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重庆采访时，有人对记者建议说：你们应该采访一下王川平，他是一个传奇式人物。
1978年，当王川平拿到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对旁边的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看似狂妄的话：“10年后，拿着我的成果到中南海去汇报。”
1982年，王川平走出大学校门，到重庆市博物馆工作。多年之后，他成了馆长。
三峡工程上马前，王川平受命负责领导三峡库区文物的抢救性发掘工作。那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90多支文物考古与保护工作队、上万名专业人员进入三峡库区，王川平的工作整天堆得像山一样高，但他还是咬牙挺了下来。
张飞庙搬迁时，王川平为选址和当时的云阳地方领导较了几年劲儿，直到他提出修一座长江大桥的建议时，才被云阳方面接受。现在的重庆移民局局长、当时云阳的县委书记常说的一句话是：
“王川平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体现出他的价值。”
当白鹤梁保护方案一换再换时，在最后时刻，王川平赶到武汉，听葛修润谈“无压容器”的原理，谈水下博物馆的操作方式，最后由他拍板，请葛修润负责编制新保护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峡工程、重庆直辖、西部大开发三大机遇，终于让重庆等来了三峡博物馆，而王川平的得意之作，便是对三峡博物馆展出构架的设计。
三峡博物馆是重庆博物馆的另一个名称，王川平别出心裁地给博物馆设计出了四大板块一壮丽三峡、远古巴渝、抗战岁月、城市之路，将三峡文化、巴渝文化、重庆抗战文化以及重庆现代都市文化一一展现在参观者面前，让所有走出博物馆的人，都对重庆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王川平看来，
“文物只能给有文物知识的人交流，历史也是如此，它们都需要专业支撑。只有将文物还原为历史，在历史中提炼出文化，人类才能更好地交流，博物馆就承载着这样一个使命。所以说，博物馆要走向大众，其展览设计理念首先必须大众化。”
现在，身为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王川平最操心的事情，是如何把后三峡时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到底。
《新西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完工并开馆迎客，标志着三峡库区所有地面文物保护工程全部结束。从通过建三峡工程那一刻起。您就一直负责重庆三峡库区的文物发掘与保护的工作，现在，当三峡工程已进入正常发挥作用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的工作，您将做怎样的评价?
王川平：现在是可以为三峡文物保护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
三峡文物保护投入将近20个亿，整个三峡文物保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在中国国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这种力度的投入表明中国政府是负责的。
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三峡文物保护地下文物发掘超过15万件，其中达到三级文物以上的珍贵文物超过1万件。按照保护规模，重庆库区一共要发掘120多万平方米，实际是超额完成的。
三峡工程上马后在国际上形成一个热点，文物是诸如人权、环保等一系列热点之一：文物保护还是三峡工程中的一个难点，在全国文物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把一个热点、难点的事情变成了亮点。比如说，通过文物保护，我们建立了三峡地区的新时期文化序列，当初如果错过三峡文物保护，这个序列就没法建立了，这在学术上是很有意义的。
《新西部》：在长达10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川平：三峡文物保护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短，尤其是在前期，由于各方面认识不一致，三峡建委的目标是把工程干出来，我们是要把文物包括文化遗产保护住，双方难免会有意见相冲撞的地方。
《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应该在1997年出台，但一直拖到2000年才出来，好在文物工作者没有坐等，像北大等机构的考古专家自己带着钱来库区进行发掘，抢回来一些时间。
最大的困难是，考古进度一直被蓄水时间倒计时，被节节高涨的水位撵着跑。最艰难的时期是2000年左右，因为要赶在2003年135米蓄水之前完成，每年要发掘20多万平方米。这样一个发掘量，是我们重庆考古界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所以，国家文物局调派了全国的考古力量，最多时重庆库区同时集中有来自全国180多家文物单位，加上各地的文管所就有近200家队伍。
重庆刚直辖不久，考古力量有限，只能当好东道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者提供服务，再一个是锻炼队伍。现在，我们的考古队伍和考古事业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文物研究工作与其他三个直辖市没有太大差距，说谦虚一点，大家可以一起做。可以说两个目标都实现了。
《新西部》：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何把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王川平：在体制上进行创新。比如项目实行招标制，借鉴工程的运作方式，由有资质的单位负责—个个考古项目。同时，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考古任务，还引入第三方监理制。这两项均为考古界之首创。
当时文物考古工作者以能来三峡库区为荣，在三峡库区形成了一个让全国文保工作者建功立业的平台。三门峡被称之为文物考古的黄埔一期，三峡则被称之为文物考古的黄埔二期。重庆考古所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十几年下来就做了十个工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这是一个出人才的平台。
在市场转型期的大背景下，采用了招投标的市场机制，但文物工作者的价格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我们付给他们的，与其工作价值远远不对等。这里面包含着文物工作者的奉献精神，这样一种模式将不可能再复制出来了。
《新西部》：张飞庙、白鹤梁、大昌古镇这类地面文物保护是当时关注的焦点，现在这都成为三峡旅游的必看点，在这类地面文物保护中。遇到过什么挠头的事儿?
