，个人必须懂得求生、脱离。这个项目，由两位来自美军特种部队的资深教官负责，他们说，只要身上有一把刀，不管在海边或山上，林多或林少时都不会饿死。在训练暇余的闲谈中，不知是确有其事还是吹牛，美军教官说他们曾经空降并潜伏过大陆新疆地区，并安全返回。
教学之外，还要实战。27人统一被拉到加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三州交界处的一座光秃秃的、海拔2333米的高山上，这里没有一棵青绿植物。众人放眼望去，只看到几棵树上挂着几个降落伞。基本上4人一组一伞，每组分隔甚远，外面下大雪，4个人住在用降落伞架设的帐篷里，美国人每天提供一只火鸡。不能随便生火造饭，每天多数时间需要“隐蔽”，美国人不定时过来抽查，一旦发现有“人”的迹象，即判定失败。
“隐蔽”的生活整整过了3周，美方认可后派车过来接人，大家原路返回。
再次回到Site-51基地，教官带领大家重温地面课，突然，基地上空传来一阵轰鸣，都是搞飞机的，大家立即感觉到这引擎声“与众不同”，就在众人扭头去看窗外的飞机时，教官命令，拉上窗帘。
窗帘拉上了，但还是有眼尖的人看到了那架米格机。美国绝密基地里竟然有最大对手的战斗机。走出课堂后，有人分析，这架米格机要么是中东战争时叛逃以色列的，要么是大陆飞行员叛逃台湾后，美国人从台湾弄过来的。很明显，美国人是在测试米格机的性能。联想到飞行训练时出现过“拦截机”模仿的性能和战术动作，一些人顿时明白，原来那些拦截机是在模仿米格机的机动性能。 再联想到在Site-51基地受训的内容，似乎不是换装C-130那么简单。有人猜測，美国在越南打仗，他们这次受训结束，可能是去越南。大陆正在“抗美援（北）越”，估计他们这次回去是“联美助（南）越”。
离奇的返程
受训8个月之后，27人踏上回程。这一次，美方租了一架C-54专机。或许是C-54属于老式机种（二战后期参与驼峰运输主力机型），航程短，或许中情局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这次回航不是一气呵成，27人先是在夏威夷逗留一个星期，中情局特地给他们租了一辆大巴车，载着他们去观光游玩。之后还是一段段飞，C-54先后经过维克岛、关岛加油上水维护，这些人则下车游玩，最后，飞到位于琉球的嘉手纳美军空军基地。
在嘉手纳，C-54不再前行而是停留下来，27人住在城里的最高级旅馆，没人知道为什么停下，曾经那些日夜陪伴在身边的中情局的特工似乎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从嘉手纳到台北，几乎近在咫尺，多数人感到—阵莫名的焦虑。
几天后，34中队队长吕德琪在“西方公司”主管的陪同下，从台北飞到嘉手纳。吕德琪没有赘言，开门见山，几句话后，众人才知道，吕德琪嘉手纳之行，是来验收受训情况的。
吕德琪飞嘉手纳之前，还受到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的特别召见。据吕回忆，一番报告礼仪完毕后，蒋经国拉着他坐下，沉思一下后突然问道：“你觉得这次任务胜算如何？”
吕德琪实话实说：“第一，C-130性能非常好，又有新而精良的电子装备，所以装备没问题；第二，人员是我亲自挑的，各方面都很优秀，可以很放心；第三，由他们写回来的信以及美方人员的报告，可以知道训练非常严格，各方面情形都设想周到。以这三点，应该胜算很大。”
蒋经国听后，沉思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表示赞同。
在嘉手纳的简报室里，吕德琪告诉大家，可以写封家书，告诉家里因另有工作，要延后数日返台。闻此言，谁都没往心里多想，但吕德琪随后似乎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犹如响雷一般，让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咯噔”一下——“顺便把家里的事情交待好……”
这哪里是写书信，分明是写遗书。现场所有人都明白了，一分钟前还因为队长前来看望而兴高采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和压抑，空气仿佛凝结，每个人紧绷着脸，不见一丝笑容。
或许“遗书”事件让大家心烦意乱，竟没一个人记得离开嘉手纳的确切日期。只记得是在某天深夜，一架由中情局包租的B-727运载着这些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在凌晨时分降落到一个不知名的美军基地。正如赴美受训时的“掐算”一样，都是搞飞行的，总是能估算出个大概。几个领航一致判断——应该是在中南半岛某一处。
1969年5月10日，中情局正式下达任务：“奇龙行动”进入最后环节——进入中国大陆。
