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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一本散文集是容易的，要读到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就很难;读到一部能激发审美愉悦的散文集是容易的，而读到一部能使读者产生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进而对自然万物产生新的生命体验的散文集则很难。收到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时，红色的封面使笔者眼前一亮，深研之，遂对杨海蒂散文文本以及现代散文的写法产生新的感悟，下面分四个方面对此书的艺术特点进行梳理。
散文写作需要气场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作者写散文时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用汉语写字，为什么自己的文字缺乏力度？究其原因，盖因为格局的大小与气场的强弱不同是也。从一定程度上讲，作者的精神格局决定散文气场，气场又反哺格局，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位优秀作者的精神格局包括：信仰、阅历、对生命的理解等等。散文写作技巧可以后天学习，而散文作者的精神格局则取决于自身的心灵格局。散文的气场大小与取材有关。如果选那些接地气的素材，往往气场比较大，反之，气场就比较小。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是激情的，是接地气的，文本中洋溢着饱满的浩然之气。比如作者抵达高原之上、雪山之下，把自己“逼到绝处”，然后有了崭新的生命体验：“据说来到西藏的人，一定会相信灵魂存在，也一定会得到心灵的净化。愚顽的我，还是脱不了俗，但至少在这一刻心灵至诚至纯。”
一个人的散文气场和精神格局，与一个人的审美眼界息息相关，即作者对什么素材感兴趣、眼界宽不宽，决定着作者的作品格局。比如观察历史，是仅仅观察历史现象，还是能够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说，散文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平常的人，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便成为了超越自我的人。《走在天地间》非常具有文本自觉，文本中洋溢着饱满的浩然之气，比如其长篇散文《北面山河》——杨海蒂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北部山河的形貌，而是蕴含在山河之下的民族精神，当然需要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去证明和衬托，于是，在这篇散文中出现了举旗抗宋的党项族英雄李继迁、有抗明农民英雄李自成。李繼迁这样的人物也是需要成长的，英雄的成长与地理条件有关。李继迁和李自成都出生在陕北榆林横山，而横山是党项人的根据地。党项族当时的敌人是大宋，后来的敌人是漠北蒙古，由于党项人最后战败了，灿烂的西夏文化消失在历史的云诡异波中。在《北面山河》中，作者除了把精神凝聚于历史人物，还有意呈现于大自然本身，其中有波罗堡接引寺。接引寺是一处佛教圣地，佛教是西夏的国教。党项族英雄李继迁驻军于古银州，常前去波罗堡接引寺拜佛;李元昊奉佛教为国教，将接引寺封为国寺。佛寺是物质的，宗教是精神的;寺院是形，精神是实。形神结合，散文的气场就浑然一体了。
笔者注意到，《走在天地间》中，有不少篇章具有对“物哀”精神的解读。“物哀”精神是属于大自然的，不是属于某个民族和种族的。《姬别霸王》一篇中，杨海蒂对悲剧英雄楚霸王项羽进行了解读：楚汉之争，具有流氓精神的刘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则失败了。失败了又怎样？打仗可以失败，做人不可以失败。因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一如杨海蒂笔下的虞姬所道白：“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固然错失良机，铸成大恨，但你泼洒的是一腔热血，你昂扬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虽然已经兵败，但是楚霸王项羽拒不投降，进行悲剧性的最后一战，用肉体之死去烘托出精神之生！即使岁月流逝时光斗转，也无法冲淡这样的精神存在。“哀牢山，一个让我莫名心动又辛酸的名字”，杨海蒂在《景东美如斯》一篇中如此说。哀牢古国是云南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存在四百多年间，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耕织文化、服饰文化都曾是一种壮美存在，哀牢古国的消亡也体现了“物哀”的存在，作者因此感慨：“至今地面上的文物无存，仅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传说，依然传递出远古岁月的信息。”
