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长勺之战”发生在公元前684年，是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曹刿论战》这篇课文的主要内容不是记叙这次战役的进程，而是记录曹刿关于战争的论述，它生动地说明，政治上取信于民，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掌握战机，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必要条件。关于曹刿，课文集中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军事家的“远谋”。而关于鲁庄公，课文集中体现了鲁庄公作为国君见识的“鄙”。鲁庄公把战争的希望寄托在施行“小惠”和祈求神灵的保佑上，说明他政治上无能；他急于求战，急于攻击，说明他军事上的无知。与《左传》不同的是孔子在《春秋》里，以“十年春，公败齐师于长勺”，记述了“齐鲁长勺之战”的经过，客观地说明了鲁国的胜利是在鲁庄公的指挥下取得的。庄公的功绩不可埋没。我以为，在《左传》里，作者为了突出曹刿却贬低了庄公。左先生可能也不是有意诋毁自己的国君，但他的记述却让后人产生了如此的看法。《曹刿论战》，从题目来看，曹刿则成了主角，庄公却退到了配角的位子上了。在我们的教学中，也经常对庄公进行批判，以庄公的“鄙”来衬托曹刿的“远谋”。强大的齐国，讨伐鲁国，庄公将要迎战。作为一个小国的国君，在强大的外敌入侵时，他没有选择妥协和投降而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是应该赞扬的。而我们老师多年来，在教学中，常常坚持这样的观点：鲁庄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是极其不明智之举，这是他“鄙”的表现之一。我们要问，清朝是个主权国家，当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却选择的是西逃，难道他们的决定就比鲁庄公的高明吗？这样一比，不是很清楚了吗？曹刿要去见庄公时，其乡人认为打仗是当官的决定的事，因而阻止曹刿去参与谋划。我们在教学中，也把此事拿来作为靶子，批评庄公，在决定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连国人都不支持他，可见他的“鄙”。自己的国家将要燃起战火，作为国人，不仅不积极参与其间，自己置身事外，还阻挡别人为国家出力，这样的人根本就不爱国，他们的话能听吗？充其量，他们只是极少的一些人，不能代表鲁国的所有老百姓。我以为，《左传》的作者写的这一情节，以点来带面，有失历史的真实。如果我们仔细、客观、全面地进行分析，一分为二地去看，就会发现庄公的身上还有很多优点，鲁庄公并非昏君，而是一位缺乏军事才能的明君。
　　首先，庄公备战见刿，三问三答，能够实事求是，虚心听取意见。
　　曹刿见到庄公，通过和庄公的交谈，使庄公认识到了取信于民的重要性，做好了战前的准备，曹刿的功劳应充分肯定。我们在教学中围绕这一情节大谈庄公之“鄙”，这实在是对庄公不公平。曹刿是个平头百姓，他能顺利地见到国家领导人，这就足以说明，庄公此人很开明，也很平易近人，可见他并不“鄙”，他比那些稍微有点权就脱离百姓的官聪明得多，所以曹刿才能见到他，才能为国出力。在曹刿和庄公的三问三答中，庄公都能实事求是地回答刿之问题，无丝毫虚夸的做作之言，尤其是在他谈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在当时那个封建专制的社会里，国君能做到这一点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这也足以说明庄公是一个治国有方，公正严明的明君。再说，庄公能虚心地倾听曹刿的意见，能说他“鄙”吗？一个国君能接受平头百姓的意见，这同样也是难能可贵的，这样的领导人不值得赞扬吗？在官渡之战时，袁绍不听部下的建议，不去救乌巢，被曹军烧了粮草，而导致失败，庄公和袁绍比，又是谁聪明呢？在战斗中，庄公也听取了曹刿的意见，不坚持自己要击鼓进军和下令追击的命令，取得了战斗的胜利。这能说他“鄙”吗？他如果像袁绍一样，如果像近代和现代我们某些大权在握的人一样，鲁国这样的小国，能战胜强大的齐国吗？
　　其次，庄公作战用刿，亲自参战，说明他礼贤下士。
　　在国难当头之际，庄公唯才是用，不拘一格，启用曹刿，给予一个平民百姓充分的信任，这又是何等的魄力，何等的有胆有识，这足以证明庄公作为帝王不但不“鄙”，而是有着不凡的政治智慧。并且他身系国家的存亡和百姓的安危，亲自参加战斗，在战斗中，从谏如流。“公将鼓之”，刿曰：“未可”。“公将驰之”，“未可”。庄公的主张被一再否定，知人难，信人更难，庄公作为一国之君，能如此听从于曹刿，这又是何等的胸怀。如果不具备明晰的判断，超常的度量，从谏如流的勇气，知人善任的眼光，他能办得到吗？这也足以说明了鲁庄公的谦虚、隐忍和礼贤下士。
　　第三，庄公战后问刿，不因胜而自喜，表现出他为求真知而不耻下问的优秀品质。
　　“既克，公问其故。对曰：‘……’”从课文这段不难看出，在大战胜利之后，庄公并未沉浸于战后的胜利之中沾沾自喜或者居功自傲，而是虚心向刿请教战胜之因，足以看出他为求真知而不耻下问的优秀品质。这在为王者独尊的封建社会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我们要正确地看待历史人物，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完全否定，应一分为二地分析，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在齐鲁长勺之战中，曹刿的功绩应充分肯定，但也不能为了刻意突出曹刿而贬低庄公，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以为，庄公不“鄙”，更不是昏君，客观地说应是一位缺乏军事才能的明君。