目标——双城子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17：00，一切准备就绪。一个12人的机组登上一架灰黑色的没有任何标志、没有机号的C-130飞机。另外一组为备选机组。由于空投地点远超C-130的飞行半径，所以在机舱内安装了4个副油箱，除此之外，最引人注意、也最神秘的就是这次要空投的器具——原子弹数据采集器。
根据飞行官黄文录回忆，4个油桶加2个采集器，再加为本次飞行任务而加装的多种电子仪器，C-130起飞重量达到78吨之多，这个重量，仅仅比C-130的要求最大起飞重量少不到一吨。因为太重，C-130起飞后只能爬高到5600米，消耗部分燃油，机体变轻，再继续爬高，这样才能飞越喜马拉雅山。
17：10，C-130开机，滑行，起跑、抬头离地……没多久，就钻入渐渐昏暗的暮色中。
和间谍电影里的情节几乎完全相同，C-130起飞后，中情局人员在塔克里空军基地一直进行跟踪，在泰国境内，雷达能描扫到C-130航迹，进入缅甸后，探空雷达失去目标，但无线电追踪信号仍可以探测到C-130。按事前约定的方案，C-130每到一个航点时，需快速报告位置，第一个航点正常。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境内是第二个报告点。但刚过喜马拉雅山，C-130就犹如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正在塔克里空军基地监控的中情局人员顿时有些慌乱——完了，被解放军飞弹拦截了！
从C-130航程看，加装副油箱别说从台北起飞，就是直接从嘉手纳起飞，飞到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也毫不费力，但中情局却非要舍近求远。
通过网络搜索可知，在巴丹吉林沙漠，位于甘肃酒泉市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之间的双城子，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以前叫14号基地，旁边就是东风航天城。
根据此前解放军的拦截历史，中情局已经判断出西南地区是空防薄弱点，所以，“奇龙行动”依旧选择从泰国塔克里空军基地起飞，从西南突破大陆防御薄弱地带。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后，在第三次联络时间，地面接到C-130发来的短暂信号——正常。塔克里地面监控室不会想到，机上电台故障刚处理完，电子制导官报告：已被地面解放军雷达扫描。
有关1969年5月17日一架大型、无国籍军用飞机闯入中国西南地区这个事情一直未有史料披露，但这架C-130在昆明附近被地面雷达捕捉一事被机上的电子制导官确认无疑。
被雷达扫描即被跟踪，被跟踪即有可能被击落，飞机上的所有人员一时都大为紧张。电子制导官紧张地盯着位于昆明附近的这个雷达扫描信号。五分钟后，他发现，地面雷达只是“扫描”，没有继续跟踪，这就说明，昆明地面雷达没有把C-130当成可疑飞行物。
机上所有成员都长出一口气。
相隔30分钟，两个原子弹数据采集器被顺利投下。
为防地面人员发现数据采集器，中情局在两顶降落伞上都安装了小型炸药，采集器落到地面后，电路会自动接通绑在降落伞上的雷管，雷管再引爆炸药，降落伞会顷刻间变成小碎片。在大漠中只要风一吹，沙一盖，—切都杳无踪影。 多数人回忆，执行这次任务，回航时比去程时心情还紧张。C-130完成空投后，在第二个空投点看到折返处前方有山坡，山坡附近有水坝，他们担心那里有空防，飞行员马文录听从领航官建议，早早绕开。再次进入云南时，这次雷达没有扫描，但机上惯性导航失效，于是改用飞机本身自带的ADF（自动方位搜寻器）飞行。飞越喜马拉雅山时，闯入雷暴区，C-130风挡和螺旋桨边缘产生淡蓝色火花，在夜空中，犹如哪吒脚下的风火轮，进入缅甸后，油量表失效。为保险起见，塔克里基地决定让C-130降落清迈，再派专机接回全体机组人员。这次任务往返飞行14小时20分钟。
至此，“奇龙行动”在有惊无险中全部结束。
尾 声
执行“奇龙行动”的机组成员回到塔克里空军基地，受到了热烈接待，有几位中情局官员在逐一拥抱机组成员时竟然流下泪水。他们说此前做过多次尝试，比如派特工人员化装成登山队员到喜马拉雅山一侧安放仪器等，但均未成功。只有这次，飞机尚未返回，采集器已经开始工作，并源源不断地发回数据。经测量，第一个数据采集器与计划投放位置相差6.6米，第二个数据采集器离计划投放位置相差2500米，可以用精确形容。直到这时，所有人才知道去美国受训及这次飞行的目的原来是侦测大陆核基地。