一个人有形和神，一篇散文也有形和神。如果说散文的书面文字是散文的外形，隐藏在散文背后的那个人身上的精神气质即是散文的“神”。可是很多人写散文，文本背后站着的那个人不清晰，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背后的“这个人”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人是尊重大自然的，是一个尽量远离伪现代化、远离心灵浮躁的人，是以大美作为心灵宗教的人……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面对大海参悟道，“人靠精神存在活着，强者为强大的目标而活。”（见《面朝大海》）;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感悟道，“看来，他是一个带着悲观情调的乐观主义者。历史的浩瀚、宇宙的广袤，最终显示出人生的无奈和个体生命的渺小，而这些感悟，显然他早已用生命的大悲大喜参透了”（见《守望》）。一个人有了高洁之心，才能读懂另一位不平常的人，并诉诸于文字。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皖南充分感受徽州文化的了不起，“……为古代民居建筑群所罕见，为中国古代村落建筑艺术中之一绝”（见《徽州行》）。是啊，古代徽州是富裕的，古徽州人创造了诗意化的栖居，这与现代生活中那些暴发户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追思秦代南越王赵佗时，发现来自中国古代的改革开放：“开放与融合，使南越国日益强盛，几乎能与北方匈奴相提并论。”（见《越王山下》）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扬州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轻生死而重道义。杨海蒂在扬州发现的英雄人物就有李庭芝、姜才、文天祥、史可法等（见《《扬州慢》）。可以说，由于对英雄人物的人格解读，才做到了由内而外、由此而彼地使其笔下的散文有了“朝圣”的色彩。《走在天地间》中的不少篇章，无论是描写还是转述，无论是讴歌还是发现，都氤氲着“朝圣”的光泽。比如作者去西藏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朝圣，去神农架是一次对大自然的膜拜，去扬州是对民族气节的张扬，去陕北横山是对一些人和一些事的“物哀”精神的抚摸。如果说《走在天地间》是行吟散文的话，那么杨海蒂这一篇篇散文呈现出的是丰沛的精神之旅，是对物像所遮蔽精神内涵的显像，也是对历史细节的重新梳理。 散文写作不像写诗歌、小说那样，不是把作者审美观、人生观隐藏在人物或景物的后面与读者藏猫猫，而常常是直抒己见，这就要求作者的见识相对比较高。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同样一处山水风景，不同精神格局的作者，表达出的山水韵味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表达出相反的内心景象，盖因为作者的胸襟见识不同也。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中的风景，有读者感到陌生的，如黑竹沟、横山古堡、吴堡石头城，也有读者熟悉的，如神农架、黄山、古徽州……对于人们熟悉的风景，作者没有进行大而化之的描写，而是独辟蹊径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风景地。比如写黄山，作者侧重于写自己登黄山的过程，写与一场大雨的相遇，“雨愈发下得大了，成了滂沱大雨，山泉如同飞瀑，越来越壮观”，这就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平民性。作者写神农架，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自然风光上，而是放在了各种解读上，比如“神秘的神农架还深藏着不少自然之谜，等待人类去探索和揭秘：白熊、白麂、白蛇、白鸦，世间罕见，这些奇异的白化动物，为什么会出现在神农架？”还有，作者写扬州，不是掉书袋展开扬州历史，而是把笔墨集中于扬州的气场，包括文气、佛气尤其是骨气——扬州的英雄李庭芝、姜才、史可法等人的气节，这就给人们所熟知的“江南温柔乡”增添了新的元素。