王川平：迁建张飞庙，为选址和云阳当地领导较了3年多的劲儿。最后，还是决定在县城江对岸建，抬高32公里，并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向西移了50米。县上领导想建在县城，主要考虑这样一来县城就可以有一个公园。这个方案不仅我不同意，国家文物局也不同意。建在江南岸，背靠大山，面对大江，门斜向成都方向，表达了张飞的忠勇性格，这是有讲究的。如果换到北岸，门向东开，张飞不就投奔东吴了嘛，这怎么可以?!
县上认为放在江对岸，交通不便，我提出可以修一座长江大桥。最后，规划了大桥，现在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县城本来就小，有了桥，把对面的镇也带动了起来，县城空间拓展了。
白鹤梁保护方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否定的过程，到最后一个方案时，我们已经急了，水一旦淹上来，水下工程就不能做了。现在用的这个“无压容器”方案，为展示白鹤梁题刻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条件。以前，只能在枯水季看到白鹤梁，现在常年都可以看到。白鹤梁是世界上第一座水下博物馆，我们实际上是代表人类在做第一次试验，这次试验就表明了我们可以把我们水下的一部分遗产保护得非常好。
《新西部》：后三峡成为一个被经常 提起的概念，后三峡时代的文物保护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王川平：后三峡时代，意味着三峡库区的社会开始转型，三峡文物保护同时也要转型。需要做的工作，一是要做好消落带的文物保护，否则，江水涨涨落落来回地冲刷，文物会露头：其次，巩固三峡文物保护的成果，并制度化。搬迁了的文物，经过一定的时间就需要维护，我们希望形成一种正常的管理程序，不要到时候才又讨论该谁拿钱。
《新西部》：发掘出的大量文物，其利用情况如何呢?
王川平：对已发掘出的文物，要加以修复和保护，同时，也要加以展示，下一步是鼓励建有特色的地方性博物馆，形成一个三峡博物馆群。现在便利的是，各县分散的文物集中起来了，便于展示利用。
这10多年文物保护带来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地方政府的理念变化了，形成了一个新理念，即三峡文物是当地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发展资源，而非负担。事实上，文物保护带动了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云阳张飞庙是一个例子，白鹤梁也是一个例子。涪陵过去没有旅游资源，白鹤梁现在成了拳头产品。
《新西部》：三峡地区范围并不大，县与县在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小，建博物馆群怎样才能做到有差异而不重复?
王川平：关键是要经过一个浓缩和提炼的过程，比如，巫山就需要在巫文化上下足功夫。从文化上讲，巫山是人类童年的一座文化高山：巫又是舞、医、灵的字根，巫师通过舞蹈等肢体动作，沟通天地人：巫师掌握人的灵魂，与哲学有关：医的繁体字，最早下面是个“巫”宇，巫医现象到现在还有，后来下面的“酉”代表熬药的药罐……所以，巫山、巫水、巫文化，这些元素要充分地在博物馆中表达出来，这样就有特色，有看头了。
《新西部》：在三峡文物保护中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
王川平：在当时那个说起保护文物还被指为“死人与活人争钱”的特定时期，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肯定会留下些遗憾，比如关于古镇、古街的保护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大昌古镇保护费用是1 700万元，只搬38处，不是整体搬迁。用1 7D0万建什么古镇?开玩笑嘛!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设计时是按整体进行规划的，除38处搬迁的原物外，其它建筑的风格与之保持一致，尽量做到恢复原貌，复制出原来的环境。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说，今后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三峡文物保护不是说挖几个东西就行，而是要让历史的信息传下去。
1978年，当王川平拿到山东大学考古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他对旁边的一个人说了这样一句看似狂妄的话：“10年后，拿着我的成果到中南海去汇报。”
1982年，王川平走出大学校门，到重庆市博物馆工作。多年之后，他成了馆长。