5月19日，中情局包租一架B-727，专门将这批人送回台北。中午，空军“总司令”赖名汤在空军新生社（俱乐部）虎贲餐厅宴请所有队员，赖名汤告诉在座者，他也是刚知道这次任务的内容。一周后，所有参与行动者受到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的接见，蒋向每人颁发“忠勇勋章”一枚，并发送奖金6000元（新台币）。
由于投掷的原子弹数据采集器自身電池工作时间只能维持一年，为继续监测，需要再投放采集器。中情局再次向台湾当局申请，得到同意后，1970年3月，原到美国受训的队员再次集中到Site-51基地受训，此次行动代号更名为“金鞭计划”。
1970年4月24日，中国大陆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两天后，中情局官员来到Site-51基地，没说明任何理由即宣布终止“金鞭计划”，所有受训队员返台。
事后大家分析，中情局突然宣布取消“金鞭计划”基于三点：大陆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说明其运载火箭已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监测再无必要；有消息透露，尼克松上台后，多次流露出向大陆示好的姿态，可能不再愿意得罪大陆（一年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受到毛泽东接见）；美国最新军事侦察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大幅提高，投掷地面观测器材已是多余。
至此，绝密的“奇龙行动”终告结束。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引爆，立即引起美国朝野的极度震惊。当时中国正处于“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全民联防状态，连神通广大的美国中情局都无法得到较为详尽的报告。
按中情局推断，从原子弹到氢弹不过是一步之遥。果然，四年后，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成功，并研发出氢弹。中情局对中国核武器全面、精确的评估诉求已经迫在眉睫。
实际上，中情局从最早获悉中国发展核武器开始就对这项绝密工程进行追踪侦听，通过在台北的情报部门“西方公司”与国民党空军合作。而“蝙蝠”和“黑猫”两个国民党空军特战飞行中队也很早就介入了对大陆的侦听活动。
“蝙蝠”和“黑猫”是国民党空军特战大队34、35中队的绰号。这两个中队的建立，也是和中情局息息相关。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但一直不忘“反攻大陆”，此时曾经的“友邦”美国已经把它抛弃，解放军登岛已指日可待。可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及中国大陆的参战，美台之间的分歧顿时烟消云散，双方一拍即合——美国需要了解大陆军事力量，空投敌特，扩大“游击区”，以便牵制志愿军入朝力量，而台湾要“反攻大陆”，了解对岸沿海布防能力。于是，中情局提供飞机和侦听设备，台湾出机组人员。1951年3月，中情局派员在台北成立海外情报机构，为掩人耳目，对外称“西方公司”，全部成员为中情局指派，并化名进入台湾。此时，飞机进入大陆不仅执行侦察任务，还空投回收情报人员、粮食、生活用品、心战传单等。
朝鲜战争结束后，世界形成冷战格局，社会主义中国加入红色联盟。从长远战略意义和利益着想，美国高层看到了台湾在亚洲尤其是太平洋岛链中的作用，双方合作更加密切。
“西方公司”进入台湾后，先是指派国民党空军驾驶B-25、P2V等机型进入大陆上空作业。因当时解放军空军初建，对空拦截能力薄弱，这些飞机进入大陆犹入无人之境，任意往来，后来由于解放军防空能力日益强大，被拦截、击伤、击落多架，于是再改用著名的U-2高空侦察机进入大陆纵深侦察。负责驾驶U-2高空侦察机的便是空军35中队（“黑猫”）。
从战略意义上说，大陆核武器计划并不是国民党迫切需要掌握的情报，“反攻大陆”无望后，国民党最迫切需要掌握的是大陆近海一带的军事情报，而中情局则需要侦知大陆腹地的核武器计划，双方追求的目的不同，常有龃龉，但最后都以“妥协”收场。
如果是核弹，不去罗布泊，去东京！
U-2是冷战时期世界著名高空间谍侦察机，可以在7万英尺（21336米）以上高度飞行，这个高度远高于当时世界上性能最先进的战斗机的飞行高度，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曾在苏联上空穿梭飞行，在苏制萨姆地空导弹未问世之前，号称“打不下来”的飞机。