德国文学理论家维·茨·奥尔德里奇说过，“严格说来，艺术的任务根本不是揭示事物的什么特征，而是要对人的心灵做某些有价值的贡献，否则它会与科学做徒劳的竞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究竟该如何书写？这是理论家们讨论不休而无法统一意见的，也是前卫散文家所悉心探索的。先后有过散文空灵论、散文境界论、散文动态论、散文审丑论、散文史学论、散文抒情论、散文感应论等等，各种各样的“论”，并没有解决“如何把散文写得更优秀一些，更贴近现代精神一些”的问题，每逢谈到这个核心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散文写作者常常语焉不详。
有散文理论家把散文分为通俗散文和艺术散文。无论是通俗散文还是艺术散文，作者诉诸文笔之后，第一要务是如何表达自己的真性情，通过真性情来强化生命体验。当然生命的体验不可能尽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豪情万丈，也可能是小桥流水的曲径通幽;不可能尽是幸福无疆，也可能内心苦闷甚至是绝望（比如鲁迅先生的《野草》）。对于散文写作来说，不在于作者选择了什么素材，而在于作者是否用生命之光去消解素材，并且通過写作呈现出生命意识，沉淀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充满生命激情地表述过生命的存在，“你有勇气吗？我的兄弟……不是那众目睽睽之下的勇气，而是隐士与鹰隼的勇气”。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全书充盈着这样的勇气。作者把鲜活的生命意识融于大自然，在她的心目中，不仅人有生命，动植物也有生命，连建筑也有自己的生命，甚至遥远的天体也有生命，生命之光无处不在;不管生命是张扬的还是压抑的，它任何事物或事态发展的原动力。懂得并且张扬这样的生命力的作品，才会具有“永恒”的价值。
杨海蒂写陕北的另两篇文章也值得一提。在《隐匿的王城》中，她刻画了位于陕北神木县的石峁古城，这座古城从考古角度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避开了这些是非争议，直接描写凝结在石头中的人文精神：“石峁古城的伟大，在于它还只开掘出冰山一角，就已见证了石峁古人强大的创造力，展示了史前中华先民的历史足迹和文明历程。石峁王国的辉煌、石峁古城的衰落，还隐藏着无数秘密，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揭开谜底。”《回望》一文中，她抵达的陕北吴堡石城不大，却蕴含有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走在石城，触目皆石：石门、石庙、石屋、石塔、石街、石墙、石道、石匾、石雕、石墩、石刻、石狮、石碑、石桥、石鼓、石凳、石碾、石磨、石柱、石臼、石板、石垛口，在阳光照耀下，它们熠熠发光。这是一座别开生面的石艺博物馆……”在这座石头的王国里，石头的神性和百姓生活的烟火，都被她凝入石头的“物象”中了。
个体生命与大自然之间，不总是处于通畅的状态，很多时候是处于被压抑状态。一个人的散文，亦是一个人的生命宣言。杨海蒂在《英雄的宣言》中，就颂扬了一种精神的存在：“那些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放弃荣华富贵的革命者、不惧忍受艰难困苦情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贵族，对这些没有信仰追求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用萨特的话对自己说：面临一次挑战吧，试试看自己是否还活着。”社会生活中，“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杨海蒂的散文洋溢着生命正能量，《走在天地间》中写了不少这样“死了，却还活着”的民族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体现出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精神。
杨海蒂的散文写作不像有些女作家那样忸怩作态;也没有纠缠于花花草草和锅碗瓢勺进行曲，而是像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那样不辞劳苦地“用双脚去丈量”祖国的万水千山，从山之雄伟、水之激荡中吸取精神营养。她的一篇又一篇山水散文是大自然的生命进行曲，蕴含着对平庸生活的反叛，使得那些沉溺于物质主义泥潭的人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的存在。