三峡工程上马前，王川平受命负责领导三峡库区文物的抢救性发掘工作。那段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90多支文物考古与保护工作队、上万名专业人员进入三峡库区，王川平的工作整天堆得像山一样高，但他还是咬牙挺了下来。
张飞庙搬迁时，王川平为选址和当时的云阳地方领导较了几年劲儿，直到他提出修一座长江大桥的建议时，才被云阳方面接受。现在的重庆移民局局长、当时云阳的县委书记常说的一句话是：
“王川平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体现出他的价值。”
当白鹤梁保护方案一换再换时，在最后时刻，王川平赶到武汉，听葛修润谈“无压容器”的原理，谈水下博物馆的操作方式，最后由他拍板，请葛修润负责编制新保护方案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三峡工程、重庆直辖、西部大开发三大机遇，终于让重庆等来了三峡博物馆，而王川平的得意之作，便是对三峡博物馆展出构架的设计。
三峡博物馆是重庆博物馆的另一个名称，王川平别出心裁地给博物馆设计出了四大板块一壮丽三峡、远古巴渝、抗战岁月、城市之路，将三峡文化、巴渝文化、重庆抗战文化以及重庆现代都市文化一一展现在参观者面前，让所有走出博物馆的人，都对重庆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在王川平看来，
“文物只能给有文物知识的人交流，历史也是如此，它们都需要专业支撑。只有将文物还原为历史，在历史中提炼出文化，人类才能更好地交流，博物馆就承载着这样一个使命。所以说，博物馆要走向大众，其展览设计理念首先必须大众化。”
现在，身为三峡重庆库区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组长，王川平最操心的事情，是如何把后三峡时代的文物保护工作进行到底。
《新西部》：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完工并开馆迎客，标志着三峡库区所有地面文物保护工程全部结束。从通过建三峡工程那一刻起。您就一直负责重庆三峡库区的文物发掘与保护的工作，现在，当三峡工程已进入正常发挥作用的今天，再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的工作，您将做怎样的评价?
王川平：现在是可以为三峡文物保护做一个总结的时候了。
三峡文物保护投入将近20个亿，整个三峡文物保护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物保护工程，在中国国力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这种力度的投入表明中国政府是负责的。
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三峡文物保护地下文物发掘超过15万件，其中达到三级文物以上的珍贵文物超过1万件。按照保护规模，重庆库区一共要发掘120多万平方米，实际是超额完成的。
三峡工程上马后在国际上形成一个热点，文物是诸如人权、环保等一系列热点之一：文物保护还是三峡工程中的一个难点，在全国文物同行的共同努力下，把一个热点、难点的事情变成了亮点。比如说，通过文物保护，我们建立了三峡地区的新时期文化序列，当初如果错过三峡文物保护，这个序列就没法建立了，这在学术上是很有意义的。
《新西部》：在长达10多年的文物保护工作中，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王川平：三峡文物保护最大的困难是时间短，尤其是在前期，由于各方面认识不一致，三峡建委的目标是把工程干出来，我们是要把文物包括文化遗产保护住，双方难免会有意见相冲撞的地方。
《三峡文物保护规划》应该在1997年出台，但一直拖到2000年才出来，好在文物工作者没有坐等，像北大等机构的考古专家自己带着钱来库区进行发掘，抢回来一些时间。
最大的困难是，考古进度一直被蓄水时间倒计时，被节节高涨的水位撵着跑。最艰难的时期是2000年左右，因为要赶在2003年135米蓄水之前完成，每年要发掘20多万平方米。这样一个发掘量，是我们重庆考古界一辈子也干不完的。所以，国家文物局调派了全国的考古力量，最多时重庆库区同时集中有来自全国180多家文物单位，加上各地的文管所就有近200家队伍。
重庆刚直辖不久，考古力量有限，只能当好东道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文物考古者提供服务，再一个是锻炼队伍。现在，我们的考古队伍和考古事业走在了全国的前面，文物研究工作与其他三个直辖市没有太大差距，说谦虚一点，大家可以一起做。可以说两个目标都实现了。
《新西部》：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如何把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尽善尽美?