1961年，U-2被中情局送到台湾。1962年1月13日，U-2首次出动侦察，由35中队少校飞行员陈环驾驶，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从温州进入大陆，经芜湖、蚌埠、开封、临汾至兰州侦察，这一时期中情局的侦察重点是西北核基地。不过在1963年和1965年，35中队飞行员叶常棣、张立义所驾U-2先后被解放军的导弹击落（他们先后被俘，并于1983年赴美）。
根据评估，中情局认为中国大陆最晚应该不晚于1967年7月试爆第一颗氢弹，而以往得靠U-2飞至核基地侦察、侦听已经不能满足需求。在为U-2换装一系列反制导系统后，—个离奇、大胆、狂妄的计划——“塔巴斯克大辣椒”行动被提上日程。任务的具体内容是：由35中隊飞行员驾驶U-2飞至大陆核爆炸实验场罗布泊上空，投掷两个数据侦测舱，采集核爆炸之后的空气数据，自动发回。
投掷数据侦测舱的任务落到35中队少校飞行员庄人亮身上，候补飞行员为张燮。
以往U-2对大陆西北核基地进行侦察都是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而这次要飞至罗布泊，已经远超U-2的飞行半径，中情局把位于泰国曼谷附近的美军塔克里空军基地作为这次任务的起点。
为绝对保密，庄人亮在起飞一周前接到飞赴新疆罗布泊投掷“收发杆”的命令，估计任何人都不会料到，这次近乎例行的飞行侦察任务，竟差点改变整个世界格局。
庄人亮接到投掷任务后，直觉告诉他，这次任务非同寻常，不久宋美龄在台北接受世界媒体采访，呼吁自由世界应摧毁大陆—切核设施。从绝密任务到蒋夫人的谈话，而且自接受任务后一直有近30个工程师围着自己转，庄人亮隐约感觉到这次的任务不只是投掷那么简单。他有一个不祥的念头——美国人要向大陆投掷原子弹！
想到这个，庄人亮一身冷汗。但随后，另—种声音又在心里响起：如果是投掷原子弹，美国人应该不会把这个差事交给台湾的一名飞行员。
多年后，庄人亮向友人坦承，直到起飞前，他的心里一直是两种声音不停地交替占据主导位置。起飞前两天，庄人亮找到同队队友张震海，袒露自己的忧虑后，他急切委托张震海帮他找—份东京航图。庄人亮告诉张震海，这次进U-2座舱前，如果看见挂的是核弹，起飞后他就拒绝执行命令，驾机改变航向，直飞东京。
老实憨厚的张震海对庄人亮这一“疯狂”要求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隔天就给他找到—份可以放进裤子口袋里的东京航图。
笔者在采访和查找34、35中队的人物和资料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虽然国共交战多年，互相以“匪”称呼对方，但34、35中队的队员对大陆和中共，内心一直没有恨意，后期进入大陆侦察、侦听，随着解放军空军作战能力不断加强，死亡随时降临，但是大家依旧前赴后继，不写血书，不表决心，不发誓言。即便有那么多同伴架机在大陆上空被击落，但无论是上司还是队员，从来没有过“报仇”“奋勇杀敌”这些慷慨陈词。
笔者曾和一位参加过内战的国军飞行员专门探讨过这个话题，老人说，队伍中几乎没有仇恨教育，至于抗战时期，那就更不用了，国家被外敌欺辱，抵抗是必然！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34中队队员告诉我，国民党基本没有仇恨教育，即便是有，也是失败的，大家出任务只是因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在采访中，笔者还了解到，在大陆爆炸原子弹后，美国和国民党高层普遍有恐惧心态，但34、35中队却认为这提升了全体中国人的地位。
庄人亮1958年才进入国民党空军，他在晚年坦承，小学时看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从那时埋下的愤恨才让他有了改飞东京的想法。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想法也开始变化。他说如果现在执行那次投掷任务，即便是挂着核弹，他也不会再飞东京，而是一直向东，把核弹扔进太平洋。
执行任务那天，进场后，庄人亮才看清楚两个吊在机腹下的空气数据采集器——长3米，一端是透明材质盖盒、一端为金属盖盒。他肯定这玩意不是原子弹，才长舒了一口气。为了把事情做得“完美”，防止两枚数据采集器被当地群众发现后破坏，中情局还在采集器外壳上写了6个红色简体字：科学院，请勿动。
据说中情局一时找不到能熟练书写简体汉字的人，“科学院”3个字写得歪歪扭扭。
1967年5月7日，19点20分，庄人亮驾机从塔克里空军基地起飞，经缅甸、印度，从尼泊尔上空横跨喜马拉雅山进入青藏高原，在纳木错湖上空2万米检查航向，飞过格尔木后转向新疆罗布泊，到达预定投掷点，顺利投下两枚原子弹数据采集器后回航，于次日4：05安全降落在塔克里空军基地。此次航程往返接近8000公里，庄人亮空中飞行时间为8小时45分。