散文也是一种抒情文体，读者大多喜欢从散文中感受浓浓的情感，尤其是面对壮美的山河时，不少人有着喊一嗓子的冲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散文越来越弱化于“集体抒情”，一批散文家大胆尝试跨文体写作，散文的抒情越来越倾向于内敛，不再是那种浓烈的“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而是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小心翼翼地表达作者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说现代散文在表达热爱山河的感情方面，对洪钟大吕的发声越来越谨慎，表达的常常是“一个人的山河”，而不是大众化的山河。
世界上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旨在加强对于“人”的理解。大自然的美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人类本身也含在“大自然”之中。散文写作不同于诗歌的思维跳跃，往往是通过直接描写的大自然形态、线条、色彩等，来呈现人对大自然的理解与感悟。大自然在散文作者的描写中应该是人格化的，在对大自然的审美过程中，人与大自然之间是浑然一体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先描写了一番洞庭湖的风景，最后的落点还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忧也好乐也好，人的胸襟是也。许多人习惯于把精力放在“纯风景散文”写作上，不大喜欢景中有人，好像风景中若出现了人物便有了“阴影”。其实不是这样的。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几乎所有壮美风景的背后，都站立着一群堪称民族脊梁的人物。笔者注意到，杨海蒂的《走在天地间》中，大部分篇章的抒写，都呈现出“景中有人，人融于景，互为呼应”的特点。比如《面朝大海》中，有西岛女民兵的飒爽;《历史深处的泾川》中，有对女真人奋斗不息的礼拜;《走在天地间》（单篇）中，有对延安红军和陕北人民的礼赞;《北面山河》不仅向读者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陕北，更有横山英雄人物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自成等;《扬州慢》中对扬州风景描写并不多，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出现的历史人物比比皆是，有隋朝皇帝、清朝皇帝，有艺术天才扬州八怪，更有抗清英雄史可法，整个文本因人写景因景思人，充分展现出人的魅力。 散文写作与小说写作有相似之处——直抒己见当然是一种写法，如果能曲径通幽就更上一层楼。散文的气场大小是由作者的精神格局决定的，也是由文本所描写的人物带动的。《走在天地间》中人物众多，自不待言。笔者注意到，杨海蒂在文本中表现人物时，不拘一格地使用了插叙、转叙、画外音、情景再现、情节插入等艺术手法，情节插入是典型的小说创作技巧，将它巧妙地融入散文写作，这显然是一个闪光点。比如《历史深处的泾川》一文中，她对“镇海之碑”进行描写时，插入了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保护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的小故事，然后得出结论“作为强悍的征服者，忽必烈有这方面的弘广度量，不愧为伟大的元世祖。”在《永远的丰碑》一篇中，她主体叙述的是方志敏的故事，一段夹叙夹议“他已经杀身成仁，他的确功德卓著，他堪称道德完美”，一下就烘托出了方志敏的精神气质。在《怀美人·姬别霸王》文中，她把大量笔墨用在对虞姬的心理描写和霸王别姬“姬别霸王”的历史细节上。再比如在《南澳漫笔》文中，她插入了“太子楼”的故事，以及崖山海战兵败后南宋皇帝、臣子、军民十万人集体投海的悲壮。