王川平：在体制上进行创新。比如项目实行招标制，借鉴工程的运作方式，由有资质的单位负责—个个考古项目。同时，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考古任务，还引入第三方监理制。这两项均为考古界之首创。
当时文物考古工作者以能来三峡库区为荣，在三峡库区形成了一个让全国文保工作者建功立业的平台。三门峡被称之为文物考古的黄埔一期，三峡则被称之为文物考古的黄埔二期。重庆考古所一个大学毕业不久的小伙子，十几年下来就做了十个工程，这样的机会很难得。这是一个出人才的平台。
在市场转型期的大背景下，采用了招投标的市场机制，但文物工作者的价格依然是计划经济的，我们付给他们的，与其工作价值远远不对等。这里面包含着文物工作者的奉献精神，这样一种模式将不可能再复制出来了。
《新西部》：张飞庙、白鹤梁、大昌古镇这类地面文物保护是当时关注的焦点，现在这都成为三峡旅游的必看点，在这类地面文物保护中。遇到过什么挠头的事儿?
王川平：迁建张飞庙，为选址和云阳当地领导较了3年多的劲儿。最后，还是决定在县城江对岸建，抬高32公里，并尊重专业人士的意见，向西移了50米。县上领导想建在县城，主要考虑这样一来县城就可以有一个公园。这个方案不仅我不同意，国家文物局也不同意。建在江南岸，背靠大山，面对大江，门斜向成都方向，表达了张飞的忠勇性格，这是有讲究的。如果换到北岸，门向东开，张飞不就投奔东吴了嘛，这怎么可以?!
县上认为放在江对岸，交通不便，我提出可以修一座长江大桥。最后，规划了大桥，现在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县城本来就小，有了桥，把对面的镇也带动了起来，县城空间拓展了。
白鹤梁保护方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否定的过程，到最后一个方案时，我们已经急了，水一旦淹上来，水下工程就不能做了。现在用的这个“无压容器”方案，为展示白鹤梁题刻提供了较好的技术条件。以前，只能在枯水季看到白鹤梁，现在常年都可以看到。白鹤梁是世界上第一座水下博物馆，我们实际上是代表人类在做第一次试验，这次试验就表明了我们可以把我们水下的一部分遗产保护得非常好。
《新西部》：后三峡成为一个被经常 提起的概念，后三峡时代的文物保护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王川平：后三峡时代，意味着三峡库区的社会开始转型，三峡文物保护同时也要转型。需要做的工作，一是要做好消落带的文物保护，否则，江水涨涨落落来回地冲刷，文物会露头：其次，巩固三峡文物保护的成果，并制度化。搬迁了的文物，经过一定的时间就需要维护，我们希望形成一种正常的管理程序，不要到时候才又讨论该谁拿钱。
《新西部》：发掘出的大量文物，其利用情况如何呢?
王川平：对已发掘出的文物，要加以修复和保护，同时，也要加以展示，下一步是鼓励建有特色的地方性博物馆，形成一个三峡博物馆群。现在便利的是，各县分散的文物集中起来了，便于展示利用。
这10多年文物保护带来的一个最大变化是，地方政府的理念变化了，形成了一个新理念，即三峡文物是当地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发展资源，而非负担。事实上，文物保护带动了三峡地区的经济发展，云阳张飞庙是一个例子，白鹤梁也是一个例子。涪陵过去没有旅游资源，白鹤梁现在成了拳头产品。
《新西部》：三峡地区范围并不大，县与县在文化上的差异也很小，建博物馆群怎样才能做到有差异而不重复?
王川平：关键是要经过一个浓缩和提炼的过程，比如，巫山就需要在巫文化上下足功夫。从文化上讲，巫山是人类童年的一座文化高山：巫又是舞、医、灵的字根，巫师通过舞蹈等肢体动作，沟通天地人：巫师掌握人的灵魂，与哲学有关：医的繁体字，最早下面是个“巫”宇，巫医现象到现在还有，后来下面的“酉”代表熬药的药罐……所以，巫山、巫水、巫文化，这些元素要充分地在博物馆中表达出来，这样就有特色，有看头了。
《新西部》：在三峡文物保护中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
王川平：在当时那个说起保护文物还被指为“死人与活人争钱”的特定时期，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肯定会留下些遗憾，比如关于古镇、古街的保护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大昌古镇保护费用是1 700万元，只搬38处，不是整体搬迁。用1 7D0万建什么古镇?开玩笑嘛!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设计时是按整体进行规划的，除38处搬迁的原物外，其它建筑的风格与之保持一致，尽量做到恢复原貌，复制出原来的环境。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
所以说，今后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三峡文物保护不是说挖几个东西就行，而是要让历史的信息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