庄人亮这次从泰国起飞经尼泊尔进入中国腹地空投，除台湾有资料公开外，大陆直到目前，鲜见文字披露。
“塔巴斯克大辣椒”行动至此落幕，庄人亮的任务算是圆满完成，但这两枚采集器并没有传回任何讯号，这让中情局和“西方公司”大为焦急。他们再次制作任务书，计划派U-2飞赴投掷之地“探看”究竟。
1967年8月31日，35中队飞行员张燮再次从塔克里空军基地起飞，经清迈、缅甸腊戌、八莫、密支那，在西藏察隅上空进入中国，再经西藏昌都至青海玉树，于6：00进入柴达木盆地，6：57飞抵罗布泊原子弹试验场上空。
这一次，张燮驾驶的U2携带21-22MHz收发报机及拖曳天线各一部。在目标区上空20公里范围内，张燮来回往复，不断用短波发射信号再经过裸露在机身外的天线发送出去，以激发前次庄人亮投掷的采集器中的无线电台，探询回答信号，經一个小时的探询，未能得到任何回应。身在“匪区”，灾难时刻都会降临，飞机燃油也有限，不能耽搁太久，7：00，张燮无奈返航。
张燮拟在当地天亮前转向回程，但解放军导弹部队却是有备而来，并且是守株待兔已久。在张燮绕行格尔木盆地上空时，地面防空部队发射导弹。这一次，美国人加装在U-2上的反制导12、13号系统起了作用。反制导系统启动加上U-2采取规避战术，地面雷达失去捕捉目标，导弹在U-2下方600米左右爆炸，张燮幸运地躲过—劫。被寄予厚望的“塔巴斯克大辣椒”以投掷成功、接收失败收场，眼看大陆核武器发展日益兴旺，几乎被逼疯的中情局孤注一掷——研发采集数据更全面、发射功率更强、体积更大的原子弹数据采集器，用多人机组、大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送入大陆，全面监视中国的核工程。
从常规思维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疯子方案，中情局孤注一掷的超级计划——“奇龙行动”就这么出笼了。
“蝙蝠”赴美受训
和35中队驾驶U-2到罗布泊投掷采集器完全不同，“奇龙计划”采用大型机，需要两套机组接近30人。中情局高层和台湾如何沟通执行“奇龙行动”，相关档案迄今没有解密。“奇龙计划”完全由中情局制定，台湾方面并未参与，但34中队却参与执行“奇龙计划”全部过程。换句话说，中情局制定的任务最后交由34中队实施。
据34中队队长吕德琪回忆，1968年8月中旬，在空军司令部副总司令杨邵廉的办公室，吕德琪获准挑选赴美受训人员名单，他当场就报出了一个27人的名单。这几乎是一个以校官构成主要力量的间谍飞行机组，由此可见台湾方面的重视。除了飞行官，电子反制导官有5人之多，看来中情局这次把所有赌注都押在电子压制和对抗上，他们很清楚对手的弱点。
入选者在1968年9月中旬集中，在对包括飞行、领航、电子制导、机械、空投的27人做了比较简单的英文测验后，接着开始填写各种表格、定做制服、拍证件照。虽然没有被正式告知去哪里，但大家隐约感觉应该是去美国，否则，没必要定制新服装。至于执行什么任务，没人告诉，也无人知道。在1968年7月到1969年6月中旬以前，整个台湾，知道“奇龙行动”的只有3个人：时任“国防部长”的蒋经国、空军司令部副总司令杨邵廉、34中队队长吕德琪。
9月26日，空军总司令赖名汤（抗战期间，此人系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领队）在办公室召见赴美的27人。在短暂谈话中，赖名汤透露，去美国是接受C-130运输机换装。
绰号“大力神”的C-130是美军最成功的一款军事运输机，研发于上个世纪50年代，4副螺旋桨发动机，从越战到阿富汗战争，一直活跃在全世界，至今仍是美军主力机型。
召见后两天，这27人从位于台北市郊的松山机场出境，一律VIP，规格之高为历次少有。在松山机场停机坪，一架不知来路、机身没有标记的B-727停在那里（后证实是中情局包机），人一上齐舱门关上就走。
专机经停日本和美国西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依旧是高规格接待，由中情局人员在场迎接，没经过任何的查询和检查，快速出关。众人以为会稍事休息，哪想到却没作任何停留，一架黑色涂装的C-130迅速接上他们，直接在漆黑的深夜再次起飞。等再次落地，所有人都不知道是在哪里。好在都是搞飞行的，几个领航和飞行员根据飞机起飞后的航向，压了几个坡度，大致估算出应该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应该是那个著名的军事基地。果然，第二天，美国人证实，这就是至今在地图、航图上没有标注的美国原子弹试验地——绝密的Site-51基地。 中情局官员再次到来，寥寥数语：此地管制严格，除了到电影院、餐厅、洗衣间、运动场外，其他区域不能乱逛。