法国文学大师雨果曾说过，“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杨海蒂由于怀有一份大悲悯、宽胸襟，才能够熟稔地驾驭大题材，比如在《历史深处的泾川》中，敢于去除历史的遮蔽，挖掘出生命中的深刻;比如《北面山河》文，通过历史与现實的时空交错，演绎出古银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如单篇散文《走在天地间》着眼于“现代精神”的抒写、《怀美人.姬别霸王》则不以胜败论英雄……在杨海蒂纵横捭阖的叙述中，无论是西夏政权的覆灭，还是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纵身跳海;无论是文天祥决不投降舍身成仁，抑或是西楚霸王项羽宁可战死不过江东，都回荡着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而精神的存在要比物质存在得更为长久。《从文天祥到澎湃》一文，作者抓住了“道义”这个闪光点。文天祥的道义不是愚忠，而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蔑视，是对“正气在天地间”的践行;革命家澎湃舍弃富裕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憧憬。一句话，这样的精英是有信仰有灵魂的，所以“每到了历史的节点，总会有人不计世俗得失”。可以说，作者开阔的胸襟为大题材的起飞准备了平台，有了这个平台，作者才能够对文本结构进行大开大合的艺术处理，在跌宕起伏的叙述中点亮散文之光。
对于写作者来说，一次深刻的写作是对自己的一次精神洗礼，也是对精神格局的重新定位。杨海蒂的行走散文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尝试，窃以为，必定为理论家所看好，也会被其他散文写作者所借鉴。杨海蒂的散文，“我”在散文中定位很低，大自然在散文中定位很高，却和谐地贴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凝神回望处，满眼皆精神，杨海蒂的散文写作还在路上，翻过这座山，山的后面还有更新更美的风景。
责任编辑：丁小龙
一、在格局中展现独特的散文气场
散文写作需要气场是毋庸置疑的。很多作者写散文时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惑：同样用汉语写字，为什么自己的文字缺乏力度？究其原因，盖因为格局的大小与气场的强弱不同是也。从一定程度上讲，作者的精神格局决定散文气场，气场又反哺格局，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一位优秀作者的精神格局包括：信仰、阅历、对生命的理解等等。散文写作技巧可以后天学习，而散文作者的精神格局则取决于自身的心灵格局。散文的气场大小与取材有关。如果选那些接地气的素材，往往气场比较大，反之，气场就比较小。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是激情的，是接地气的，文本中洋溢着饱满的浩然之气。比如作者抵达高原之上、雪山之下，把自己“逼到绝处”，然后有了崭新的生命体验：“据说来到西藏的人，一定会相信灵魂存在，也一定会得到心灵的净化。愚顽的我，还是脱不了俗，但至少在这一刻心灵至诚至纯。”
一个人的散文气场和精神格局，与一个人的审美眼界息息相关，即作者对什么素材感兴趣、眼界宽不宽，决定着作者的作品格局。比如观察历史，是仅仅观察历史现象，还是能够看到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也就是说，散文作者在日常生活中是平常的人，一旦进入写作状态，便成为了超越自我的人。《走在天地间》非常具有文本自觉，文本中洋溢着饱满的浩然之气，比如其长篇散文《北面山河》——杨海蒂感兴趣的并不是中国北部山河的形貌，而是蕴含在山河之下的民族精神，当然需要用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去证明和衬托，于是，在这篇散文中出现了举旗抗宋的党项族英雄李继迁、有抗明农民英雄李自成。李繼迁这样的人物也是需要成长的，英雄的成长与地理条件有关。李继迁和李自成都出生在陕北榆林横山，而横山是党项人的根据地。党项族当时的敌人是大宋，后来的敌人是漠北蒙古，由于党项人最后战败了，灿烂的西夏文化消失在历史的云诡异波中。在《北面山河》中，作者除了把精神凝聚于历史人物，还有意呈现于大自然本身，其中有波罗堡接引寺。接引寺是一处佛教圣地，佛教是西夏的国教。党项族英雄李继迁驻军于古银州，常前去波罗堡接引寺拜佛;李元昊奉佛教为国教，将接引寺封为国寺。佛寺是物质的，宗教是精神的;寺院是形，精神是实。形神结合，散文的气场就浑然一体了。
笔者注意到，《走在天地间》中，有不少篇章具有对“物哀”精神的解读。“物哀”精神是属于大自然的，不是属于某个民族和种族的。《姬别霸王》一篇中，杨海蒂对悲剧英雄楚霸王项羽进行了解读：楚汉之争，具有流氓精神的刘邦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则失败了。失败了又怎样？打仗可以失败，做人不可以失败。因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宁死不肯过江东，一如杨海蒂笔下的虞姬所道白：“你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不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你固然错失良机，铸成大恨，但你泼洒的是一腔热血，你昂扬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骨气，这才是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虽然已经兵败，但是楚霸王项羽拒不投降，进行悲剧性的最后一战，用肉体之死去烘托出精神之生！即使岁月流逝时光斗转，也无法冲淡这样的精神存在。“哀牢山，一个让我莫名心动又辛酸的名字”，杨海蒂在《景东美如斯》一篇中如此说。哀牢古国是云南历史上的文明古国之一，存在四百多年间，石器文化、青铜文化、耕织文化、服饰文化都曾是一种壮美存在，哀牢古国的消亡也体现了“物哀”的存在，作者因此感慨：“至今地面上的文物无存，仅有一些与之相关的地名、山水、传说，依然传递出远古岁月的信息。”
二 、用独到的见识对山川河流进行解读
一个人有形和神，一篇散文也有形和神。如果说散文的书面文字是散文的外形，隐藏在散文背后的那个人身上的精神气质即是散文的“神”。可是很多人写散文，文本背后站着的那个人不清晰，甚至是含混不清的。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背后的“这个人”是非常清晰的：这个人是尊重大自然的，是一个尽量远离伪现代化、远离心灵浮躁的人，是以大美作为心灵宗教的人……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面对大海参悟道，“人靠精神存在活着，强者为强大的目标而活。”（见《面朝大海》）;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感悟道，“看来，他是一个带着悲观情调的乐观主义者。历史的浩瀚、宇宙的广袤，最终显示出人生的无奈和个体生命的渺小，而这些感悟，显然他早已用生命的大悲大喜参透了”（见《守望》）。一个人有了高洁之心，才能读懂另一位不平常的人，并诉诸于文字。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皖南充分感受徽州文化的了不起，“……为古代民居建筑群所罕见，为中国古代村落建筑艺术中之一绝”（见《徽州行》）。是啊，古代徽州是富裕的，古徽州人创造了诗意化的栖居，这与现代生活中那些暴发户有着天壤之别。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追思秦代南越王赵佗时，发现来自中国古代的改革开放：“开放与融合，使南越国日益强盛，几乎能与北方匈奴相提并论。”（见《越王山下》）因为作者是这样的人，才能在扬州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英雄——轻生死而重道义。杨海蒂在扬州发现的英雄人物就有李庭芝、姜才、文天祥、史可法等（见《《扬州慢》）。可以说，由于对英雄人物的人格解读，才做到了由内而外、由此而彼地使其笔下的散文有了“朝圣”的色彩。《走在天地间》中的不少篇章，无论是描写还是转述，无论是讴歌还是发现，都氤氲着“朝圣”的光泽。比如作者去西藏是一次肉体与精神的朝圣，去神农架是一次对大自然的膜拜，去扬州是对民族气节的张扬，去陕北横山是对一些人和一些事的“物哀”精神的抚摸。如果说《走在天地间》是行吟散文的话，那么杨海蒂这一篇篇散文呈现出的是丰沛的精神之旅，是对物像所遮蔽精神内涵的显像，也是对历史细节的重新梳理。 散文写作不像写诗歌、小说那样，不是把作者审美观、人生观隐藏在人物或景物的后面与读者藏猫猫，而常常是直抒己见，这就要求作者的见识相对比较高。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同样一处山水风景，不同精神格局的作者，表达出的山水韵味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表达出相反的内心景象，盖因为作者的胸襟见识不同也。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中的风景，有读者感到陌生的，如黑竹沟、横山古堡、吴堡石头城，也有读者熟悉的，如神农架、黄山、古徽州……对于人们熟悉的风景，作者没有进行大而化之的描写，而是独辟蹊径写出自己心目中的风景地。比如写黄山，作者侧重于写自己登黄山的过程，写与一场大雨的相遇，“雨愈发下得大了，成了滂沱大雨，山泉如同飞瀑，越来越壮观”，这就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和平民性。作者写神农架，没有把笔墨的重点放在自然风光上，而是放在了各种解读上，比如“神秘的神农架还深藏着不少自然之谜，等待人类去探索和揭秘：白熊、白麂、白蛇、白鸦，世间罕见，这些奇异的白化动物，为什么会出现在神农架？”还有，作者写扬州，不是掉书袋展开扬州历史，而是把笔墨集中于扬州的气场，包括文气、佛气尤其是骨气——扬州的英雄李庭芝、姜才、史可法等人的气节，这就给人们所熟知的“江南温柔乡”增添了新的元素。