要求虽严格，但生活十分舒适，任何饮料和餐点不用付费，任何需求只要向美方提出，基本都会得到满足。领航员冯海涛想吃豆腐乳，下了订单没几天，美国人就送来—罐。米、面、菜，都是专车专运，看不到厨房在何处。除了美式餐点，中国菜、南北杂货，只要能用英文或中文写出来的，美方全部提供。冯海涛后来回忆，吃的丰富，难以用语言述说。
中情局还担心这一行人生病，特指派一位航空医官与众人一起生活，即使是头疼脑热都会得到无微不至的照料。
除此之外，还有4名美方人员全天陪侍。大家暗地里说这4人是中情局派来监视他们的。陪护的美方特工还拷贝了20多盒相同的名片，每人发一盒，并告诉大家，如周末出去游玩等，出现任何意外，只需拿一张名片交给对方即可。名片上印着几行英文及电话，翻译成中文意思是：任何人，无论在美国任何地方，若拿到这张卡片，请立即拨打卡片上的电话（话费由受话方支付，受话方显示号码是华盛顿特区）。
美方还特别交待，如遇放假外出，中情局会专程使用训练飞机接送大家到洛杉机、旧金山等亚裔比较多的城市游玩。如遇到有人问，一定要自我介绍说是船员，绝对不许与任何人谈及来自台湾，可以说來自香港、韩国或日本。
美方特工还特别叮嘱，在Site-51区基地内，包括平时去洗衣房，均不要与外人交谈。目的只有一个：绝对不能让外人知道有一批来自台湾的空军在此受训。
不仅不能向外人透露自己的身份，连当时台湾驻美国“大使馆”也不知道这些人来的目的。“驻美大使”只隐约知道有一批来自台湾的空军在美国受训，至于在什么地方及受训之后要执行什么任务，完全不知晓。快结训时，领队孙培震打了一个电话给“大使馆”，报请这次换装受训的生活津贴，直到这时，“大使”才知道来了多少人。中情局员工曾无意中透露，整个Site-51基地，来此受训的美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不超过200个。
到Site-51区两天后，在没正式上课前，美军先带几个飞行和领航人员登上一架C-130的飞机，示范飞行一次。
蝙蝠中队的飞行官们第一个感觉就是C-130性能极其轻巧、灵敏、精致。飞行设备也非常先进，雷达和N50（仪表监控）、电脑直接相连，要知道，当时美国多数飞机尚未安装这些设备。还有ETA（预计到达时间），可根据飞行时间，自动转弯并修正，对正下一段新航向。所有人都开了眼。
体验过飞行，接着就是地面课。美军教学十分认真，每周至少测验一次，如果不合格，必须重学，直至完全听懂。因为全部是英语教学，很多受训人员英语并不是很纯熟，课上听不明白，课后研讨，甚至连在饭桌上或是出外游玩，都在相互讨论。到后来语言障碍也减少了，而且每个人都知道，现在的受训与日后的飞行任务乃至生命息息相关。地面课结业，几乎每个人的考试成绩都在97分以上。
因担心泄密，美方教官要求所记笔记一律使用铅笔，有一次下课后照着T.O.（技术规程令）抄写一段文字，美方教官亲自站在每个人前面看着他们写完。最后离开时，所有人飞行包中的资料和笔记，全部交出，绝对不准带出Site-51基地。
空中技术训练的第一阶段是训练高空及低空飞行，有战斗机模拟拦截，舱内飞行的重点是，要在拦截中熟练运用机上的装备。第二阶段的重点是训练夜间飞行，多以低空目标的空投准确性为主，这种暗夜飞行，每次留空时间均在10个小时以上。见训练飞机上有烤箱、冰箱，聪明点的人在起飞前都会申请一点自己喜欢的小食品带上飞机。美方教官也不阻拦，等到实际起飞后，由于高度紧张和忙碌，他们很难有空闲食用所带食物，时间长了，也就没人再带。
C-130的装备在当时美国空军中是超一流的，所以每次飞行时，飞机永远都在航线上或准时到达每一个检查点的状态，即使出现一点小偏航，机载计算机可随时修正，换句话说，若要让飞机出现大的偏航，必须使用人工。这一点，让驾驶人员信心大增。
在飞行中，美方设置的“假想敌”飞机会不定时地出现并进行拦截。拦截机均由美方空军扮演，机型有F-4、F-5、F-101、F-104、F-105。这些拦截机在阻拦、骚扰、攻击的过程中，并不体现自身性能，而是刻意模仿其他飞机的战术和动作，这让受训者很为诧异。
在航行训练阶段结束前，飞机承造方又派工程师过来给机舱安装助航装备FLIR（红外地形显示器），此设备是最新研发，夜间飞行时可以清晰地看到飞机正前方或垂直的正后方的地形、地貌。有了它，黑夜飞行看外景如同坐在房间里看电视，只不过限于当时的技术，所获影像皆为黑白色。
在第二阶段飞行训练中，还穿插了一项“求生训练”。求生训练的宗旨是如跳伞或迫降在敌区，个人必须懂得求生、脱离。这个项目，由两位来自美军特种部队的资深教官负责，他们说，只要身上有一把刀，不管在海边或山上，林多或林少时都不会饿死。在训练暇余的闲谈中，不知是确有其事还是吹牛，美军教官说他们曾经空降并潜伏过大陆新疆地区，并安全返回。
教学之外，还要实战。27人统一被拉到加州、内华达州、俄勒冈州三州交界处的一座光秃秃的、海拔2333米的高山上，这里没有一棵青绿植物。众人放眼望去，只看到几棵树上挂着几个降落伞。基本上4人一组一伞，每组分隔甚远，外面下大雪，4个人住在用降落伞架设的帐篷里，美国人每天提供一只火鸡。不能随便生火造饭，每天多数时间需要“隐蔽”，美国人不定时过来抽查，一旦发现有“人”的迹象，即判定失败。