三、浸沁在文本中的生命体验
德国文学理论家维·茨·奥尔德里奇说过，“严格说来，艺术的任务根本不是揭示事物的什么特征，而是要对人的心灵做某些有价值的贡献，否则它会与科学做徒劳的竞争。”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散文究竟该如何书写？这是理论家们讨论不休而无法统一意见的，也是前卫散文家所悉心探索的。先后有过散文空灵论、散文境界论、散文动态论、散文审丑论、散文史学论、散文抒情论、散文感应论等等，各种各样的“论”，并没有解决“如何把散文写得更优秀一些，更贴近现代精神一些”的问题，每逢谈到这个核心问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者还是散文写作者常常语焉不详。
有散文理论家把散文分为通俗散文和艺术散文。无论是通俗散文还是艺术散文，作者诉诸文笔之后，第一要务是如何表达自己的真性情，通过真性情来强化生命体验。当然生命的体验不可能尽是那种大开大合的豪情万丈，也可能是小桥流水的曲径通幽;不可能尽是幸福无疆，也可能内心苦闷甚至是绝望（比如鲁迅先生的《野草》）。对于散文写作来说，不在于作者选择了什么素材，而在于作者是否用生命之光去消解素材，并且通過写作呈现出生命意识，沉淀为“无愧于时代的艺术作品”。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充满生命激情地表述过生命的存在，“你有勇气吗？我的兄弟……不是那众目睽睽之下的勇气，而是隐士与鹰隼的勇气”。杨海蒂散文集《走在天地间》全书充盈着这样的勇气。作者把鲜活的生命意识融于大自然，在她的心目中，不仅人有生命，动植物也有生命，连建筑也有自己的生命，甚至遥远的天体也有生命，生命之光无处不在;不管生命是张扬的还是压抑的，它任何事物或事态发展的原动力。懂得并且张扬这样的生命力的作品，才会具有“永恒”的价值。
杨海蒂写陕北的另两篇文章也值得一提。在《隐匿的王城》中，她刻画了位于陕北神木县的石峁古城，这座古城从考古角度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避开了这些是非争议，直接描写凝结在石头中的人文精神：“石峁古城的伟大，在于它还只开掘出冰山一角，就已见证了石峁古人强大的创造力，展示了史前中华先民的历史足迹和文明历程。石峁王国的辉煌、石峁古城的衰落，还隐藏着无数秘密，还有太多的谜团等待揭开谜底。”《回望》一文中，她抵达的陕北吴堡石城不大，却蕴含有庙堂文化与江湖文化，“走在石城，触目皆石：石门、石庙、石屋、石塔、石街、石墙、石道、石匾、石雕、石墩、石刻、石狮、石碑、石桥、石鼓、石凳、石碾、石磨、石柱、石臼、石板、石垛口，在阳光照耀下，它们熠熠发光。这是一座别开生面的石艺博物馆……”在这座石头的王国里，石头的神性和百姓生活的烟火，都被她凝入石头的“物象”中了。
个体生命与大自然之间，不总是处于通畅的状态，很多时候是处于被压抑状态。一个人的散文，亦是一个人的生命宣言。杨海蒂在《英雄的宣言》中，就颂扬了一种精神的存在：“那些为了理想信念不惜放弃荣华富贵的革命者、不惧忍受艰难困苦情愿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俄国贵族，对这些没有信仰追求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用萨特的话对自己说：面临一次挑战吧，试试看自己是否还活着。”社会生活中，“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杨海蒂的散文洋溢着生命正能量，《走在天地间》中写了不少这样“死了，却还活着”的民族英雄，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体现出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最伟大的精神。
杨海蒂的散文写作不像有些女作家那样忸怩作态;也没有纠缠于花花草草和锅碗瓢勺进行曲，而是像古代地理学家徐霞客那样不辞劳苦地“用双脚去丈量”祖国的万水千山，从山之雄伟、水之激荡中吸取精神营养。她的一篇又一篇山水散文是大自然的生命进行曲，蕴含着对平庸生活的反叛，使得那些沉溺于物质主义泥潭的人看到了另一种生命的存在。
四、景中有人，人融于景，互为呼应
散文也是一种抒情文体，读者大多喜欢从散文中感受浓浓的情感，尤其是面对壮美的山河时，不少人有着喊一嗓子的冲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散文越来越弱化于“集体抒情”，一批散文家大胆尝试跨文体写作，散文的抒情越来越倾向于内敛，不再是那种浓烈的“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而是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写，小心翼翼地表达作者的审美情感。也就是说现代散文在表达热爱山河的感情方面，对洪钟大吕的发声越来越谨慎，表达的常常是“一个人的山河”，而不是大众化的山河。