“隐蔽”的生活整整过了3周，美方认可后派车过来接人，大家原路返回。
再次回到Site-51基地，教官带领大家重温地面课，突然，基地上空传来一阵轰鸣，都是搞飞机的，大家立即感觉到这引擎声“与众不同”，就在众人扭头去看窗外的飞机时，教官命令，拉上窗帘。
窗帘拉上了，但还是有眼尖的人看到了那架米格机。美国绝密基地里竟然有最大对手的战斗机。走出课堂后，有人分析，这架米格机要么是中东战争时叛逃以色列的，要么是大陆飞行员叛逃台湾后，美国人从台湾弄过来的。很明显，美国人是在测试米格机的性能。联想到飞行训练时出现过“拦截机”模仿的性能和战术动作，一些人顿时明白，原来那些拦截机是在模仿米格机的机动性能。 再联想到在Site-51基地受训的内容，似乎不是换装C-130那么简单。有人猜測，美国在越南打仗，他们这次受训结束，可能是去越南。大陆正在“抗美援（北）越”，估计他们这次回去是“联美助（南）越”。
离奇的返程
受训8个月之后，27人踏上回程。这一次，美方租了一架C-54专机。或许是C-54属于老式机种（二战后期参与驼峰运输主力机型），航程短，或许中情局有其他方面的考虑，这次回航不是一气呵成，27人先是在夏威夷逗留一个星期，中情局特地给他们租了一辆大巴车，载着他们去观光游玩。之后还是一段段飞，C-54先后经过维克岛、关岛加油上水维护，这些人则下车游玩，最后，飞到位于琉球的嘉手纳美军空军基地。
在嘉手纳，C-54不再前行而是停留下来，27人住在城里的最高级旅馆，没人知道为什么停下，曾经那些日夜陪伴在身边的中情局的特工似乎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从嘉手纳到台北，几乎近在咫尺，多数人感到—阵莫名的焦虑。
几天后，34中队队长吕德琪在“西方公司”主管的陪同下，从台北飞到嘉手纳。吕德琪没有赘言，开门见山，几句话后，众人才知道，吕德琪嘉手纳之行，是来验收受训情况的。
吕德琪飞嘉手纳之前，还受到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的特别召见。据吕回忆，一番报告礼仪完毕后，蒋经国拉着他坐下，沉思一下后突然问道：“你觉得这次任务胜算如何？”
吕德琪实话实说：“第一，C-130性能非常好，又有新而精良的电子装备，所以装备没问题；第二，人员是我亲自挑的，各方面都很优秀，可以很放心；第三，由他们写回来的信以及美方人员的报告，可以知道训练非常严格，各方面情形都设想周到。以这三点，应该胜算很大。”
蒋经国听后，沉思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表示赞同。
在嘉手纳的简报室里，吕德琪告诉大家，可以写封家书，告诉家里因另有工作，要延后数日返台。闻此言，谁都没往心里多想，但吕德琪随后似乎漫不经心的一句话，却犹如响雷一般，让在场的每个人心里都“咯噔”一下——“顺便把家里的事情交待好……”
这哪里是写书信，分明是写遗书。现场所有人都明白了，一分钟前还因为队长前来看望而兴高采烈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闷和压抑，空气仿佛凝结，每个人紧绷着脸，不见一丝笑容。
或许“遗书”事件让大家心烦意乱，竟没一个人记得离开嘉手纳的确切日期。只记得是在某天深夜，一架由中情局包租的B-727运载着这些人，飞行两个多小时后，在凌晨时分降落到一个不知名的美军基地。正如赴美受训时的“掐算”一样，都是搞飞行的，总是能估算出个大概。几个领航一致判断——应该是在中南半岛某一处。
1969年5月10日，中情局正式下达任务：“奇龙行动”进入最后环节——进入中国大陆。
目标——双城子
1969年5月17日，星期六。17：00，一切准备就绪。一个12人的机组登上一架灰黑色的没有任何标志、没有机号的C-130飞机。另外一组为备选机组。由于空投地点远超C-130的飞行半径，所以在机舱内安装了4个副油箱，除此之外，最引人注意、也最神秘的就是这次要空投的器具——原子弹数据采集器。
根据飞行官黄文录回忆，4个油桶加2个采集器，再加为本次飞行任务而加装的多种电子仪器，C-130起飞重量达到78吨之多，这个重量，仅仅比C-130的要求最大起飞重量少不到一吨。因为太重，C-130起飞后只能爬高到5600米，消耗部分燃油，机体变轻，再继续爬高，这样才能飞越喜马拉雅山。
17：10，C-130开机，滑行，起跑、抬头离地……没多久，就钻入渐渐昏暗的暮色中。
和间谍电影里的情节几乎完全相同，C-130起飞后，中情局人员在塔克里空军基地一直进行跟踪，在泰国境内，雷达能描扫到C-130航迹，进入缅甸后，探空雷达失去目标，但无线电追踪信号仍可以探测到C-130。按事前约定的方案，C-130每到一个航点时，需快速报告位置，第一个航点正常。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境内是第二个报告点。但刚过喜马拉雅山，C-130就犹如泥牛入海，无任何消息。正在塔克里空军基地监控的中情局人员顿时有些慌乱——完了，被解放军飞弹拦截了！
从C-130航程看，加装副油箱别说从台北起飞，就是直接从嘉手纳起飞，飞到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也毫不费力，但中情局却非要舍近求远。
通过网络搜索可知，在巴丹吉林沙漠，位于甘肃酒泉市和内蒙古额济纳旗之间的双城子，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以前叫14号基地，旁边就是东风航天城。
根据此前解放军的拦截历史，中情局已经判断出西南地区是空防薄弱点，所以，“奇龙行动”依旧选择从泰国塔克里空军基地起飞，从西南突破大陆防御薄弱地带。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后，在第三次联络时间，地面接到C-130发来的短暂信号——正常。塔克里地面监控室不会想到，机上电台故障刚处理完，电子制导官报告：已被地面解放军雷达扫描。
有关1969年5月17日一架大型、无国籍军用飞机闯入中国西南地区这个事情一直未有史料披露，但这架C-130在昆明附近被地面雷达捕捉一事被机上的电子制导官确认无疑。
被雷达扫描即被跟踪，被跟踪即有可能被击落，飞机上的所有人员一时都大为紧张。电子制导官紧张地盯着位于昆明附近的这个雷达扫描信号。五分钟后，他发现，地面雷达只是“扫描”，没有继续跟踪，这就说明，昆明地面雷达没有把C-130当成可疑飞行物。
机上所有成员都长出一口气。
相隔30分钟，两个原子弹数据采集器被顺利投下。
为防地面人员发现数据采集器，中情局在两顶降落伞上都安装了小型炸药，采集器落到地面后，电路会自动接通绑在降落伞上的雷管，雷管再引爆炸药，降落伞会顷刻间变成小碎片。在大漠中只要风一吹，沙一盖，—切都杳无踪影。 多数人回忆，执行这次任务，回航时比去程时心情还紧张。C-130完成空投后，在第二个空投点看到折返处前方有山坡，山坡附近有水坝，他们担心那里有空防，飞行员马文录听从领航官建议，早早绕开。再次进入云南时，这次雷达没有扫描，但机上惯性导航失效，于是改用飞机本身自带的ADF（自动方位搜寻器）飞行。飞越喜马拉雅山时，闯入雷暴区，C-130风挡和螺旋桨边缘产生淡蓝色火花，在夜空中，犹如哪吒脚下的风火轮，进入缅甸后，油量表失效。为保险起见，塔克里基地决定让C-130降落清迈，再派专机接回全体机组人员。这次任务往返飞行14小时20分钟。
至此，“奇龙行动”在有惊无险中全部结束。
尾 声
执行“奇龙行动”的机组成员回到塔克里空军基地，受到了热烈接待，有几位中情局官员在逐一拥抱机组成员时竟然流下泪水。他们说此前做过多次尝试，比如派特工人员化装成登山队员到喜马拉雅山一侧安放仪器等，但均未成功。只有这次，飞机尚未返回，采集器已经开始工作，并源源不断地发回数据。经测量，第一个数据采集器与计划投放位置相差6.6米，第二个数据采集器离计划投放位置相差2500米，可以用精确形容。直到这时，所有人才知道去美国受训及这次飞行的目的原来是侦测大陆核基地。
5月19日，中情局包租一架B-727，专门将这批人送回台北。中午，空军“总司令”赖名汤在空军新生社（俱乐部）虎贲餐厅宴请所有队员，赖名汤告诉在座者，他也是刚知道这次任务的内容。一周后，所有参与行动者受到时任“国防部长”蒋经国的接见，蒋向每人颁发“忠勇勋章”一枚，并发送奖金6000元（新台币）。
由于投掷的原子弹数据采集器自身電池工作时间只能维持一年，为继续监测，需要再投放采集器。中情局再次向台湾当局申请，得到同意后，1970年3月，原到美国受训的队员再次集中到Site-51基地受训，此次行动代号更名为“金鞭计划”。
1970年4月24日，中国大陆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两天后，中情局官员来到Site-51基地，没说明任何理由即宣布终止“金鞭计划”，所有受训队员返台。
事后大家分析，中情局突然宣布取消“金鞭计划”基于三点：大陆成功发射人造卫星说明其运载火箭已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监测再无必要；有消息透露，尼克松上台后，多次流露出向大陆示好的姿态，可能不再愿意得罪大陆（一年后，基辛格秘密访华并受到毛泽东接见）；美国最新军事侦察卫星对地观测能力大幅提高，投掷地面观测器材已是多余。
至此，绝密的“奇龙行动”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