世界上的一切文学艺术，都是旨在加强对于“人”的理解。大自然的美是独立于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人类本身也含在“大自然”之中。散文写作不同于诗歌的思维跳跃，往往是通过直接描写的大自然形态、线条、色彩等，来呈现人对大自然的理解与感悟。大自然在散文作者的描写中应该是人格化的，在对大自然的审美过程中，人与大自然之间是浑然一体的。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先描写了一番洞庭湖的风景，最后的落点还是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忧也好乐也好，人的胸襟是也。许多人习惯于把精力放在“纯风景散文”写作上，不大喜欢景中有人，好像风景中若出现了人物便有了“阴影”。其实不是这样的。由于中国历史悠久，几乎所有壮美风景的背后，都站立着一群堪称民族脊梁的人物。笔者注意到，杨海蒂的《走在天地间》中，大部分篇章的抒写，都呈现出“景中有人，人融于景，互为呼应”的特点。比如《面朝大海》中，有西岛女民兵的飒爽;《历史深处的泾川》中，有对女真人奋斗不息的礼拜;《走在天地间》（单篇）中，有对延安红军和陕北人民的礼赞;《北面山河》不仅向读者呈现出不同凡响的陕北，更有横山英雄人物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李自成等;《扬州慢》中对扬州风景描写并不多，而直接或者间接地出现的历史人物比比皆是，有隋朝皇帝、清朝皇帝，有艺术天才扬州八怪，更有抗清英雄史可法，整个文本因人写景因景思人，充分展现出人的魅力。 散文写作与小说写作有相似之处——直抒己见当然是一种写法，如果能曲径通幽就更上一层楼。散文的气场大小是由作者的精神格局决定的，也是由文本所描写的人物带动的。《走在天地间》中人物众多，自不待言。笔者注意到，杨海蒂在文本中表现人物时，不拘一格地使用了插叙、转叙、画外音、情景再现、情节插入等艺术手法，情节插入是典型的小说创作技巧，将它巧妙地融入散文写作，这显然是一个闪光点。比如《历史深处的泾川》一文中，她对“镇海之碑”进行描写时，插入了元世祖忽必烈诏令保护华严海印水泉禅寺的小故事，然后得出结论“作为强悍的征服者，忽必烈有这方面的弘广度量，不愧为伟大的元世祖。”在《永远的丰碑》一篇中，她主体叙述的是方志敏的故事，一段夹叙夹议“他已经杀身成仁，他的确功德卓著，他堪称道德完美”，一下就烘托出了方志敏的精神气质。在《怀美人·姬别霸王》文中，她把大量笔墨用在对虞姬的心理描写和霸王别姬“姬别霸王”的历史细节上。再比如在《南澳漫笔》文中，她插入了“太子楼”的故事，以及崖山海战兵败后南宋皇帝、臣子、军民十万人集体投海的悲壮。
法国文学大师雨果曾说过，“比陆地更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杨海蒂由于怀有一份大悲悯、宽胸襟，才能够熟稔地驾驭大题材，比如在《历史深处的泾川》中，敢于去除历史的遮蔽，挖掘出生命中的深刻;比如《北面山河》文，通过历史与现實的时空交错，演绎出古银州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比如单篇散文《走在天地间》着眼于“现代精神”的抒写、《怀美人.姬别霸王》则不以胜败论英雄……在杨海蒂纵横捭阖的叙述中，无论是西夏政权的覆灭，还是南宋丞相陆秀夫背着小皇帝纵身跳海;无论是文天祥决不投降舍身成仁，抑或是西楚霸王项羽宁可战死不过江东，都回荡着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而精神的存在要比物质存在得更为长久。《从文天祥到澎湃》一文，作者抓住了“道义”这个闪光点。文天祥的道义不是愚忠，而是失败者对胜利者的蔑视，是对“正气在天地间”的践行;革命家澎湃舍弃富裕的家庭生活投身革命，是对新社会新制度的憧憬。一句话，这样的精英是有信仰有灵魂的，所以“每到了历史的节点，总会有人不计世俗得失”。可以说，作者开阔的胸襟为大题材的起飞准备了平台，有了这个平台，作者才能够对文本结构进行大开大合的艺术处理，在跌宕起伏的叙述中点亮散文之光。
对于写作者来说，一次深刻的写作是对自己的一次精神洗礼，也是对精神格局的重新定位。杨海蒂的行走散文已经取得了成功的尝试，窃以为，必定为理论家所看好，也会被其他散文写作者所借鉴。杨海蒂的散文，“我”在散文中定位很低，大自然在散文中定位很高，却和谐地贴近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凝神回望处，满眼皆精神，杨海蒂的散文写作还在路上，翻过这座山，山的后面还有更新更美的风景。
责任编辑：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